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想些什么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有时他在胡说八道。别让表面的东西把你迷惑了。”
戴维把脸转向我。
“还有呢？”
“你们愿意带‘好消息’去他的房间吗？”戴维对孩子们说，显然，戴维不想把关于海龟和它们心智的讨论继续下去，不过，“好消息”似乎也不想展开他的理论，他拎起包，上了楼。
“你有没有什么感应？”
“那么，什么时候呢？”
“没有。”
“哦，我确实知道。但是，现在还不是告诉你们的时候。”
“哦，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凭直觉感知的人，能用精神感知的人和充满感情的人——能够获得感应，而其他人——像我这样单调、愚钝、缺乏想象力的人——不能。我憎恨这一点。
“他不知道，”汤姆鼻子哼了一下，说。
“那么依你看，我应该获得什么感应呢？”
“问得好，莫莉，”“好消息”用手指了指莫莉。“值得称赞，你很敏锐。我得提防你了。”莫莉看上去很开心，但是，“好消息”没打算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是依我看，它就在那里。有意思的是，我和莫莉能感觉到它，而你和汤姆不能。”
“它们能看见什么？”莫莉问。
“你怎么知道汤姆不能，你又怎么知道莫莉可以？”
孩子们盯着他们的父亲，完全被难住了。
“你没注意到，汤姆对‘好消息’很无礼吗？如果你有感应，你不会无礼的。莫莉没有这样。第一次看到‘好消息’时，莫莉就有感应了。”
“所以我一直都收集与海龟有关的东西。我一直都认为它们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不是？”
“那我呢？我无礼了吗？”
他耸耸肩。其余的——竖着的眉毛、眼饰——也是不言自明，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地觉得他漏掉了决定过程中的关键几步。
“没有，但你对此抱有怀疑。”
“总之，”他说道，“它们是海龟。很神秘，是吗？因为我做过一个关于蓝海龟的梦，斯汀，你知道的，那个歌手，不过，我不是很喜欢他，小时候，我喜欢的是警察乐队[4]，我觉得他自个儿唱的就是胡说八道，原谅我法语不好，不过，他出了一盘叫做《蓝海龟之梦》的专辑，所以……”
“那有什么错？”
有一刻，我在想他是在向我证实——“这就是我！”——但接着我明白了，“是吗”只是一句这代人好用的、像虱子一样传染的让人讨厌的口头禅。我从没有遇见过像“好消息”这样的人。他说起话来像一个狡诈古怪的教区牧师：骄傲自大、嗓门闭塞音，还有叫人怀疑的热心肠。
“‘好消息’有的东西，如果你知道怎样去看，你几乎就能看到它了。”
“我想我了解你。戴维谈过很多关于你的事。他很爱你，但是，最近你们的生活不是很顺心，是吗？”
“你认为我看不到？”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何如此让我心烦，但确实是这样。我想知道怎样去看；或者，至少戴维能把我想象成应该知道怎样看的人。
“你了解我吗？”
“别激动，没看到并不代表你是坏人。”
“这很无礼，”“好消息”说，“你让我感到吃惊。”
“但照你说的，这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正是因为我是坏人的缘故。因为，我只能看到眉毛，而不是……那种……光环。”
“对不起。”我说。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通。”他那样笑了笑，转身走开了。
“好消息”似乎受到了伤害。
“‘好消息’有些小问题。”他们一起下楼的时候，戴维说。
“如果我告诉你，你不会笑吧？”甚至在还没等他开口，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了。想到竟然有人对解释为什么戴海龟发笑，这问题本身就很有趣。
“很抱歉。”我说。
“为什么你要海龟而不是乌龟呢？”汤姆问。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想到了这个问题，但“好消息”这家伙好古怪，他愿意告诉我们其所见所闻都是那么的让人着迷。
“我不喜欢睡床，”“好消息”说。
“海龟能游泳，对不对？”戴维异常高兴，好像是在某个完全不同的场合——某个我们围坐在一起边吃匹萨饼边看《自然》节目的场合，而不是我们在欢迎一个眉毛上有小动物动个不停的意念治疗者来我们家。我看得出来，快乐是因为尴尬，毕竟，他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和这个男人一道跪坐在地板上冥想，所以他有很多的尴尬。
“哦，”我说，“你反对我们睡床吗？”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仿佛香醇的白葡萄酒一样干爽而轻柔，但我担心会发出更多的尖酸刻薄来。
“有什么不同吗？”汤姆问。
