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这种由低到高的运动，不仅可以从个体上看出来，而且在整个人类的整体上亦能看得出来。在最初，是外部的接触和生存斗争的竞争压迫使人们结成或大或小的群体。但是后来，这种表面的关系逐渐成为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的生活经验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善恶标准，一种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利益范围，使个人的地位渐渐变得坚固，同时又能将个人的自私限制起来。于是，这也同样是人类走向更高尚、更崇高的进步。
事实上，这种自然的冲动与能量向精神层面的质变与转移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生活都是适用的。这种转移，我们可以从某些个人经验的获得中看到。事实证明，我们保持和发展这种个人的天性是完全符合我们自我保存的自然冲动。这是一项可以引起我们感情共鸣、激发我们活力的任务。但是，这个运动一旦发端，势必会远远地超越之前平凡的起点。那些分散的精神因素开始聚集起来，并且会共同发挥着非凡的作用。我们所向往的目标因此可能脱离狭隘个人主义的利益，不仅如此，甚至可能还会反对它们。一个有组织的精神世界逐渐地显现出来，并且会越来越能激发我们工作的热情和牺牲精神。
这种运动，在精神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确的表示。在此，我们超越了存在暂时和永恒二者的所有矛盾。精神生活的真理要求不被时间所影响，然而，我们发现人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经受着不断的考验和变化。但是，有一种新的、独特的历史在人的经验中展现，使人类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之物。
此外，我们可以从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能看到，生活已经逐渐地摆脱了起初支配它一切活动的天生的自私：最能表现这种解决运动的是爱情与工作，爱情表明它是如何改变了我们待人的态度，工作则表明它如何改变了我们接物的态度。谁能否认爱情是出于天性呢？谁又能低估这种天性的永恒意义呢？然而，当爱的对象从某些方面获得其自身的价值后，当使被爱者那种幸福的愿望能够直接激发我们去努力时，这种天性便被完全改变，我们天性的自私便会让位于他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这种改变，他指出，即使是在那些下等人的身上，也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在最初工作的时候，只是简单地为了满足我们重在的需要，如果我们要求为所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时，任何人也不能责备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工作本身会使我们自身变得更加可贵：因为它建立了一种能够抵制工作者突发异想的精神联系，它使我们能够承认更大的困难甚至牺牲，它变成了我们不断取得进步的莫大力量。在爱与工作中，一种本来是纯粹的外在接触逐渐变成了内在的联系。与此同时，单纯的快乐和利用服从了更崇高的精神利益的追求。
他没有无视潮流去改变他而不加抵抗，他能明辨精神与自然的差异，而且可以在这其中获得最有益的价值。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这些冲突解决掉，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使它们相互作用而抵消掉。没错，只要我们用洞察的眼光去发现人类的集合经验，就能看出相消作用存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它在我们知识的预料之中，又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现人类精神的不朽之处。以前是由于必要的强迫，因为保存自己的自然冲动才能经营的，而现在都变成了高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已经进步了（不止一般的进步），单纯的并列体变成了有机的联合体。在以前来说它只是一种手段，而现在则是一种深藏于我们内在的特殊形式。过去一切旧的东西，在新的光明之下都将被重新解释，因此，必要的冲动对于促进人类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人类关系的一切矛盾上，精神生活取得他的基础，而且能够排除一切阻碍以促进他自己的目的。
然而，那些以往时代称之为不朽的东西不管我们如何固执地坚持，并试图把它们所划的界线尊为普遍规律，试图在不同的时期找出一条同样的界线，并区分哪些是该时代的产物，哪些是不受时间影响、是世界历史上所有时代共通的内容。如此这般历史便以一个精神世界的状态呈现出来，始终清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且不管所面对的局势是否能够驾驭。
我们发现，精神生命的观念所需要的，与人类所能供给的之间好像有一种根本的矛盾。精神生活需要一种完全的、包含其他多样的形式的活动，这样，它好去超越主观与世界，即内在的感觉与外在的事实二者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内在生活几乎被这种冲突随意摆布。精神生命构成一个涵盖诸多方面的整体，而人性则分裂成许多孤立的个体。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如同社会交际的紧要一样，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保持这种孤立态度。精神生活宣称他所提供的内容是永远真实而显赫的，而至于人的事业，是时而发达，时而低落。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生活所要求的，它们都是变化无常的。
另外，虽然我们因此而使生活得到提高，但实际上它与人自身的强烈意愿和动机是对立的。因为，人们通过努力获得的不过是当下的快乐与成就。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此，不再从精神生活上努力，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的话，那之前的努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样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要素，不仅会带有某些烙印和某些特征，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重新进入生活，并起到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在改变生活的趋势上，当某个普通的运动获得成功时，更容易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所有附着在其表面的东西便被刻上了倒退的印痕。比如说，我们绝对不能将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抛弃，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它所坚持的分析方式、批评原则和它对世界与人类的划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时代的精神活动是更独立而复杂的结构，它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正是这种复杂结构让心理的直觉性越来越远离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运动使人类得到的提升程度，远远超出了某些个思想家空想范围，也大大超越暂时的兴衰与成败，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其实是实现它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革命，当然也就完全变成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成效，是让我们有可能用永恒价值对抗即时的现在，这些永恒价值包括所有时代和人类一切恒久的东西。这样便有了一个用时间评价一切的可行性标准，凡是与这个标准相抵触或相违背的都被判定为不能产生持久性影响的立场。当然，强迫人们去认同这一标准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像所有的精神实在一样，它希望能够被人们承认和被个人占有。显而易见，我们难以理解的历史经过这样的整编，本身已经超越了历史成为一部精神史，它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暂时的、现在的制约，同时它也成为了生存暂时的现在和精神永恒的现在的媒介。
关于人生，我们毕竟可以有一个更加高尚的见解，我们曾做过无数的白费精力的努力，这些努力虽然看起来是极其纷繁的，然而彼此毕竟有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努力付出的人，实际上也是有很确实的益处。在我们将希望寄托它身上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就是我们要从各方面对某个疑难的问题加以讨论。于是，我们之前所得出的结论，此时又要成为一个问题。既然实在已经超越了一切的纯粹自然，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感受到比以前还大一些的触动吗？因为，从最原始的人生开始，一般人生所站的地位，都为那种意见——解脱人生的弱小——所斥为全不妥当。我们人类所想征服的自然，未必不保持他的不可抗的势力，而毁坏我们更高的欲望，而使之成为空漠的希望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人际关系的范围而言，精神生活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对人类生活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促进着它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整体的，他们的所有行为和创造，都意味着精神生活在其中起着提升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所有困难面前的坚持、恒久和积极，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力量是我们所需的，它的行动不是人们空想的结果。
现在，我们从道德上来举一个例子：有一种道德不把精神生命看做人生的真正自我，而是把精神生命所加于人类行为的规则，看做上界权力所颁布的法律，对于这个法律，即使我们可能会尊敬它，但对它也没有深挚的感情。既然已经缺少了内在的热情，我们的行为便不能达到最高的成就。而这样的道德，也只能是管理的。如果当外界对于他有所要求时，也许即时履行义务，但是不能热心于发现新事业，不能深入未知的境界，不能用最大的力量去促进精神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当然，这种突进的行为是可以有的，只要我们觉得那些利益与我们的自身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希腊思想家认为，下层对上层的渴望有一种天然性在里面，宇宙里存在着一种向上的充满爱的运动。认识到这种精神生活的特质，我们就会明白，它不只是这个运动自然形成的或固有的产物——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进化——而是有一种高级的精神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更深层的实在在支撑和激励着自然，如果没有它的存在，自然获得她所达到的一切是不可能的。
以前活动的痕迹也许还仍然留存着，可能使他没有以前做这种活动时容易激动，但是即使这样，精神生命也是不平稳和不确实的，他必须时常加以刷新和经营。不断地刷新和经营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毫无疑问它也是非常值得的。只要他能将人类脱离“自然的自我”的桎梏，又能使人不至于游荡在“无限”中。精神世界参加了实在界的活动，就能享有无限的自我，然而人生的活动并不停滞于此，而是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向前发展。虽然说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然而仍然能够直接享有他曾参与建设的世界。神秘主义宣扬所谓的“无限”，完全是出于感情的，不能渗透人生的本质；而现在所谓的“无限”，就成了经营的原动力，它能从各个方面扩张他的变革活动。
不仅如此，从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出，自然和精神最终归于一个世界，有一种包容性可以超越所有的差异甚至是所有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对立矛盾的相对缓和与否，对我们来说，精神生活的存在总是以一种不能真正适合它的方式体现，所以它永远无法摆脱矛盾，它只能在这种充满对立的环境里展现自己，这种环境成了我们的束缚，令我们无法逃离。就此来说，我们的所有精神生活所带来的成就都不是怎么完美的：象征性的表达常常我们是精神生活的体现方式。在人类的经验里最初认识到精神的无限性和它的深不可测，但我们被束缚在尘世的生活里，它无法自由地得到全面展示。尽管精神生活的实质和存在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表明人类的生活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各种的制约与不完善束缚着我们，但是，我们绝不能把生活当做是希望渺茫和理想空洞的事物。因为，我们并不是作为旁观者对这种实质仰视和崇拜，而是通过它可以让我们从中找到真正自我，它是我们生活最内在的本质；当我们对各种的不完美发动攻势时，它是我们极好的出发点。同时我们并不只是身陷于进攻之中，还可以登高视察它，利用我们的充分优势，给我们生活带来保障和欢乐。不用担心任何阻碍，信心十足地勇往直前，努力提高我们的品质，超越人性的一切弱点。
也正是这一真理，首次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人类和个体的不断发展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进化，更是一种从精神上的首创。
对疑点和难点的探讨
精神生命脱离自然而具有的独立性，不但能为我们人类规划出无穷的事业，而且对于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在逐渐脱离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文化与人本主义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纯粹理想主义的文化，主要是来使我们的精神生命有更长远和更充实的发展；而纯粹人本主义的文化，它对于一切总是要归宿到人生幸福与安宁，结果就免不了导致内在性的空虚。也就是说，即使是人性所能达到的纯粹精神，也是不可能永远存在的，倘若一经停滞，就必然会堕落，会陷入自然利益的领域而遭蒙混合不成形的痛苦。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精神生活的种种要求，同时要说明它在本质上能够战胜它在自己的领域里所遇到的所有障碍。
