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瓶子放到他的鼻子下面。
“让我闻闻，”听到软木塞砰的一声打开了，亨克说。
“不，我说的是软木塞。”
亨克用西红柿、辣椒、洋葱、大蒜和香料做了几道菜，二十分钟就搞定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开塞钻，开了一瓶南非红酒。
我把软木塞凑到他鼻子下面。
他放下盖子。“我这辈子一直吃猪肉，”他说。
“真好，”他说，就好像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似的。
“屠夫把它卖了。”
我把桌子摆好，倒了两杯酒。我早就开始注意到白天越来越长了，但这是第一次晚饭在天黑前就准备好了。我还不能把边窗前的窗帘拉上。
“那另外半只你们怎么处理了？”
“等一会你得亲自端一盘上去给我父亲，”我说。
“这里有半只牛呢，”我说。“都用袋子分装好的。”我抽出一只系有红色带子的冻得像岩石般坚硬的袋子。“红色的是肉末，是牛肉末，蓝色的是牛排，绿色的是用来烤的。”
“为什么我非得这么做？”
他把盖子揭起来。“天哪，”他说。“那都是肉吗？”
“我不知道他对此会有何反应。”
他在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1)买了淡色的肉末。开始做饭之前，我带他到炊具室看冰柜。“打开它，”我说。
“他以前肯定吃过辣椒吧？”
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位老乡村理发师（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正灵巧地转动手腕在白大褂上刮一下梳子，把上面的头发刮掉。理发师的镜子里，一辆福特车慢慢地开了过去，把路对面院子里郁郁生长的灌木丛给挡住了。老福特车后面还带挡泥板，和老渡船一样，都是淡绿色。我闻到了白桦洗液刺鼻的味道，看到亨克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从没吃过。”
“没为什么，”他说。“简单轻松。”
我喜欢他做的菜，我也喜欢那红酒。再去装菜的时候，亨克又把我们的杯子倒满了。
“你干嘛把头发理这么短？”我问。
“如果那房子还在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用大拇指从肩膀上方指了指，说：“我是不是得住在里面？”
开始挤奶前，我来到堤道上，看到他骑着父亲的老爷车冲我而日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的袋子。他理了发，又买了些东西，因此才去了那么长时间。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指了指袋子：“都是食品。”我抬起手，可他赶紧把头甩开了，好像他感觉到了我要伸手去摸他刚理过的头发，其实我自己还没意识到呢。
“不，当然不。”
我看到他脖子上的肌肉在颤抖。
“为什么不，我是帮工，不是吗？”
他在墙上将香烟掐灭，脚一抬，就跳过了那条将那一小块地和驴场隔开的窄窄的小沟。他走到最后一根柱子边，开始使劲地来回晃柱子。“我们加把劲，马上就干完了，”他说。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六十年代。”
“就帮工。”
“我可能会很喜欢呢。”
“什么意思？”他喊。
“一个人住？”
我摇摇头。
“是的，在一座整洁的小房子里。”
他先环顾四周，然后向那半面墙走去，想一脚将它踹倒，那是靠着木制楼梯的那面墙。亨克和那时的我年龄相仿。“就帮工一个人还是一家人？”他问。
“难道你不喜欢这里吗？”
我又点点头。
他没有回答，而是叹了口气，拿勺子在盘子上刮着，接着他倒了第三杯红酒。
他从院子走进小屋的混凝土地面。“这里很小，”他大喊。
喝过红酒我有点醉了，便想到了啤酒。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屋子里，坐在安乐椅中，伴着爵士乐，拿着啤酒瓶直接喝。爵士乐有点孤寂的味道，尤其是当它轻轻地从某个角落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时候。
我点点头。
为什么我要让一切如此发生？我完全可以对父亲说“不”、“你自己去做”或干脆就是“把它卖了”。
亨克从胸袋里掏出那包香烟点上一支，然后绕过最后那根柱子来到路上，一会儿他就站在了帮工小屋的院子里。“农场帮工住在这里吗？”他大喊了一声，拽了拽光秃秃的木兰树枝。
祖父范·沃德伦住在伊顿，他比范·沃德伦祖母多活了六年。我一周去看他一次，一次半个小时。他住在一家养老院的一个小房间里，从房间里可以看到一口池塘，中间有个喷泉，不管太阳在哪个位置，似乎总有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屋里。祖父总是会给我冲杯咖啡，我从来不用想该说些什么。当那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回家的路上，坐在车子里总是在想，如果我根本就不来会不会更好呢，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什么都不了解。我去的那半个小时会让他比没有那半个小时觉得更孤独，如果什么都不了解，就没有什么需要牵挂了，就如同我知道亨克必然会离开一样，他当然要离开，他凭什么要待在这里？这里什么都不能给他。
“烧毁了。”
“再来点酒吗？”
“怎么没啦？”
我用手遮住了杯子。
“那里以前是农场帮工住的小屋。”
“你出去过吗？”
“那是什么？”亨克指着那半堵墙和杂草丛生的院子。
“出去？”
我们向最后一根需要更换的柱子走去。
“是的，出去，去酒吧或是……我父亲过去常打牌，一星期一次。”
“好了，”我说。“就剩一根了。”
“没有，”我说。
“是谁的错并不重要。”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混凝土柱子安上。
“我有时候挺想出去的。”
“是我的错，”我说。
“你应该在某个周六的晚上去蒙尼肯丹。”
“我哪知道是这样的？”他问。
