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很难想像不久前才刚下完一场大雪，尚武馆墙壁上的玻璃窗，洒进了午后和煦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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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板实在太过冰冷，于是我站起身，踩着阶梯走下，打开大门走出礼堂。我看着遮挡视野的巨型遮蔽物，以及在那之间微微透出的白色外墙角落。我正在等待，虽然知道不可能会有人来，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但我仍旧在等待。
后来在某天，我为了参加一场婚宴久违的外出。二○一三年一月的首尔街头就和几天前的梦境一样冷清。婚宴会场里的水晶灯华丽无比，前去参加的宾客打扮亮丽、神情自若，甚至有些陌生。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一名专写评论的前辈笑着向我抗议，说为什么没有把小说集寄给他。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结婚典礼结束后，因为有太多要去吃午餐的人问我同样问题，而我全都无话可说，所以最后选择先行离开。
我还记得二十岁那年冬天，自己第一次去望月洞。我走在墓园山坡上的坟墓之间，寻找着那个人。直到那时我都还不晓得他姓什么，只记得从大人口中偷听来的名字，因为和小叔叔的名字相似，所以一听便能记住——满十五岁的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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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错过了从墓地开往市中心的末班车，所以沿着逐渐变暗的道路背风行走。走了好一阵子之后，我突然发觉自己的右手还一直放在左胸前，宛如心脏边缘已经碎裂，我得那样按住，才能够顺利带着它行走。
我收到某人寄来的小收音机，听说有倒带时间的功能，只要在数码面板上输入年份和日期即可。我接过来后输入了一九八○五月十八号，如果要写那起事件就得亲临现场见识一番才行，那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就在下一瞬间，我独自一人站在不见半个人影的光化门十字路口上。也对，因为能移动的只有时间，而我那时在首尔。五月本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街道上却像十一月天一样凄凉，围绕着一股可怕的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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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名军人特别残忍。
几天后，我又梦到有人来找我，告知我一项消息。自一九八○年至今，有数十名五一八事件嫌疑人被关在地下密室长达三十三年，预计在明天下午三点就会处以死刑。梦中的时间是晚间八点，到明天下午三点只剩短短十九个小时，我到底该如何阻止这场悲剧发生。告诉我这项消息的人突然消失了，我拿着手机站在街道中央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该打去哪个单位说这件事？我得跟谁说才能够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消息怎么会偏偏传到无能为力的我耳中。我得赶紧拦计程车才行，但是该请司机开去哪里呢？去哪里、如何……正当我焦急到口干舌燥时，睁开了眼睛。原来是梦。我张开紧握的拳头，在黑暗中不停反复嘀咕：“那是梦，那是梦。”
初次接触资料时，使我最不解的部分就是军人不打算进行逮捕，而且一再杀戮。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罪恶感、毫不迟疑地凌虐施暴。此外还有那些下令尽可能残忍行事的指挥官。
我摆脱掉一群军人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呼吸急促，心脏仿佛就要从口中跳出般。他们之中有个人用力推了我的背。我向前跌倒了，转身回头仰望的瞬间，军人用刺刀朝我的心脏刺来，正确来说是刺在胸口正中央。凌晨两点钟，我惊醒过来，奋力坐起身，手摸着胸口，下巴不停颤抖，将近有五分钟时间无法好好喘息。我没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直到用手揉脸时，才发现掌心湿了一片。
一九七九年秋天，据说在镇压釜马抗争时，青瓦台秘书室长车智澈是这样对朴正熙总统说的：柬埔寨死了两百多万人，我们没理由做不到。一九八○年五月，在光州扩大示威规模时，军队用火焰喷射器朝街道上毫无防备的市民喷射，当时配给士兵的铅弹还是国际上基于人道禁用的。极受朴正熙信任的全斗焕，人称朴正熙的干儿子，他密谋着万一没能顺利攻下道厅，就要派出战斗机来轰炸整座城市。我看见五月二十一日集体发射子弹的前一刻，他搭乘军用直升机到那座城市、脚踩那片土地的影片。年轻将军一脸悠哉，施施然背对着直升机向前走，与前来接机的军官用力握手。
