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
“真的？”他大吃一惊。
“那好吧，那么——”
“就这样吧，”我说。
“什么时候？”
算账的时候，他的眼神似乎暗淡了些许。过了一会儿，他算出一个总数，比之前的稍低。“但的确如此，”他说，“我要冒风险的，如果——”
“马上，”他说着，劲头已经不足了。“马上。”
“我要将母羊留下，还有小羊羔。”
这些牲口被带走的这天我一直待在父亲的卧室里。我把照片、绣品和水彩蘑菇画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土豆筐里。我将他床上的东西揭掉，洗了床单和枕套，卸下窗帘，擦了窗户，还用吸尘器打扫了蓝色的地毯。当我将吸尘器的管嘴伸进床底下的时候，床底下的那首诗差点被吸进了管嘴。
“什么？”
一个古怪的人，他跟我说过我是个古怪的人。当时，听他这么说还觉得挺亲切。
“我改主意了，”我说。
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下来，又读了一遍那首诗。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读诗，我真是无地自容。我把诗对折起来，随手塞进后面的裤兜。一个星期后，我从刚刚洗过的牛仔裤口袋里将它拿出来时，它已经成了纸浆。晚上，天已经变黑，我这才往牛棚里看了一眼，那里已空空如也，一头牛也不见了，虽然其他的一切还是原样——干草、牛屎、灰尘以及温暖的感觉。幼崽棚更是空荡荡的。我刚一进去，一只脏兮兮的猫翘着尾巴，嗖的一声窜了出来。
两天后，他咋咋忽忽回到农场，面无表情地报了个价。“但那样的话，你就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接着又大声嚷嚷开：“我这是在冒险，我必须确信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牲口都转手过去，我的牲口棚没那么大——”
第二天，我给森林委员会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丝毫没有把那块地卖给他们去建游客之家的意思，如果不再收到他们与此相关的信函，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有意向，我会主动联系的。直到我动身去丹麦的那天，我都没有收到任何信函，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行，就这样。”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用来装旅行用品的箱包，最后在库房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只又大又旧的皮箱。我用肥皂把箱子抹了抹，使它更柔软些。在过去漫长的三十七年里，我日日夜夜挤奶，没有度过一天假。天晓得父母亲什么时候用过这只箱子，他们从未度过假。
“那不关你的事。”
我还去拉博银行(5)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出国需要一张银行卡。银行卡要等两个星期才能取到，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不过，我用这段时间整修了一下厨房，将它重新粉刷了一遍，把旧窗帘扔了，换上了软百叶窗，把桌子也处理掉了。我甚至想开车去蒙尼肯丹的家具店看厨房用品了。第二天，罗纳尔来了，看到驴棚后面有一堆东西在冒烟，就问我：“你点篝火了？”特尼也在，他加了一句：“怎么没有叫上我们？”
“包在我身上，”返回卡车的途中，他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喊道，“那你的牛奶配额呢？”
我们在外面有顶的平台上坐下来，当天早些时候下过雨，但不冷。花园里弥漫着雾气，假日之家的边上生长的竹子碰击到木板沙沙作响。我们晚餐吃的是甜菜根烧肉丸，肉丸是在十八超市买的，餐间，我们喝了一瓶红酒，红酒在丹麦是很贵的。
“要快，最好是一下子搞定。”
“我们明天做什么？”我问。
“我会有办法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先起床，然后喝点咖啡。”
“那你打算怎么运呢？”
我问了他有关他的鼻子、他的父母、弗里斯兰省和他的狗的一些事，还问他怎么会来给父母亲干活的。“你的问题可真多，驴人，”他说。“你问这些干什么？”他唯一愿意谈的就是他的狗，那只狗就在新年前死掉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三个朋友打完牌后回到家，在一张椅子上刚坐下，那只狗就把头倚在他的大腿上。突然间，狗的头完全压在他的腿上，他用手一摸，觉得狗没有生气了。“它就那么死了，”他说。“就像一个玩具，就像一个小玩偶，一按脚下的按钮，便散架了。”
“没有问题！”他喊了一声。
“这么说，你在弗里斯兰是有朋友的？”我问。
死了就是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新的牲口商来得正是时候，他开的是老牲口商的卡车，说是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它接手过来了。他是个年轻人，行动鲁莽，两个月前还好好的卡车现在已有好几个凹痕了。他还是个说话不着边的人，一见面就叫我赫尔默，好像我们是老熟人。我问他能否随叫随到，把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二十只羊还有一群羊羔一起运走。
他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天色渐黑，我们听到了一只林鸮悲哀的叫声。
