创作《星星草》的时候，小说结构方面的问题，我想得不多，因为不大懂，注意力集中在尊重史实、再现史实上。所以历史上的东捻和西捻分军后再没有重逢，作品的下卷中也就平均使用力量，写一章东捻，写一章西捻，出现了花开两头、各表一枝的现象。由于不分主次，造成笔墨不集中、结构松散的弱点。
三
结构《少年天子》，我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作品的完整性，不旁出枝蔓，不喧宾夺主。
其他人物，如庄太后、乌云珠、济度、岳乐等人，我也注意了多角度多侧面地刻画他们的个性，力图使他们各具特色，使作品多姿多彩，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余地。
《少年天子》中写了几层人物。不恰当地比喻，仿佛是一个复杂的恒星系统，数层行星按自己不同的轨道围绕着恒星运动。这个恒星，自然是顺治帝福临。围绕着他，最近的一层，是宫廷中的人，即他的母亲庄太后与妻妾子女皇后、董鄂妃、康妃、三阿哥等；第二层是皇亲贵族，以岳乐、济度为代表；第三层是朝廷的满汉大臣，如傅以渐、陈名夏、汤若望、索尼、鳌拜等；第四层，中下级官吏，有李振邺、龚鼎孳、苏尔登、熊赐履、徐元文等人；第五层，是一批汉族士人，吕之悦、陆健、张汉等；第六层，民间百姓，柳同春兄弟、乔家母女姐妹等；还有一层，是蛰伏的故明复辟势力，朱三太子、白衣道人、乔柏年等。在这个大“恒星系统”中，同层次人物之间有他们的横向联系；各层之间又有纵向联系，辐射式地内指向中心——顺治皇帝。
这样写来，我觉得人物的思想逻辑和心理过程比较合理，比较能求得矛盾性格的有机统一，使福临的形象比较丰满、完整。
全书的主要线索，是以福临为代表的君权与满洲贵族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也即变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和斗争。福临的命运和性格发展，就贯穿在这主要线索上。主线之外，又写了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朝廷内满、汉朝臣之间的矛盾，汉人中入仕官员与在野士人间的矛盾，清朝与南明争天下的斗争，明朝残余势力与百姓间的矛盾，满、汉两民族间的矛盾，统治者与平民奴隶间的矛盾，等等。但是，不论各种矛盾如何变化多端，结构作品时，始终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其他矛盾都依附于主要矛盾，随主要矛盾的起伏变化而起伏变化，随主要矛盾的尖锐、激化、缓和、放松而各自变化矛盾的形态和程度。
入关前，满族社会正经历着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入关后，他们竟要统治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经济发达、文化灿烂、人口百倍于满族的汉族，这对满族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即顺治帝自卑的由来。不过，自卑一向是被征服者的高傲和帝王威严压制着的，在福临心里只能是潜意识，他决不会承认，甚至不曾想过。郑成功围困金陵的消息传到时，正值后宫借“对食”事件陷害董鄂妃，使福临处于心理不平衡之际，加上长期存在的潜意识被突然触发，平日就喜怒无常的福临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自卑心理大暴露，竟吓得跑到母亲那儿大喊大叫，要逃出关外。庄太后的斥骂，大大损伤了福临那极为敏感的自尊心，激起他的暴怒，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顾一切地要御驾亲征。他是要用亲征的英雄形象挽回面子，洗刷“胆小鬼”的耻辱。此后，他刀劈宝座、威吓乳母，不听任何人劝阻的种种过分的、刚愎自用的表现，都是对母亲斥骂的自尊的反应。福临是聪明人，心里当然明白逃跑和亲征都不对，但直到声望地位都足够高的汤若望出面劝阻，他才肯借机下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妃一句不能逃回辽东的劝谏，又揭了福临的短处，他勃然大怒，竟暴戾地要封刀斩康妃，以致引发了简亲王的政变。政变虽然被粉碎，福临却感到雄心壮志的幻灭，感到身心的极度软弱，于是想遁入空门寻求解脱。他要求玉林赐法名，“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正是他此时的心理反应。最后，在重病的乌云珠面前，他的一番剖白，终于倾吐了心底的自卑和脆弱……
我觉得，这样结构整个作品，比较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人际关系的客观规律，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皇帝而使这种结构特别有利。
我认为，构成福临性格特征的，有两对重要矛盾：自尊与自卑；刚愎自用与脆弱。创作中，怎样表现这矛盾的复合，使之在主人公身上达到自然和谐的统一呢？这里以金陵事变一节为例，说说我的考虑。
比如顺治十四年秋到十五年春这一单元，由于孙可望归降，使福临实现统一的雄心更加迫切。他不顾亲贵的反对，加快除旧布新，进一步改变政策，缓和满汉矛盾，于是便有在西苑召见汉臣诗酒唱和的姿态，有郊外射猎惩罚满洲亲贵的故事，又发出一道道停圈地、宽逃人法、任用汉官的谕旨。这一切首先震动了满洲亲贵，先有朝会时满大臣对汉官的纠参，后有六王爷在济度府的聚会，都针对着顺治帝的除旧布新。主线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其他线索的一系列起伏变化：宫廷里，后妃们怨恨福临变祖制宠侧妃，结党示威，导致了停中宫进笺、皇后面临被废的危险；矛盾愈演愈烈，皇四子被阴谋杀害；而谨贵人之死把矛盾推上高潮。在朝廷，却因主线矛盾的加剧而使汉官所受的压力减轻。反映到徐元文和熊赐履两位在野文士身上，则激发了人心思定、入仕进取的希望。至于蛰伏京畿的明朝残余势力，则不得不认识到由于清朝一系列顺乎人心的举措，使他们复辟的希望更加渺茫，只得铤而走险，以求保存和发展。这样一来，备受摧残的最底层的乔梦姑，则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基于这些认识，我使用了自己能够使用的一切艺术手段，去完成顺治帝的形象。写帝王威仪也写人性；写政治斗争也写情感；写外表音容笑貌也写内心世界；写庄太后、董鄂妃、康妃、安亲王、简亲王、汤若望以及满汉大臣、士人平民等各阶层人物眼里的顺治帝，又写顺治帝和各类人物交往相处时的不同表现，多角度地反映福临性格的各个侧面。