“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好消息”说，“我只是觉得床让人感觉松软，让你离事物本来的状态越来越远。”
“它们是海龟，”莫莉说。莫莉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吃惊，直到我想起来，她以前曾见过“好消息”。
“那又怎么了？”
“不对，”“好消息”轻蔑地说，就好像汤姆犯了个极其无知的错误一样，他正要详细讲解时，莫莉走了进来。
戴维瞥了我一眼。不是以前他看我的那种“我恨你我希望你早死”的目光，而是一种新的、“我真的真的很失望”的眼光。有一刻，我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来，那时仇恨是我们之间通用的货币。它很管用，就好像在货币出现之前，人们照样可以用猪和大包大包的小麦充当货币来交换一样。虽然你能明白为什么后来人们不用猪了，但猪至少有单纯的美德。
“那些是乌龟吗？”汤姆甚至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就问上了。刚才我没仔细看他戴在眉毛上的珠宝，但是，现在我能看出来汤姆是对的：这个男人在脸上戴着小宠物。
“这是个大问题，凯蒂。”“好消息”说，“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听我回答了。”
“好消息”个头不高，长得很滑稽，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瘦得让人吃惊。即使跟汤姆打上一架，他也一定会吃亏。一双清澈明亮的蓝色大眼睛，眼神好像受过惊吓一样，一头脏兮兮的卷曲的金发，但我猜他现在也许认为个人卫生不是最紧要的。在叫他冲澡之前，我是不该急着对他头发的颜色做出判断的。他留着山羊胡子，下巴上长着一小撮稀疏的像绒毛一样的东西，这是个多么不明智的失败选择，哪个妈妈见到都会想涂点唾液把它擦干净的。不过，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两道眉毛都穿了洞，每只眼睛上方似乎都有着饰针。孩子们对此特别着迷，也许这是可以原谅的。
“妈妈，你准备好了，对不对？”汤姆忠诚地问我。
我不想让“好消息”住到我家来，我当然不愿意。想到这我烦躁不已。但是，今天戴维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谦恭地聆听我的前情人一一道出他的短处，他现在只是问我，他的一位朋友是否可以在我家住上几天：你没必要在做出正确决定之前先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对话吧。
“总而言之，”戴维说，“‘好消息’想要把床搬出他的房间。因为他要在地上睡，他觉得，房间里如果有床，就不是个真正的房间。”
“昨天，我跟‘好消息’谈了一下，呃……他现在没地方去，房东要他搬走。我在想，是否可以让他到我们家来住上一两晚。”
“好的。但我们要把床放哪儿呢？”
“当然可以。”
“放在我的办公室。”戴维说。
“事实上，我也想请你帮个忙，”熄灯时，他对我说，我欣然同意了，此刻我愿意帮助人。
“我也可以把床搬出来吗？”莫莉问道，“我不喜欢。”
现在，我真的觉得好亏欠他。不是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做过的承诺，而只是因为五分钟前他做的事。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你的床怎么了？”我是对戴维而不是对莫莉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明白他的朋友把这个世界搅得有多么混乱。
他摇摇头，沉默了片刻，方才说道：“我自己也有责任的，不是吗？如果我一直使你感到幸福，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也很抱歉。”
“我觉得床不舒服。”莫莉说。
“你真好。很抱歉把你牵扯进这样荒唐的事情里。”
“到底是哪里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现在，斯蒂芬对我来说似乎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人，而是某种病态的幻觉。
“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它们不对。”
“是的……确实很难受，我很忌妒。我非常恨他。你在想什么？”
“等你有了自己的房子，你就是睡在钉子上也跟我无关。可在这里，你就得睡在床上。”
“刚才你一定很难受。”
“对不起，”“好消息”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算了吧，天气也冷了。”
“谢什么呢？”
“你确定吗？”戴维问他。
“谢谢你，”听到关门声，我便对戴维说，“谢谢你，谢谢！”