他指着花园中间那棵湿漉漉的樱桃树：“我们至少还得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这里群山绵延，没有沟渠，几乎也看不到牛。显然，牛多在日德兰半岛，亚尔诺·科佩就在那里。偶尔看到几头牛，通常也是棕色的。“菜牛，”他叫了一声。我们朝另一个方向看去，一片片小麦地、大麦地和黑麦地，还有油菜地，山顶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油菜地的四周种了一圈西芹。几天前，我在一个花园里看到一株盛开的杜鹃花和一株盛开的紫丁香，旁边还有一些红郁金香。这里的花似乎都在同一时间绽放。
“我没问题，”我说。“我喜欢樱桃。”我进屋，倒了两杯咖啡。走出屋子时，发现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去，又见到了灿烂的阳光。这里是北方，天黑得很晚。我将咖啡摆到花园里的桌子上，边上放了一长条黑巧克力。
一路行驶，我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路标上的地名几乎都知道。我们在哥本哈根外的一家路边饭店停下来想买点吃的东西，这才发现在丹麦不能用欧元付账，收款机边上的小伙子还是收下了欧元，但我觉得，他是很不情愿的。开过哥本哈根之后（“这个地方太大了，太喧闹了，我们继续往前开。”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将银行卡插进自动提款机，输入密码，然后从狭槽里取出丹麦克朗。他没有银行卡，要不然就是没有带在身边，因此一切花费都由我包了。我们没有明确目的地，所以决定一直往前开。结果，我们来到了一个连名字都无法认读的村庄。
“你怎么不再养狗了？”
“丹麦还大着呢，”他说。“开车上路。”
“不能老是养狗。”
我告诉他，我们到丹麦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踏上丹麦的土地了。
“不能？”
“你在干什么，驴人？”他问。
“每当一个生命结束，情感就会受到伤害。”
“这我信。”
有时候我忘了，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时他就认识我了；有时候我还忘了，他来帮父亲干活的时候也是个孩子，也就同亨克差不多大吧。
“一次，我的一个牌友的妻子去世了，他到我家来，喝着琴酒说了些‘不想失去她’和‘无法留住她’之类的话，我感到非常不安：一个人会不会死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我的狗感觉到了他的悲伤，把头靠在他的大腿上。这是它第一次这么做，可这家伙竟然没理它。我简直无法忍受。狗本身也活不了多久了，可它还是努力地抬头对一个处于悲伤之中的人示好，可这家伙竟然没有反应。”他掰下一块巧克力，放到舌尖上，喝了一大口咖啡，闭上了嘴，但我能够想象到巧克力在融化。“朋友，”接着，他苦笑着说。“这还不够吗？几个牌友，一幢收拾得干净利落的房子和一个花园，还有牲口棚，棚里有狗和琴酒；此外，银行里还有一点存款。”
这些事，我根本不记得了。他说是那么回事，那就是那么回事吧。
他那颗有缺口的牙再也看不见了。补起来了？
“十三年中，我没有一次接到过你和你弟弟的生日邀请，”他说。“你觉得那样的事我能忘记吗？你们俩头顶生日帽气喘吁吁到处奔跑，而我却照常干活。有时候你们甚至跑到我跟前，骄傲地喊道：‘今天我们过生日！’”
“你是怎么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的？”我问。
如果路上不停车，一天之内到达丹麦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到那里还不到五百英里。但是我们没有一直开下去，刚过汉堡，我们就在一家路边旅店停下来过夜。“双人间吗？”前台一位态度冷漠的女服务员问道。“当然，”他说。“那样便宜，不是吗？”我们两个人都仰面躺在那张大床上，我双手紧扣搁在肚子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第二天醒来就是我的生日，我原本不打算告诉他的，没想到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记得我的生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记得的。
“我并不知道。”
过了纽威斯倩，就到了与德国的交界处，我们又一次停下车，因为他饿了。“我们现在要吃点东西了，驴人，”他说。我感觉还好。
“这么说那是巧合，你正好那天过来？”
两个星期前，我过了五十六岁的生日，当时在德国。他想开车通过艾瑟尔湖的堤坝，而我却想开车直接穿过新的圩田。要是开我的那辆欧宝士官生车，在去丹麦的半路上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就开着他的车通过堤坝。刚开到纪念碑——也就刚开了一个小时——他把车停了下来。我们望着车外的瓦登海，各自点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之后，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他的家乡——过了吕伐登就是那个小村庄。他带我参观了他制作鹰板的棚屋，这些鹰板他卖给来自弗里斯兰省各地的顾客，根本无需做广告。“你说我怎么会喝得起荷兰琴酒(2)呢？”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酒。“就凭我这点养老金？”他还带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一棵长满节瘤的梨树下面，梨树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将两块金属焊接在一起，做了个十字架，竖立在梨树下，被挖起来的泥土依然堆积在那里。起居室里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至少是过去帮工小屋里的书的两倍。他又给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没有倒，因为他要开车。我一饮而尽：我不想待在弗里斯兰省，我还想继续往北走。
