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奥斯丁还通过她塑造的新型妇女形象——克罗夫特太太，说明了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应有的地位，歌颂了妇女的社会作用。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沃尔特爵士的继承人艾略特先生为了追求钱财，曾不惜与一个他并不钟情的、而且社会地位又很低下的女子结婚。克莱太太为了追求有保障的生活和地位，先是千方百计地想获得沃尔特爵士的好感，后来又跟鳏居的艾略特先生出走了。伊莉莎白把地位作为选择夫婿的唯一标准，一心想嫁给伪君子艾略特先生。只有女主人公安妮不为钱财和地位所动，拒绝了艾略特先生的追求。
克罗夫特太太的丈夫是一位海军少将，但她在家中并不是陪衬，也不处于从属地位。她勇敢地走进和参与社会生活，愿意同丈夫一起分担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她婚后随丈夫登舰，十几年如一日，陪伴着丈夫经历了海上生活的风风雨雨。她不仅支持丈夫的事业，还积极参与和处理家中的重大事务。她同丈夫一起参加租房谈判。在谈判对手的眼中，“她是一位善于词令、温文尔雅、精明过人的太太……她提出有关房子、租金、税金等问题，比将军本人提的还要多。看来她比将军更善于做交易。”
婚姻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对奥斯丁时代的妇女来说，婚姻更是赖以生存的手段。因此，奥斯丁的作品中，不同情操的人物围绕婚姻问题作了形形色色的表演。《劝导》中的人物也不例外。
他们夫妇俩一起赶车的一幕更说明了作者希望妇女在生活的航船中能起到的作用：
在沃尔特爵士看来，他的亲生女儿安妮也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为她长得不像他，又不会吹牛拍马，趋炎附势。她在家中的地位还不如一位食客。可是安妮不仅为人正直善良，而且颇有见地，“真正明白事理的人……都很尊重她”。
克罗夫特太太“镇静地让辕马往旁边拉了一下，大家就幸运地脱离了险境。后来，她又一次小心地扬了扬手，于是马车既没有滑进车辙，也没有撞到粪车上。安妮觉得，他们夫妇二人驾车的方法很为有趣。他们平时处理各种事务大概也是这样拿手的”。
沃尔特爵士是位从男爵。在他的眼中，温特沃思并非名门出身，没有家产和显赫的亲戚，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而坚决反对安妮与他的婚约。可是那位海军军官在服务多年后获得了升迁，积攒了一笔钱财。沃尔特爵士本人却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挥霍享乐，最后坐吃山空，债台高筑，不得不搬出祖上留下的庄园，勉强维持着虚假的面子。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赞扬了英帝国的支柱——海军。安妮在一开始就指出，“海军为我们做出过很大贡献”。另一位姑娘更是大谈对海军军人的性格的钦佩和喜爱，认为“水手的品德和热情超过英国其他任何阶层人士，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生活，才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慕”。
另一方面，作家在书中又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地位显赫的人们之间在精神面貌和道德观上的反差。
奥斯丁的这些描述反映出她对战争的折衷主义观点： 一方面，她认为战争能促使古老的英国社会发生变化，冲击一些陈旧的观念。书中那位势利的沃尔特爵士就感到了这种新兴力量的冲击。他说，“出身微贱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很高的地位，获得他们先辈不敢梦想的荣誉。”另一方面，作者也看到战争给人们生活留下的阴影以及给阵亡士兵的家人造成的痛苦。
可是在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母女面前，沃尔特爵士却是那么卑躬屈膝，阿谀逢迎。为了谒见这位远亲，他费尽了心机。在子爵夫人回访以后，他“又把子爵遗孀和尊敬的卡特雷特小姐的名片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逢人便谈‘我们在劳拉广场的表亲’，‘我们的表亲达尔林普尔夫人和卡特雷特小姐’”。
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安妮·艾略特这个人物在奥斯丁的创作中具有特殊地位。评论家们认为，安妮·艾略特即使不是奥斯丁作品中最惹人喜爱的女子，至少也是一位品德最高尚的人物。奥斯丁本人在一八一七年三月十三日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安妮时曾说过，“你也许会喜爱那位女主人公的。在我看来，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女性。”事实上，安妮确实是一位正直、无私、乐于助人、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性。
他坚决反对女儿安妮与史密斯太太的交往。“西门客栈！”他说，“安妮·艾略特小姐到西门客栈去访问谁呀？——一个叫史密斯太太的寡妇。她丈夫是谁？……她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又老又病。——说真的，安妮·艾略特小姐，你的爱好非常特别！别人厌恶地位低贱的朋友、劣等的房间、恶臭的空气、令人讨厌的关系，这些对你倒颇有吸引力。”
少女时期，安妮在别人的“劝导”下虽同温特沃思上校分手了，但对他的情意却依然如故。为了他，安妮拒绝了墨斯格罗夫的求婚；为了他，安妮形容憔悴，青春早逝；甚至在亲眼看到他追求别人时，依然一心一意地爱着他。同哈维尔上校的一席谈话正是安妮心情的写照。她说，“女性的特权……是爱得最长久，甚至在爱情和希望已破灭时仍是如此。”作家对安妮纯洁的感情曾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安妮浮想联翩，心中充满着对崇高爱情和永恒坚贞的憧憬，这种巴思的街上不可能有过的感情，几乎足以在一路上起到净化的作用，留下芳香。”
