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
“说英语。你后面有人呢。”他悄声说着，把我拽向旁边珠宝闪耀的玻璃柜台，“这叫电梯，不是升降机。美国人叫电梯。”
他领着我走进电梯，我们来到一个看上去满满当当的大卖场，里边尽是一排排衣服，他给我买了一件外套，那颜色就像眼下的天色一样阴沉，看着很蓬松，就像塞了许多泡沫材料。这衣服如此宽大，差不多能裹住两个我。
“Biko，他们难道就不会装个升降机吗？”我问。在国内时，在当地的政府办公楼里，至少我还坐过一回嘎吱作响的升降机，虽说那玩意儿门打开之前还晃晃悠悠的。
“冬天快到了，”他说，“这里气候冷得像是在冰箱里一样，所以你需要一件保暖的衣服。”
接下来我们去了梅西百货。我的新婚丈夫领路走向一道慢慢挪动的阶梯，那玩意儿稳稳当当地移动着，可我知道自己一踏上去没准会跌跤。
“谢谢你。”
我点点头，朝四周看看。旁边一张桌上，一个带孩子的黑人妇女朝我咧开大嘴露出笑脸。我也朝她微笑一下，又回头对付剩下的披萨，我得把胃里的东西压下去，以免呕出来。
“打折甩卖时买东西最划算。有时赶上大甩卖，你买到的东西要比平时便宜一半。这也是美国奇观之一。”
“我们国内人家煮东西都煮过头了，这样就会失去所有的营养。美国人煮东西的方法是对的。瞧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多健康！”
“Ezi okwu？”我说完马上用英语跟上，“真的吗？”
“西红柿没煮熟啊。”
“我们在购物中心里逛一圈吧。还有其他一些美国好东西可看。”
“你喜欢披萨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的纸盒里已经空了。
我们走着，浏览那些卖衣服、卖工具、卖碟、卖书和卖电话机的店铺，一直走得我脚底作痛。
我们走进一处他称作“食廊”的地儿，坐在小圆桌旁享用披萨。一大群人围坐在圆桌旁，都把脑袋埋在盛有食物的油渍渍的纸盒里。在这样的地方吃东西，伊柯叔叔会觉得很可怕，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甚至都不在婚礼上吃东西，除非给他提供一个隐秘之处让他独自用餐。大庭广众之下吃东西是很丢脸的事儿，是有失尊严的，而这个露天场所到处是桌子，到处是食物。
我们离开前，他带我去了麦当劳，这家店位于购物中心后面不远的地方，黄红两色的“M”招牌奇大无比，就像停在进口处的一辆汽车。我丈夫不用看悬在上方的菜单就点了两份二号套餐。
“两份意式香肠和两份腊肠的。你们这儿有组合套餐优惠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跟美国人说话时，发音不一样了：“r”总是过度发音，而“t”总是发音不足。而且，他总是笑容满面，那是想要讨人喜欢的热切的笑容。
“我们可以回家吃，我来做饭。”我说。阿巴婶婶曾对我说过：“别让你丈夫经常在外面吃饭，那会把他推到会做菜的女人怀里。你得看紧丈夫，就像看紧珍珠鸡的蛋。”
我们朝披萨店走去，走向一个戴着鼻环和白色高帽子的男人。
“我喜欢过段时间出来尝尝这个。”他说。他用两只手抓起汉堡专注地大嚼起来，那副皱着眉头、绷紧下巴的样子，让我觉得更陌生了。
“我们得先买披萨，”他说，“这是你到美国以后必须要喜欢的一样东西。”
因为上回是在外面用餐，所以星期一我做了椰子米饭。我还想做一碗胡椒汤，阿巴婶婶说过这是能够柔化男人心的食物。可我要做汤的佐料被海关没收了，只能做成没有胡椒的胡椒汤。我在街上牙买加人开的店里买了椰子，由于没有粗齿木锉，只好用一个小时把它切成碎末，然后把切成碎末的椰子用热水浸出汁液。我刚做完饭，他就回家了。他穿着一件像是制服的蓝上衣，看上去像女孩子的款式，他把上衣系进腰部紧束的蓝裤子里。
购物中心的步行街上，闪闪发亮的地面光滑得像冰块，天穹上微微泛动着缥缈的灯光。我感到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人们推搡着我们，连黑人都这样，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古怪的、有如外星人的表情。
“Nno，”我说，“你工作顺利吗？”
“等当上了主治医生，我得买一辆新车。”他说。
“你在家里也得说英语，宝贝儿。这样你才能习惯说英语。”他的嘴唇在我脸颊上刷了一下，这时门铃响了。是谢莉，身上裹着那件上次见过的粉红袍子。她甩动着腰间的束带。