“是的。”
我给丽特和亨克寄了张卡片，他们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们的报纸。尽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张丽特寄来的也许并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压根就没有回复。即使从此以后我永远没有她的信息，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张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写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个好人。我现在还骑着他的自行车，我把它带回家了，因为车锁我锁不上，不带回家怕被偷了。我会怀念他。再见！亨克。他选的卡片上有一组动物：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我忍不住发笑。“真可爱，”阿达说。“它们是不莱梅镇的音乐家，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尤其喜欢那头驴。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从货架上精心挑选的。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
令我吃惊的是，讣告在报纸上刊登后的几天里，路边的绿色邮箱陆续寄来了不少卡片，有好几十张。一张是牲口商寄来的，葬礼两天后，他从新西兰回来了。连农夫克拉斯·范·巴伦也寄来了一张，他跟我同岁，由于没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带走了。亚尔诺·科佩的父母寄来了卡片，老奶罐车司机的遗孀也寄来了卡片，当然，还有不少卡片来自许许多多的远房亲戚，众多的远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姓范·沃德伦。
“当然有。我想，我要过来，于是就过来了。我想看看西弗里斯兰省鲜花盛开的果园，可那天有雾，也没看到什么。我还想问问你，那天我到帮工小屋时你怎么正好从屋子里出来了。”
“我们还是孩子，”特尼纠正他。
也是巧合吧，我想。
“你们也是农民吗？”亚普问特尼和罗纳尔。
“如果那天你没有朝我走来，我可能根本不会进屋去。”他又掰了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远处的林鸮开始叫了，并且第一次有林鸮在很近的地方作出了回应。“要是那样的话，你会去哪里呢？”
“是的，”他说，依旧那么笑着，“我听说了。”他的笑容不再让我感动。
“是呀，”我说，“那我会去哪里呢？”
“我觉得她话有点多，”我说。
我们俩都盯着花园看。我想起了丽特和亨克，是小亨克，还想起了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牲口商（他以前也很熟的）和阿达。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想跟他说些什么。突然间，我对他离开后直至又回来这段时间不再感兴趣了，甚至也不再关心他到达的时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明天就要一起“起床然后喝点咖啡”，之后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觉得新来的司机怎么样？”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后，加尔裘问。阿达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面包屋里买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为父亲的葬礼准备的。男士们喝的是荷兰琴酒，特尼和罗纳尔喝的是带泡泡的饮料。
“我从来就没学会如何自己做事，”我说。
即便我有点怀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葬礼是否已经渐渐成为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的习惯，这可是不正常的行为，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处同样是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时间不长，没人上去致辞。天气晴朗，气温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数。我向坟墓里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铲子，葬礼中我喜欢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还没落到棺材上就被风吹走了，等于半途而废。只有罗纳尔也这么做。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说：“喝你的咖啡吧，驴人。该是玩牌的时候了。”说着起身进屋了。
“小伙子，你说的对，”亚普回答。“完全正确。”
