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明白了1982年《小戴切·谢伊》出版时我没能明白的事情：这是一本有关悲哀的小说。这本书接下来会提到戴切·谢伊正在经历一种病理学的丧亲反应。病征如下：他总是想着凯特去世的那一刻。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演那个场景，仿佛重演它能够得到一个不同的结局：夏洛特大道的餐馆，苦苣色拉，凯特的淡紫色帆布鞋，炸弹，点心推车中的凯特的头。他不停地用同一个问题折磨他的前妻，也就是凯特的母亲：炸弹爆炸时，你为什么会在女厕所呢？最后，她告诉他：
破碎先生在抽屉中。凯特用破碎先生来称呼恐惧、死亡和未知的事物。她会说，我做了一个有关破碎先生的噩梦。别让破碎先生抓到我。如果破碎先生来了，我将会爬上篱笆，不会让他把我带走……他在寻思破碎先生在凯特死之前有没有时间去吓唬她。
你从来不把我当凯特的母亲，但她确实是我养大的。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我照顾她的。我记得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管我的卧房叫做她温馨的第二房间，管意大利面条叫做细面条，管到那座房子的人叫做喂。她说你去了哪里，说早晨哪里去了，还说你这个婊子养的告诉塞耶说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她说那是一次意外，她想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走进了女厕所，因为我知道我会哭起来，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我想把眼泪擦干，以便能理智地对待，然后我听到爆炸声，当我冲出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一部分在果子冻里面，一部分在大街上。而你，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找个人来记住她。
"你去哪里了？"她会说，还会说"早晨哪里去了？"他把它们全都记下来，把它们塞进一个秘密的小抽屉，小抽屉所属的枫木桌子是巴里·斯塔金送给他和李当结婚礼物的……凯特穿着格子尼校服。凯特会把洗澡说成"沐浴"，把幼儿园试验用到的蝴蝶说成"蝶蝴"。凯特七岁的时候写下了她的第一首诗："我就要嫁给/一个男孩，叫哈里/他骑马/劝夫妻分离。"
我相信约翰会说《小戴切·谢伊》是一本关于信仰的小说。当他开始创作这本小说时，他已经知道这本小说最后的一句话将会是什么，那不仅是小说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戴切·谢伊举枪自杀之前最后想到的一句话："我信凯特。我信上帝。"我信上帝。天主教教义答问的第一句话。
金塔娜两三岁时，我们会带她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萨克拉门托探望我母亲和父亲。当时她管这叫"乘坐微笑"。约翰常常用面巾纸把她说的话写下来，把它们放进他母亲给他的一个绘有图案的黑色盒子中。这个盒子，连同它里面的面巾纸，仍在我的客厅的一张桌子上。它上面画着一只美国老鹰，还有"合众为一"的字样。后来，他把一些她说的话用在小说《小戴切·谢伊》中。他把这些话给了戴切·谢伊的女儿凯特。凯特和她母亲在伦敦夏洛特大道的一家餐厅吃晚饭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下面是他所写的一部分：
这句话是关于信仰，还是关于悲哀呢？
现在我明白了，这类错误并不仅限于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信仰和悲哀是一回事吗？
空难发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本竟然没有料到太平洋航空公司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我们游泳，看《点呼》，到摩通餐厅吃晚饭的那个夏天，我们异乎寻常地依赖对方吗？
该公司所有的班机都在机头上画着一个微笑。机上的乘务人员都穿着鲁迪·葛因雷希风格的红色和橙色相间的性感超短裙。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代表了一段岁月；当时我们做的多数事情似乎都没有准备，没有结果，只顾率性而行，想都不想第二次就为吃一顿晚饭飞七百英里。这段岁月于1978年结束。当时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27飞机在圣地亚哥上空撞上了一架塞斯纳172型飞机，致使一百四十四人丧生。
或者我们只是异乎寻常地幸运？
我想起了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
如果我孤单一人，他会乘坐微笑回来找我吗？
1968年，有一次我突然得在旧金山过夜（当时我去办点事，雨一直下个不停，将一次傍晚时分的采访推迟到隔日早晨），为了能陪我吃晚饭，约翰从洛杉矶飞过来。我们在俄尼餐厅用晚餐。饭后，约翰花了十三美元，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夜间飞行者"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花二十六美元就能买到从洛杉矶到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或者圣荷塞的双程机票。
他会说在俄尼餐厅订了位子吗？
我思考着这些问题。