“真的不用了。我可以在床上睡的。”“好消息”停了一下，看着戴维，显然，戴维已经成了他在地球上的代表。
斯蒂芬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哦，但我想过他，我当然会想的。他真的不再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我将发现自己还会在想是否他已经有了个伴，是否他还记得我，是否我曾在他身上留下过小小的但去不掉的疤痕……我没有和很多的男人睡过觉，所以我不会把他们都忘掉，特别是最近才发生过的。所以即使你没能再听到更多关于他的话，千万别误以为就好像他从来没再出现过。）
“另外有件事，‘好消息’很关心——呃，我们也很关心——他在哪儿给人治病。”
“我不再是十六岁，斯蒂芬。这与说服别人一起去看电影不一样。我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你觉得我会突然听你的话抛下他们不管吗？哦，是的，你是对的，我的确想过要和你在一起。我好愚蠢。我犯了个错误。我自作自受，戴维会理解我的，请你走吧。”
“他打算在这儿给人看病？”
“凯蒂……”斯蒂芬抓住我的手，我迅速把他甩开。我相信，到此斯蒂芬不会再争论了。
“是的，要不也没别的地方。”
“他休想，”我说。
“我本来以为他只会在这儿住上一两个晚上。”
“我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斯蒂芬，凯蒂似乎不是很喜欢你。我会让她谈自己的意见的，但我觉得她不会急着跟你私奔的。而且，你知道的……这种事，必须要达成某种程度的……某种程度的……一致吧。要不然，它也不会发生的，是不是？”
“也许是一两个晚上，但他需要工作，而且他也有责任来给人治病。所以，你知道的，如果最后他住在这里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这是个多么明确、受欢迎的评价啊，我不禁笑了起来，虽然“你们两个”和“一对”的用词我听了很不舒服。
“那间客房不好吗？”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他说，“但你俩真的没让我觉得你们是很好、很幸福的一对。看来你们相处得不是很好。其实在这个阶段，你们真的应该能够相处好的。刚开始时，那些最初的激情，然后再这样那样的。”
戴维看着他，耸耸肩说。
“哦，如果你觉得我说得还不够快，那我很抱歉。”我们怒目对视着，看到这副情景，戴维站了起来。
“不是很理想，”“好消息”说，“因为床。不过，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话……”
戴维立刻把目光移向别处，就好像针尖最终扎到了皮肤，缩了一下。“不，我不是这么说的，”我叫了起来，嗓子在发热。现在他开始真的让我生气了。“我们都知道那时我说过什么，那时我是说了关于艺术和科学的话，这也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我们正要搞清楚那些话的意思。快继续，斯蒂芬。”
“太可笑了，我们有一间从没人用过的空的治疗室。”
“那是你现在这么说，”斯蒂芬争辩道。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到过的抱怨，我不喜欢这样。“你在利兹躺在我身上时说的不是这样。”
“恐怕凯蒂的一大嗜好就是挖苦人，”戴维说。
“斯蒂芬，我是为了你好过才和你说那些事的。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不找你的原因。”我看了一眼戴维，希望这话里非常清楚的信息能让他振作起来，希望这种振作能够在他脸上表露出来，但他还是一副漠然、从容的样子。我想让他感觉变得好一些，但现在，我能看出来我是不应该提我和斯蒂芬的性关系的，即使这关系最终失败了。
“但是，我还有一大堆别的嗜好，几百万个之多。”我突然想起来我新近的一个嗜好刚刚才光临过我们的家，而戴维却表现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好内疚。“不好意思，也许你的卧室现在要算最好的了。”
我和斯蒂芬两人谁也没有心思解释，所以我们只好让戴维的伤感（面对事实吧！这是很好理解的）和困惑继续。但我不喜欢现在这样的感觉，我和斯蒂芬突然变成了联盟，而戴维却因为不理解而被隔离在外。我不想和这个傻瓜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再也不想！
“很好啊。在那儿我可以很好地工作。你知道吗，那里有一种好的气氛？”
“对不起，”戴维温和地说，“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最后一件事是，‘好消息’吃素。”