他说得对，我们该玩牌了。我卷了一支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点上，起身，仰起头在花园里走着。我把烟袋和打火机塞进后面的裤兜，我喜欢抽烟，它很适合我。他从没问过我抽烟的事，也许以为我已有多年的烟龄。他打开桌子上方的灯，其实开灯没有必要，但他习惯于牌桌上方的灯是亮的。林鸮就在耳边发出凄惨的叫声，我很想伸出手去摸它一下。也许那不过就是一只长耳或短耳鸮，我对鸮一无所知，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所以我想那是一只林鸮。听到它的叫声比在热浪中看到湿漉漉的瘸腿的或未修剪过的羊还令人难受，这叫声使我心底发慌，犹如饿得发慌的感觉。
“共同面对，这很重要，”他对亚普说。
“你来不来牌了？”他站在敞开的门边，声音听起来不像不耐烦的样子。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希望葬礼悄悄进行似乎有点太自我了，葬礼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所以，参加葬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亚普来了，阿达和孩子们来了（维姆没来，他厌恶死亡，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也来了。“你怎么……”我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阿达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电话听筒的样子，然后举到耳边和嘴边，抱歉地耸耸肩，头歪向一边。
我没吭声，抬手去摸牌。
听他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来。对了，他想来点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会拒绝来块杏仁蛋糕的。
他叫我驴人，而此刻我是第一次远离我的两头驴。特尼和罗纳尔答应帮我照看它们。是的，不能给他们吃太多的甜菜、胡萝卜和陈面包，如果长时间下雨就让它们待在驴棚不要出去，还要经常去看看饮水槽。（“可是一桶水好重呀，”罗纳尔说。）他们还会照看拉肯韦尔德鸡，他们的妈妈可以用那些鸡蛋做蛋糕和烙饼。特尼要每天去放羊场走一遍，他已经足够强壮，能够把一只摔倒的母羊扶起来，甚至能够将掉进沟渠里的羊羔抱上岸，如果抱不动，他可以去请他父亲帮忙。阿达也答应“照看一切”并“时常去打扫一下房子”。她问我要离开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说。就在我出发前，她以维姆的名义来问我打算如何处理我的牛奶配额。
我没有立刻给他倒咖啡，而是走过去，站到前窗边。那只冠鸦正在它经常栖息的树枝上盯着我看，还低了低头，像是在耸肩膀。我不知道鸟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将折翅的弯处称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动物，猫科类的动物。进入秋天以来，它就一直栖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有些天又会再次注意到它，感觉就像初次见到它的那一次，当时，我在四张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独自一人吃饭。它收了收双翅，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撞到地上，这才又张开翅膀，我后退了一步。它看起来好像要直接穿过窗玻璃似的。一个急转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后朝艾瑟尔湖的堤坝飞去。我看着它远飞而去，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
“这是他的机会，”她说，随即又说：“这是我们的机会。”
“我是不是闻到了咖啡味？”他问，接着穿过门厅来到厨房，他并没有在第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而是绕着桌子走过去，背对着边窗坐了下来。那是亨克的椅子。他不停地敲着桌面，好像很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给他倒杯咖啡。看到双筒望远镜、那袋打开的杏仁蛋糕以及阿达和我用过的杯子，他有点吃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餐桌边。我依旧站在起居室的门口，视线从他敲打的手指转向父亲的前额，接着又从父亲的前额转移到我自己的手上。
我跟她说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问她维姆为什么不自己来问我。
似乎我自己并不知道：有个美丽的母亲、已故的弟弟、刚刚去世的父亲。还有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两头没有名字的驴、二十只羊、三十一只羊羔和一些拉肯韦尔德鸡。
她看着我，好像又要帮他找个借口，然后说：“他不敢。”
这一次，他没有吻我的嘴唇，尽管有人真的死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为什么还留着那些羊。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卷烟，接着又朝壁炉的方向点点头。“已故的弟弟，”说着，他把烟掐灭，用手指的背面轻轻地触摸父亲的额头，然后起身和我握手，就是那只指背刚刚碰过尸体的手。“你父亲去世了，赫尔默，”他说。
“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说。
“是的。”
驴人，这个称呼我喜欢。
“就不久前？”