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和那个微笑已经不存在了，前者卖给了美国航空公司，后者被油漆涂掉了。
我还从这类文献中得知悲哀分两种。较轻的一种是"不复杂的悲哀"或者"正常的丧亲反应"，和"成长"以及"发展"有关。根据第十六版的《默克手册》，这种不复杂的悲哀通常表现为"焦虑症状，例如初次失眠、慌乱不安和自主神经系统亢奋"，但"一般来说，除了在那些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中之外，它并不引起临床抑郁症"。第二种悲哀是"复杂的悲哀"，在这类文献中，也被称为"病理学的丧亲反应"，据说它发生的情况多种多样。发生病理学丧亲反应的一种情况是--我反复地看这一段--生者与死者原本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互依赖。"丧亲者的快乐、生活费用或者声望真的非常依靠死者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医学博士戴维·佩雷兹提出的一个诊断标准。"当被迫分开的时候，丧亲者失去死者之后会觉得无助吗？"
俄尼餐厅已经不存在了，但希区柯克曾经将它虚构出来，它在《迷魂记》中短暂地出现过。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次见到金·诺瓦克就是在俄尼餐厅。后来她在圣胡安巴蒂斯塔San
我得知有些研究非常著名。它们是此类文献的经典，我看到的每篇文章都有引用。例如扬格、本雅明和瓦利斯1963年发表于《柳叶刀》第二期第454至456页的文章。他们在英国对4486名当时丧偶不久的寡妇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寡妇在丧夫之后前六个月的死亡率明显比已婚妇女要高。"还有利斯和卢特金斯1967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第四期第13至16页的文章。他们对903名丧亲的人和878名没有丧亲的已婚男女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显示"丧亲的夫妻第一年的死亡率显著增高"。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撰的那本书对这种死亡率的增高给出了功能性的解析："迄今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多种压力源一样，悲哀通常会导致内分泌、免疫、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改变；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受到脑功能和神经递质的影响。"
Juan Bautista，即圣徒洗礼者约翰，该教堂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始建于1797年。教堂的钟楼（也是虚构的效果）坠落身亡。
我在沐浴的时候，如果电话响起，我再也不会去接，以免在地砖上摔死。
我们结婚的地方正是圣胡安巴蒂斯塔。
我开始在每天早上去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以免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当时是一月的下午，花儿在101高速公路旁边的果园盛放。
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报告都记录了这"导致死亡"的一面。
当时101高速公路旁边仍有果园。
我继续看。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哈佛丧亲儿童研究所的威廉·瓦登让我得知，人们曾观察到海豚在丧偶之后拒绝进食。人们观察到，野鹅在丧偶之后会不停地飞翔，不停地哀鸣，不停地寻觅，直到它们本身失去方向感，迷失了道路。我看到人类也显示出同样的反应模式，而这我早已知道。他们寻觅。他们绝食。他们忘记呼吸。他们因为缺氧而晕倒，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阻塞了静脉窦，他们往往带着难治的耳部感染疾病去看耳科门诊。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隔了一年才能看报纸的标题。"有个三年前丧夫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丧失了所有层次的认知能力。和黑曼·卡斯托普一样，他们也在生意上折了本，蒙受惨重的财务损失。他们忘记自己的电话号码，到了机场却没有带有效的身份证件。他们生病，他们卧床不起，他们甚至，也跟黑曼·卡斯托普一样，撒手人寰。
不。人们只有在倒车的时候才会擦伤车身。101高速公路旁边果园中盛放的花儿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在这里，"非常冷静的人"的效应就出现了。
事故发生之后好几个星期，我反复对自己念诵《露丝·埃尔默》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努力让自己停留在正确的道路（也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条不会回到过去的路）上。那是瓦尔特·塞维奇·兰多尔Walter