我的新婚丈夫带我去购物中心，他要趁星期一上班之前尽可能多教我一些事情。他的汽车行驶中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好像里面许多部件都松动了——那动静很像在摇晃一个装满铁钉的罐子。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后，他把车钥匙转了好几次才算把车子重新发动起来。
“气味好大，”她用像是带着浓痰的嗓音说，“到处都是这味儿，整个楼里都是。你在煮什么？”
我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表示我在听他说话。我想起恩努古的露天市场，你走进那种镀锌铁皮的小棚子，摊贩们嘴巴都甜极了，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跟人讨价还价，多加一分钱都是好的。如果有塑料袋，他们把你购买的东西用塑料袋包好，如果没有塑料袋了，他们会笑着给你裹上一张旧报纸。
“椰子饭。”我说。
“瞧，店里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从国外来的，他们在这儿的行为举止，还跟以前在自己国内一样。”他朝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那女人说的是西班牙语。“除非你在美国改变自己，否则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他们命中注定只能在超市打工。”
“是你们家乡的饭菜？”
“噢。”我应道。不过，能不能把购物车推到自己车旁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些是好用的购物车。
“是啊。”
“等我当上主治医生后，我们就不必再住这种地方了。”我的新婚丈夫说。他停下来把购物车退后一步，让一个购物车上有孩子的女人过去。“你看见那些购物车过不去的路障了吗？高档社区的超市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你能把购物车一直推到自己的汽车旁边。”
“闻上去真不错。问题是我们这里没有这套习惯，完全没有这套习惯。”她转向我的新婚丈夫，好像希望他认同自己的意见，可他只是笑笑。“你来看一下我的空调好吗，戴夫？”她说，“又出毛病了，可今儿实在太热了。”
我不知道一小时三美元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了——我倾向于认为这收入相当不错——直到他告诉我说，一个高中生的兼职打工都比这挣得多，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好的。”我的新婚丈夫说。
“实习医生年薪是二万八千美元，但一周要工作八十小时，就是一小时三美元。”他说，“你能相信吗？一小时三美元。”
他们离开前，谢莉朝我摆摆手说：“这味儿很不错。”弄得我真想邀请她来尝尝自己的厨艺。我的新婚丈夫半小时后回来了，吃了我摆在他面前的香喷喷的米饭，甚至还咂巴着嘴唇，就像伊柯叔叔有时对阿巴婶婶为取悦他而做的好饭菜表示满意那样。可是第二天，他回家时带回来一本《贤内助：全美烹饪大全》，厚得就像一本《圣经》。
婚姻的安排人只告诉你医生在美国是挣大钱的行当。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当上挣大钱的正式医生之前，他们还得经历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而你的新婚丈夫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的新婚丈夫曾在飞机上向我解释过这事儿，当时我们刚从拉各斯起飞，他趁着还没有睡过去时对我说了这番话。
“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家里总是一股外国饭菜味儿。”他说。
“这里叫主治医生，是内科主治大夫。”
我接过烹饪书，手指抚摸着封面，那上面的图片看上去像花朵，其实大概也是食物。
“你什么时候可以升坐诊医生？”
“我知道你很快就能学会做美国饭菜。”他说，轻轻把我拉近他身边。这天晚上，我想着烹饪书的时候，他压在我的身上，咕噜着，喘息着。他们在给我安排婚姻时也没跟我说过这档子事——怎样在油里将牛肉煎成深褐色，怎样用面粉沾裹去皮的鸡块。我以前做牛肉都用牛肉本身的汤汁。我以前做鸡肉不会采用去皮的方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高兴我丈夫早晨六点就去上班，晚上八点才回家，这样我就有时间把那些面粉没裹好的湿腻腻的鸡块扔掉，重新再做。
