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我心里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朝红旗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再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座座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是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
四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人说。
我在海南省A县生活过一年，经常走过城中心红色娘子军的石头塑像，看见塑像下常有两个卖甘蔗的女孩，有时还有几个老人在地上走棋。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意思是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这里是万泉河下游，从90年代开始，成为旅游观光业开发的目标。日本的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海南的开发商在这里升起一座座星级酒店，带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也带来了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一些飘忽身影，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香水味—从她们的口音听得出来，本地的女子倒是罕见。
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才发现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门窗上都有封锁空间的粗大木头，如同在对付一只猛兽。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革”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眼下虽已获得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把她关起来，是怕她乱跑。
一般来说，她们在白日里隐匿，到夜里才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如果临近深夜，她们觉得业务还无着落，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游人的汽车还没有停稳，她们的利爪可能已经伸入了车窗；游人刚进入客房，她们猖狂的敲门或电话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头冲进门来赖在床上，怎么也轰不走。她们尖利的怒目，此时总是投向其他女人，把漂亮脸蛋当作最大的灾星和仇敌，或当作越界入侵者。她们用外地口音大喊：“哪来的？这样不懂规矩？把她打出去……”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剩饭，一股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
“扫黄”运动说来就来。一到这时候，风尘女们作鸟兽散，待风声过去，又偷偷地挎着小皮包聚合起来，在角落里描眉眼和抹口红。俄罗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迹其中。在她们的出没之处，其实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隐伏在不远处的茶馆里或者大树下，喝茶，抽烟，打牌，睡觉，聊天，打游戏机，看录像带，不时放出一个长长的哈欠。他们衣冠楚楚，不是打工者，不是游客，但总是在这里游荡，每天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收钱—等着某个女子把赚来的咸钱送到他们手里，供他们点数，供他们去吃喝。让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这个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还没有在手里捏热，就会气喘吁吁地跑来上缴，有一种业绩骄人的兴奋感，然后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街头拉客。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我后来才察觉到这些隐身的小白脸，无法不为之惊讶。这些吸血鬼居然不承认自己下流，按照他们的说法，别人谋生只需要投入资本或者体力，他们可不一样，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因为他们付出的是感情，准确地说，是爱情。他们脸上挤出一丝坏笑，常拍着胸脯保证，他们是那些风尘女的情人，是她们的慰藉和寄托，包括在她们哭泣的时候去擦擦眼泪，在她们病倒的时候去找找游医，在她们被警察抓走以后去交钱赎人……这桩桩事都容易吗？不容易的。因此他们是见义勇为，舍己利人，因此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软饭”“放鸽子”一类恶名。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你们这些打工者和生意人算什么鸟？哪有他们的一份轻松和潇洒？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虽然你当年就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他们也许曾让自己的女人生疑，但女子沦落至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而一种毫无指望的日子是否过得下去？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曾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极端的地步。
爱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个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个对世界万念俱灰的女人，也常常不能没有爱这个最为脆弱的死穴。即使没有可靠的家，一个虚幻承诺也常常可以成为她们的镇痛毒药。一天，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赶来，把自己的女人从嫖客怀抱里拉出来，揪住她的头发，狂扇她的耳光，然后把她像只死狗一样拖向归程—这个女人立刻受到了同业姐妹们的羡慕，甚至让她们热泪盈眶。呵呵，她们何时也能享受这种幸福的暴打？她们能否也有一个在乎老婆、在乎家庭而不在乎钱的男人？
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
一位警察告诉我：在这些女人中间，大约七成受到这种荒唐盘剥。这位警察还让我惊讶地得知，一些未能养上“鸽主”的女子，甚至会觉得前途渺茫，至少在同伴面前脸上无光，会急切地寻找与攀比。真是邪门了。她们常倾其所有，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地甩出去，供养一个几乎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嫁成了官太太或地主婆。有些官太太或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可能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更没有仿《天鹅湖》那种轻盈而细腻的舞步。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一个脂粉凌乱的疯女走过来了，又哭又笑的，嘴上有明显的血痕，脚下的高跟鞋只剩下一只。她一见小汽车就扑上去，像只彩斑壁虎死死贴在前窗上，对着车里的我们大喊：“我没有存折，我没有存折！”……