他终于提到这件事了，我当然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可也是为了让斯蒂芬感觉更棒一些，你知道，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它被当成一件武器用来对付戴维，在我看来戴维倒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感兴趣，这里还有另一层讽刺意义，因为戴维是位了不起的反科学人士，他总是不停地鼓吹艺术比科学优越以及所有科学家如何是白痴云云。所以，首先，在眼前这个特殊场合，他被迫改变了阵营，变成了自己最坏的敌人——科学家，但他对此却一无所知。而且交换阵营后，戴维实际上遭到的抨击比他是个艺术家要多得多——尽管这也许只是我身为科学家的看法——总之他饱受抨击。）
“很好。”
“你说过，在职业上你是个科学家，但在床上你不需要科学。”
“准确地讲，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我没说过我喜欢艺术。”
“很好，很明智。这样对你很有好处，对不对？”
哦。天哪！世上绝没有侥幸猜中的事。以前虽没意识到曾说过艺术相对于科学的理论，但我肯定是说过的。
“目前我觉得是这样的。”
“事实上，你说过，凯蒂。你说过关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差别，还说你喜欢艺术。”
“祝你在这儿住得开心。”我对“好消息”说，他确信自己在这儿会很愉快。至于我，我肯定他永远也不想离开。
“我绝对没说过那样的话……”
戴维在厨房里一边和“好消息”交谈，一边为我们做吃的。他做了鸡片还有几样蔬菜，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吃了第一顿饭。交谈的主要话题是关于“好消息”：“好消息”和海龟（据说，它们看到的，比方说，不是用语言可以真正解释的），“好消息”和事物真正的样子（“很糟，伙计。但是还有希望的，你知道吗，一旦你知道在哪儿找到它。”），“好消息”和他能治病的手：莫莉想让他当场就把手变热，但是戴维告诉她，这不是开派对做游戏。
“不用你说，”斯蒂芬这样回答，我不能否认曾和斯蒂芬谈起过戴维，但他也不能因此宣称我对他很痴迷，很爱他。“而且，还有性……”
“你一直都能够把手变热吗？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呢？”
“我从未这么说过，”我满怀希望地插了一句。
“没有。后来才能的，好像是，二十五岁？”
戴维看着我，等着我的反应。我摇摇头、转动了一下眼睛——是一种适当但却暧昧的反应。我觉得，这毕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两秒钟前，我爱过他，二十分钟前我恨过他，下午更早的时候，我连想都没想过爱这个问题等等，等等，或许一直可回忆到大学时代的迪斯科舞厅）——但我摇头、眨眼睛似乎都没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俩此时正看着我。
“那你现在多大了？”
“她并不爱你。”
“三十二。”
“比如说？”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你能这样做呢？”这是汤姆问的，他对“好消息”的魔力一直视而不见。
“有些事情你们是解决不了的，”斯蒂芬回答。他不愿看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眼睛，只是盯着自己杯里的水。
“那时，我女朋友——她颈部酸痛，让我帮她按摩按摩……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
这一刻，我忍不住爱上了戴维。在他有一切权利对所有事情、所有人表示愤怒时，他却是那么的平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终于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对夫妇、一场婚姻——这终究是一场我俩都应该渴望的婚姻。就在此刻，我为结婚而感到幸福，为两人联手对付一个人感到幸福，为和丈夫一道对付这个具有毁灭性的危险的外来者感到幸福，我只是碰巧和他发生过性关系。这种混乱的三角状态使我很害怕，也很疲惫。
“怎么个不可思议法？”
没等斯蒂芬有机会一一列举他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戴维就轻描淡写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我和凯蒂已经谈过了。我们正在解决。”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灯泡变亮了，房间变热了。这都是真的。”
“戴维，”他说，“这也许会伤害你，但是……在过去两个月里和凯蒂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知……呃，你们在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