“等我当上了主治医生，我们就可以不必买商店自营品牌的东西了，但是现在，我们还得节俭点，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看上去便宜，但加起来花费也不少。”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住在2D的尼娅时，还以为她像我阿巴婶婶不喜欢的那种女人。阿巴婶婶大概会觉得尼娅是个“Ashawo”，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上衣是透明的，能让人看见她那不得体的胸罩。阿巴婶婶也许还会以尼娅的口红来判定她的妓女身份，那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橘色，还有她的眼影——跟口红是一个颜色——涂抹在她厚厚的眼皮上。
“好吧。”我说。我不想要饼干了，但我还是把商店自营品牌饼干放进了购物车，一边盯着架上蓝色包装的饼干看，那上面是绘有谷物图案的熟悉的伯顿商标，一直看到我们离开这条通道。
“嗨，”我下楼去邮箱取邮件时，她跟我打了个招呼，“你是戴夫的新婚太太。我一直想过来跟你认识一下。我叫尼娅。”
“这是商店自营品牌，比较便宜，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他指着另一种白色包装饼干说。
“谢谢。我叫奇娜扎……阿加莎。”
我伸手拿了那包饼干（寇克饼）。
尼娅仔细地看着我。“你前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叫寇克饼，美国人把饼干叫做寇克饼。”他说。
“那是我在尼日利亚的名字。”
“我们能不能买这种饼干？”我问。那种蓝色包装的伯顿多料茶饼干看上去有些眼熟，我不是想吃饼干，只是想往购物车里搁进一些熟悉的东西。
“是伊博人的名字，是吗？”她的发音中“伊博”念成了“艾波”。
在“关键食品”超市里，我们从一条通道慢慢走到另一条通道。我留意着他把一块包装牛排放进购物车。我真想摸一下那块肉，看看肉的颜色，就像我以前常在奥格贝特市场做的那样，在那儿，屠夫甩给你一块新宰切的肉，嗡嗡叫的苍蝇便围了上来。
“是的。”
“这里不像尼日利亚，你可以冲着售票员大喊大叫。”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好像他生来就是优越的美国人。
“是什么意思？”
在装有空调的公交车里，他告诉我往哪儿投币，怎样按车壁上的按钮表明自己到站了。
“上帝回应祈祷。”
我让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转动着，以向他表明我是遵照他的指示在做了。餐馆阴暗的窗子上用印刷体歪歪扭扭地写着地中海与美国绝佳美味，街对面有一家洗车店，“三块五洗一次”的广告用粉笔写在靠在一堆可乐罐和纸屑的黑板上。人行道边上到处是豁口，活像被老鼠啃过似的。
“很好的名字。你知道，尼娅是斯瓦希里语的名字。是我十八岁时改的。我在坦桑尼亚呆了三年。那地方真是他妈的太好玩了。”
“朝着四周看，不要总是低垂着眼睛。朝四周看。你很快就会习惯这样。”他说。
“噢。”我说着摇摇头，她，一个美国黑人，选择了一个非洲名字，而我的丈夫却让我改成英语名字。
我们这个社区叫弗莱布斯，这是我新婚丈夫带着我汗渍渍地走在闷热嘈杂的街上时告诉我的，那条街上的气息闻着有一股冻鱼味儿，像是在冰箱里搁得太久的冻鱼。他要教会我如何采购日用品，如何乘坐公交车。
“老在屋子里呆着你会闷坏的，我知道戴夫下班回家很晚。”她说，“来和我一起喝杯可乐吧。”
第二天，他为我填写了社会保险申请表，在姓名一栏里，他填上了阿加莎·贝尔。
我还犹豫着，但尼娅已经朝楼梯走去了。我跟在她后面。她的起居室简洁而雅致：一个红色的沙发，一株纤细的长着斑点的植物，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木制面具。她把倒在长玻璃杯里的加冰健怡可乐递给我，问我在美国适应得怎么样，主动提出要陪我去布鲁克林玩。
“你会慢慢习惯的，宝贝儿，”他说着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你会明白的。”
“不过得在星期一吧。”她说，“星期一我不上班。”
“我从来没有用过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只是写在出生证明上的几个单词。我有生以来只叫奇娜查·奥卡福。”