成立于1930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作为“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比如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或取消派，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
没有人知道这只花壁虎后面的故事。
三
也没有人把她领入医院或者领回家门，更没有一支姐妹们组成的军队前来为她复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点正在飘落，热带雨季的阵雨总是准时抵达。在一个和平的、世俗的、市场化的逐利时代，革命已经远去，嘹亮的军号声已经没入宁静，没有人愿意多管大街上的闲事，包括为一个下贱的疯女人停下步来—虽然她们承担过各种暧昧的收费和罚款，让某些人享受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她们曾为很多商家争来客源，提供过金灿灿的大把利润；虽然她们还一次次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写进作品，其性奴的苦楚已被描写成性解放的狂欢，让文人赚得稿酬或版税。法国最近一本特别走红的小说，除了痛斥伊斯兰教，就是盛赞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色情业：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啊，既能缓解欧美中产阶级的性苦闷，吸收掉这个世界上太多危险和无聊的荷尔蒙，又能给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增加收入，岂不是最符合人性？凭什么要受到伪善者的指责？
这种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
一位著名的中国理论家也在立论，一心证明“红灯区”的重要意义：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美容业、交通业、服装业、医药业乃至银行业，无不受到这一行业强有力的拉动，而资金由富区流向穷区或者由富人流向穷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还有哪一个渠道比女人的肉体更高效和更平稳的呢？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她们，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
就在不久前，女性的苦难曾使新派人士们悲潮滚滚，把栏杆拍遍，将所有阶级姐妹都牵挂心头，恨不能拔剑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眼下面对灯红酒绿里的日常强暴，却总是心平气和通情达理，对社会上流行的鸨婆哲学也总是及时理解。他们已经展开理论上大规模的宽容，只要把压迫者的鞭子，由权力换成了金钱就行—在他们看来，人性当然是重要的，是无比伟大的，只是与卑贱者无关。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还有马来人种的脸型，那种印度脸型与中国脸型的混合，透出热带女人的刚烈和坚强。她们钢筋铁骨，赴汤蹈火，在所有男人们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的身影出没，一个个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连满街机动三轮车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让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于生存的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同样能把武器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敢死队员，甚至眼都不眨，就能在战火硝烟中飞跑，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
五
这些海岛女人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温良，吞吞吐吐。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大概是90年代后期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看内地再度上演的《红色娘子军》。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拼，办过一个农场，后来被一场台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出门，几百颗扑面而来的沙粒就射进了他的皮肉，到医院手术台上把一颗颗沙粒从肉洞里夹出来，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个小时。他说海南的台风实在太可怕了，你在那破地方还混个什么劲儿？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惶惑。特别是女人才们的一大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匪夷所思。阿叔，你好辛苦啊！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我后来才知道，依照旧传统，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我后来的后来还知道，个中原因是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鱼、做买卖、遇到战争还能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
大幕徐徐拉开。惨淡阴森的灯光下，水牢情景浮现，镣铐的金属声哗啦作响，满身鞭痕的女主角缓缓起舞，在聚光灯下用每一个细胞挣扎，用每一个骨节悲诉，向一个她看不见的上空伸出空空双手……在这个舒适的大剧院里，看得出，那是一双没有挨过鞭打的手，纤细，柔软，嫩滑，也许只适合掩口浅笑或月下拈花，或泡在什么品牌洗浴液里。
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联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接下来是四个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轻演员们个头高挑，技巧娴熟，对肢体应该说有足够的控制，但看上去仍是柔弱无骨，缺乏岩层般的粗粝和刚强，即便一齐举臂显露出身上条条鞭痕，但那红色分明不是鲜血，而是人体秀的油彩。她们给人失真的感觉，串味的感觉，不时透出华尔兹或者伦巴的风韵。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龙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定金。
再接下来，群舞也好不了多少。一群热带丛林里的伪奴隶，倒像是一群纽约或巴黎的洋妞，搬弄着她们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枪，表达着她们十分隔膜的忧伤和愤怒。