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感悟是极为濡滞而模糊的，如果想让这种感悟更加清晰，那么，首先就要使它变得更加明确、强大，因为这种感悟不能离开精神生活。事实上，精神生活是一个核心，想要使它对人生有积极的影响，必须使这个核心成长为足够强大的个体。只有那经由冲突和分裂引起的某些活动，能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强健，能使人生始终是精神的而并非纯粹是自然的，才能使人生完全为我们自己掌控。分析的活动，时常承认精神生命的独立性，否则，人类的精神努力必定长此孤立，不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起点，不能享有精神生命的某些可能性。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考虑它与人类经验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之中。然而，正是这一关系引起了极大的怀疑，既怀疑为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是否有效，又怀疑根据这些要求而建立的信念即精神生活的正确性。可能很多人已经发现，他们所坚持的至高的善，从他们内心最崇敬的信仰中尽了很大的自我牺牲的力量，但最后却发现根本无力指导世界的运动，也正是这一简单的认识，从很久很久以前便让他们深陷于忧虑和失望之中，甚至还会使他们深感绝望。自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精神的抱负，命运却从不区分善恶：我们无比期待着的，却根本没法看到任何公正的秩序和爱的王国。即使是在完全属于人的范围里，精神生活也没有一点儿稳定的地位和可靠的主权，而是被人滥用了，被人作为私人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工具。最后的一点是最糟糕的，精神生活自己分裂成对立的数个派别，自我削弱到可悲的地步，它所做的一切集体的努力都在其源头失去了活力。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都说明它是世界进化的一种副产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它如何可能控制我们的生活并给它一种真正的意义呢？
这一派的思想反对把救济的希望放在虽然平稳而却缓慢的进步上，现在，我们不想去追问平稳进步的观念和世界的发生原理有什么关系，也不问他和人类生活有什么相悖的东西，就应该把他看成怠惰的奸诈口实，应该把他看做使问题暧昧的原因，应该把他看做使效力迟钝的原因。因为这种观念，是不适于人生的特别情状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世界强加于我们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决定否定它，还是干脆直接将它们看成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而抛开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我们所显现的趋势不是加强了这样的考虑、增加了它们的分量吗？我们一旦对这一事实有更好的理解，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宇宙的力量，是它打开了实在的新的深度，使实在得以自我实现，我们当然会非常期待如此普遍的一个过程在它的流转中将显示出它自己高于其他一切的运动，同时能使它们为它所用，更重要的是推动着它们沿着它所计划好的路线前进，非常轻松地克服一切人或物的障碍。同时，还可以对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分歧更好地加以控制，将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于是，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难题时，它也就变得比以往更加难以理解——秘密不仅没有被解开，却反而被掩藏在更深的地方。
在不断超越和分裂的过程中，个人的生命特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如果高等行为与低等行为成了一种混合体，如果人格与个性等要素没有什么奇特的性质，而只是扩大的自然行动，那么，这种运动就根本没有刷新的能力。想要获得刷新的能力，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去与精神世界相接合，从中得到有益的内容。如果一经接合，那么精神世界就马上会显现在人的生活里。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人类都要努力超越旧的领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以上的这一判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有当它强迫我们放弃前面所得的关于精神生活的结论，也就是迫使我们不再承认实在的深度应该去哪一生活中去寻找时，其结论才是有害且具有破坏性的。不过，事实上它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才可能对我们的判断产生这样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经验世界的精神命运会被证明对其根本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来说是决定性的，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可与经验印象相对原始、根本的真实世界。我们必须将内心生活的确定性建立在外部世界的证明上，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按照世界对我们的呈现来看待我们自己，并且只是按照世界所能承认的程度评价我们的生活，如此一来，那怀疑一定会获得胜利：如果按原貌判断事物，那肯定会从内在上将我们一切生机勃勃的冲动全部摧毁。但是，不要忘了支配我们整个研究的主要思想（它提出了不仅是现代的，而且也是整个文明化运动最深刻趋势的思想），简单点儿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从外部发展到内部，而是必须由内向外地发展，生活中一切事实中最重要的，那些支配着所有其他事实，确立真正现实性标准的事实，其实不是从我们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我们的经验中产生的。相比于个体的生活经验来说，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存在本身是以它自己为基础的，而且不断地得到它本身的支持。甚至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立——无论大或者小的对立，那也不过是我们生活过程中的一条裂缝而已。这个过程自己能够把我们分散的感性印象组织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把它们建成一个与我们的纯粹主观的经验之流对立的世界。
我们必须分别清楚，文化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被精神价值所支配的文化，一种是被自然价值所支配的文化。文化只有成为精神生命的特别外在表现，才能在其内部有特别的黏性，才能真使我们人类的面貌焕然一新，将我们各种文化发展上表现人类的弱小取而消之。因此，现代的文明特别要求一种无穷的而独立的生命。然而，人世间的复杂关系，究竟在指示着我们何种生命呢？毫无疑问，的确没有什么能产生这种需要所引起的运动，除非信仰超越的精神界，而且信仰超越精神界的实现。没有一种运动，能长久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除非能使我们免掉矛盾，这种矛盾是要新权力能够显出强制统御的能力——这种能力绝不能得自自然的人。如果我们承认有主宰力的超越生命，就提高了社会的精神界：他使我们觉着我们与宇宙的生命相接合，能使宇宙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从前的卑小都消灭了。
如果对这一生活过程的本质进行比较细致的考察，便可以寻找出它内部所蕴含的一种独特的运动，由于它的这种活动，一种新的生活便产生了。不过，如果从性质上来讲，那么它与由自然事件的更替所规定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运动看作一系列孤立的偶发事件，而应该看作一种有明确方向的主要趋势，它把各种各样的事物凝聚成一个独特的整体。事实上，我们不是只从一个更真实世界的细微之处看到这种新的生活：其实我们所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自我实现的劳动便是实在本身，而且，也正是由于在这一自我发现的劳动过程中，实在确立了它自己的信仰基础。在这里，生活是不依赖于知识的，恰恰相反，知识根据综合的原则获得其特殊形式，综合原则在统一生活的时候，把它的独特性质赋予了它，这个根本的事实（一个独立的精神生活由此在我们中间产生的事实）不能用来引证世界难以驾驭的方面来辩驳，不管这些方面有多么可怕。也许它们让我们相信，真实世界的情况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符合，也许也会迫使我们从不利的方面判断世界的状况和人类所处的地位。它们也许会为我们布置新的任务，但是可以肯定它不会对以上事实的基础产生怀疑：它们只会使它的轮廓更加分明，也正是由于它们所提出来的矛盾，对于它的界定更加清楚。但是，尽管我们维护这一根本事实的普遍性和不容争辩性，尽管我们将其只是归结为主观感受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认为它能够使一个个体或一个时代信服的力量只能来自对它自己的精神资源的清楚意识和有力展现。如果哪里缺少了这样的精神内容，哪里的生活便从内部出现分裂，也就不能再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承受世界的击打，哪里世界便获得了胜利，怀疑便显得难以克服，我们再来谈论生活的意义便成了无意义。
一种文化成为不了宣传真实幸福的工具，也绝对取得不了人类精神的圆满皈依，除非在事物的旧系统之前去主张信仰上、希望上已经发生的新系统，去主张可以唤醒时代酣梦的新系统。
如果我们从历史见证的角度来看，便会很明显地发现，衡量信仰对于俗欲的力量，可以根据其精神见解的坚定性来获得。比如说，早期的基督教教徒曾经面对的是一个黑暗而势力强大的敌对世界，尽管如此，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它对他们那坚定的信仰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信仰是由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所支撑，那种信仰引导教徒们克服了一切的罪恶与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人类历史上很多辉煌的时期，最终却终结于怀疑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理解它们的命运。要想战胜怀疑，不能仅仅只靠反省，而要靠生活本身的内在塑造。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空洞与虚弱，怀疑便根本不会使我们变得消沉。从现在来看，只有一件事能使我们摆脱它们的压力，那就是内心生活的更新和重建。
如果在个人（或者说个体）的活动上是真理，那么，若是将其应用在全体文化的工作上，也必定是真理。
可是，虽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世界上的各种压力所屈服，但是却也不能把它撇在一边，一门心思走自己的路，如同一切都没有不顺当。因为，我们所构想和辩护的精神生活，不只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也是当我们感到厌倦和辛劳时，可以全身而退的避难之所。相反，正是它自身的本性要求对一切实在的统治权，它不能放弃这一要求，不能放弃维护自身的权利，否则，便会失去生命力，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主观。但是，如果保护它的要求和权利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坚持，那么生活的意义便会发生改变，而它的问题也将需要重新表述。一旦认识到理性由于它自身的需要，必定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不过，我们现在的世界却不是让它获胜的舞台，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它上面进行理性之战，但是却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事实上，我们越是确信人类利益世界是有限的，是正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的，那么我们对于尘世发生的事情的真正性质所做的评价就越是谦虚。倘若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一个片断，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它会澄清一切疑团，这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还会有许多毫无意义的可能性。
其他各种精神生活也是同样如此。作为独立精神生命，其活动的同心协力，不仅可以帮助活动在特别方向上去发展，首先，就绝对有必要组成一个独立体。比如，以正义看做纯粹寻求幸福的手段时，不论是个人的幸福，还是社会的幸福，从根本上来说到底有没有不同——正义就失去了一切特别的色彩。它再也不能使我们从其本身的立足点去观察生命，再也不能改变已经存在的事实，再也不能用原始的感情来震撼我们的心灵，从此只能屈服于结果的计划，反对强烈的精神紧张。它成为功利最顺从的奴仆，完全适应了功利的要求，如此一来，便会将一切内在性毁灭了。它若想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能在他成为精神生命所泄露的物品时，只能在它成为高尚的物品而超越了一切利益的计较时。那些以正义为自己所有物的人，才可以获得精神的光荣。
另外，就算在现世生活中也不乏有这样的经验：一开始被我们看做障碍的东西，到后来却有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助力。我们很多时候对生活的否认，常常仅仅是因为我们用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去评价。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其实极其简单，那就是我们想通过它来使我们变得幸福，而且我们通常把成功和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生活的主要标准。如此说来，也难怪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如果这样的幸福不是我们最高的生活目标，即使被完全承认仍然不能让心灵得到满足。如果一种内在的稳定和进步、一种性格的深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对生活所带来的结果所做的判断确实可能不同于现在，我们甚至可能会开始重视曾经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冲突或可耻的穷困。
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在宗教界最容易显露出来。因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存在于纯粹人本主义的宗教与精神生命的宗教之间——一个允许人类以永远快乐的心境，由内而外地显露精神的生命，注入新元素、新价值，完成人内心的根本改变。没错，严格人本主义的宗教，虽然包括了有限关系的全部，但它还是不能称作宗教，这种“宗教”所有的元素，只不过是真正宗教的源头或是终点。真正宗教的目的，只要从特别的境界去保障精神生命的存在和胜利。只有这样，宗教才能获得其特有的独立性，才能有力提高人生的内质；如果脱离或者除去了精神的基础，那么，就会常常失去他的特质和其所要求的存在权。固守这种基础的宗教，不是要帮助那些境界不宽广的人们，而是要给人类灌输神圣生命的无限可能，将人类拔高到无限高深的境界，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革人类的特质。