“你是做什么的？”
他站起来。“你不理解在这个国家里是怎么做事的。如果你想尽可能跻身主流社会，你就得这么做。如果你不想，你就会被边缘化。你在这里必须用一个英文名字。”
“我开了一家美发店。”
“贝尔！”我曾听说叫华图卢查的到美国后改成了华图卢，叫奇克卢果的改成了对美国人来说更具亲和力的奇克尔，可是怎么把乌丹瓦改成了贝尔？“这个姓氏跟乌丹瓦根本就沾不上边啊。”我说。
“你的头发很漂亮。”我说，她摸了摸头发说，“噢，是吗？”好像她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其实并不是她的头发漂亮，而是她头上那种蓬松的埃弗罗发式让我觉得很美，我还觉得她那有如花生荚似的肤色、那神秘而厚重的眼影、那曲线分明的臀部，也都很漂亮。她的音乐播放器的声音太响了，我们说话时不得不抬高嗓门。
“叫贝尔。”
“你知道吗，我姐姐是梅西百货的一个经理，”她说，“他们正在招聘整个楼层的女性用品部的营销人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一下，你肯定会被雇用的。她还欠我一个人情。”
“叫什么？”几个星期前，我还在努力适应乌丹瓦这个姓氏。
我的意识中有什么东西突然蹿动了一下，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新想法，就是挣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
“我在这儿的姓氏也和尼日利亚的不一样。美国人要记住乌丹瓦很难，所以我改了。”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我说。
“戴夫？”我知道他没有英语名字。我们的婚礼请柬上标明的是：奥福迪尔·埃美卡·乌丹瓦和奇娜查·阿加莎·奥卡福。
“戴夫为你申请了吗？”
“顺便说一声，我在这里不叫奥福迪尔。我叫戴夫。”他说，一边低下目光看着谢莉交给他的一叠信。好几封信的信封地址栏上都写了几行字，好像寄信人封好信后才想起要加几句什么话。
“申请了。”
“知道了。”
“那很快就会搞定的，起码在冬天之前你就能拿到工作许可了。我有个从海地来的朋友也是刚刚拿到。等你这边的事儿弄好了，就跟我说一声。”
“这儿不讲究这个。所有的人打招呼都是‘嗨’。”
“谢谢你。”我真想抱一下尼娅，“谢谢你。”
“她好像不是我同辈的人。”
那天晚上，我把尼娅说的事儿告诉了我的新婚丈夫。他由于工作时间太长，累得眼睛都凹陷了，他问：“尼娅？”好像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过他马上说：“她还行，可你得小心，因为她没准会给你带来坏影响。”
谢莉很快就出去了。我的新婚丈夫去关上门。餐桌的一条腿有点短，桌子搁不平，像跷跷板，他靠在桌上说：“你应该说‘嗨’，而不是‘欢迎你来。’”
现在，尼娅下班后就来我这里转转，喝着她自己买的健怡可乐，看着我做饭做菜。因为她想抽烟，我把空调关掉打开窗子，热气一下子扑了进来。她聊起她美发沙龙里的女人和男人。她每天的聊天中都时不时会带出一些“阴蒂”这类名词，或是“操”这样的动词。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微笑时拉开完美的嘴角，露出整整齐齐的牙齿。她总是在我丈夫到家前离开。
谢莉停顿了一下，好像有点诧异。“噢，我得让你们继续用早餐，”她说，“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我再下来看你们。”
冬天朝我悄然袭来。一天早上，我走出公寓楼时不禁喘不过气来，好像上帝把撕碎了的白色纸片洒向了人间。我站在那儿凝视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雪，看着雪花飞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回房间。我把厨房地板又擦了一遍，还剪了一些从信箱里拿来的“关键食品”超市的优惠券，然后就坐在窗前，望着上帝洒落的纸片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冬天来了，而我仍然没得到工作。晚上我丈夫回家时，我把炸薯条和炸鸡块搁到他面前，说：“我还以为我现在已经有工作许可了。”
“欢迎你来。”我说。
他吃了几条油炸土豆条才回答我。我们现在只用英语说话，他不知道我在做饭时，自言自语说的还是伊博语，我还教了尼娅用伊博语说“我饿了”，“明天见”。