“你认为你的天赋是怎么来的呢?”我很开心地注意到，在我的声音里，少了些酸味。我正在学，我还不是一杯非常好的白葡萄酒，但是可以喝了——你可以把我掺到一杯潘趣酒里了。
我大声说话，似乎只是让斯蒂芬变得更放松、更有胆量。
“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在孩子们面前告诉你，这样不好。”
他的厚颜无耻激怒了我：“当然，是的，很好，我出去，你们谈好了，然后再告诉我该跟谁。”但事实是我想要离开。这是场丑陋不堪的对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记得在生汤姆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先是头部气体麻醉，接着是硬膜外麻醉，不知怎的，我开始相信是产房而不是未出生的孩子在使我痛苦——如果离开产房，我就能逃避这一切。但当时不是真的，现在也不是——因为痛苦是明摆着的，不管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好消息”觉得，他是如何变成治疗者的故事不适合未成年人听的话，即使孩子们想，我也不准备和他争论。
斯蒂芬叹了口气，然后说：“我知道，她会这么说的，”斯蒂芬微笑着，笑得有些伤感，似乎在说，我很了解你。“戴维，也许我应该单独和你谈谈。”他说。
“哦，继续啊，”汤姆说。
“他胡说，”我对在场每个会听我说话的人说，“住嘴，斯蒂芬，你走吧，别在这里丢脸了。”
“不，”“好消息”回答道，“我是认真的。问我别的问题吧。”
此刻，当我听到斯蒂芬口中说出“事实”这个词时，我把婚姻看成是喝漂白水的念头神秘地蒸发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另一种想法：斯蒂芬就是漂白水。我惊慌失措。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莫莉问道。
“哦，”他回答道，“这个问题价值六万四千镑[3]。很好。戴维，深呼吸，如果这对你是个打击，我很抱歉，因为看来你是个相当好的人。可是，好吧……我要说的是，凯蒂她不想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她想和我在一起。我很遗憾，但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想要谈谈，你知道的……至于要如何处理，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汤姆哼着鼻子说，“谁要知道这个？白痴。”
“打断一下，”我粗暴地说，“我不想绕什么圈子，斯蒂芬，你究竟来干什么？”
“嗨，汤姆，男子汉一点。我们怎能随便评判别人呢，也许有人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呢？”“好消息”说，“莫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想知道我女朋友的名字，而且如果我们了解莫莉的话，很可能是一些特别好的理由。所以，让我们别叫别人白痴好不好？她叫安德里烈娅，莫莉。”
也许是在说我呢。也许它和我一无所知的伦敦北区最近的性风俗没有关系，也许和“好消息”以及他对戴维的影响也没有关系，也许只是因为我不能让每个人都为我感到兴奋，在我身上下功夫。好的，我只能使斯蒂芬想和我睡觉，但当它因忌妒而变成一种愤怒和疯狂的占有行为，因相思而变得痛苦时，我就得不偿失了。我是凯蒂·卡尔，不是《特洛伊》的海伦，或者模特帕蒂·博伊德，或者伊丽莎白·泰勒。男人们不会为我而战。他们在这样一个周日的晚上闲扯着，说着软弱无力的双关语。
莫莉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而汤姆的脸则变成了一幅郁积着憎恨的画——那种可以被报纸用来给写前南斯拉夫种族分裂的文章做插图用的画——我知道“好消息”为自己树了个敌人。
“谢谢。”
这顿饭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尽量避免敏感话题；“好消息”有礼貌地问了问我们的工作、学校和孩子们数学老师的情况，我们也都有礼貌地一一做了回答（有些时候，简洁得有点生硬），我们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吃完最后一口，也该是收拾碗筷的时候了。
斯蒂芬极有风度地笑着说：“哦，我明白了。是挺有意思的。”
“我来洗碗，”“好消息”说。
“牛角[2]。戴绿帽子的男人。不好意思。跟你开个愚蠢的玩笑。”
“我们有洗碗机，”我告诉他，“好消息”不安地望着戴维。不难猜到下面会是什么，我果然猜对了。
“你说什么？”
“你不赞成用洗碗机，”我用一种夸张、疲惫的口吻说道，我想要传达这样的意思，“好消息”各种各样的反对有些让人生厌。
“牛角这个词有意思，”戴维说，“你看我正戴着呢？”
“没错，”“好消息”说。