因为那些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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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的原则是把能够蒐集到的资料统统阅读一遍，从十二月初开始就不再阅读其他刊物，也不写作，尽可能连会面都不安排，只专注阅读这些资料。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一月快结束时，我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
“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我阅读着遭到严刑拷打的生还者访谈内容，“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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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一月凌晨，我记得我在观赏龙山区一座了望楼失火的影片时，不自觉地嘀咕着：那是在光州。换句话说，光州是遭到孤立的，是受蛮力践踏的，是被毁损、却不该被毁损的代名词。灾难尚未结束，光州不断重生又再度被杀害，靠着伤口恶化、爆炸，在血迹斑斑中重建。
或许在那个年代，剃着那种发型、身穿制服的少年都长那样也说不定，都有着那种善良的单眼皮，以及因为抽高而消瘦的脸颊和细长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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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室里设有好几台小型等离子电视，每一台都重复播放着不同的影片，由于不记得确切是在哪个影片中看到的，所以得全部从头观看。于是，我在有人拉着手推车朝广场行进的影片段落中，看见了长相相似的国中生，手推车上载的是在车站发现的两具青年遗体。少年杵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仿佛快要崩溃哭泣般惊恐地看着卧倒在地的遗体，当时明明已经是春天的尾声了，他却仿佛觉得寒冷似的紧紧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由于那个画面只短暂一闪而过，所以我得站在原地继续等待影片重新从头轮播。我反复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影片中的那名少年一样也是有着随时都可能错认成其他人的平凡长相。我没把握那就是他。
还有那名少女的脸。
我走出教务室穿过运动场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走到校门口时雪越下越大。我拨开掉在睫毛上的雪，坐上计程车。我请司机开去全南大学，因为我好像曾在五一八研究所一楼展示室里看见和照片中那个孩子相似的脸庞。
十二岁那年，我翻着摄影集最后一页，看见那名身亡的少女从脸颊到颈部被刺刀划开，一只眼睛微张着。
下午我去了一趟D国中，少年最终没能毕业，所以毕业纪念册里肯定不会有他的照片，我透过父亲的老友——一名从该校退休的美术老师，帮我打电话到学校，才得以阅览学生在学时的成绩纪录簿。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长相，就是在那本簿子里，里面贴着他的照片。单眼皮的他看上去十分温和乖巧，下巴和脸颊的线条也都还留有稚嫩的痕迹，那平凡无奇的长相，感觉随时都会和其他人搞混，是那种只要视线一移开，就会顿时忘记有什么特征的长相。
当公车总站和火车站前躺着那些惨不忍睹的遗体时；当军人殴打、刺杀路人，将半裸的民众载上卡车时；当他们搜索民宅把年轻人强行掳走时；城市外围被封锁，电话都无法拨通时；当子弹射向示威抗议群众的肉身时；短短二十分钟内路上就尸横遍野时；全都赶尽杀绝的传闻甚嚣尘上时；在预备军训练所偷取旧款枪枝的平凡男子，三五成群聚集在国小、桥上站哨时；当市民开始在道厅自治，代替如潮水般退去的公权力时。
去找老家的隔天，也就是昨天，我很早就起身出门，前往全南大学五一八研究所与尚武地区的五一八纪念财团，从七○年代起就有中央情报部常驻并进行拷问的五○五保安部队，则是大门深锁。
那时我住在水逾洞，搭公车上下学，回到家就会把放在家门口下的D社晚报捡起，沿着细长的院子边走边看新闻标题。光州无政府状态第五天。照片中是熏黑的建筑物，以及载满头绑白布条男子的卡车。家家户户围绕在沉痛混乱的气氛当中。不行，今天也拨不通，母亲不断拨打着位在大仁市场内的外婆家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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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希英姑姑毫发无伤一样，我也安然无恙，所有亲戚没有人伤亡或者被强行掳走。只不过那年秋天，我不断想着肚子贴在冰冷地板上趴着写作业的那个房间，那名国中生是否也住在那个房间？我熬过的炎炎夏日，他真的没能熬过吗？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我站在那间灯光明亮的店家前，像是在等人似的徘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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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单层小屋、联立住宅、钢琴补习班、刻印章店以后，我终于抵达了路的尽头。原本的采石场上头盖了一栋煞风景的三层楼高水泥屋。老家已经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组合式货柜屋，那是一家贩售厨房和浴室装潢用品的店，诸如洗脸台、水龙头、流理台、马桶等。