然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单纯地靠可能性是很少可以吸引我们的，除了实在本身的鼓励和支持外，它们是没有力量来帮助我们的。只有当忧患和纠纷不再只是守护心灵，而是积极地促进它的美德时，这样的支持才有可能会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促进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赐予我们的。
那些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即使去从事有关精神的工作，也是无法很好地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也不能避免心理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冲突，所以，他们也只能徘徊在这些范围中，而获得不了真实的进步。精神生命却可以涵盖这些冲突，因其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可以使人生获得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产生不了新的思想、感情、意志等，然而却可以在思想、感情和意志等方面有所显露。既然我们寻找到了这些精神的内容，生命作用的这种进步自立于实在界的这种显露，那么，我们就超越了自然世界的范围，而精神生命的主要形式也便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类创造的能力，从真理的本质和精神世界的总体获得某些感动，才能在人类内心得到展现，才能使人生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领域。于是，精神生命的运动、努力、经验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他已经超越了平庸，而且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之时。
如果无视一个对抗的世界所可能做出的顽强抵抗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对于在此阻碍每一个进步的种种危险，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表面上合情合理的东西是多么容易转向它的相反面，因此，对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仍然会感到非常不安。但是，如果事情不是这么安排的，那么生活便会失去它的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在使我们的生活从内在得到强化，只有当它从紧张的冲突中排除障碍达到新的境界时，才能使意义变得更加深远。当我们意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精神生活远远没有实现其根本特性，也没有明确地规定出其主要发展路线，而是被各种各样的困扰纠缠时，我们坚持提高精神经验水平便变得更加有必要了，对于这一点，如果不是对精神进步的无限期望，仅靠一点点热情是根本没法达到的。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区分历史已经以希腊和基督之名为我们做了概括的两种生活类型。希腊文化认为，精神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呈现在人的经验中的高级禀赋。因此，生活的唯一任务便是努力发展这一移植于人身上的神圣才能，并且保护它免遭一切袭击，并把它充分地发掘出来。若是照这种观点来看，整个内在生活的运动便消失了，而且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可能性也是不复存在的。此外，这样的自发展示缺乏鼓舞世界的有效手段，最后也只能归于失败，基督教的生活类型起源于人类内心生活的各种疑问，尤其是源于道德意识的困惑，根据这一观点，正是精神世界内在与人的生活运动这一点给了个体生活和人类生活真正的历史意义。这样一种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困难和不幸的态度，人们不再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开它们，而是离它们越远越好。
但是，既然有前面的各种讨论，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一说明，统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由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使所谓的价值完全发生改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感官的权力逐渐屈服于精神的权力，是由内而外地改变着，由里的生活去观察表的生活，去享受表的生活，而不是由表的生活去观察里的生活，去享受表的生活。现在，普托莱姆的中心点，已经改变了哥白尼的中心点。
我们的生活内部有如此难以触及的深处，这些深处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时候，是隐密的，不是自明的：经验必须提供有效的证明。而证明，是由在人类集体生活和个体心灵深处发展的世界本身的历史所提供的。无论是宗教、伦理，还是我们全部的生活文化，要想证明一种成功的精神力量的出现，它是不同于为生活奠定基础或者努力维护这些基础的精神性的。从一开始，宗教便是一种生活的结构与本质的组成部分，它承认并且肯定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人类的内心之中，而鼓励和失去这种精神性发展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类并分有它的永恒活力。只不过，相对来说宗教是又更进一步、更明确的表现。因为，宗教的职能不仅要把对大全的认识注入到人生的劳动和生活之中，而且它还要通过直接的神交体认大全，从而为人类打开一种更加深刻、更有幸福感的生活的源泉。于是，世界便出现了不止一种极为独特的宗教，由此来实现对世界的完全超越。我们可以说，这种存在相对其他的方式更高级，我们是很难达到的，虽然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越来越忠实地表现其真理，并且更愿意通过艺术而不是思想的中介。但是，这一点至少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特殊宗教的水平之上，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更为新奇的生活，它是远远超越了纯粹个体的所有。
只有有了这种了解，才可以使我们人生有更大的主动权，从而可以将实在界那些基本的观念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如果直接将人的精神生命显示出来，那么就要使精神生命成为生命的最高目标。这里所说的最高目标，其实是感官世界和现实世界，现在已经退居第二位置了。换言之，以前常有人以为要用感官世界去证实、超越世界，而事实上，超越世界是一个独立的唯一世界，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本源。精神世界一旦独立出来后，就经常会产生这种革命，精神世界来自感官世界以上的本源；即便是那些唯物主义者，也不能不采用这种相对较高的基础，否则，他就不能用理论去建立自己的学说，凡此种种，都可以完全加以说明，而没有任何难处。
在宗教上适用的，在道德上同样也适用。在这里，与一切个体的任何变化毫无关系，但是它在生活的内在上实现了提高。当然，它与其他领域里的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道德必定在一开始就会从各个方面或大或小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没有对我们的何种利益使我们免除对精神道德化的需要做出规定，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我们自己的生活，承认它是中心，甚至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它身上，围着它转。事实上，有一种明确的抉择指引着我们在迷宫般的生活里行走，而且它会时常在某一个转弯的路口像灯塔一样等着我们。但是，随着生活中的困难，不仅使外界的某些事物发生变化，而且也可能会动摇我们心灵的内在信念。因此，如果不想让道德停滞不前的话，它就必须重新调整自身的方向，必须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发现一种新的东西，加强其内在的生活，从而来支持它的整个运动，指导它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达到一种新的突破。除此之外，我们没法证明和确认我们个人的价值，我们认为，那就是精神禀赋本身，是我们不能轻易抛弃的价值。因为，只有当我们的心灵忠实地拥护精神生活、反对那些令人反感的造作时，人的禀赋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被动的态度或者仅是单纯的劳动状态，而是成为一种完整的行动。这样的道德，从内在性上显得更为纯粹和高贵，从而可以确保它在整个生活中保持特殊的地位和更大的作用。
若想让以上两个方面得到满足，也是有两个方法：其一，我们必须了解独立的精神生命意义；其二，还须了解独立的精神生命对于人类的某些启示。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轻微地改变，而是要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
于是，通过冲突和使冲突逐渐消失的精神生活获得胜利，精神的全部生活得以深化加强和逐步更新。如果离开了这种生活的深化，那精神在它被普通人占有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保存它本来的创造性和独立性的。由于这种生命力得到了深化和加强，因此它对障碍与困难的看法便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不能错误地把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看成我们精神境界得以提高的条件，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障碍和不幸根本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优点，不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精神收益，只有那些活力才具有改造和提高生活的力量，而在面对不幸时，所做出的犹豫不决和多愁善感的表现完全是没有积极的信号。
但是，这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到很多不可想象的困难，因为，他们想严格地把世界分出来两种：一种是纯粹自然的，另一种是超自然的。我们所渴求的比较高一个等级的目标，其实也不是特别明了；我们要防止较高与较低二者的混淆，也没有充分的警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冒险，其实并未有超越自然的，而是扩张自然的领域，如此一来，我们的这些冒险便不会获得任何的改变。要想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有两种极为重要的事情先要做好。第一，无论精神世界有多么大的提高，也不把它作为其他生命界的附属品，它自己必须是有生命的，是独立的，完全属于自己。第二，他必须将这种新生命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否则，生命于他而言，只不过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方法而已。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把那种得意的精神性和好斗的精神性分隔开来，也不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作为一种基本预设的精神性分隔开。如果割裂这些联系，那么就很可能使我们对它热切塑造世界的力量丧失信心，所以我们把它压低到仅仅是一种主观情感的地位。而且，其实在这些联系着的系统里，得意的成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它能充分肯定表现精神生活所不可少的独立和自足。毫无疑问，我们一生中所从事的工作不会是毫无价值的，其最有意义的不仅仅是我们从事的各种活动本身，而是由此而获得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才是最可宝贵的。
事实上，现今宗教界对此的探寻，也同样有这种趋势。之前许多先驱思想家一直欲使生命的本质不依赖于人类，也就是说一方面想让人类将其抹杀，而另一方面却要他们的思想没有害处。没错，有些人在思想上确实悟出了极深刻的真谛。然而，康德却一直认为，我们人类是要在道德的某些行为活动中寻求一种脱离人性的限制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对于一切理性的生物是相互共通的。所以，人类努力想要超越自然气质，便可以证明这是人类天性的需要，而且也已经证明，这种努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宇宙是整体的各种信念的影响，不过，因其与社会生活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便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忽略不掉的要求。正是我们的精神能力赋予了人际关系以某种独特性，我们的公民和社会生活实际上只是这一能力的展开和表现。这种生活必须包括很多种人的类型和状况：首先必须是当下人类的生活。
精神的生命应该与人类直接相连，尤其是要和我们人类的强大的能力和丰富的情感发生关系，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出人的思想，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失去由内而外发展的机会。精神生活要想更有品质，有更高的要求，那必须在物质上先要得到满足，才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如此一来，它们一定会从根本上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觉得纯粹的自然主义有问题——有太多束缚或者不尽准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去挣破束缚，从而努力达到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也会得到更大的释放，对于这种努力，其实早在那些信奉宗教的人身上有过显现。在宗教神秘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人类追逐的所有目的融入到宗教之中，或者说提升到某些宗教教徒所追求的境界，那么，我们的生命便会有另一番景象，而我们的幸福便会达到无限。