“我叫谢莉，住在3A室。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和我握了握手。她鼻子里发出像是伤风感冒的声音。
“我以前娶的那个美国女人还在借着绿卡的事情给我找麻烦。”他说着慢条斯理地将鸡块撕成两半。他的眼睛下方有了眼袋。“我在尼日利亚娶你的时候，我们的离婚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妥。只是一些小事情，可她揪住不放，现在她威胁我要到移民局去告我。她想要更多的钱。”
一个铁灰色头发的女人走进了起居室。她身上穿着粉红色长袍，腰间的束带打了一个结。从她脸上的皱纹来看，年龄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可我见过的白人不多，所以猜不准人家的岁数。
“你以前结过婚？”我的手指绞到了一起，因为它们开始颤抖起来。
“在，进来打个招呼吧。”
“你可以把那个递给我吗？”他指着我先前做好的柠檬汁问。
“没事儿。你的婚礼怎样？你太太在吗？”
“那个水壶？”
“嗨，谢莉。谢谢你帮我保管邮件。”他说。
“水罐。美国人叫水罐，不叫水壶。”
“我昨天晚上听到你们回来了。”门口说话的声音是个美国人，语速很快，彼此聊上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伊菲姨妈会这样说，快，就是快。“等你回家探亲时，你说话就会叽里咕噜地像个美国人了。”她这么说。
我把水壶（水罐）推过去。我脑瓜里的液体砰砰地晃动着，耳朵里满是这种声音。“你以前结过婚？”
我在自己那块软塌塌的薄煎饼前边坐下——比家里的那种有嚼头的饼薄多了——寡淡无味的茶也让人难以下咽。门铃响了，他站起来。他走路时两只手会甩到后背上，我之前没注意到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注意这些。
“只是一张纸嘛。这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门生意。你付钱给一个女人，你们两个就是纸面上的夫妻了，但有时也会出错儿，或者是她不肯离婚了，或者是她想勒索你。”
“不加，我早已经习惯这一套了，你也会习惯的，宝贝儿。”
我把一叠打折优惠券拉过来，然后对折撕开，一张接一张地撕着。“奥福德尔，你该早些把这事儿告诉我的。”
“是这样吗？那你喝茶也不加奶和糖？”
他耸耸肩。“我当时是打算要告诉你的。”
“美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我们结婚前我有权知道这件事。”我慢慢地倒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好像我不这样椅子就会裂开似的。
“需要加奶粉吗？”我问，一边把茶壶拿到水槽上。水槽两边积着棕褐色的污垢，好像剥落的棕色油漆。
“这有什么区别吗？你叔叔和婶婶决定的事儿。难道你想对你父母去世后就一直在照顾你的人说不？”
“烧一些开水泡茶。”他说。
我默默地看着他，手里的优惠券越撕越碎，印有洗涤剂、餐盒和纸巾图片的碎屑掉落在地板上。
他从一个浅黄色袋子里拿出薄煎饼来解冻。我留神看他在白色的微波炉上揿了哪个按钮，用心记下这一切。
“再说，回老家时，什么事情都是乱哄哄的，你还能怎么样？”他问。“街上有硕士学位的人还不都在游荡，没有工作？”他的声音平板单调。
“是忙音。美国人都叫忙音，不是占线。”他说，“过会儿再打。我们吃早饭吧。”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问。
“占线。”我说。我把目光挪开去，以免他看见我脸上释然的表情。
“我想要一个尼日利亚妻子，我母亲说你是个好女孩，很文静的。她说你甚至可能是个处女呢。”他微笑着。他微笑的时候显得更疲倦了。“我也许得告诉她，她其实弄错了。”
“打通了吗？”我的新婚丈夫问。
我把更多的优惠券扔到了地板上，我的两手紧握在一起，指甲抠进了皮肤里。
我为所有的事情感谢他们——为我找到一个丈夫，把我带进他们家里，每两年为我买一双新鞋。这是我唯一能够避免被说成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办法。我不能提醒他们的是，我为了上大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参加联合招生委员会的考试，在我读中学期间，我在阿巴婶婶的面包店里卖出的面包，比恩努古所有其他的面包店都要多，而家里的家具和地板擦得锃亮，也完全是因为我。