从全篇而言，福临的事业，是循着追求——成功——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消沉——幻灭的道路发展的；福临的爱情，几乎与他的事业同步，由追求而成功，随后又连续遭到失子、诬陷、疾病等重大打击而最终幻灭，由此，连带着各条线索的起伏，各阶层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都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
福临的悲剧，是社会悲剧——他正处在满洲入关初年的大动乱、处在满汉两大民族的尖锐矛盾之中，阶级偏见、民族偏见无情地压制着他对真善美的追求；福临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他的极度敏感的自尊心掩盖下的自卑，他的喜怒无常、极强的个性深处的脆弱，使他经不住打击和失败，终于崩溃。但他最大的悲剧还在于，他不分精华和糟粕地接受明朝制度和汉族文化，殊不知封建制度发展到明朝，已经腐败黑暗，走向没落，朱三太子便是这个制度造就的一系列草包兼恶棍皇帝中的最后一个。福临不就是把自己的后代子孙也在向这条路上送吗？这恐怕是福临自己意想不到，却又是历史规定了的一切封建帝王都无法逃脱的历史悲剧。
《少年天子》没有像《星星草》那样正面写两军对垒、金戈铁马的大规模征战，也没有直接去表现朝廷内外、整个国家机构的具体变革过程，只是选择了福临这个人物，选择了以宫廷生活为主的社会生活的这一部分，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力图通过社会历史的这一侧面，去反映那个时代，再现历史的面貌和特征，力图揭示某些规律性的、反映历史本质的东西。因为有了这样的结构，便于多层次多线索地交错编织，构成一幅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使作者的意图得以实现，使作品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小说的总体感觉因而也就较为完整、严密了。
福临，既是一个锐意求治、具有雄心大志、暴戾自尊、喜怒无常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是一个聪明好学、温文尔雅、热烈多情的少年男子。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他自幼的微妙境遇，形成了他充满矛盾的十分复杂的性格。他短短的二十四岁的人生，大喜大怒，大悲大欢，跌宕起落，曲折变化，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受着种种压抑和限制，经历了许多痛苦。他对事业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努力奋斗，最终都幻灭了。当我不得不用笔送他走向死亡时，心里很为他难过。福临若不是皇帝，可以成为一个英勇的骑士或出色的猎手；如果生在今日，他的素质和他的努力，可以使他做一个生气勃勃、思想解放的企业家，甚至成为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他不幸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承受着一次次严酷打击，经历了一次次精神痛苦，用极端的方式——削发出家，对守旧势力表示了最后的抗议之后，离开了世界。
四
他的另一方面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是要接受元、明两朝亡国的教训，用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以求长治久安、江山永固。所以他要推行汉化，要加速封建化进程，要加强君主集权。但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却受到满洲贵族势力的顽固抵抗而最终失败。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便以罪己诏的形式宣布了君权的妥协。
历史小说是艺术，要具有审美价值。我认为美的至境是自然、和谐，所谓没有技巧是最高的技巧。也许我一生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我愿向这个目标努力。
福临五岁即位，十三岁亲政，面临着与南明争夺天下的严重斗争。满洲虽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但农奴制社会形态带来的落后传统，加剧了满汉矛盾，造成社会动乱，阻碍着统一事业。顺治帝有两个方面的追求。首先，是要打垮南明，征服汉民族，夺取全国的统治权。这也是满洲统治集团的一致目标。但军事斗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竞争，顺治帝以明睿的目光和极大的决心，克服内部阻力，转变政策，抛弃某些落后的传统，缓和了民族矛盾，逐渐获得政治上的优势，终于战胜南明，实现了统一，为此后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初学写作，免不了有许多生硬的处理手法，给人以不自然、不和谐的感觉，表现出一种用力过度的毛病。造成的后果，便是或多或少的虚假。所以，求真是首先要努力实现的要素。为了完成形象，必须对史料进行典型化处理，必须用虚构补充人物和情节，但这些都必须给读者以真实感，力求不瘟不火、恰到好处。为此，我进行了两方面的探求，其中之一，是以生活化的描写，增强作品情节的真实感。