我们必须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实，甚至有必要接受理性与必然性的妥协，以及在本质上精神性与纯粹自然性的相互混合。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坚持它对纯粹自然秩序的更大超越，我们就必须努力实现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摆脱掉了很多必然性的压力，特别地体现和珍视独立精神。这样一个构想美好的社会必将与时间之趋势相反，它是向一切永恒的目标而前进的。与其他各种纯粹的权宜要求相反，它会支持那些真正精神上的需要，并有可能取代纯粹自然的兴趣，体现精神生活的力量——简而言之，它将尽可能地在人类面前保持、坚守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甚至会以死来捍卫它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一种更为融洽、相互适应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努力，那么人类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必然会减少甚至消失。而剩下的，将是一种与人的杂质混在一起的精神因素，如果它被承认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答案，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必将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
自然人的克制
虽然人类有着很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着眼于现时代世界，那些深感不满的焦躁情绪势必会造成自由精神伙伴关系纽带的断裂。之前，基督教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表了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不适应今天人类的精神状况要求。首先，基督教的两大分支已经显示不能满足如今宗教意识的独特需要。罗马的天主教仍然固守着中世纪时期的立场：它的权威性已经受到了挑战，由大众的眼光来看，它甚至变得越来越有压迫性，而其自身也变得越来越狭隘，如果它比较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变得一团糟。新的教会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以自由为立足之点，以人格为活动的根据。但是，它也有更大的不足之处，由于它极少关心精神生活的组织，极少关心精神世界的形成，因此，它面临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变质为对纯粹主观的个性的刺激，从而毫无希望地逐渐消失在空洞无聊之中。此外，我们需要了解并记住，在接近中世纪的时候，生活的范围极大地扩展，人类没法给自己的生活寻找到一个比宗教所提供的更进步的基础。因为，不管是宗教是生活最本质的基础这一观点有多正确，它也只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在真正独立的精神性的深处才能如此，而且，宗教的伙伴关系必须以这种精神性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从精神上对宗教做出更大的探寻，使其完全植根于精神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恢复生活的真正意义，就必须这么做。
事实上，这些运动不是强加在偶然的观察者身上的。不仅如此，对精神生活独立性的认识，把所有这方面的努力凝聚在一起，使之更加坚强有力。因为，随着这一认识，出现了一种影响我们生活众多方面的严重对立，在生活的各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和等级。如何调整并提高人的生活重心，使其能够与世界的结构和步伐相协调，便成了我们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和决定，在他那个特定点的运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试想一下，提高到一种更高的精神自由的生活水平，巩固该生活的行动本身便使他能够分享全部现实的成果与发展，与此相比，还有什么更能体现他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呢？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成功是需要先将其他问题解决掉。首先一点，我们必须把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从乱糟糟的生活中明确地区分出来，使人们非常容易地意识到这些特征。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无比详细地列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我们能做的只是提炼出召唤我们向前的崇高目标。我们越是接近它，便越可能想象到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图景，越有办法消除麻烦和不幸的危害，同时也可以阻止它夺走我们生活的意义。
一种精神个性的获得形成一个崇高的目标，只有通过极大甚至极其艰难的努力，并且往往要有很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才可能实现。只有当人认识到并充分了解他自己的精神本性的独特时，他才可能着手这样的工作。而这种认识，不只是一种理智的认同，还是一种自我肯定，在这一行动的过程中，整个人格都起了作用。
总 结
事实上，个体的生活同样如此。
在一开始，我们便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主要的讨论主题，在接下来我们为此做总结时，自然也必须回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人对精神生活的自由占用以及与它的合而为一，在以下的事实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它的发展取决于他自己的工作。这种努力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忧虑、痛苦和牺牲。可是，却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将他与这种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从中发现真正的自我。人之所以要劳动是因为他为了追求某种更高的精神生活，然而，不管这一点如何确实，它所采取的精确形式却只能由他自己的努力所决定，而他的努力不是像一座金字塔高耸在既定的基础上。它不是按照一个规定好的方向，不受干扰的产生。因为，怀疑总是会不时地对那些基础发动袭击，甚至会将其主要意义搅得一团糟。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不断地重申生活的精神特性，这可以从我们当下所处的境况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是否曾发现过某一种终极的统一性，它比所有的差异更为深刻，只要一提到它，便给我们所有利益打了明显的标记，并处处发掘显示出独特的问题与义务的统一性？我们是否能够非常满意地仅仅停留在已经得出的结论上呢？
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个人化，首次在心灵内部唤醒了一种新的力量，使自我表现有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和自觉，而这是一切推动人类进步所必需的。这样的进步绝对不可能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自由和直觉，是不能马上就可以获得的，更不能马上就能与别人分享和保存起来传给后代的东西。事实上，无论是谁，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通过毕生的不懈努力，去重新拥有它。正是靠如此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会使它不会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连续不断的，除非受到外部变化的影响，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则根本不是这样。当人的意识离开它后，它便会衰落下去，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因为，即使它的外部形式保持不变，它也必然会成为虚伪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所有真正的精神性都涉及不同的追求，它是我们将一生的努力都投入进去的一种追求。由此看来，我们人类的生活不只是从一个线团上把线抽出来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不断地引进新材料、不断地创造的过程。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只是从知之甚少的外部世界出发去探寻，那么，这些问题是根本没法回答的。只有当人类生活去努力探究它自己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寻找到答案。真正有意义的启示是只能从生活本身的教导和经验中得来，而不可能从外部得来的。有一个事实确实产生了肯定的结果，它揭示了实在的一个新深度，它不可能属于纯粹自然存在的人。由于我们认识到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所以我们获得了不少对宇宙精神自我实现的洞见，对那个隐藏得更深，支撑着整个生活并给它以个人特征的基础的一种认识。这个进步不仅仅不是既定存在秩序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它在某些非常方面的发展。恰恰相反，它是以一种全新的生活来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生活在达到精神的直接性时，便发现了一切实在的真正源泉。
所以，它会从各个方面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凡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精神力量的真正表现中，都包含着这种承认、占用和决定。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它在整个历史中使人们为保存和培养精神生活所承受的极为严酷的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至今仍然存在，它甚至侵入到了个体的生活之中。无论是在那种仅仅是外在的附加物的精神性，还是在那种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精神性之间，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一条清楚的界线。我们要想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
但是，还有一个真理与这一新的真正的实在的揭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人类的范围内，这一实在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个平静和保险的发展过程，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要与实在社会那些既定的秩序公开地决裂：它要求一种从根本上的彻底的改造。因为旧秩序所包含的这些精神性因素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活力，并且，它与许多在性质上异己的东西相互混杂在一起，而精神生活则能够实现其本身。同时，它能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它与精神世界在本质上的特殊关系，只是它必须摆脱这种异己的混合，对它要采取直接对立的态度，并且从它的独立立场出发，为它自己发展一种特殊的自我表现形式。这种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以持续不断的重复来完成。显而易见，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必定不是美好的享受，而是要一直不停地运动，甚至是折腾。事实上，从长久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人类的一切精神生活必定总是蕴含着某些斗争的因素。
对于生活的内容，当我们承认某种独立的精神力量是生活的基础时，我们便不再认为这个基础是我们一切活动的不可更改和无法达到的，而是一种独立自足、自我发展的生活，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便把生活提升到了同样自创性的、自由活动的水平。我们承认精神生活独立的结果，是我们使它更加远离处于当下现实状况中的人，使它成为他的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同时，他也会更加努力实现它，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一切真正的精神活动都与承认和占用精神世界有关，当然，同时也和个人的决定有关。这里所说的这种决定，它不仅仅是我们深思的偶然结果，也与整个精神世界有关。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我们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因这种决裂对立而变得枯竭？它是不是可以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它能够做得其实很多。它产生并且发展了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内容，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向我们明确地展示，由此返回个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时我们不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态度改变，而且触及了实在的一个深刻源泉，从而在某些本质的方面改变了人类关于世界的总体构想。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精神的内容是不可能产生于人类主体的，也不可能产生于与它对立的世界，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于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它要求世界与主体都被混杂于复杂的生活中，只有当这种生活在我们的经验中发生作用，在其中实现它自己，从中发现它自己发展的中介时，生活才能为自己赢得充实的内容。反过来说，只要生活有了足够丰富的内容，我们便能很容易地证明一种来源于大全的生活，一种由内而外发展的宇宙生活。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已经分享了这些精神力量，并从它们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灵感。在我们人类进行努力的许多主要领域里，比如在真、善、美的领域，其实在精神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增长；而且，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增长。