我穿过施工中的道厅前地下道，走在充满霓虹灯和音乐声的夜晚道路上，抵达两天前拜访过的大型升学补习班。一楼设有服务台，台前陈列了五颜六色的传单，包括补习班宣传和课程时间表、受欢迎的讲座等。
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文具店，实际去看发现还在，经过文具店再走一段路后就得转进右边的那条路，我凭着储存在身体里的空间记忆，选择走上第二条岔路，那道长长的护田围墙已不复见，与那道围墙对望的韩屋村也已消失无踪。根据记忆，那条路与大马路交会处有座宽约一间房子的采石场，采石场与围墙之间夹着的那栋韩屋就是我老家。然而一片荒凉的采石场想必不可能至今还留在市中心里，所以只好找出倒数第二栋房子。
“我很难空出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昨天他在电话中说道，“麻烦五点半到我的讲课教室好了。还请您见谅，要是有学生提早吃完晚餐进来读书，可能会连三十分钟都聊不到。”
两天前，我在弟弟住的公寓里解开了行李，我们约好等他下班就一起去吃晚餐，并在天黑前去了一趟中兴洞的老家。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搬离了那里，所以对那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并不了解。我先搭计程车到以前念到三年级的H国小，下车后我背对学校正门，穿越人行道，跟着记忆往左边走去。
我在中兴洞老家处徘徊了好一阵子，最终决定推开那间贩售装潢用品的店家大门，一名身穿浅紫色夹克的五十多岁女子，盖上报纸抬头看着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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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啥呢？”
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打算在这里待到太阳下山，待到少年的脸孔明显可见为止，待到听见他的嗓音为止，待到隐约能够看见他走在我看不见的木地板上为止。
自从小时候搬离这个城市以后，只剩下亲戚还继续用这里的方言，所以从我抵达这里开始，就对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和亲戚说着相同口音感到有些别扭，同时也有点感伤。
但是我现在才来，没有办法。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栋韩屋……请问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家店的呢？”
应该要在这里的地板都被破坏前来的，应该要在施工中的道厅复上遮蔽物前，在亲眼目睹那一切的银杏树几乎都被斩草除根前，在已经活了一百五十年的槐树干枯前来的。
我感觉到那名女子对于我的首尔口音同样觉得有隔阂。她换成了首尔腔再度向我问道：
我认为自己太晚才开始。
“您是来找住在那栋韩屋里的人吗？”
我走上了那条长年无人管理导致满布灰尘的阶梯，然后坐在可以将礼堂尽收眼底的观众席上。我张开嘴巴吐气，白色烟雾瞬间散去，石灰地板的寒气穿过牛仔裤传到我的肌肤。白色纱布包裹的遗体与国旗覆盖的棺柩，声嘶力竭和呆坐在一旁的女子及孩童，飘然出现而后消失在暗红色的泥地上。
我想不到其他答案，只好点头承认。
我转身回头往玄关方向而去时，看见了通往二楼的阶梯。
“那栋房子去年就拆了。”她继续向我娓娓道来：“原本有一个老奶奶独居在那里，后来过世了。因为房子实在太老旧，租不出去，所以她儿子干脆把房子拆掉重新搭了这个临时屋子，我们才会在这里做生意。不过我最近嗓子不太好，可能两年租约期满就会搬走。”
我站到木地板掀开后露出的暗红色泥地上，抬头一看，发现礼堂的四面都是早已没了玻璃的大窗框，对面的墙壁还挂有裱框的国旗，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也还没拆除，我踩着半冻结的泥土，朝右边墙壁走去。我念着一张护贝过的A4纸上的手写文句：“运动时请脱鞋”。
我问她是否见过那个儿子，她答道：
尚武馆的地板是凹陷的。
“签约的时候当然见过，听说是大型补习班的讲师呢，不过我猜应该收入也没多好，所以才会盖这种临时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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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店家，沿着大马路走了好久，最后拦了一辆计程车。我前往她告诉我的这间补习班，透过传单上印的讲师照片找到了少年的哥哥。要分辨出谁是他哥哥其实并不难，因为姓姜的讲师只有两位，其中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照片中那名负责自然科的中年讲师，戴着一副感觉度数很深的眼镜，刘海之间隐约看得见几根白发，身穿白衬衫搭配靛蓝色领带，凝视着正前方。