“我只是过来看看，”斯蒂芬有礼貌地说，“很抱歉没事先打个电话或者别的什么，但我给凯蒂发了几条短信，她没回，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奋力抓住牛角冒险登门来一趟呢？”
“你对很多东西都不能容忍，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说。
两个男人都面带微笑，我断定刚才的直觉是对的：我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很明显，这种事一向会发生，而我的不安只是悲剧性的、叫人深感为难的二十世纪所特有的小心拘谨而已。兴许几乎每周斯蒂芬都会挨个拜访那些和他睡过觉的女人的丈夫。也许……也许戴维也会这么做，要不他怎么会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呢？
“是没有问题，”他同意道，“有些事对很多人来说没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对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指，比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我不知道……奴隶制没问题，但是，你知道的，他们错了，难道不是吗？他们错得离谱，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不好的，对不对？它非常不道德。奴隶。决不。”
“也许我该先来，”斯蒂芬说道，“好像是我要求谈谈的。”
“‘好消息’，你觉得奴隶制和洗碗机可以相提并论或者非常相像，真是这样吗？”
“那谁先说呢？”戴维问，似乎挺开心的。我看着他，不很确定是否他对这庄严的时刻做好了应答的准备。（或许我有点夸张？甚至有点自视清高？也许这里没什么严肃的事。也许外面的人们整天做着这同样的事，所以戴维很轻松，而我是不是像往常那样，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
“也许对我来说它们一样。”
戴维坐下来，我们瞪眼彼此望着对方。
“也许对你来说，所有的事物都一样。也许恋童癖和——和——肥皂是一样的。也许法西斯和厕所也一样。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会让我的孩子在花园里小便，只因你的道德规范更喜欢这样做。”也许法西斯和厕所是一种东西……我刚才真的这么说了。这是一个我突然闯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这句话或许是个合适不过的论点。
“好吧。”
“你发傻啦，又挖苦人，”戴维说。
“坐下来，求你了。”
挖苦人——我可怕的嗜好。“哦，是吗，是我傻，不是那个因为床不真实或者不像真的就不愿意在床上睡觉的人？”我有点后悔了，不用这种幼稚、侮辱人的方式，我也应该能对付奴隶制对洗碗机的争论的。
“要不我去烧点开水，就一会……”
“我尽量不依靠那些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生活，”“好消息”说，“直到大家都拥有了，我才会加入进来。比方说，当巴西雨林的最后一位农民拥有了一台洗碗机，或者，你知道的，一台卡布奇诺咖啡机，或者一台几乎有房子般大小的电视机，那么就把我也算在内，但在那之前，我有我的立场。”
“不！”我尖声叫道。
“你很崇高，”我嘴上说。心里却想，你是疯子。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在这个人身上，我没什么可学的，他决不会让我觉得渺小或者错误或者无知或者放纵——他只是个怪人，我可以泰然地忽视他。
“凯蒂，你要喝什么？喝茶么？要不我去泡咖啡吧？”
“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洗碗机，”莫莉说道，她显得很困惑。我觉得很丢脸，比起现在，所有那些我觉得我没能当好母亲的时间加在一起也算不上什么。
我跳起来，从洗碗机里取出一只杯子，打开水龙头，涮了涮，还没等水管里的水变清凉就接了杯水，然后把杯子用力地放在斯蒂芬的面前。没放冰块，没放柠檬，也肯定不优雅，但是，这个可能使事情快点结束的希望却被戴维打破了，他站了起来。
“那不是真的，莫莉，”我又快又急地说，“你也知道的。”
“我去。”
“那么，谁没有呢？”她不是蛮不讲理。她只是想象不出有谁没有。
“能给我倒杯自来水吗？”斯蒂芬说。
“别傻了，”可我这么说也只是争取时间，我在她的生活圈里拼命搜寻着谁是自己用手洗碗的人。“丹尼和夏洛特呢？”丹尼和夏洛特也在莫莉的学校上学，他们住在这条路下面的一套廉价住房里。甚至在说这话时，我就感觉到自己为这种最荒谬、老套的阶级划分内疚不已。
戴维给斯蒂芬倒了杯饮料，我在心里祈求斯蒂芬不要接受。如果我们都坐在那儿等着壶中的水烧开，戴维翻着冰箱的抽屉寻找冰块，然后用力敲打冰块——足有十分钟之久——他想把冰块敲碎，这样的生活景象是多么可怕。
“他们什么都有的，”莫莉说。
