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跑步的速度是我的两倍，他跑得太快了，把那些羊赶得四处乱窜。我叫他慢慢来，提醒他正在追赶的可是有身孕的动物。挤过奶之后我再次进行检查，发现有两只小羊羔已经在羊圈四处走动了。中间的一根栅栏将羊圈分成两半，一边是羊羔栏，一边是产羔栏。我抱起两只小羊羔，一只母羊开始跺脚，那是它们的妈妈，我把那只母羊和小羊羔一起放在产羔栏。亨克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脸红红的，肩膀上冒着热气。
“夏天既漫长又孤独，而且天还亮。”羽绒被滑下去一点，露出他的胸部，这光滑年轻的胸部里却长着一颗胆怯的心。他吐出一团烟，不是对着窗户，而是直接对着我的脸。“如果有个双胞胎兄弟，那就不成问题了。两个人总是在一起。”
“走吧，”我说。
“什么？”
我们穿过田野来到博士曼风车那里。田里没有羊，但有别的动物，两只灰雁就在沟渠边上，我还看到两只田凫、一群斑鸠、一对白鹡鸰和一只孤零零的黑尾鹬。我想红脚鹬一定还没有回来，恰在这时，眼前飞过了两只红脚鹬。太阳快要落山了。风车的风叶转得很慢，我把风车的尾部往前折了折，好让它转得快一些，然后在工装裤腿上擦擦手。让水流过来吧！
“夏天。”
“夏天，我们常到这里消磨时光，”我说。
“你到底怕的是什么？”
“你和亨克？”
“完全一样的身体。”
“是的。”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窗户开大了一点点。
“就像现在，”他说。“可现在还不是夏天。”
“有的。”两只手腕露了出来，他伸手摸到了床头柜上的那包香烟，“有个双胞胎兄弟，”他说，“肯定有点怪怪的，有个人跟你长得几乎完全一样。”他点上一支香烟。
“是啊，”我说。“现在不是夏天。”灰雁飞走了，一只比一只飞得更高，它们都是这么飞的。“亨克刚去世的那几天，你母亲也常常来这里，跟我母亲一起来。”
“这里有属于你的东西吗？”
他对此不感兴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永远待在这里，不想回到老是生气的母亲身边，不想回到布拉班特，我不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有姐姐又有什么好处呢？”
“闲逛。”
“你是年轻人，应该学会从容地处理事情。”
闲逛，站站，走走，坐坐，盯着沟渠里黄色的睡莲看看，看着云彩慢慢地——总是慢慢地——飘过，看着沟里的水涨起来。当我们闭上眼睛聆听百灵鸟的歌声时，润滑过的风车轮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风从风车的支架间吹过，时间凝固了。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来回跳动，天永远不会暗下来，而是橙色的。夏天，在这里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就像美洲——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但我们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身上散发的味儿比温暖的水、比绵羊的粪便、比干燥的蓟草更加浓烈，裸露的膝盖和肚皮就是一种甜丝丝、有时又有点白垩的味儿。我们坐在刺痒的草上，触摸对方就是触摸自己，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心跳却以为就是自己的心跳。那是再亲密不过的了，如同那只绵羊和我，就在它让我溺水之前，我们融为一体。
“我害怕。”
“赫尔默？”
“你已经好了。”
“什么事？”
“我生病了。”
“有个双胞胎兄弟是什么感觉？”
“也许吧。”
“那是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亨克。”
“我必须奔跑吗？”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
“不，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能说。我必须抓住风车的一根支架才不至于跌倒在地。我经常是被人遗忘的：我是哥哥，父亲和母亲更重要；丽特的身份又仿佛亨克的遗孀——不管这段时间有多短——而现在，丽特的儿子站在我跟前问我是否觉得自己像半个人。亨克抓住我的肩膀，我把他的手甩了下去。
“你不能自己做吗？”
“你为什么哭？”他问。
“对。”
“为了一起，”我说。
“你是说生小羊。”
他看着我。
“它们快要产羔了。”
我随便他看。
“为什么？”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吃东西，亨克打开一瓶酒，桌上有面包、奶酪、黄油、酸奶和一袋撕开的薯片。“她这么说，倒好像是你把那只乌鸦放到我身上似的，”亨克说，他母亲给我的那封信就摆在他面前。“你看这里：‘我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和‘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点什么’。我跟你说过她想嫁给你，要真是那样，你就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不，没时间了。我们得去把羊赶回来。”
“当然不是，”我说。“如果我是你父亲，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我有的是时间。”
“什么？”
“说来话长。”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告诉她你父亲已经死了？”
“一点都不知道。要不要我去煎几个鸡蛋？”
“是的。”
“不用，谢谢。再说了，你看那个干什么？看别人的信是很不礼貌的。”我有点醉了，不停地朝边窗外看。我希望阿达正用双筒望远镜偷窥我们，她会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烈酒、劣质食品以及一般的争论。
“她老是生气，生父亲的气，生姐姐的气，也生我的气。她总是那样，跟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生气，甚至跟猪生气，可能也生你的气。”
“我本可以成为你的叔叔，”我说。“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亨克是你的父亲，你也不是现在的你。”
奶罐车司机的车子驶出了院子。外面静悄悄的。我知道自己依旧站在窗下，站在那面斜墙旁。我把他的衣服从椅子上推掉，坐了下来。
他迷茫地看着我。“赫尔默叔叔，”他慢慢地说。
“说她需要我，说你撒谎，说我必须回家。”
我不知道镊子放哪儿去了，也许在织品柜的急救箱里，也许藏在一堆干净毛巾的下面。“亨克，”我说。“从柜子里把急救箱拿出来好吗？再把灯打开。”他起身照我说的做了。我一边在急救箱里找镊子，一边想：阿达，你就一直看吧。我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示意亨克走近些。