“人才”是当时海南民众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女子曾对我撇撇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三陪女。三陪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但还是有很多人鼓掌。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啊……”一声鼓动请愿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
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让琼花死里逃生的时候，孤苦无告的琼花被女兵们如林双手热情接纳的时候，琼花来到政委就义现场找不到身影于是向空阔四周一遍遍追问和悲诉的时候……生死相依的情景，义重如山的表达，如此久违与罕见，暗暗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剧场在升温，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并且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连我身边的朋友也拼命鼓掌，只是事后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他说他还哭了，却不明白一个夜总会的常客，一个差不多劣迹斑斑的老色鬼，今夜泪水为谁而流。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木棉花、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
我发现更多的人也是泪眼花花。
二
对新一代演员的挑剔，对当年样板戏政治背景的警觉，似乎都足以成为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无法否认的是，当熟悉的乐浪在我体内呼啸，当舞者的手足一一抵达我视野中预期的区位，这出观看过好多回的芭蕾舞剧，眼下还是给我一种初看的新鲜。它不再是样板，不再当红与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边缘位置，于是刺目的强光熄灭，让人们得以睁开双眼，重新将其加以辨认。我似乎惊讶地发现，这个幽暗中故事里的人性，其实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温暖得多。
我知道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一个音符，一个节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与我有过什么关系吗？
这个作品不是曾用刀枪吓坏过很多温良人士吗？如果高举刀枪有违人性，那么在你陷入恶棍围剿的时候，他人统统袖手旁观倒成了人性？如果奴隶造反有违人性，难道在你横遭欺诈或暴虐的时候，他人转过头去傍大款、拍马屁倒成了人性？是的，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为一个烈士的献身而痛泣；不会有太多的人，会把人间的骨肉情义默默坚守心底。如果—如果—如果这种痛泣和坚守都已陈腐可笑，那么我们是否只能把面色紧张的贪欲发作当成伟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压迫与剥削，革命所力图消除的压迫与剥削，在今天是否正成为人性复归的美妙目标？
我们在县里会演拿了奖，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后，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一片宽阔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里避雨，见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我透过这些水流，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在喝姜汤，在写家信。曲终人散，因为有人被专业艺术团体录用，有人申请“病退”回城，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
也许我已经老了，见过了太多人事，于弦惊之处却依然忍不住鼻酸，似乎正在为不能确定身份和不能确定面目的什么人伤心—你是谁？你就是那个我一直熟悉但从未见过面的你吗？那个我一次次错过却一直在暗中寻找的你吗？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挡住落向你的皮鞭？还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手将走投无路的你接纳和庇护？也许，你不必过于悲伤和绝望，我的姐，我的妹，我的女儿和母亲，你至少还能听到掌声，听到四面八方经久不息的掌声，再一次在剧场里实现对革命的重申。革命是什么？革命确实是仇恨，是暴乱，是狂飙，是把天捅下来，但革命无非是暗无天日之时人性的爆发，是大规模恢复人性的号令和路标，因此也是一切卑贱者最后的权利—虽然革命大旗下同样可能重现罪恶，有时候会使革命变得面目不清，让回望者难以言说。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两，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做一套广播操，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红色娘子军》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万泉河风光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作为提琴手之一，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
我也无话可说。
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不料好些天过去了，几个疯婆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又求得姑姑一类人物的指教，当真要在乡下发动艺术大跃进。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有模有样地压腿，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还称出一担茶叶，换来几匹土布，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
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颗下滑的泪水。
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是芭蕾舞剧，是要踮脚的，是要腾空和飞跃的，是体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挥发，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从而羽化登仙那种。投入那种舞曲，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一个空中大劈叉，后腿踢到自己后脑，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脸上去？
2003年4月
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会演，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她们不会唱京剧，又嫌花鼓戏太土，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排《红色娘子军》！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杂志。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