“我看到你的照片时非常高兴。”他说着咂巴一下嘴唇，“你的肤色很浅。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会有浅一些的肤色。浅肤色黑人在美国很吃香。”
“我们还有什么没为你做到呢？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成人，现在，我们又为你找了个好丈夫！一个美国的医生！这好比我为你中了一个大奖！”阿巴婶婶说。她的下颏上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她说话时就扯着其中的一根。
我看着他继续吃脆皮鸡，我注意到他没等嘴里嚼完就去喝水了。
“是的，婶婶。”许多时间是两个星期。
那天晚上，趁他淋浴的时候，我把那些不是他给我买的衣服（只有两件绣花长袍和一件系带长袖衣服，都是阿巴婶婶淘汰不要的）塞进我在尼日利亚买的塑料箱子，走到尼娅那儿去了。
“他会在六月初回家，”阿巴婶婶说，“你们结婚前会有许多时间去了解对方。”
尼娅给我沏了茶，里面加了牛奶和糖，跟我一起坐在那张配有三个凳子的圆形餐桌旁。
“好的，叔叔。”
“我家里没人可以商量这事儿。”我说，一边凝视着墙上那个木制面具的梨形脸庞。面具上空洞的眼睛也对着我。
“美国的医生呢。”他笑容满面地这样说，“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吗？奥福迪尔的母亲正在为他物色妻子，她很担心他会找个美国人。他已经离家十一年了。我把你的照片给了他母亲，却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还以为他们找了别的人家了。可是……”伊柯叔叔把自己的嗓音一点点压下去，让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绽放开来。
“你婶婶怎么样？”尼娅问。
电话线里传出静电噼啪作响的声音，那声音穿越大西洋而去。我知道伊柯叔叔和阿巴婶婶会用温和的声音和我说话，他们会问我吃了什么，美国天气如何。可我的任何回答都不会让他们记在心里，他们问你什么只不过是问问你。伊柯叔叔也许会对着电话微笑，当他告诉我给我找到一个完美的丈夫时，当“超级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足球比赛金牌时，他脸上也浮现出那样的微笑。
我摇摇头。你离开了你的丈夫？阿巴婶婶会惊怪地说。你疯了吗？你怎么能把珍珠鸡蛋给丢了呢？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宁愿丢了两只眼睛也想嫁一个美国医生吗？还有什么样的丈夫能比得上这个？而伊柯叔叔会责骂我忘恩负义，骂我愚蠢，他的拳头和脸都绷得紧紧的，然后就摔电话。
“噢。”我说着拨了十四位号码。我的两腿之间又粘又痒。
“他本该把结过婚的事情告诉你，可是，奇娜扎，那毕竟不是真正的婚姻。”尼娅说，“我看到有本书上说，我们不能坠入情海，我们得驾驭爱欲。也许，如果你给他点时间——”
“是啊，先拨国际代号，再拨尼日利亚的号码。”
“这不是一回事。”
“这就行了？”
“我知道。”尼娅叹了口气，“在这儿你他妈的应该乐观些。你在家里时谈过恋爱吗？”
“早上好，宝贝儿。”他回到房间时说。他把电话机递给我。“我们得给你的叔叔婶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平安到达了。只能说几分钟，电话打到尼日利亚差不多是一分钟一美元。拨011，再拨234，然后拨他们家的号码。”
“有过一次，可他太年轻，再说也没钱。”
“等等——”我说，自己把睡袍脱了下来，这样或许就显得不那么匆忙。但他把嘴唇贴到了我的嘴上。他们安排我的婚姻时还忘了提起一件事——隔夜的嘴巴冷冰冰潮腻腻的，就像嚼过头的口香糖，那气味闻上去有如奥吉贝特市场的垃圾桶。他身子一动起来，呼吸就变得急促了，好像他的鼻孔太小不够空气流通似的。他最后完事时，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甚至包括那两条腿。我一动不动，直到他翻身下床，走进浴室。我套上了睡袍，那长度刚好盖过屁股。
“他妈的太糟了。”
“早上好。”我说着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他咕噜着，那声音也许是对我问候早安的回答，也许是他行事的习惯招数。他抬起身，使劲拽我卷到腰上的睡袍。