事实上，我们若想探求生活过程的真正意义，是不应该只想着凭借外部世界的任何间接关联来实现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它所展现出来的现象，以及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来的要求。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它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发性和首创能力，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而把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这一事实符合因果链降低到次要的地位。绝对不应该把首要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更不应该为了某一特殊理论的要求而牺牲掉个人的生活经验，这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对实在的理解有困难，这也不用担心，我们怎么能够肯定世界一定是严格按照最方便人类思考的方式构成呢？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无论谁把世界归结为一条简单既定的现象链，从而剥夺了它的自发性，都将马上使它完全丧失掉镇静和本质。
但是，由于我们时常习惯于孤立地看待各种事实，而不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因此便不能正确地对待它们。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一如对精神生活独立性的认识使我们可能做到异样，便能看出在它们中间所展出实在的特征。我们从中也可以察觉到一个协调而完善的精神世界的逐渐建立。无论如何，这对于从本质上提高大全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它在生活的所有活动前设置的一切差异，都必须根据它被认为要去展现的大全来看待：它必须成为内在的、有生命力的和协调一致的。
为什么那些努力捍卫自由的人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在倡导一种虚幻的理想？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世界的真实图景，一种实在的图式与自由格格不入。特别是机械因果论的自然观已经搬到了人类生活和心灵的经验之中，这种讨厌的观念不会给自由精神任何的机会，但是它是不是能够正当地应用于心灵问题的解决，这实在值得怀疑。
事实上，就算我们不求助于大全，而是沿着某些特定的路线来进行，其实我们也可以获得足够大的成效。如果从生活的各种不同，并且从个体出发去看的话，其实它们都遵守某些特有的规律。
但是，由于我们一直坚持生活的可理解性，那我们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轻松地将自由抛却，我们必然要问：我们对精神生活所做的论述是否能更适当地解释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当然会说能，而且我们无比坚信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到：一方面，通过把真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通过它所揭示的实在的独特内容。
因此，我们便需要按照因果定律和逻辑定律来思考。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提的自由，却并没有得到现代人们的欢心。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人告知，这个老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事实上人无非是宇宙结构中的一个微小部分，只有脑子不灵光的人才会从这一结构中发现任何自由的漏洞。于是，自由便被断然否定了，而生活便也失去了自足性和可理解性，这一事实或被忽视，或被低估，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但是，因果或逻辑性都不可能给予知识生气勃勃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对它的完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对真理的追求是在某个有生机的精神整体中进行时，二者才会相互作用，并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前进，这时候，这种更丰富的知识才是可能的。因此，无论是希腊思想，还是现代思想，它们都远远胜过任何形式的、抽象的纯粹思考，它的突出特征应该归因于它由之产生的全面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如果想让生活更有意义，有一点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那我们的生活便变得一团糟，而生活也就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了，而是被自然或是命运支配着，它虽然在我们内部发生，但是却根本不是由我们决定的。那种半异己的经验，如果从外部强加给我们，我们必然会对它的要求表现出漠然的样子。而如果那些我们不怎么待见的东西竟然会吸引我们的全部精力，甚至变成了我们个人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的生活便必然在令人气馁的矛盾中苦苦挣扎。
如果从基本的精神兴趣追溯到它们由之发展出来的自主生活，那它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是非常明朗的，即那些精神兴趣更清楚、更明确地界定其自身，而且还可能会更加果断地把自己与那些可能歪曲贬损自己的纯粹自然的东西区别开来，并且会认识到，彼此是合作者——是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合作者。
自由和首创精神的推进
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把宗教看做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或者把宗教看做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这二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因此，这些兴趣要从它们的源泉，即整个精神生活中发展出来，就特别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想来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对这一理想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和检验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持续不断地推动它前进，并开启它所蕴含的一切能动性。但是，我们还要明白一点，这可绝对不是把某种异己的东西强加在人身上，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向他指出其真正的生活所在。也正是当他把精神生活看做他自己生活的全部时，他才会意识到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既是无限的，又是他自己真正的自我。
然而，对人独立精神生活的承认，开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人与世界的对立原则上得到了克服。这种精神生活的运动，不仅是世界的展示，同时也是作为人的个体的自身的经验。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生活现在把它的范围转入到了一个特殊心理活动之外的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它独立地组织其自身，同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构造一个新的事实域。事实上，通过这种形式所形成的生活，并通过它的活动包容和超越主客体的对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由此而有了这样一种过程，它的各种联系、活动和宗旨全都属于它自己：它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现实，这现实不可能仅从人的官能产生，它能够表明自己超越了我们的有限性。正是这从根本上提供了基本论据，使我们的确信和努力有了一个出发点和支柱。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经验的内部表现了一种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独立且丰富的新生活。也正是这种新的生活，成为人所显示的一切精神活动形式的基础。一切精神的努力，无论其当事者是否知晓、是否期望，都需要颠倒现存的状况，把支点转移到这同一个精神立场。即使我们在唯物主义那里看到的一切精神性的直接否认，在它要求真实的主张中也暗暗采取了这一立场。
因此，生活的兴趣不是单一的，而是针对不同方面的——既对世界，又对其自身。它正是在寻找和实现自己在斗争中超越了对立，一方面涉及与冷酷异己的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对一个狭隘腐败的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那些空洞的主观性与枯燥的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也被超越了，这是因为，凡是属于生活的内容，它同样也属于自我。那种由此而内在地同化了宇宙的生活，一定会在其平时的人际关系中多方面地突出表现出来，而对它的详细描述则势必会再分为许多部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承认道德的独立性，那么，真正的精神生活要充分表现其独立自主的能力是如何的不可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是根本没法离开宗教的。因为，只有宗教才可以使它更为恰当地确认有限的生活从无限中获得支持，以及克服由这种依赖产生的各种对立的力量。
现今那些混乱而复杂的现实情况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处境之困难，除非我们乐意受一切偶然影响的支配，否则就必须不停地留意我们精神基础的稳定性。但是，是不是就不存在这样的危险——这种稳定性可能会变得静止不动，甚至可能会过分地限制和缩小生活的活动范围呢？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来得到启示，这两种十分明显的选择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现代的思想一直在自觉地维护主体的权利，并且积极地发展它的各种潜能，是不可能把世界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而它自己从主体或主体的某种主要特性——比如思想或道德行动出发的尝试，正逐渐变得不被人信服。如果人要成为我们在组织生活和形成对现实的概念时由以出发的固定点，他本身必须是存在着无可争议的中心。倘若他不是这样的中心，那么把他作为出发点便是一种人为的臆断。我们将很快因为这种臆断受到惩罚，就会得出不适当的生活概念，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事业缺乏信心。于是，对问题的习惯处理便使我们在两种解答之间无力地徘徊。
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艺术的贡献对精神生活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科学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只有通过严密推理的筛选和澄清，精神才能使其自身永远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水平；其次，艺术的贡献不可少，是因为任何新的理想，只有借助于想象和艺术的形式表现，才能引导和影响我们的生活。尽管如此，但也不是说生活就是或有可能成为不同领域的集合体，事实上，在它们背后支持其发展的，是大全的基本的生活，一旦离开了这一生活，它们便会马上表现出这样的趋势：丧失掉它们的精神内容，沦为世俗精神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有着不计其数的例子。
在从旧的思维方式转为新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我们看看究竟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性质：一种是把世界作为人的研究的出发点，另一种则是把人作为构造一个世界的出发点！那些比较原始的生活是富有审美特色的，它以艺术研究为理想，自得其乐地生活；而现今的我们则更喜欢无情地解剖现实，同时以更为敏锐的分析精神来思考生活，更喜欢把现实的全部结构建立在思想的艰苦劳动之上，这二者之间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因此，我们可不能低估了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
问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真正的精神性的展现，或者说是世界的内在性的展现，这种内在性是属于事物自身的，而不是仅由某个邻近的主体融入到它们中间去。直接分享宇宙的内在生活，并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动，正是这种可能性，给了生活以稳定、自发和崇高性，用一种内在的欢快去鼓舞它。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无可怀疑的。
以上我们讨论了关于基础与出发点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搅乱我们现代生活的分裂与怀疑。那些通常被一方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东西，而在另一方看来却是极具怀疑和争论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可见世界的信仰，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宗教的信仰，都可以说是已经名誉扫地，而那些我们相信的、可触及的东西，却又使我们在世界与人之间苦苦徘徊：第一种情况是在自然与理智之间徘徊，另一种情况则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徘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出发点问题不只是个形式的问题。我们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决定全部努力的目标与方向，而且还将决定什么是首要和次要的。
这个论断不仅对整个人类成立，而且对组成人类的个体同样也是成立的。二者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生存的事实，而在于它们之中正在发生或者至少可能发生的运动。在此，无论对个体还是对人类而言，承认渺小正是走向崇高之中和。如果仅仅只是迷恋于感官世界的需要，那么人类的生活就根本不值得一过。如果我们人类的幸福是指满足的话，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全部工作而离我们更近一点，相反，它会比以前更远。至于我们把杂乱的生活改造成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这其实不过是一种狂热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在我们生活中进行着一种运动所提供的希望，远远超出了任何单纯物质繁荣的全部价值。