有人叫我名字，也就是叫我赫尔默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会在赫尔默前面加上“亨克和”三个字，不管他离开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这是几个月前我弄的。”
也许丽特没有错。在一月那个寒冷的下午，她在墓地对我说，可以重新开始。她说这话让我很生气，但是，如果当时我能睁大眼睛，也许我可以从那只被车轮碾死的鸭子身上悟到这一点。一眨眼，就重新开始了。死人也一样。
“这里变了许多。”
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松垂的电线上那一排排的燕子了。电线杆都还在，当时的电线不见了。方圆几英里，身着橘黄色工作服的人们有的在拽拉粗粗的电缆，有的在路边挖线坑。要是再晚一年来到这里，我将永远也无法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根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架设着一根根电线。
“是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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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一个人吗？”他问。
(1) 十八超市（SPAR），全球最大的自愿连锁组织和最大的食品分销企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总部设在荷兰，目前在三十多个国家经营上万家超市，二〇〇四年，进入中国。
一进起居室，他就在棺材旁边的餐椅上坐下，我一直站在门边。也许是因为看到沙发扶手上有个烟灰缸，他卷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父亲，接着他的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到了壁炉台上的照片。“她是一个独特美丽的女人，”说着，他朝母亲的照片点点头。“我想，很多人看不到她的美丽。”起居室里飘起一层水平的烟雾。一直以来我都是坐在敞开的棺材边抽烟，但我却从来都做不到这样。
(2) 琴酒（Jenever），被誉为荷兰国酒，由大麦、燕麦与小麦发酵蒸馏并加上杜松子果实调味而成的一种烈酒，酒精浓度至少35％以上。
父亲的尸体在房子里摆了四天四晚，我一次都没碰他。
(3) 普特加登（Puttgarden），德国一港口名。
我们每天游泳，水很冷，但很清澈。为了方便下水游泳，我们每三天就得搬扔石块清理路径。路径连接海岸公路，绕过石楠山庄，穿越岩石海滩，尽头就是我们游泳的海域，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游泳。海岸公路口有扇大门，进入海滩前另有一扇大门。羊得待在石楠山庄吃草和白桦苗。岩石海滩非常安静，丹麦人还没出来度假。如果天气晴朗，在我们的右边可以看到远方瑞典的海岸。“我们什么时候也到那里去一趟，”他说，我点点头。从这里到赫尔辛格并不远，从那里可以坐船去赫尔辛堡。冠鸦在悬崖上空滑翔，它们伸展着翅膀，在气流上空原地盘旋。周末，看不到冠鸦，因为人们坐着降落伞从悬崖上飞下，有时候在空中飘游数英里之后又飘回来，再降落在石楠山庄的顶上，沙丘的高度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我们裸泳，经常就我们俩，没有旁人，即便有人出现，我们也不予理睬，“我们已经一把年纪了，不用在意这个问题，”他说，我点点头。我们像游泳池中的两个孩子，拿对方在冷水中泡得皱巴巴的阴囊开玩笑，他总是忍不住要教我几招：“手指并拢”或是“两只脚一起动”。游泳之后，我们会在假日花园里打一场羽毛球——我的动作有点生疏，而他还不如我——打完羽毛球我们浑身热乎乎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是他在十八超市(1)的一个货架上发现的，钱是我付的。
(4) 勒兹比（Rodby），丹麦一港口名。
这里有个沙丘，它有个英文名字。很久以前，一个富有的英国人来到这个海岸，他请人在沙丘的顶部建了一座大房子，设计了一个花园，里面有池塘和小径，四周是低矮的石头墙。沙丘上开满了石楠花，因此他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为石楠山庄。一次在海里游泳时他溺水身亡，那座房子也早就不见踪影了，只剩下花园里一个积满淤泥的池塘和一些灌木丛，有羊在园里吃草，黑黑的脑袋，长长的垂耳。这种羊我从没见过，它们比我的羊要温顺得多，已经习惯了人们来这里散步或游泳。沙丘沿海岸的一边实际上是个陡峭的悬崖，竖立在狭窄而又多岩石的海滩上。这里不是北海，这里没有靠种植滨草和松树围结起来的光秃秃的沙丘，这里的草几乎一路长到海水边，茂盛的山毛榉树和橡树离海水的高水位线仅有十来码。我尝了尝海水，咸咸的，比艾瑟尔湖的水咸。丹麦的整张地图，我几乎了然于心，尤其是西兰岛，但罗厄莱厄我却很陌生，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即使听到当地人说出这个村庄的名字还是不明白。丹麦语很奇怪，不讲规则，我一点都听不懂，而他却说他能听懂，我想知道他怎么做得到。“我是弗里斯兰人，”他说。石楠山庄烧烤店坐落于海岸公路上的停车场隔壁，店主人跟他讲了那个英国人的故事。故事听着像是真的，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常去那吃香肠，丹麦人喜欢他们的香肠。
(5) 拉博银行（Rabobank），荷兰农业合作银行，也是荷兰第二大银行，由数家农村信用社合并而成，主要从事农业、农业机械和食品工业等行业的金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