“我想跟你谈谈，”斯蒂芬说，我焦虑地看着戴维。“是和你们两个。”他补充道。尽管是要我放心的意思，却没起到任何效果。我不想谈，倒是希望戴维和斯蒂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然后出来告诉我该干什么。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会接受，只要不让我和他们两人一道坐在厨房的桌旁。戴维招呼着斯蒂芬，我们一块走进厨房，坐在餐桌旁。
“他们有DVD和数字电视，”汤姆说。
“哦，是吗？”我似乎还想问斯蒂芬是否也介绍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但气氛已告诉我答案了。
“好的，好的，那么那些接受爸爸馈赠的汤姆的电脑的孩子呢？”
“我知道啦，”丈夫平静地说，“斯蒂芬已经做了自我介绍。”
“他们不算，”莫莉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甚至连家都没有。并且，他们我谁也不认识。非常感谢，我也不想认识他们，对我来说，他们过得有点太苦了。虽然这样，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难过，不过我很开心他们有了汤姆的电脑。”
我开始向丈夫介绍我的情人，但戴维阻止了我。
这是我的女儿吗？
原来是斯蒂芬。看到他，我腿一软，几乎要摔倒，丈夫站在他身边，孩子们在他身旁跑来跑去，这情景就像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让人迷惑，只因为它过于超乎想象。
孩子的道德教育对我一直都很重要。我跟他们谈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谈过纳尔逊·曼德拉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讨论过无家可归、种族主义以及大男子主义、贫穷、金钱以及公平的问题。我和戴维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去给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投保守党选票的人在我家永远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欢迎——尽管我们会不得已为爷爷奶奶做出特殊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保守党人）。虽然莫莉在电脑和烤宽面条的插曲里虚情假意的表演让我恶心，但我多少还是认为她的确是在进步，她懂事了，那些谈话和问题并不是毫无用处。而现在，我明白了，她只是个让人讨厌、假装慷慨的女人，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她一直都会是沃里克郡某个令人作呕的慈善舞会委员会的成员，一边埋怨着难民问题，一边把她不要的开丝米送给清洁女工。
也许是我自己把事情弄糟了。也许所有这些关于喝漂白水、吃百忧解以及孤独死亡的思考，都是给挨饿的酒鬼们发放面条这桩罪行引起的不适当的反应。在结婚当天，教区牧师私下与新郎和新娘交谈时，要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建议。当时，这似乎是一项极其完美的要求，于是立刻就被接受了。比方说，戴维建议到餐馆吃饭，或者他对送我什么生日礼物有了想法等，我会说：“行，好吧。”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丈夫会给妻子各种各样的建议，但并不是所有建议都值得尊重。他也许会建议我们吃一些很差的食物，比如羊脑之类的，或者成立一个新纳粹党。在思想和观念上也是如此，是不是？二十年后，当我正沉浸于把所有这些问题一一向教区牧师指出时，门铃响了。我没听见，两分钟后，戴维在楼下喊我，说来了个客人。
“你看，”“好消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玩这个游戏的原因。财产游戏。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被宠坏了，从而变得懒惰而冷漠了。”