稳固的生活基础的努力实现
一个超越了时间限制的新世界，源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生活的世界之门打开了。人类可以参与宇宙的一切运动来改造它，并使它适应于自己领域的要求。与他的时代的传统道德截然不同，他能表现出一种协调的、自由发展的精神生活，从而给他自己的生活以内容，并在他自己与宇宙之间锻造无形的连环。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任何作为这样一种努力的对象的东西，都永远不会丧失。的确，它也许看上去是消失了，但是，作为永恒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是永远不会真正消失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由于承认我们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而发生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些需要？是不是可以使生活稳定、自由和高尚？是否可能用一种丰富的、令人满意的内容来填充我们心灵的空虚？
也不应该把个体看成只是一个副产品，更不必要求他完全被绝对的生活所淹没，因为，正是因为他，才会有一种非派生的自足的生活首次出现。他之所以有权利称自己为人，也正是因为他直接地参与了大全的生活。正是在把我们的现实生活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并由此遵循着他自己设计好的特定的路线发展的过程中，他才获得了精神个体的尊严。一种淹没在诸如以密切的精神联系联结在一起的任务之中的生活，是不可能呈现出沉着有力的进步，但是，总是要求有重大的进展，无论其外部过程可能多么平静，它仍涉及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选择当然不是在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用整个一生的努力去完成。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内在生活的稳定和自足就变得无可动摇了。外界的障碍和灾难剥夺不了我们的精神本性的崇高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特定的岗位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和推进理性的世界。在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没有人能够夺走它。虽然环境有可能反对他，但是却不可能将他压倒，因为他有另一个世界可与感官世界相抗衡。另外，在他的生活中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比较大的危机在等着他，所以，这一向精神的转折，以及与之相随的转向内部的需要，便作为一种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可能性出现在他面前。站在一种崇高的立场上来看，就可能会认为拒绝这种可能性的生活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的生活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想方设法赢得它，而它也很乐意被我们所赢得。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明确而稳固的基础，一个精神支柱；其次，我们还需要首创性，以及发明创造的能力；最后，我们需要摆脱不纯洁的动机，因为我们的生活若要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那么就必须是伟大而高尚的。
如果用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人类生活在精神内容上肯定会显得极不完善和贫乏。不过，虽然我们从它那里获得不了有价值的东西，但是，那些微小的收获仍然比流行的概念让我们获益更多，因为，至少我们获准进入一个真理与实体的世界。如果有人对不完善表示反对和质疑，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质问他，究竟根据什么来断言我们人类的生存必须是完善的。在所有一切质疑中，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空洞表面的游戏，而是在它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运动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完全能够预测出它的方向。这应该也能够满足我们。如果我们要用几句话来概括生活，恐怕很难比路德的描述说得更好：“不存在任何完美的成就，一切都在创造之中。我们看不到终点，而只看到走向终点的道路。光辉的顶点尚未到达，细致入微的改进还在继续。”
当我们回顾前面所做的讨论，考虑到那些与我们现今的生活不合人意和混乱状况提出证据时，有三个重要的方面值得做进一步的论述。
应用于现代生活
展开
本书一直试图与现时代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地思考和探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不妨问一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或者答案，是否能满足现代社会特有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种种尝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此时，我们无比期望，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连同为了实现它而对我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会给我们关于心灵，以及它活动构造的图景带来极其重要的改变。不过，我们不想在此追究这些不同的变化。我们只需要问一问：这一认识是否给生活一种真正的提升，没有它，生活便没有意义与价值。以及，它是否能从它为生活所做的新阐释和它所打开的力量新源泉得到证明。因为这样，并且唯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主要论点提供一种肯定的证明。
不可否认，我们所知晓的真理在三个主要方面可以证明是适用于现代生活的。
于是，我们的生活便产生了各种分裂和混乱，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分裂，连同一种独立的精神性的突出，使得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有可能被超越，这种鸿沟已经严重阻碍了一切精神生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人或世界，它们都不能单独为生活提供一个稳固而永久的基础，我们必须把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从外部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而必须从内在将二者相互联系起来，若无精神生活的独立和它在人身上的显示，这种联系肯定是达不到的。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独立和显示，便可推出，在被提升到精神水平上时，我们被移入了一种普遍的生活，但它不是陌生的，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于是，精神世界的真理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得以实现，我们可以直接受它的鼓舞推动。反之，我们在这一更高水平上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对世界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价值，有效地改变了它的构成。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自己的进步对总体的成就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劳作与奋斗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我们有限的范围：它们将影响整个人类的幸福。
第一，它会使我们对平庸的现实生活提出不满；其次，它也会帮助我们从杂乱的社会生活中画出某些较为清晰的界线；最后，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重新凝聚足够的力量。
正是这条思想路线第一次显示了人所进行的自我批判的意义，既包括对他自己经验的批判，也包括对更大的历史世界的批判。那些所有未能经受其详尽检验的东西，都被判定为无法令人满意且未经证明的，而且，人们像康德一样，越来越想把它运用于生活的最深层结构。但是，批判如何可能超越纯粹主观推理极不确定的状态？倘若人的本性中并不隐含某种支配所有任性的想法和意见的标准，它怎么可能会产生任何新的东西，怎么可能拥有检验我们的工作并推进它的能力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在此走到了十字路口，一种新的理想出现在它面前，而这种崇高的目标仍然属于我们人类生活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再更为仔细地考察一番，看看这些划分是怎样被证明是有效的。
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方式，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经验中不同世界的这一会合。我们对精神的真理无甚兴趣，除非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所排斥和不认同的东西。另外，为了提出有效的号召，它必须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并帮助这一本性继续发扬光大。但是与此同时，它赫然以高于一切的姿态高凌驾于人类的弱点之上，它具有或至少可能具有主宰人类一切目标的力量，我们无法根据任何其他的观点来解释义务这个观念，解释激发一切独特的精神劳动的理想这些标准不容违反，对我们具有强制力，虽然这种强制力并非来自外部，但是在我们的本性中仍然有其地位。它们还表明这一本性如何区别自然感情的直观性，精神的价值标准履行同样的职能——它们断然区别于一切仅仅出于快乐和功利的考虑。它们是我们的，但又不止是我们的，它们通过种种努力把我们提升到单纯人类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又比任何其他东西所可能成为的更内在，也更本质。
首先，我们只要可以拥有能使一种更加广阔的生活展现出来的土壤，那么我们的生活便获得了实在的意义与价值，这种确信（也就是我们对真正精神的文化与纯粹人本主义的文化之间需要不断进行斗争的认识），使我们绝对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它在现今思想中占有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它所有的变化在较为对立的影响下反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也遗憾地暴露出其根本没有丝毫的价值。想想吧，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很明了，我们看到了一片纷乱错杂，看到了我们无休止地奔波追逐，甚至不顾尊严虚伪地抬高自己，自负而强烈地推行着自己的主张，对其他人的要求大加干涉甚至反对；我们已经迷失了，本来无比简单的生活却被异己而非自己的兴趣所占据，这可真是毫无意义。我们内在的动机变得荡然无存，连纯粹的热情和真诚的爱也没有了，虽然有一些夸张而不切实际的理论和实实在在的工作，可是那又有什么呢？人们带着他自己的喜恶，伪装成善与恶、真与假的最高仲裁者，因此，努力的主要目标是赢得社会的赞赏与尊重，说白了，其实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可真可悲！所有的这一切，无论它如何美化其对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如何受理想情感的指导，但是，仍然掩盖不了它内在的虚伪，以及让人无比反感的不实在，这样，注定是一种精神的无力和空洞。
事实上，我们人本身便是一个大难题。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可以灭掉他的本性。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即附着在他身上那种纯自然的东西）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这种接触会引起碰撞和斗争，可能会使整个生活由于相互冲突而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知道，一旦人的生活欲奋力摆脱其本性的时候，它便会被极大的不安所占据。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空洞和虚伪呢？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由于我们把注意力和努力都局限在个体身上，甚至有时候会指望某处缺乏的东西在另外的地方得到补偿。如果我们一直以这种极为有限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便会时常希望在整个文明喜剧背后有一种真正的生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某个特别的地方存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如果当我们普遍提出该问题时，就说明不再给生命一个精神基础，是承认纯粹人本主义文化对整个领域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且，这一文化根本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生存的空洞和虚幻。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我们每一个思考者，都将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非此即彼的选择。也许在纯粹人本主义文化之外，还有某种更高的文化形式，也或者，生活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们一旦普遍地提出问题，便立刻排除了第三种选择。
如果实在界的开创力、创新能力并非是人类主动的，而人类的行为是被它所鼓动的，那么，人类能不能自在地参与世界的竞争，能否超越某些领域而获得自觉性的实在界呢？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更多地讨论便可以知道，人类是不可能超越自然的，除非将我们自己解脱出小我的境界，而承认精神生活与实在界的意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直接获得的东西，是永远也满足不了我们内心深处强大的欲望的。这样的人生，实际上是最具真性情的人生，然而却还没有达到人性的本质；如果我们从精神世界获得了人性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探求人性的真谛。而这种探求，我们并非要舍近求远去寻找，而是要回到我们人类自身，并由此来完成我们的自性。如果从感官经验来看，我们对人性的探寻是极为强烈且永远不会终止的。另外，因为承认了精神生活的独立性，那么它显然要更为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承认会引发新的责任观念。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那些特殊的人生体验方面，而是必须以改变整个人生轨迹为目的，必须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从烦恼和沮丧中解脱出来上。虽然那些高尚的理想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普遍的思想上，然而，这样的理想仍然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