从这点认识出发，在《少年天子》的创作过程中，主观上，便把人作为创作中心，具体地说，就是这位少年天子顺治皇帝福临。全书的所有人物、情节、各条线索，都围绕着他、都是为了写他的；而通过他的命运、他的奋斗和成败，又力图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第三章第一节的庄太后圣寿节，写的是宫内的庆贺宴。创作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情节，表现福临对爱情的追寻、对汉文化的倾慕；写出庄太后的雍容大度和太后、皇帝间的母子深情；并借乌云珠的恳请，提出满、汉矛盾中一个重要症结——江南十世家冤狱问题。
我的老师戴逸同志曾对我说：“如果你能把这次农民起义的失败写清楚，你的作品就成功了。”我终于未能从根本上写清楚这次失败。虽然我很喜爱《星星草》，却又感到很不满意，感到遗憾，原因就在于此。
写皇家喜庆，容易流于威严华贵。皇家的人物关系，也常常为强调他们之间的政治利害关系而故意显示其残酷、虚伪、冷漠和呆板。当然，事实上确有这一面，但只是在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撕开那层面纱，多数的日常生活中，也还要寻求温暖、亲情和天伦之乐。更何况庄太后与福临在政治上是相通的，十多年来又相依为命地共同闯过多次危机，自有一般母子达不到的感情。所以，写这一节时，力求生活化：从福临进慈宁宫、母子对话、互相打趣写起，具体而微地写了家宴拜寿的场面和过程，其中重点突出福临、庄太后、乌云珠三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究其原因，主观上，是由于我把农民英雄理想化，试图把所有起义领袖的美好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颂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而不忍去写他们的错误和缺陷。客观上，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文艺创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义创作观念和方法，对我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突不破束缚和框框，表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福临向往乌云珠，想借寿宴之机进一步接近她。这番心思，庄太后完全明白。但她既不说破，更不责备，只要儿子不逾矩——她心中的“矩”和世俗或皇家的“矩”并不完全相同——她一概宽容。福临却不那么容易克制自己，心理一直处于昂奋状态，以致表情行动都有不少失度的地方。对此，乌云珠是心领神会的，但她的真情不能有丝毫流露，于是行动格外谨慎小心。当乌云珠献三清茶和九九果盒时，心直口快的大贵妃可以脱口说出不满的话；庄太后却只用一句贬褒意义不明的笑语，掩饰了赞美多于责备的心理；福临则无所顾忌地用火辣辣的目光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也是开宴后他与乌云珠进行试探性长谈的先兆。长谈中，福临步步进逼，乌云珠半推半就，引得福临终于问到他不该问的弟妇的闺名。庄太后一直暗暗注视着福临和乌云珠的动向，发觉他们亲热得有可能逾矩，便打发太监把福临支开，中止了他们的长谈。
文学的本意乃是人学。这个观念在我创作之初，并不十分明确。所以《星星草》的初稿存在大量的事件和情节淹没人物和人物的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通过一次次修改，才把“写人是第一位”的观念逐步建立起来。但创作实践却未能立即跟上认识，《星星草》里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主要人物的捻军领袖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人，没有站起来，更谈不上活起来。倒是清朝方面的将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比较有深度，能给读者留下印象。于是，《星星草》的人物，在总体上就形成了喧宾夺主的情况。
这一节基本是实写，写环境，写庆寿，写宴会，写生活情趣，写微妙的心理状态，写细微的感触，人物的语言、行动、感情都力求符合各自的性格、身份和处境，不刻意追求戏剧性效果，也不带传奇色彩。这样写来，生活味道较浓，显得比较自然真实，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节的创作目的。
二
求真的另一方面的努力，便是向人物的心灵境界深入，增强作品人物的真实感。
这也许就属于虽非历史的真实，却是为艺术的真实所需要的一笔吧？
还以庄太后对待福临和乌云珠相恋的态度为例。庄太后平日雍容大度、仁爱宽和、明睿豁达，非常符合她尊贵的身份。当福临和乌云珠终于冲破束缚私自结合时，她身为皇太后，要维护满洲内部的团结；身为母亲，不愿儿子承受失德的罪名，所以坚决赶去制止；儿子的反抗，损伤了她的自尊，以致从来慈爱的“皇额娘”竟然发怒，果断地切断福临和乌云珠的联系，造成母子间谁也不让步的对峙局面；福临由害相思转为纵欲式的自我摧残，她仍采取静观的态度，以她过人的意志，极力维持她那皇太后的体面；直到儿子病倒，爱子之情才战胜了太后的尊严，主动走出母子和解的第一步；在儿子病榻边，她的母爱被充分激发，而福临的梦呓，更唤醒了久埋心底的与小叔多尔衮的那段情爱，正是这心灵深处感情的涌动，使她同情儿子、理解儿子，终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全了福临与乌云珠的这段姻缘。