我偷偷翻开那本书，是在某个大人一如往常聚集在厨房看整点新闻的晚上，我还记得翻阅到最后一张，是一名被刺刀深深划开脸部、面容狰狞的女孩，她的模样悄悄地唤醒了我内心深处自己从未察觉的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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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将那本摄影集带回家里是在两年后的夏天，他说是南下到那个城市吊祭慰问丧家时，在公车总站弄到的。有别于我年幼时的想像，额头没有中弹、也没有结婚生子的希英姑姑来了一趟首尔，大人轮流看完那本摄影集后，不约而同维持了一段沉默。父亲把那本书放在卧房的书柜最内层，甚至将书背朝里面放，好让我们几个孩子无法找出来翻阅。
不好意思，原本想要提早下课的，没想到耽误了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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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坐，需要喝点什么吗？
那一瞬间，我心想：要是希英姑姑和那个数学老师结婚的话……在不可能成真的年幼幻想之中，二十六岁的姑姑大腹便便地站在大门口前，一枚子弹刚好卡在姑姑的白皙额头上。姑姑喜欢用声乐方式哼唱歌手杨姬银的歌曲，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个睁开眼睛的孩子，像鱼一样正张着嘴巴蠕动。
我知道您的家人是教过东浩的老师，但是不知道原来您有我们的消息。
“那个孕妇被枪杀了，没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却幸运活了下来，然后有几分钟……”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何必见面。不过后来又想到，要是我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会怎么做。
从大田来的婶婶没有以“天啊……”来接话，只默默眨着像牛一样的眼睛等待母亲继续说，就在母亲难以启齿之际，光州的婶婶接过话来说道：“我也有听说那件事呢，原来就是那个人喔？”
当然，当然。要是她老人家还在，应该会马上一口答应，然后不停抓着您讲东浩的事，但是我做不到。
“前年和小姑希英相亲的那个男人啊，就是那个G高中的数学老师，知道吧？我看他人很不错，可惜最后没能和我们结缘。听说他现在的老婆好像出事了，本来都要临盆了，结果在家门口等她老公的时候……”
您问我同意吗？当然同意，只不过您得好好写，要据实写下，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
“天啊……”一直以感叹回应的母亲，突然低头不语，过一阵子之后，她才开始低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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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嫂那栋房的屋主啊，把舍廊房租了出去，住进来的孩子和他们儿子年纪差不多，听说光是在D国中就有三名学生死掉、两名失踪，结果失踪的那两个孩子居然刚好就是住他们家的……”
我在弟弟帮我铺了床埝的玄关旁小房间里辗转难眠，每次只要一睡着，就会回到那间补习班前，在夜晚的街道上与高中生擦肩而过，那是东浩没能经历过的年纪。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我把右手放在左胸口，像是压着心脏一样独自走着。一张张面孔在黑暗的街道中发着光，是那些被杀害的死者面孔，还有把刺刀插在我胸口的那个杀人魔面无表情的空洞面孔。
“我的天啊……竟然有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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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是直接被剖开肚子取出肚子里的宝宝呢。”
每次玩脚趾头打仗游戏都是我赢。
“天啊……”
“听说他们砍了她的乳房。”
因为他很怕痒。
两个婶婶和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做菜一边交头接耳。
“应该是电话被监听了，要小心啊。最近我跟哥讲电话时，都会听见电话筒里传出类似空气的声音，听说那就是被监听中的杂音。我朋友永峻现在也在逃亡，前年给拖去保安部队的时候，十根手指头的指甲不是统统被人拔光了吗，这次要是再被抓到，恐怕就小命难保了。”
只要我的拇趾碰到他的脚，他就会痒得浑身不停扭动。
“我们家凌晨被突袭了，一开始还以为是强盗。他们同时撞开厨房门和玄关门闯进来，好像有十足把握宋大哥一定是躲在这里，但是早在前一天下午我就见过他了。我先去出版社拜托他们把全集版税四十万韩圜预支给我，然后再到明洞和他短暂碰面，把钱拿给他……他们把你大嫂和我分开审问，后来叫我得和他们一起走。我心想要是被带走岂不是大事不妙了吗，所以我骗他们说，从去年就和他渐渐疏远了。”
当时在国防产业高就的叔叔，和父亲两人在卧房里谈话到深夜。
分不清是因为被我夹到觉得痛，还是因为搔到痒处而面容扭曲，