在你结婚那天，你丝毫不会想到——你怎么会想到——某一天你会恨你的丈夫，你会看着他，然后后悔曾和他说过结婚誓词，更不用说交换戒指和体液了。你不能预见到你会沮丧、绝望，觉得生活无望，不能预见你时常会有冲动，想要揍一顿整天哭闹的孩子，即使你知道永远也不会那么做。当然，你也不会想到你会和别人产生私情，当你那样做，当你在生活中走到那一步时（每个人迟早都会走到那一步），你不会想到这么做时心中产生的那种厌恶感，以及那种注定的悲愁。你也不会想到你丈夫早晨醒来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如果人们哪怕只想到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会有人愿意结婚了。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事实上，结婚的冲动和喝漂白水的冲动源于一处，我们应设法忽视它而不是加以庆贺。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结婚——或者找个愿意一起生活、养育孩子的伴侣——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它是我们知道有朝一日会去做的事情，如果你将它从我们身边拿走，那生活就只剩下工作与晋升，以及会不会中六合彩了，这不够完整，所以我们私下跟自己开玩笑说我们可能会去结婚，可能会去面对给足球鞋刷泥巴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变得不快乐，然后吃百忧解[1]，接着离婚，最后独自死去。
我看着懒惰、冷漠以及被宠坏的女儿，然后对“好消息”说，孩子们会很乐意帮他一起洗碗的。
与戴维结婚时，我曾想过在选择什么吗？此刻，我们中间有谁想到我们在选择什么？如果我现在试着重新体验至今看起来都还不成熟的那些幻想，我会说，是有关幸福与健康方面的幻想出了差错。我想过去认为一开始会贫穷但会很幸福——意思是我们将居住在一个虽狭小却很可爱的房子里，花大量时间看电视或在酒馆里喝上半瓶啤酒，将就着用父母亲馈赠的旧家具。换句话说，刚结婚时，我准备忍受的那些困难在本质上属于浪漫的，是被那些电视喜剧描绘的关于新婚生活的落入俗套的场面所唤起的幻想——也可能是受了筑建和谐家庭的那些广告的影响，因为绝大部分电视喜剧比我的幻想要高级、复杂得多。那么后来，我想，一系列的困难（在一套小公寓里看电视以及烧烤豆子造成的困难）将会被其他的困难所取代，即当你有了两个既可爱又聪明健康的孩子后产生的困难。家里会有沾满泥巴的足球鞋，十几岁的女儿抱着电话打个没完，必须把丈夫从电视机前扯开，才能让他去洗洗刷刷……天哪！这些问题将数也数不完，而我不再有丝毫的幻想：沾满泥巴的足球鞋是那么的令人厌烦！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不幼稚，也不是昨天才出生。我决不会去买白色的地毯……
[1] Prozac，一种抗抑郁的药物。
看着报纸上被扯破的洞，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疲惫。我们不能这样生活。当然，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也许不比从前，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过得很舒适——不管我们送掉了多少烤宽面条，我们也都不会挨饿。是的，不错，我们是不会挨饿的，但我不想那样，因为那不是我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我想，在我说无论贫富、疾病或者健康，只要我们都能活着，我都会同戴维结婚的时候，我的确是在选择，除非这个选择也不是真的。很明显，现在这句话比过去更有意义了，因为戴维很可能已经病了，而贫穷可能很快就会降临。
[2] Horns：牛角；妻子与人通奸的人头上的想象的角（譬喻说法，如汉语中的“绿帽子”）。
一回到家，我就找了个借口，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看起了报纸的周末版，可怎么也读不下去。那些故事似乎不再是讲我，而是在讲戴维，以及他一定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过了一会，我看起了一些不再是信息，而是会对我的家庭、我银行里的存款以及对冰箱里的食物有潜在危害的新闻。有篇文章讲述了一群阿富汗难民躲藏在贝瑟南葛林的一座教堂里的故事，我差点把报纸扯烂、扔掉，因为它报道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它会使我们全都饿死。
[3] 借CBS“＄64，000 question”电视节目所说的双关语。
结果那天晚上，没人想过要吃东西——不过也没什么可吃的了。我本以为冰箱里有面条可以用微波炉热一下，可里面什么也没剩。下午的时候，我们驾车来到位于七姐妹大道上的芬斯伯里公园，把面条分装在纸盘里，然后分发给那些以公园大门口的长椅为家的酒鬼们。（戴维自个儿动手分发面条，而我们待在车里看。莫莉也想要和他一块干，可我没让。说实话，不是因为我怕她会碰到什么危险，而是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够讨人厌了。我担心看到八岁的她如果像狄更斯笔下死板的慈善女人那样给穷人们发食品，我会变得不喜欢她，会拒绝给她适当的母爱。）
[4] 警察乐队，是斯汀早期的乐队，他后来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