我晃着杯里并不需要晃动的茶水。“我不知道我丈夫为什么非要在尼日利亚找老婆。”
我的新婚丈夫把他沉重的身子压到了我身上，这时我被弄醒了。他的胸部几乎碾平了我的胸脯。
“你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你从来不叫他戴夫。是由于习俗上的原因？”
床单很柔软，我的身子紧紧蜷成一团，就像伊柯叔叔听说我没有如其所望尽到妻子本分而恼怒地攥紧的拳头。当我听到新婚丈夫有规律的鼾声响起时，身体放松了片刻。他的胸膛里发出深沉的隆隆声，接着响起一声高音，就像一声淫荡的口哨。他们在安排你的婚姻时根本没有警告过这类事情，没有提到这恼人的鼾声，也没有提到这些无法放置家具的房间。
“不是。”我低头看着桌上防水纤维做的茶杯垫。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不认识他。
“是啊，我也累了。”他说，“我们应该上床休息了。”
“你见过他以前结婚的那个女人吗？你认识他的女朋友吗？”我问。
“我累了。”我说着把手提包撂在卧室地上。
尼娅的目光转了开去。这种转过脑袋的戏剧性动作已经表明了某种意思，想要说出来的意思，有许多意思。一阵沉默笼罩在我们两人之间。
“好的。”我说。我觉得有些头晕。从拉各斯到纽约，十个小时的飞行，再加上在美国海关开箱查验前没完没了的等候，搞得我脑袋晕晕乎乎的，像是塞满了棉花。那个海关人员翻检着我那些食品，像是见了蜘蛛似的，她戴着手套的指头捏着装在防水袋里的葫芦籽、苦树叶和非洲胡椒籽，最后她把那包非洲胡椒籽拽了出去。她怕我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栽种这玩意儿。这些种子虽经太阳暴晒了几个星期就像自行车头盔那般坚硬，可仍能生根发芽。
“尼娅？”我出声发问。
“现在你来了，我们就可以多添置些家具了。我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家具。”他说。
“我和他干过，差不多是两年前，他刚搬来时，我和他干过，不过一个星期后就结束了。我们从来没有约会过。我也从来没见过他跟别人约会。”
小卧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光秃秃的垫子。大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电话机搁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两间卧室都显得逼仄，好像四面墙壁彼此都感到别扭，真有些狭路相逢的意思。
“噢。”我说着，啜了一口加奶和糖的茶水。
“我带你四处看看。”他说。
“我必须对你坦诚相待，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他拧亮起居室的灯，起居室中间的长沙发摆得有些歪斜，好像是随意扔在那个地方似的。屋子里很热，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霉臭味。
“这就好。”我说着站起来，向窗外望去。窗外的世界似乎已僵化成一片死寂的白色。人行道上的积雪足有一个六岁孩子那么高了。
“我们到了。”他说。他对我说起我们的家，是用“房子”这个词。我曾设想那儿有一条平整的车道蜿蜒而入，两边是黄瓜色的草坪，进门是门厅，墙上挂着庄重的油画。就像尼日利亚电视里周末晚上播放的美国新婚家庭居住的那种房子。
“你可以等到自己拿到绿卡后再离开，”尼娅说，“趁他妈的还跟他厮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申请保险金，以后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另找个住处，自己养活自己，一切从头来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操他妈的美国。”
我的新婚丈夫从出租车里提出箱子，在前面带路，沿着甬道朝那幢褐砂石建筑走去，走过一段鹅卵石台阶，走进空气混浊的门厅（门厅里的地毯都卷了边），在房号为2B的那扇门前停下了。门上微黄色的金属房号牌钉得不太平整。
尼娅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窗前。她说得没错，我还不能离开。第二天晚上，我穿过走廊回到他那儿。我按了门铃，他开了门，站在一边，让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