那年中秋，亲戚齐聚一堂时，大人刻意压低音量交谈，好让我们三个小孩以及其他更小的堂兄弟姊妹听不见，仿佛孩子会在一旁监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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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到耳朵和额头都涨得通红。
我顿时睡意全消，赶紧起身贴在母亲身边，静静地看着男子打开衣橱，查看书桌下方，拿着手电筒往阁楼走上去。为什么大半夜的会有房地产叔叔要进来看房子？还上去阁楼看呢？不久后，从阁楼下来的男子对母亲说道：“麻烦这边请。”男子把母亲带往厨房，我踩着迟疑的步伐不知道该不该跟着母亲。你们在这里待着，母亲脸色凝重地用唇语说道。我转身回头，看见了和我一样穿着睡衣满脸错愕的哥哥和弟弟，都站在那里不敢乱动。卧房里传来父亲和某人对话的浑厚嗓音，虽然从厨房挂着的蕾丝门帘也传出母亲的说话声，但是因为音量实在太低，一句话都没能清楚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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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三、四点左右，母亲叫醒熟睡中的我。“起来，我要打开灯啰。”我还来不及清醒，母亲就按下了电灯开关。我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坐起来，两名高大健壮的男子走进了我的房间。母亲穿着一身睡衣对错愕不已的我说道：“房地产叔叔来了，要来看房子。”
就如同有特别残忍的军人一样，也有没那么好勇斗狠的军人。
他们来到水逾洞房子是在某个初夏的凌晨。
一名空军部队小队员，把流着血的人背到医院门口仓皇离开。有士兵在接获集体发射子弹的命令时，为了不要射中市民而故意将枪身偏向。军人列队站在道厅的遗体前合唱国歌时，也有选择全程紧闭双唇不唱的士兵。这些都是外国记者透过镜头捕捉下来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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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在道厅里的那些市民军，也有着相似的善念。大部分人只领到枪枝，没几个人真正发射过子弹，被问到明知会是一场败仗为何还要留下的问题时，幸存的证人都给了我类似的回答：不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那么做。
那年冬天我一直想着中兴洞的房子。虽然只要摇晃树干就会有黄色杏桃像乒乓球一样磙落的三角洞房子也不错，但是可能因为居住的期间不长，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外公为独生女亲手搭建的中兴洞老家，我从出生住到九岁。从院子走到厨房得经过我那小小的房间，每到夏天，我就会把肚子贴在地板上趴着写作业，冬天的午后则会把格子纸门稍微拉开，望着那洁净阳光照耀下的小院子。
把他们当成牺牲者是我的误会，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成为牺牲者，所以才会选择留守在那里。每次只要想到那十天期间，在那个城市里发生了那么多憾事，脑中就会浮现那些濒临过死亡的受虐人士。他们努力不懈地再度睁开双眼，吐着满口鲜血与牙齿碎块，撑开难以张动的眼皮与施虐者四目相望。他们想起自己的脸孔与嗓音，以及宛如上辈子才有的尊严。那一刻被打破时，虐杀来了，拷问来了，强制镇压来了。推挤着，蹂躏着，铲除着。但是现在，只要睁着眼睛，只要凝视着，最终我们……
一九八○年一月，首尔是个冷到不可思议的寒冷城市，在还没搬进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以前，我们先在联立住宅 [1] 暂住了三个月，那里的隔间墙壁是用类似合板的材质，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几乎没有差别。我待在房里开口说话还会冒出白烟，尽管穿着大衣包裹着棉被，也会冷到牙齿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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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搬去的三角洞其实是个满乡下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后方有一棵高大的杏树，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时间后，就举家迁移到首尔来了。我父亲代替英年早逝的爷爷，靠着自己的国中教师薪俸把所有弟弟妹妹拉拔长大，就连小姑姑都供她念到大学毕业，后来父亲才决意要从事写作。
现在，我希望可以换你带领我走了。请你带我往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明亮地方，往花开的地方走。