除了这些对悲哀的痛楚和暴烈的抽象描述，还有一些通俗读物，一些如何对付这种症状的指南，有的"具备实用价值"，有的"富有启发性"，但它们全都毫无用处。（别喝太多酒，别用保险赔偿金来重新装饰卧室，加入一个互助团体。）然后还有专业文献，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之后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研究。很快，我发现自己转而求助于此类著述。我从中看到很多我业已了解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让我心安理得，证明正在发生的情况并非是我想象出来的。例如，从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1984年编辑的《丧亲的反应、后果及其照料》这本书中，我得知人们对亲友死亡的即时反应通常是震惊、麻木和难以置信："主观上，活着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被裹在椰壳或者毛毯之中；在别人眼里，他们也许能够节哀顺变。因为死亡这一事实尚未进入到他们的意识，活着的人可能会显得完全能够接受这种丧亲之痛。"
Savage
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和影子之舞最为贴切。
Lａｎｄor（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1806年写的悼亡诗，哀悼埃尔默勋爵年方二十却死于加尔各答的女儿。自我在伯克利念大学以来，我一直没想起过《露丝·埃尔默》，但此刻我想起的不仅是这首诗，还有大部分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对它的分析。上那节课的老师曾经说，《露丝·埃尔默》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前四句对死者大加吹捧从而毫无意义的赞扬（"啊，出身尊贵的家族/啊，相貌美艳/品行端正，举止优雅/露丝·埃尔默，这全都是你的优点"），通过最后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转变成一种突然的、甚至令人震撼的解脱。后两句非但点名了哀悼的地位，还指出了它的极限："我将献给你/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
将灵柩带出来，请来致哀的人
"一个夜晚的回忆和叹息，"我记得那个老师重复说，"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本来可以说所有的夜晚，但他没有说所有的夜晚，他说的是一个夜晚，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而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不再弹奏钢琴，也已没有鼓声
备极哀怨的名言。显然，因为《露丝·埃尔默》已经嵌入我的记忆中，我像一个本科生，将它当作是对生者的开导。
让狗儿别吠叫，用一块美味的肉骨
2003年12月30日。
停止时钟的转动，拔掉电话的线路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探望了金塔娜。
有好几天我反复念诵奥登 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美国诗人。的诗，剧本《攀登F6高峰》中的《悼亡诗》：
在那儿，她又度过了二十四天。
她肯定将会归来
异乎寻常的依赖（这是"婚姻"、"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孩子"、"核心家庭"的另一种叫法吗？）并非导致复杂的或者病理学的悲哀发生的惟一情况。我在那本书中看到，另外一种情况是悲哀的过程被"外在因素"打断，比如说被"葬礼推迟"或者"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再次死亡"打断。我看到夏洛特维尔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医学博士瓦米克·沃尔肯对一种他称为"再悲哀疗法"的解说。它是弗吉尼亚大学为了治疗"已确诊的病理哀悼者"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根据沃尔肯博士的说法，在这种疗法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孩子的声音痛苦而悲哀
我们帮助病人回顾死亡发生的情景--它是怎么发生的，病人得知噩耗和看到尸体的反应，葬礼上的事情，等等。如果治疗进展顺利，病人在这个时候通常会发怒。这种愤怒起初没有对象，然后指向其他人，最终指向死者。精神疏泄--毕伯灵（毕伯灵：1954，《心理分析和动态心理疗法》，《美国心理分析协会会刊》卷2第745页及以下）称之为"情绪的重现"--到时可能出现，向病人证实他确实有被压抑的情感。利用对病人需要让死者活着的心理过程的认识，我们从而能够描述和解释病人和死者之间原本的关系。
（再呼唤一次）动摇母亲的心旌
但沃尔肯博士和他在夏洛特维尔的研究团队"对病人需要让死者活着的认识"，以及他们"描述和解释病人和死者之间原本的关系"的能力，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你观察到我和"死者"在布伦特伍德公园看《点呼》吗？你和我们一起到摩通餐厅吃晚饭吗？事故发生四个月前，我和"死者"在檀香山的国家公墓，你也在那儿吗？你陪同我们拾起缅栀子的花瓣，将它们放在不知名的珍珠港死难者的坟墓上吗？事故发生之前一个月，你和我们一起，在巴黎的若内拉赫公园被雨淋得感冒吗？你和我们一起看了莫奈画展，然后到康蒂餐厅吃午饭吗？你和我们一起离开康蒂餐厅，买了那支体温计吗？我们两个回到布里斯托饭店的客房，不知如何将体温计的摄氏温度转换成华氏温度时，你坐在我们的床上吗？
孩子的声音本应
你在那儿吗？