那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看法的人认为，人类活动的范围中有控制流逝的瞬间力量，他可绝不会同意否定的结论，也就是说他把时代看成人本主义文化的简单体现。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快就将发现，这种在我们中间发挥作用的真正的精神性，竟然可悲地与人本主义文化纠缠在了一起，甚至最后会弄得一团糟，而且也会由这种发现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试图使精神摆脱这种混杂的状态，有效地表现它天生的独立性。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便可以知晓，创造性精神生活的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它应当在现代条件所提供的新的基础上，把它的种种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它便不可能如鱼得水地控制和调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并抵消它抹煞差别的影响。
我们只要搞清楚了这两个阶段的存在，以及其在世界运动中的进步性质，那么就可以明白人类生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生活中这两个阶段的联结处，也就是在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地方。人类当然不仅仅只是演戏的舞台。我们人类的诸多行为，对于实在界的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有时候人类的活动可以左右一切。
精神文化和人类普通生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时候，它们是一种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而有的时候，却是一种理解与合作的友好关系。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某些不适当，或者不可靠甚至混乱时，精神文化会占绝对的优势。此时，精神生活若想顺利发展，就必须与现实的某些情况决裂，它必须以其更加强大的立场来站稳。我们可以从古代斯多葛哲学的兴起，来看这种性质的运动，那就是基督教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形式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运动。而在现代社会初期，启蒙运动却是以一种更加自觉而审慎的态度去追求同样的目标。在整个社会中的类似时期，生活在其一切表现形式中都成了问题，很多看似正确的真理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严格的检验甚至筛选。在越来越多质疑中，它便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它的眼界狭隘，以及排他的危险性。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些危险，这些关键时期越是迫切地需要激励和强化的工作。而当一个时代对其基本的精神信念感到很有把握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它主要的任务一定是要发展和实现这些信念，为了信念得以实现，它也必定会更加努力地鼓励所有和它相一致的东西。同时，它也要使这一信念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因为这样它才会更加强大。没错，通常这样的时期它总会在表象上呈现出一种非常友好的样子。看起来理性似乎统治着现实，生活似乎比较稳定地向上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立似乎在一种包罗万象的统一中被完全超越了，这是有事实依据的，我们只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便可了然。当然，我们自己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早期亦是如此。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回想一下，在精神生活超越纯粹的自然、宇宙，以及关于精神生活、关于人性的一般观点的变化。精神生活如果要想摆脱我们的局限性，它必然要表明它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在本质上的普遍性。然后，这种普遍性所含有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除非精神生活不只是已经存在的实在的附属品，而是实在本身内容的展现。由此，实在才能获得自创权而显示出一种绝非自然所能显示的深刻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而我们经常将自然图景描绘清晰，就能显示我们是以各种互相联结的元素的集合。同时，人生的根本生活观念也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自然领域中，人类的生活更注重于外部，主要是关注如何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维持相对永久、独立的地位；而现在，它就只关心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如果不满足于那些发展和变化，也可以在自我发展和自我开发的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的人生不至于花大把的时间在迎合世界的节拍上，这实际上完全是多余的、毫无价值的；而是要超越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的方面，并且通过两个方面的互相作用来将生活的整体质量提高，把以前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全部都终止掉，弥补以前的各种不完满。人生只有在有了积极的自觉性，并且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整体时，我们的人生才能得到一种全新的升华。不过，我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内容的详情，那么就必须从一般的考虑，诉诸于通过思想的作用得以系统化、明朗化的生活本身的自我提示。只有认识了整个世界本来的面貌，才有可以改变世界的全景图；而通过自我的修养和提高，便会推动世界向着更加美好化的方向前进，使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经验告诉我们，实在界通过两种形式显示给我们：一种是以自然的形式，一种是以精神生活的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二者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它们不是同时进步，自然似乎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精神生活却发展缓慢。没错，精神生活的发展的确较慢，它却一直在进步，随着世界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但是，当我们在谈论这种进步的活动时，一定不要误以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原因是，在变化中有了自我意识，实在界从根本上就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不能把它理解成自然的简单延伸，更不能理解成根据简单顺序和共存排列所做的记录。如果在这种变化中注入了新的、独创性的东西，那么，整个世界的进步就不仅仅是发展那么简单了，而是自我发展。无论是自然的舞台，还是精神的舞台，最终都落入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之中。生命发展的形式和进程是一层层递进的，最终随着自身运动的驱使，便会在我们的世界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和精神是两个独立、分裂的世界，也不是说它们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必定在某些时候会相互交叉。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屈服，甚至牺牲精神与自然之前，否则，就把它们两个都看成抽象的形式概念，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尽管这些统一的时期所负载的精神活动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却没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将它们召唤回来，我们只能以事物本来的发展去对待它们。当然，这本来也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出生在哪个时代，我们是绝无可能改变的，这是已经定了的。若是按照现在的糟糕状况（即我们的精神一片混乱，而且根本没有可靠的精神基础），那么我们的精神生活必须退回它自身。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需要批判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与启蒙运动有很多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它与该运动的共同之处还是远远地超出了与古典时期人本主义的共同之处。要想发展这种方法的可靠道路，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一种现实且独立的精神性。因为，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把精神的内容与价值，同单纯的人类生存区别开来，而且可以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接下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对整个生存状况进行生动且富有意义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筛选、剔除，另一方面要促进和强化。正如启蒙运动让一切都经受了理性的检验一样。我们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现存状况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一种精神内容，并且构成了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一批判性的工作也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和个体，它必须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类的全部生活中去，渗入其所有各种不同的部分。不过，我们看到，它倒是特别适合那些直接关注整个生活的部门，比如哲学与宗教、教育与艺术。在这些领域的各个部门里，共同的任务以某种相应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
刚才我们所得出的推断显然是有公理性的：要证明他当然不能用证明假定的方法，因为假定只不过是思想链的一个环节。他既然有公理的性质，那么当然和其他的公理一样，通常只能用两种思路：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而且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要讨论我们目前所提及的问题的一切尝试，都必须要达到这一转折点，否则只会失败或停滞不前，根本没有前进的希望。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指出，这个转折点的意见便是一切精神进步所必需的假定，更进一步讲，如果单纯的只求精神活动的存在，那就必须用它做个假定。另外，我们还要指明，如果彻底了解了这个公理，而且能将它运用得炉火纯青，那对我们的人生一定有着普遍的促进作用，以及非常积极的影响。人生的各种活动都是以这个新的起点为转折点的，如此一来，人生才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程和更好的发展。如果很多人的人生活动都以这个为转折点，那我们就越能确信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以上我们所谈的都是比较消极的方面，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些积极的东西。
我们一旦确信了基本的需要是要详细阐述上述的根本对立，而且，若是从更加广泛的方面来说，在遇到混乱时画出明确的界线，我们势必更加坚定地抑制任何缓和和对立，并试图马上解决问题的努力，要想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要建立一种可靠的基础。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元论，因为它认为不需要任何的分离就可以达到它所需要的统一，我们反对现代整个泛神论的倾向，它的模糊的唯情论只能掩盖更大的对立，而根本不会超越它们。当然，我们更加反对一种浪漫主义，它把生活分解为梦幻般的沉思和消极的放纵，这就降低了它的道德力量，不仅无法达到它曾经想要达到的精神高度，反而极有可能以一种精致的纵欲而告终。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坚决反对轻率地把人格用作口号和医治一切时代邪恶的所谓的灵丹妙药的不正常倾向，因为众所周知，首先人格需要赋予其一个充实的内容（至少在表面上），以及一个更加广泛的背景，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很多人都尝试着逃脱这种矛盾，但是，他们的结果大多是再次陷入进去，导致进退两难。或者是，人身上的某种独特的特性借助人的各种活动，从而会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会对他的整个感官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或者是，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人类自己的制造品，因此，是一种不实在的幻想，否则，便会产生一种比人的个体本性更深刻的根源，从而证明这个根源的存在。倘若它离开了人而独立存在，就不会成为人类特性的一部分。相反，人类必须从它里面寻找一个媒介，使自己可能介入一种普遍的生活；它必须引入一种与现实舞台不同的新的现实的舞台。事实上，这种现实不过是只对人类中的我们显示，但是它却不是产生于人的，因此它就不从属于人的局限性。换而言之，人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一种几乎虚无的东西，而我们对它的一切关注最终也会成为一种幻想，除非在其背后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精神世界作为后盾支撑着，在那里能获得权力，以及使人信仰的证明。如果说，在我们的生命里真有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世界，那肯定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也就将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必须面对的问题改变，而且也完全把事物的存在秩序都改变了，后面我们会更为详尽地说明这一点。然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和探究这种改变究竟有没有对“人类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那么我们的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