在那间韩屋的院子里有一区花圃，种着一丛矮小的山茶花。随着气温上升，几近墨黑的深红色玫瑰就开始沿着花圃围篱攀爬，等它快要凋谢时，则换白蜀葵沿着舍廊房外墙盛开绽放，长到成人的高度。打开淡绿色铁制大门走出去，会看见一道电池工厂的长围墙。我们卖掉那栋韩屋搬去市郊的那天早上，我还记得父亲与叔叔正熟练地用毯子包覆梧桐木衣橱的各个边角，再用绳子层层捆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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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修长、穿着薄袄的少年，走在坟墓间积着雪的小路上，我随少年前行。有别于市中心，这里的雪还没开始融化。冰冷的雪沾湿了少年的天蓝色体育裤管，也浸湿了少年的脚踝。他意识到那股冰凉，无意间转头看见了我，眯起眼对我微笑着。
后来父亲和小姑姑说了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的表情，两人对于要避开最可怕的段落继续聊下去感到有些困难，所以只能尴尬地保持沉默。不论如何转移话题，最终又会绕回到一开始的诡谲气氛。我对他们闲聊的这段对话感到有股莫名的紧张，仔细聆听着。其实从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父亲教过的那名学生，他们家当初买了我们在中兴洞的房子。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逐渐压低音量说话呢？为什么每次在提到那名学生的名字前，都会有一段令人不解的停顿与犹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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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他的班导，但是每次只要我出作文作业，他都写得很好，所以对他特别有印象。我们要卖掉中兴洞的房子搬去三角洞时，是在住屋仲介那边签约的。我说我是D国中的老师，结果来买房子的那个人很高兴，说他小儿子刚好也读我那间学校一年级，还告诉我是国一几班的谁谁谁，后来我去那个班级点名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我知道的那个孩子。”
不，在墓园里我没看见任何人。我只是留了一张便条纸在餐桌上给弟弟，在凌晨走出公寓罢了。只因在这城市里蒐集到的资料太过沉重，所以才会背上背包，搭上往这里的公车。我没来得及买鲜花，也没准备酒水和鲜果，只是从弟弟家的流理台发现一盒用来帮茶壶保温的圆形蜡烛，于是拿了打火机和三块蜡烛过来罢了。
初秋的某个星期天，小姑姑坐在餐桌旁向父亲问道。
那个哥哥告诉我，他的母亲开始变得有些奇怪，是从东浩的遗体移葬到现在的国立新墓园以后。
“他是哥哥的学生？”
当时接获通知说要在某天请所有受难者家属前去处理移葬事宜，结果那天打开棺柩时发现，他那悲惨身亡的模样还是和当初一样，遗骸用塑胶袋层层包裹，沾有血迹的国旗则覆盖在上头……幸好东浩一开始就是由家属接手整理，所以遗骸算很完整。我们剪了一码白色纱布，不假他人之手，亲自擦拭他每一根骨头。我怕要是由母亲擦拭东浩的头颅，她会难忍悲痛、伤心欲绝，于是我赶紧抢先一步拿起头颅，不放过任何一颗牙齿，仔细用心擦拭。不过母亲终究还是没能跨越心里那道阴影，当时我应该要想尽办法让她留在家中才对。
自始至终，这都不是一段有人把我叫去坐在某张椅子上，听他娓娓道出来龙去脉的故事。北上来首尔的那年，我住在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常常蹲坐在家里各个角落，手上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时会和哥哥或弟弟下一整个下午的五子棋，不然就是处理母亲只会交代我做的事，也是我最讨厌做的事——剥大蒜、挑掉鳀鱼头，然后在做这些杂活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到了一些故事。
听闻这些故事是在我十岁那年。
我在积雪的一座座坟墓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墓。很久以前在望月洞的那座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姓名和生卒年。现在这座新墓的墓碑上，则贴有学生成绩纪录簿里的那张放大版的黑白大头照。
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
他的左右两旁都是高中生的坟墓。我看着他们的照片，应该是用国中毕业照贴上去的，他们都身穿黑色冬季制服，样貌十分青涩。昨晚他的哥哥还继续说道，弟弟的运气很好，幸好是一枪毙命，问我不这么觉得吗？他用一双炽烈的眼神寻求着我的认同。他说有一名高中生在道厅和弟弟一起被枪杀，死时就躺在弟弟的身旁，后来也葬在弟弟的坟墓旁边。那名高中生就是没有当场身亡，奄奄一息的时候再度被枪决。移葬时，哥哥看见那孩子的额头中央有子弹贯穿的痕迹，头颅后方则是空的。那名高中生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当场捂住嘴巴泣不成声。
（作者自述）
我打开包包，把带来的蜡烛依序摆放在少年的墓前。我单膝跪坐在地，将蜡烛点燃。我没有祷告，也没有闭上眼睛哀悼。蜡烛烧得缓慢，无声无息地被橘黄色火苗吸出了一个凹洞，我突然感受到一边的脚踝变得好冰，原来我的脚一直靠在他墓前的雪地上，雪水慢慢渗进我沾湿的袜子，触碰到我的肌肤。我默默地注视着火苗的边缘，就像是半透明的翅膀正在拍打着一样。
雪花覆盖的烛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