Grief Observed，爱尔兰作家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的作品。的书，是克莱夫·斯特普斯·刘易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写的。还有一两本小说偶尔也能见到相关的段落。例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描述了黑曼·卡斯托普的丧妻之痛："他的精神出问题了；他的内心坍缩了；他头脑麻木，做生意折了本，致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损失惨重；而第二年春天，他在寒风凛冽的栈桥上视察仓库，染上了肺炎。心魂俱碎的他承受不了这疾病，虽然得到海德金德大夫的悉心治疗，还是没过五天就死了。"在古典芭蕾舞剧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某对恋人，女的行将香消玉殒，男的试图将其挽留人间，此时蓝色的灯光亮起，白色的裙子飘动，他们会跳起预兆到死亡终究会来临的双人舞：影子之舞。还有一些诗歌，实际上是很多诗歌。有那么一两天，我反复念诵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的《被遗弃的人鱼》：
没有。
自童年起，人们就一直教导我，碰到麻烦的时候，去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悲哀是最为常见的痛苦，但关于它的文献少得可怜。有一本叫《遣悲怀》A
你要是在，或许能帮我们看懂体温计，但你不在那儿。
那几个月间，"将他带回来"是我暗中努力想做到的事情，而这终究是一种虚幻的愿望。等到夏季将尽，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想法了。只不过"明白自己的想法"并不能让我处理掉他可能会需要的衣服。
我不需要"回顾死亡发生的情景"。我就在那儿。
但这依然没能将他带回来。
我不需要"得知噩耗"，我不需要"看到"尸体。我就在那儿。
然而我脑海中对此仍有所怀疑。在春末夏初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到一个杰出的学院派神学家。餐桌上，有人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对此强烈否定，我的反应强烈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立即出现的想法：但我做了仪式。但全都做了。我在圣约翰大教堂办了葬礼，我请人用拉丁文唱了圣歌，我请了天主教牧师和圣公会牧师，我朗诵了"在你眼中，过去一千年只跟昨天一样"，我念出了"天使将会带领你进入天堂"。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停下来。
我完成了葬礼。我承认他已经死了。我尽自己所能，公开地完成了这件事。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不理智地朝夏洛特维尔这个素昧平生的沃尔肯博士发火。
加尔文·特里灵致了悼词，戴维·霍伯斯塔姆致了悼词，金塔娜最好的朋友苏珊·特雷勒致了悼词。苏珊娜·摩尔朗诵了诗歌《伊斯特库克》 East Coker，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作。的节选，就是"只有在虚文矫饰/或者言不由衷的时候/人们才需要用上华丽的词藻"那一段。尼克朗诵了克特勒斯的《吊兄长墓》。金塔娜依然很孱弱，但声音坚定，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在这个她八个月前结婚的教堂中，站着朗诵了一首她写给她父亲的诗。
在这种真正的痛苦的冲击之下，人们不仅情绪低落，身体机能也失去了平衡。不管他们看上去有多么冷静和镇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保持正常。他们的血液循环被扰乱，致使浑身发冷。他们悲痛难忍，导致精神紧张，夜不能寐。他们会冷落通常喜欢的人。永远别强迫那些正处于悲哀中的人，绝对不能让感情过于丰富的人接近他们，不管这些人和他们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或亲近。虽然得知朋友爱他们、为他们感到难过是一种极大的宽慰，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应当避免让任何有可能加剧其精神负担的人或者事情接近新近丧亲的人。如果人们的好意和安慰遭到拒绝，人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时刻，有人陪伴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安慰，但也有些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不愿见。
我们请了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个圣公会牧师。
这段话摘录自艾米莉·博斯特一本书的第24章。那本关于社交礼仪的图书出版于1922年，第24章是《葬礼》。这一章详细地教导读者，从死亡发生时该怎么办（"一旦死亡发生，有人--通常是训练有素的护士--会把病房的窗帘拉上，并吩咐仆人将房子的所有窗帘都拉上。"）到参加葬礼的就座礼节："尽量安静地走进教堂。如果葬礼上没有人引导入座，在你大抵所属的位置坐下。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才能在中间过道的前方入座。如果你和死者只是点头之交，你应该坐在后排某个位子，别惹人注意。如果参加葬礼的人不多，而教堂又很大，你可以坐在中间过道的末排座位上。"