事实上，我们一直坚持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明确地划分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坚持对个体做出区分，可以根据他们是否认识到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的有机联系，来确定他们是属于哪个群体的。如果不在这样的世界，那么，个体便根本不具备自身独立价值的内在生活。他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和任务。他不过只是现实环境的产物，而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仍然使用“人格”和“个性”这类词语，那它们无非也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词，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与“否”之间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它们只能是对立的。当我们对“是”达成一致时，那个时候——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确定这样的差别仍可保留。对人、对观念亦是如此：对原则问题做不妥协的划分，是生活健康发展的极为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却越来越感到不自在，无论是受自然规律对我们的制约，还是我们本身的人性束缚和限制，都使我们对这一新发展的意义和可能性产生了怀疑。尤为突出的是，我们发现它所提供的内容和我们由以了解它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尖锐的矛盾。精神生活循着自己既定的方向来规划和发展着，正在试图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并在那里建立无上的威信：它所提出的那些真理，似乎根本不会受到人类的现实遭遇和变化的影响，更不受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的影响。它以一种极高的姿态声自称远远高于人的一切奇思异想，并且能够控制和支配它们。它甚至声称可以提供一个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成就，但是结果却发现人类的很多成就不仅达不到其标准，有的还一塌糊涂。然而，这样的人在与他有关系的场合里，也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制约，他不仅要服从自己的本性，而且绝对不能超越。在思想的游戏里，他完全可以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里肆意想象，不受约束，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基本上很难在现实世界实现，很难开启新的真理，如此，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就会使创造者失去希望。乍看起来，他想要使自己所创建的世界成为独立的，这不过是一种不合理的一相情愿而已。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无论它对人类有多大的益处，也绝对不会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更不能获得普遍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以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处事方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权利。所以，人类彼此有着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但是毫无疑问，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拥有的共同世界，决不能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决不能有大家有所共识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能通用。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单一的个体在行动，没有理解、协作，那么这样如何能创造出灿烂的科学、文学和艺术成就呢？真若如此，这些东西甚至都不可能成为我们人类追求的目标，也就永远也不可能创造和实现了。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想到并追求、创造、实现了它们。虽然我们所做的努力并不圆满，但是却是极有效果的，已经引起了很多变化，不仅使人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人类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人们不能单纯而武断地将其解释为——幻觉。所以，我们将要直接面对一种明白却又无法忍受的矛盾：那个想要创造一个独立世界的努力，好像仅仅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而想当然做出来的，不过是一种屈从于自然生活的结果。如果真是不独立的世界，如何来如实地表现其真实情况呢？如果没办法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或者说，我们没法超越我们所发现的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我们所谓一切精神发展不过是浮云罢了。任何精神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是某种东西，可是却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故而它便无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虚妄不实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若要划分必须以联合作为其对立面，也就是说那些承认一切纯粹人本主义文化的不足，超越它而抵达没有被人知的目标的成分的联合。事实上，生活必须有一个让大家都能认可的方式，和一种只有通过对它多方面地进行综合才能给予它的特征。生活扩展的速度极快，而我们那些传统的综合已经根本不够用了。当然，如果根据某些个人的意见，它们也许仍然留有地盘，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是精神劳动的指导力量，那些来自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新鲜事物不可抵挡地增加，从各个方面打破了内在的统一，各种各样的影响为支配我们的精神努力而竞争。也许，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像从前所能提供的那样单纯简洁的综合。因此，我们若想获得真正的、更大的满足和快乐，那么就必须从生活真正本质中去寻找、发现一种新的综合，条件是它必须在生活自身的劳动中与环境达成妥协。如果我们想要让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综合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很难看得出来，除了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之外，从其他任何立场出发如何可能达到这种综合。事实上，在生活的其他地方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创造性生产的原始的、自发的源泉；而若是没有这样一个源泉，那么综合又怎么可能充满活力，给人以激励呢？
从太古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寻找并发现了人类各种各样独特的特性，从而确保与其他生物有了本质的区别，这就特别强调人类的独特性。我们认识到，人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精神本质，因此，每一个人在群体生活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小到在个人精神的升华过程中，大到在社会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亦即在由众多的个体联合而形成的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本身这种组织形成的过程中——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新发现、新感悟，这些新发现不仅使人类感到足够的优越感，而且更能从中获得无比充实的人生体验，如同一次美妙无比的旅行。
当今的这个时代，要求我们都要更加明白和简单地看待事物，不过，这并不是说要单调乏味，甚至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看待事物，而是指以一种源自我们内心的自发性。这出自两个方面，一种是我们文化的本性，一种是我们人类的经验。经过那么多努力的收集、编纂、研究和重构，我们的整个文化变得乱糟糟的。它把伟大、渺小、生机勃勃与死气沉沉混到了一起。它没办法区分短暂与永恒，不能在那无限的历史遗产中去发现简单的指导原则，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把我们的努力引向一个较为确定的目标。
作为“人”的个体，是不是只能仅此而已，是否除了我们以上所探讨的问题外，就没有其他让我们认识到抑或是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情况来讨论，不能一概而论。而正是我们在人生中发现和感悟到的东西，将决定我们最终的答案，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毫无疑问，我们从生活中感悟和发现的很多东西，是有着多重作用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些在生活中看不到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甚至当我们从生活中将某种特征抽象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对象放在自己面前时，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把它置于我们之外，而仍然是在我们生活本身的范围里，我们给了它一种特定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逃离包含着主体与客体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逃离了这一意义更广泛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自身的限制，那只能取决于这种更广泛的经验的性质。
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简单化其实也是同样需要的。那些陈旧的贵族式社会生活结构如果未被废弃，那它必定也正处于被慢慢毁坏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不再满足于让文化在一个排外的圈子里发展成熟，在那里只有它能更加周到地对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进行乞丐式的施舍。现在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要求“所有具有人的外表者”直接而充分地参与精神劳动，同时分享精神的财富。当然，未来那些更加广泛的经验是不是会宣布这种要求达不到，并把社会建立在另外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是以后要考虑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一民主趋势。而且，在它中间还包含着一个看得见的危险——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运动表现出冷漠的旁观，甚至无动于衷，如此持续，必将成为空洞、否定的牺牲品，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判断文化的真实状况，因此，这就很容易全盘否定甚至抛弃它。据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简单的指导路线，来恢复我们的团结精神，使我们能把生活的问题看成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主题
不过，我们刚才所说的简单性是不能去既定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有内在超越既定的一切并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精神性的立场，我们才可能得到它。只有这样，简单的才能同时也是伟大的；也只有这样，它才能是宇宙中新的尝试的可靠表现，使我们在精神上更加深信这种深度。事实上，早期基督教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而更新，甚至改变了世界。反之，只有凭借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才能获得精神的支柱，战胜非更改的混乱状况。
依 据
另外，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存在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越是多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我们便越感到清楚，为了使它们得到更好的解决，我们必须像前面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求助于一种独立的精神性，一种形成其自己的世界的精神生活。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指出我们自己时代的特殊状况即可。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争端的时代（事实上，又有哪个时代不是呢），它的重要意义很难否认，对于那些想从生活中赢得意义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