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她烧退了不久，没人在家，一个人关灯闷在屋子里，便关怀地问她：
“没关系，烧退了，就好了。”
“你吃过晚饭没有？”
“我还告诉她你最近身体好一些，谁晓得你在家里发烧哩。”
“晚饭？”她笑了笑，没说下去。
“谢谢她的关照。”
“一定没吃。”
“可不是谈到你。她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因为厂里忙，很久没来看你，叫我问候你。”
“猜错了。”
“谈起我？”她望着他，仿佛很奇怪，她在工厂里工作，怎么会谈到她。
“吃过哪？”
“余静今天到我那里来汇报工作，还谈起你哩。”
她还是笑了笑，没有说。
“上午去的，”她歪过头去，看看窗外的天色：黑洞洞的，已经不早了，怀念地说，“该回来啦，这孩子。”
“连中饭也还没吃，是不是？”
“怎么还没回来？”
“猜中了。”
“到余静家里去白相了。”
“现在饿吧？”
他刚才回来，一心只注意她的病况，倒把珍珍给忘记了。珍珍是他们两人心爱的女儿。
“有点……”
“珍珍呢？”
“中午打饭没有？”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可是宿舍的人都上班去了，连保姆也找不到一个，我烧得昏头昏脑，躺在床上又动不得，想想，烧总要退的，就没惊动你了，怕你操心。”
他们平常不烧饭的，都到区委机关食堂里去吃，有时把饭打回来吃。只有礼拜天，机关食堂休息，他们才在家里烧饭吃。
“你身体不好，又发这样高烧，你不应该不告诉我。”
“没有。”
“三十九度四。”
他从床边站了起来，征求她的意见：
“还好，只有一点点热没退。最高多少？量过没有？”
“煮点稀饭吃？还是下点挂面？我给你做。”
他从她嘴里拿出体温表，在电灯下仔细寻找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上升到三十七度三。他告诉她度数，说：
“省事点，吃点挂面算了吧。”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揭开淡蓝色的布被子，想下床来。
她有心脏扩大症，平常不能过度疲劳，更不能剧烈运动；病发作起来，一颗心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连躺下也不舒服，气喘不过来，要静静地靠着，身旁不能离人。她一见没有人在旁边，心就更慌，悬在半空似的没有依靠。她虽然在区政府文教科工作，可是一年当中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休养的。她怨恨自己得了这样的富贵病，能吃能白相，就是不大能工作。她对疾病不服输，有时勉强去上班，一投入工作，开头几天，一般的还能支持，甚至安慰自己：看样子可以工作下去了，渐渐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不到一两个礼拜，身子渐渐不支，在办公桌前，或者在会议上，忽然病又发作，再回家里休养一个长时期。当然，每一次病发，她都得到一次教训。不过，隔了一些时日，她常常把过去的教训忘掉，又想工作了。最近一个时期没有上班，休养得身体确实好了些，昨天受了一点寒凉，早上又收拾了一下屋子，身子疲劳，下午就发了高烧。
他拦住她：
他拿过床边小几上的体温表放到她嘴里去，注视着她癯白的面孔。
“做啥？”
“再忙，不能生病不管，你这人，真是的，自己受罪，连说也不说一声……”
“我自己去做。”
“你整天忙得那个样子，我哪能忍心告诉你？我不能帮助你工作，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她一句一句很吃力地讲。
“嫌我做得不好吗？你忘记了，我是个老伙夫哩。”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
真的，他会做许多菜。他过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行军，带了粮票，领了粮食，买点小菜，就自己动手做菜做饭，做面条包饺子不必说了，他啥菜也都会做，并且味道很好，吃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赞赏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不大有机会做饭做菜，进了上海以后更少动手了。
“下午。”
“有名的杨家菜，我怎么会忘记哩。”
她低低地简单地说：
“那为啥不要我做？很久不做了，手有点痒了。”
“热还没退哩，——啥辰光发烧的？”
“你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来也该休息休息，烧点稀饭，我还可以支持。”
他用手按着她的额头，等了一忽，说：
他把她按在床上，不让她起来，说：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也不是平常，你有病；做点饭也不累，不用休息。”
“你怎么头上又包起来了，发热了吗？”他坐在床边，低低地问她。
她躺下来，过意不去，还想起床。他板着面孔，严肃地说：
在电灯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躺在床上的戚宝珍。她整个身子给一床淡蓝色的布被子盖着，只有一个头露在被子外边。头上包扎着一条白细布手绢，长长的脸，高颧骨，两眼深陷，隐藏在浓眉下面，薄薄的嘴唇有点发白，一望而知她已经病得很久了。
“你真像个小孩子，给你说了，还不听！受了凉，再发烧，你的身子顶不住啊。”
“唔……”她有气无力地讲了一个字，就好像没有劲道讲下去了。
她不再客气了，躺在床上说：
“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好，好好，听你的。”
他听到这细而长的低低的声音，大吃一惊，径自走到床边一看，躺在那里不是别人，竟是戚宝珍。他惊慌地劈口问道：
他过来给她把被子盖好，低低地对她说：
“谁啊？”
“你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一会，我给你做饭去。”
他走进宿舍看到自己卧室里黑乌乌的，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戚宝珍出去了吗？他跨进卧室，扭开电灯，听到微弱的叹息一般的说话声：
她真的闭上了眼睛。他拿了一小碗米，在卫生间里洗了洗，放在小锅里；在门口生了煤炉，放在上面煮。他跑到附近小店里买了点咸菜和一个咸鸡蛋回来，切开放在碟子里。稀饭好了，盛了一碗，和小菜一同摆在床边的小几上。他怕稀饭太热，让它凉着；又怕惊醒她，坐在她身旁，注视着她的面孔，听她鼻子里发出轻微的呼吸声。
他想好了主意，打了一个哈欠，感到有些疲倦了，迈开疲乏的两腿，向马路那边走去。区委机关宿舍在马路那边的一条弄堂里。
她慢慢睁开眼睛。他低下头去，小声地问道：
“对，这个礼拜内就得召开。”
“睡觉了吗？”
中共长宁区委员会和长宁区协商会的干部们都下班回家了。遨游了一天的飞鸟也栖息在高大的楠树的温暖的窠里了。杨健忙碌了整整一天，虽然预定的工作都完成了，但他不放心就离开，从严志发和余静反映的思想情况看，区里一些党组织在建立统战委员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需要解决。他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思索这个问题。他认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把要建立统战委员的有关党组织的负责人找来，再从头详详细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否则即使建立起来，展开工作也还是有困难的。他对自己说：
“睡觉了。”
花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人声，杨健独自一个人在枯黄的草地上踱着方步。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深蓝色的天空，数不清的星星闪烁着光芒。
“吃吧。”他把稀饭捧到她的面前，手里给她托着咸菜，看她一口一口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