“她说了些什么？”
“你要做什么？”他问。
“不行。我要留在这里。”
“我要把线拆掉。”
我看着他：“你该起床了。”
“你确定吗？难道不需要到医院去拆线吗？”
“她会失望的，”他窃笑。
“不需要。跪下来吧。”
“你电视看得太多了。”
他在我面前跪了下来，我用一只手让他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把我送到你这里来。”
“小心点，”他说。
“怎么利用你？”
“当然，”我说。一共四针，前两针的线出来时一点拉拽的感觉都没有，第三针难一点。
“我觉得她还为此利用了我。”
“噢，”亨克叫起来。
“不想了。”
“已经好了。”第四针也很容易就拆掉了。
“现在不这么想了？”
站起来之前，他用手指摸了摸伤口。伤口差不多已经结痂了。
“我也曾这么想过。”
我站在羊圈里，有点头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两只小羊羔正在喝妈妈的奶，其他的羊躺在地上，安静地嚼着自己的反刍物。这里也没有什么事要做。我坐在产羔栏的地上，背靠着栅栏，暂时不去考虑可能快要发生的事情。坐着总比站着舒服多了。春天里挤满羊的羊圈就像冬天里挤满牛的牛棚。我提醒自己千万可别再那么想了，我也不希望再那样想。亨克把我从沟里拖了出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我用喝了酒的脑子想，是我们的关系变了。我在想，如果某个人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以示回报。一只羊羔朝我走来，母羊跺了一下前脚，羊圈里的羊并不像在田野里看起来那么可怜。我走出了羊圈，没有关灯。
“我认为她想嫁的是你。”
我在炊具室里脱掉衣服，把衣服扔进篮子里。起居室里有电视的声音。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开始用亨克的洗发香波洗头发。我正要把瓶子放回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这时门开了。他走进卫生间，随手把门关上。
“别说了。”
“你干什么？”我问，一边擦掉眼睛上的泡沫。
“要是她——”
“我想进来洗个淋浴，”他说。
“我不是那么——”
“你没看见我在这里吗？”
“事情完全有可能不是这样。”
“我看见了，”他边说着边脱掉T恤。“你在用我的洗发香波？”
“我不知道，亨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嗯。”
“为什么？”
“没关系。”
“不，是同时见到的，我们俩一起在酒吧里。”
“你出去，亨克，”我说。
“是不是她先见到他，后见到你？”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叫你出去。”
“她为什么没有爱上你，却爱上了你的弟弟？”
“哈！”他说。
“我们是双胞胎。”
“这里谁说了算？”
“见过，不过……”
他站在我对面，右手拎着T恤，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你怎么了？”
“父亲卧室里的相片你是见过的，不是吗？”
“这里谁说了算？”我重复了一遍。头上的泡沫开始发痒，头脑里乱哄哄的。我变成了我的父亲。我也不觉得难为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要遮住自己的裸体。亨克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的脑子在转，他想找话跟我说，可他找不到一个盟友，没人站在我的身后，也没人站在我的身边。
“你们俩长得很像吗？”
“你说了算，”说着，他非常平静地穿上T恤，从卫生间里消失了。
“是的。”
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灯都亮着。厨房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起居室的电视开着，是音乐频道。亨克不在，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关掉收音机、电视和所有的灯。最后，我将壁炉的火调到最低档，进了卧室，打开灯走到丹麦地图前。“斯坎讷堡，”我轻声说，一般情况下，后面还会有三、四个地名，可这次没有。我爬上大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个人骑车经过，之后便一片寂静。
“那是。他们俩真的快要结婚了吗？”
有个人爬上了我的床，我醒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翻来覆去，我旁边那个枕头的枕套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没有开灯。我在等待着。
“因为她们活着。”
“我再也不想睡在那个房间了，”他说。“那里又冷又可怕。”
“我根本不想我的姐姐。”
我很清楚，那里的确又冷又可怕，而且还空荡荡的。
我没有回答。
他躺着一动不动，我甚至听不见他呼吸的声音。
“你想不想亨克，你的弟弟？”
“你父亲还没吃饭，”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他什么都不想再吃了。”
“你想你的弟弟吗？”亨克问。
“他想死吗？”
我听到奶罐车拐弯进了院子。新的司机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非常果断，我跟她只说过一两句话。跟老奶罐车司机一样，她很冷淡，有点粗暴。
“是的。”
我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拆线。那是你自己能做的事情吗？我喜欢自己拆线这个想法，我想让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胸口上，一只手稳稳地拿着一把镊子将线拆掉。
“我不想死，”他说，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他便翻过身侧卧着。太暗了，看不清他侧向哪边。
我给他的头换过一次绷带，还将纱帽往后拉了拉，戴在头顶上。我准备给他再换一次的时候（他卧病在床），发现伤口已经干结，于是就没动它。蓝色缝线的两头留得比他的头发还长。“它们总是袭击我的头，”他低声说。“那些动物。”
我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回答了他的问题。此刻已经太晚了，不能把他赶走。也许，这就是回报挽救过你生命的人必须做的事。
他的胳膊放在身边，我看不到他的手腕。雾已散去，我把窗户打开一半。虽说最近这一两天他已经好多了，但新房间依旧散发着疾病的味道，还有烟味。他不肯起床，他母亲写给他的信就在床边，给我的信在楼下的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