又如，济度发动政变，史书没有记载。福临要杀康妃的事，也是发生在清代的其他皇帝身上而被写进宫词里的。然而，到顺治十六年，由于福临的一系列体制政策的变革，皇帝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关系十分紧张，几乎到了破裂的边沿。贵族中威望最高、地位最尊、同父亲济尔哈朗的保守一脉相承的简亲王济度，是无法忍受皇帝的“胡闹”的。他领过兵，打过仗，本人又武艺高强，性情刚烈、正直，对爱新觉罗氏祖先忠心耿耿，正逢康妃险些被杀，这如同危险信号向他示警。为了保国保民和自保，他完全有可能发动一次废除福临的政变。至于福临要杀康妃，则是由他那暴戾的、喜怒无常的性格所决定，因而也是合理的。事实上，由于这样的虚构基本上合情合理，把福临的悲剧推上了高潮，使他最后的心灰意懒、出家做和尚有了更充分的依据，读者也没有觉得突兀、牵强，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这样描写和刻画的庄太后，就不只是一般的端庄尊贵、慈爱明智。这个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具有较为丰富的心理活动、较为复杂的个性的皇太后，不是更为真实可信吗？
史料记载，董鄂妃是顺治帝的宠妃，这可以从顺治帝的《御制孝献皇后行状》及顺治朝大学士金之俊所撰《董皇后传》里得到证实。但关于她的来历，史书中却讳莫如深，不见踪迹。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根据《汤若望回忆录》考证推断，认为董鄂妃原是顺治帝的弟弟、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的妻子。看了他提到的一些原始史料，同史书记载相印证，我认为这个推论是正确的。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造成满、汉两大民族文化——即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相冲突、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和；清入关初年，存在着大量奴隶社会遗迹和满洲由关外带来的落后风俗。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乌云珠这样一朵满汉交融的奇葩，产生这样一段奇特的爱情故事，我认为是可能的，不违背历史。所以，以此为前提，以虚构补充史料，完成乌云珠的形象，铺写了福临和乌云珠一段相知相爱的刻骨铭心的感情生活。
求真的同时，还要努力求美。要有意识地按照艺术规律去刻画形象、渲染氛围，强调意境之美。
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历程，是描写福临形象的重要的一笔。这段爱情的产生有没有可能性？董鄂妃这样一个“贤妃”的产生有没有可能性？
“儿女情”这部分，对福临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福临是拥有十数名后妃和许多宫女的至高无上的天子，乌云珠的什么特质能吸引他呢？政治上的知音、文化素养的相近很重要，但那是促成福临固执追求的原因；由于乌云珠是弟妻而使他们的相亲近成为“禁果”，这特别能激起热烈多情的少年福临的好奇，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使福临一见钟情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乌云珠之美：美的容貌、美的身材、美的声音、美的气质。这些美需要正面描写，但只是正面描写又很不够。它必须有某种特色，才能使表面风流嗜欲、实则心灵孤寂的年轻皇帝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一首据说是白居易的短词给了我很大启示。
《少年天子》却是以写人为中心的。为了完成主要人物顺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仅仅再现史实就不够了。除了对大量繁复的史料整理加工、为人物的典型化进行必要的取舍之外，还必须进行大胆的虚构。当然，虚构要合理，不能瞎编乱造。但这个合理，就不仅仅是不脱离史料的言之有据了，它应该是作者对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补充。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星星草》中也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曾国藩、李鸿章游沧浪亭、微服私访凤凰街一节。这是根据史料记载的曾国藩、李鸿章当时的动向，他们的互相来往书信，以及曾国藩平捻的总的战略思想虚构出来的。虽是虚构，但也要达到言之有据的程度，心里才踏实。可见作者的立足点主要是在再现史实，解释史实。所以《星星草》有历史感强的特点，却缺少性格突出、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我认为，乌云珠在福临眼里，就应该这样神秘、朦胧，只有这种难以捉摸的、时隐时现的美，才对福临有巨大的吸引力，才能激起他心灵的震动。所以在处理乌云珠进宫之前有关两人关系的章节，我都尽力按照这首短词的意境去设置和渲染。
从创作《星星草》到创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历史而后跳出历史。不过，写《星星草》时，考虑得较多的是再现历史原貌，甚至是再现史实。捻军最后四年的战斗历程，大大小小的战役，忽东忽西的进军路线，捻、清双方调兵遣将等等，都比较严格地遵照史实去写。我觉得，非这样写不足以真实地反映那次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然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之间缺少必然的紧密联系。介绍《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传奇色彩”。我想，这既是作品的一个优点，增强了它的可读性，又是一个弱点，表明作品有写事掩盖写人的倾向。
不过，求美是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创作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如古典小说、戏剧、音乐、绘画、诗词等等，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自己也不一定理得清头绪，这里就不多说了。