我们请人奏响了哀乐。
这种一清二楚的语调从未改变过。它反复强调指导实践的一面。应该让丧亲者"坐在一间阳光明媚的房间中"，房间若生有火堆更好。可以让丧亲者吃点食物，但是只要"一点点"：茶、咖啡、肉汤、一片薄薄的面包、一个煮熟的鸡蛋。牛奶也可以，但只能用热牛奶："冷牛奶对已经浑身发抖的人来说很糟糕。"至于接下来要吃的东西，"厨子可以做点他们平时喜欢吃的菜肴--但每次只要给他们一点点就够了，因为他们的胃虽然可能空荡荡的，但他们的味觉会分辨不出食物的味道，而且消化功能也不会在最佳状态。"致哀者出席葬礼时所穿的服装应该尽量朴素：所有的服装，包括皮鞋和草帽，"颜色都应该非常相称"。给多少帛金应该预先确认。葬礼期间，应有一个朋友留下来看管房子。这个朋友应该让房子保持空气流通，将搬动过的家具放回原位，为即将回来的家属生一堆火。"准备热茶和肉汤也很好，"博斯特女士建议说，"应该在他们回家时就把茶或者肉汤端给他们，不要先问他们想不想喝。那些非常痛苦的人不想吃东西，但如果有人把食物端给他们，他们会机械地接过去，而一些促进消化、刺激不平衡的血液循环的温热食物，正是他们最需要的。"
金塔娜要求圣歌用拉丁文咏唱。约翰也会这么要求的。
这种冷静客观的叙述蕴含着非凡的智慧，它对后来医学研究所的书中提到那种身体上的紊乱（"内分泌、免疫系统、自主神经和心肌系统的变化"）有一种本能的认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翻看艾米莉·博斯特的书（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想起了我母亲，二战期间，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租了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有一次大雪纷飞，她让我看这本书），但当我在互联网上找到它的时候，它直接击中了我的心扉。看着它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翰去世那晚我在纽约医院浑身发冷。我当时以为我觉得冷是因为那天是12月30日，而我为了准备晚饭，身上只穿着亚麻布裙子和羊毛衫，趿着拖鞋，没穿袜子就来到医院。这是我觉得浑身发冷的部分原因，但我觉得浑身发冷，也因为我身体的正常机能统统都失效了。
为了约翰，我们播放了格里高利圣歌。
这一点，博斯特女士会明白的。在她写作的那个世界，哀悼依然得到承认和允许，不用从人们眼中消失。1973年，菲利普·阿里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讲稿后来结集出版成《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从中世纪到现在》一书。他在书中提到，1930年前后，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众认可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写道："过去无所不在、司空见惯的死亡，如今将会被消除，将会消失。它将会变成可耻和遭到禁止的事情。"1965年，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乔弗雷·戈耶尔出版了《死亡、悲哀和哀悼》一书。在书中，他认为人们愈来愈追求一种新的"自我享乐的伦理责任"，一种全新的"别做任何减少他人欢乐的事情的规则"，导致了这种对公开哀悼的拒绝。他说，在当代英国和美国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将哀悼当成一种病态的自我放纵，丧亲者若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悲哀，让外人一点都猜不出发生什么事情，便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我似乎很理智。在一般人看来，我可能显得完全理解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我同意医院进行尸体解剖。我安排了火化。我安排了取出他的骨灰，将其送到圣约翰大教堂。一旦金塔娜苏醒过来，身体好转到能够出席仪式，骨灰就会被安放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我和弟弟已经将我母亲的骨灰放在那里了。我安排人将她灵牌上的名字磨掉，然后重新刻上她和约翰的名字。最后，在3月23日，他去世之后将近三个月，我目睹他的骨灰被安放进墙里，目睹灵牌被换掉，目睹葬礼的举行。
悲哀变得隐蔽的原因之一是现在死亡主要在人们视线之外发生。早在博斯特女士写作的年代，死亡尚未职业化。死亡通常和医院没什么关系。女人死于分娩。儿童死于热病。癌症无药可治。她着手创作这本礼仪图书的时候，美国只有很少家庭未曾被1918年那场横扫全国的流感所波及。死亡触手可及，在家中。在人们看来，一般成年人应该能够而且主动地对付它的后果。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人们教导我，若有人去世，你必须烤一根火腿。把火腿送给那家人。你得出席葬礼。如果那家人是天主教徒，你还得去听人念悼词，但你不能哀嚎，不能大声致哀，总之不能引起死者家属的注意。看到最后，在艾米莉·博斯特这本1922年的礼仪图书中，我才见到对这另一种死亡最为精确的理解，以及对悲哀最为详尽的治疗。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朋友本能的智慧。在最初那几个星期，这个朋友每天从唐人街给我带来一份姜葱粥。粥我能咽下。粥是我惟一能咽下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