书中的沃尔特爵士是一位门第观念十分强烈的没落阶级的代表。他对落魄的史密斯太太和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安妮同情弱者，助人为乐。在老同学史密斯太太穷途末路时，安妮不是疏远她，而是常常去探望她、安慰她，不惜因此得罪权贵，拒绝出席达尔林普尔夫人的宴会；婚后安妮又请丈夫帮助史密斯太太清理家产，让她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为了让别人尽情地跳舞，她“噙着泪水”为大家伴奏；遇到因未婚妻早逝而感到十分悲痛的本威克舰长，她强压着内心失恋的煎熬去安慰他、开导他。为了让妹妹玛丽去参加宴会，安妮主动留下照看受伤的外甥。在即将离开玛丽家时，安妮想到的是“对小查尔斯的得力照顾，会为她在这里做客的两个月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同奥斯丁的其他著作一样，《劝导》主要描写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反映了那个阶层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以幽默和讽刺的笔调对中产阶级的虚伪和势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安妮还是一个临危不乱、善于决断的女性。她的智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大大超过男子汉。
小说女主人公安妮·艾略特出生于没落的上流社会的家庭。她母亲早逝，父亲和姐姐对她漠不关心，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一直过着十分孤寂的生活。十九岁那年，她遇到一位海军军官温特沃思，两人一见钟情并私订终身。可是家人和朋友都反对这门亲事，认为对方既没有丰厚的家产，又没有显赫的亲属，因而与安妮毫不般配。安妮也担心，如果婚后生活没有保障，结婚就可能给对方带来不利。为谨慎起见，她改变了初衷。温特沃思上校因此愤然离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安妮一直无法忘情于他，并拒绝了一位年轻乡绅的求爱，继续过着孤独的处女生活。青春和美貌过早地开始消逝，待到八年后再次遇见温特沃思上校时，安妮已经今非昔比，对方却依然一表人才。不仅如此，他还积攒了一笔钱财，变得相当富有。他一心想结婚成家，但又不能冰释对安妮的怨恨，因此开始追求安妮妹夫的妹妹。在此期间他与当时正在妹妹家的安妮不免常有接触。在交往中，他进一步发现安妮无私、坚定的优良品质，重又萌发了对安妮的感情。小说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终结。
在路易莎摔倒在地并失去知觉之后，周围的人乱成一团：有昏死的，有歇斯底里发作的，也有吓得不知所措的。这时能保持冷静头脑的只有安妮一人。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等待她的指令”。
《劝导》是简·奥斯丁一生创作中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这是在她去世一年以后与《诺桑觉寺》一起，由她弟弟整理出版的。
在《劝导》中，奥斯丁的创作思想有所发展。她那一向比较保守的观点有了一些变化。
总的看来，简·奥斯丁作品的题材范畴似乎不太广泛和博大，没有极端的贫富悬殊，没有激烈的对抗和争斗，也没有强烈的激情。她的一些作品中甚至很少有关自然景物的描写。作品大多涉及家庭、婚姻和伦理问题。但事实上，她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生活，对历次战争和英国社会出现的某些变化，是非常了解的。这些方面在小说《劝导》中也有所反映。
如果说作者在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中强调理智应该战胜情感，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获得幸福，那么，在她这最后一部小说中，奥斯丁却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谨慎”给女主人公安妮带来多年的痛苦。她希望年轻人“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而不要过分忧虑和谨慎”。安妮“年轻的时候，不得不谨小慎微，年长以后才懂得什么是浪漫——这是畸形的开端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可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谨慎”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成功地处理个人生活的诀窍。奥斯丁在早些时候的作品中也一再告诫人们要谨慎行事。因此，《劝导》肯定人物性格从谨慎到浪漫的演变，无疑反映了奥斯丁本人创作思想的变化。这也是对当时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奥斯丁出生于牧师家庭。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英法战争等重大事件。她经历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变革，但她终生居住在乡间小镇，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她的小说对这一切没有直接的反映。她自己曾说过，“我觉得，我可以坦诚地说……世上敢于当女作家的人中间，我是最没有学问、最无知识的一个。”“我要描写的不过是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
裘因
简·奥斯丁（1775—1817）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杰出的英国女作家。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西方文学史上，简·奥斯丁却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有人对她赞誉备至，如英国评论家麦考莱（1800—1859）称她为“散文中的莎士比亚”，英国小说家福斯特（1879—1970）认为她塑造的“人物虽比狄更斯的矮小，情节却安排得更紧凑”；英国文学评论家艾伦（1911—）则视她的作品为“十八世纪精华荟萃的百花园中最后的也是最绚丽的鲜花”。但也有些人对奥斯丁的作品持批评态度。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对她怀有极大的“反感”，《简·爱》的作者夏·勃朗特则认为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不过，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经过两百年的变迁，奥斯丁的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表明了它们的重大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