严格说起来，当代人所写的历史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依靠虚构和想象来完成的。谁也无法证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场景以及大量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活动等等，确实存在于历史中；只要虚构得合情合理，就不会损伤作品的历史感。“情”、“理”的标准在于：作品中情节的产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这就要求作者深入历史，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弄清所要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各种因素，弄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和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各种人物类型等等。用当代的观念来说，就是要比较准确地认识你所表现的时代及人物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只要这些创作前提和创作根据了然在胸，那么，不论是七实三虚，三实七虚，或是一实九虚，甚至全都虚构，我想，作品都能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创作上有了一点长进。但《少年天子》存在的缺憾仍然不少。例如，前半部人物头绪多，显得驳杂、纷乱；朱三太子那条线索的传奇色彩与整体不够协调；缺乏从满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展示主要人物的心理和形象，因而不够丰富；对汉族文人的心理刻画比较单一、少变化等等。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把南明与清朝争夺天下的战争基本上放到幕后写是否妥当；把朱三太子处理成这样一个恶棍是否过分；乌云珠的形象是否过于单一纯净等等。这些都值得我认真思考，为今后的创作提供借鉴。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这就要求历史小说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实，又不能拘泥于史实。处理好这对矛盾，我以为正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难点。
对于今后的创作，我也有一些想法。能不能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写完全虚构的人和事？能不能用现代的深层心理分析，去表现历史人物的心态、丰富人物的形象？能不能用现代文学的多种体裁和手法，如象征式、幽默式、寓言式、荒诞式等等，去写历史小说？……这些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要靠今后的创作实践去回答了。
一
《少年天子》即将成书与读者见面了。我要借此机会，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扶植，对文学界、史学界的老师和同志们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对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热心读者朋友们的鼓励和批评，表示真挚的谢意。
对《星星草》创作的总结和思索，展宽了眼界，深化了认识。可以说，《少年天子》的创作之所以比较顺畅，是因为有《星星草》的基础。
凌力
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是历史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作者选择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动、能够引发创作冲动的题材。在这一点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十年动乱中，我被捻军英雄们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励，写下了《星星草》；处于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变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写了《少年天子》。《星星草》的主人公们，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庄太后等人，像是我自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或许因此而造成两部作品的艺术效果不同？
1986年8月30日
1981年初，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下卷发稿。当年完成了一个写给儿童的中篇小说《火炬在燃烧》之后，便转向了我早已向往的题材——康熙皇帝。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蹲档案馆、图书馆，收集、阅读、抄录史料。这期间，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创作得失，又听了许多直接的、间接的、赞扬的、批评的意见，为创作《少年天子》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