“好玩吗？”
路边的栅栏一共三十根混凝土柱子，其中的八根需要更换。上午我们换了五根，现在在换剩下的三根。我们先从农场那一边开始，然后往东北方向、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推进。一旦柱子全部到位，我们还要给它们套上绿色的塑料网，再在顶上安一根横杆。
“过去总是挺好玩的。”
“我想抡一会儿大锤，”亨克说。他已把柱子从地里撬起来，老坑里的一根新柱子松松垮垮的。我把大锤给他，弯下膝盖，扶住柱子的中间。他猛砸一锤，就那么一下，我的手就可以松开了。他身上那件旧工装裤的胳肢窝下面出现了一个裂缝，但他似乎没注意到。“去他妈的，”他说着第三次抡起了锤子。
“像那样的小乡村肯定非常没意思。”
“快走……”特尼说。“我们要回家了。”他抓住罗纳尔的手把他拉走了，走了一会儿，他又把手松开了。罗纳尔最后又回头看了看，这次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了。
“你可以经常去阿姆斯特丹。”
“我不想……”罗纳尔说。
“我不知道……”
“不用，”特尼说。“没关系。”他右脚边的草地上，一朵孤零零的黄色番红花已悄然开放。他没有看到，转身时一下将它踩在脚底。“快走，罗纳尔，”他说。
我站起来收拾桌子，亨克则躲到起居室打开了电视。
“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幅新的？”亨克问。
洗完盘子后，我在书桌前坐下来打算做些文字工作，可还是觉得有点头晕，眼睛不停地从那些文件中游离开来。过了一会儿，他关掉电视，穿过大厅进了炊具室，又过了一小会儿，我听到浴室的水哗哗地响。我想集中精力做眼前的工作，可实际上我在等着听他上楼的声音。
特尼看看亨克，看看我，又看看亨克。
他没有上楼，而是腰间裹着一条毛巾来到了厨房，左手抓着门。“父亲死了我很高兴，”他说。
“不行，太破了。”
“什么？”
“你不能用胶带把它补好吗？”罗纳尔问亨克。
“我很高兴他死了，母亲根本就没问一声我是否想继续养那些猪就把它们卖掉了。”
“没有，”我说，“她没那么说。”
“你想没想过把它接管过来？”
“是的，我只是把它借给你，我妈妈没说吗？”
“没有！太可怕了。我觉得卖了挺好。”
“你想再要回去吗？”亨克问。
“可她没问你你又似乎不太高兴？”
“可是……”
“也不完全是，也许是姐姐叫她卖的。我也不清楚，她们总是把我排除在外。”
“不，”我说。“是我弄的。”
“所以你很高兴？”
“是你吗，亨克？”罗纳尔高兴地问。
“当然。”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高兴的样子。
“怎么弄的？”
“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对。”
他想了一会，耸起一边的肩膀。“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他的手抓着门，眼睛却始终盯着桌上，桌上只有一个快倒空的酒瓶，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看了看我，说了声“晚安。”
“不小心？”
听到新房间的门关上后，我站起来倒了半杯酒，看着边窗里的自己，我举起了杯子——是敬我自己还是敬阿达，我也不知道。突然间我意识到父亲晚饭还什么都没吃，我一下子讨厌极了那个窗户里已经那么难得地举起了酒杯的家伙，这家伙在装酷，可实际上一点都不酷。我悄悄爬上楼，小心翼翼地推开父亲卧室的门，他睡得正香还打着呼噜呢。时候不早了，我让他继续睡。我回到厨房，拉上边窗的窗帘，刚想再次在桌前坐下来，亨克又在门口出现了，这次腰间没有裹毛巾，而是穿着一条蓝色的衬裤和一件黄色的T恤。
“是。”
“你父亲还没吃饭，”他悄声说。
特尼转身对着我。“弄坏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他睡着了。”
“那张海报不小心弄坏了，”我说。
“可是……”
“我很喜欢，”亨克说，神情凄惨。
“他不会饿死的。”
“难道你不喜欢吗？”
他点点头离开了。
亨克看看我，我把大锤的锤头夹在两只脚中间，亨克摇了摇头。
电子钟嗡嗡响着，水龙头滴着水，房子里很安静。我吃了些东西，关上抽屉。
“你把海报贴起来了吗？”
“巴勒鲁普，”过了一小会，我说，“斯坦鲁斯、泰思特、腓特烈松和霍尔拜克。”我的一只手指在框顶上擦了擦，然后一口气吹掉指尖上的那卷灰尘。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日德兰半岛如此巨大，完全可以吞并菲英岛、西兰岛和其他所有较小的岛屿。我转身离开，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羽绒被慢慢地暖和起来了。楼上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而外面却一片寂静。
“唉？”亨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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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克转过身，松开正要拧松的那根混凝土柱子。太阳照在他的后脑勺上，气温比昨天高了几度。特尼和罗纳尔一起站在路上，一大一小，经典的兄弟画面：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鼻子，哥哥表情严肃，而弟弟却抑制不住满脸的高兴，就差没有牵手。特尼已经长大，这么做有点幼稚，但我能想象罗纳尔仍然在这么做。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孤儿。
(1) 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Albert Heijn's），荷兰最大的超市连锁企业，隶属于荷兰皇家阿霍德集团，始建于一八八七年，拥有自己的巧克力厂并制造生活日用品。
“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