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神父坐在后座，摇下车窗，任寒风吹拂发梢。他仰起脸，笑了。
“没有，只要了我的签名。”
伊尔莎·布劳克曼已数不清自己过去几天来拜访了多少家餐馆。她又点了杯黑咖啡，安东尼神父点了牛奶，基特问他能不能点英式下午茶套餐，虽然严格来说现在连中午都还不到。
“她为难你了吗？”
女服务员羞红了脸，说当然可以，还问他是不是——
“我们没有绑架他啊，只是带他出来一天。我跟那女生说我们是他的家属。”
“我是。”他愉快地说，“你要签名照吗？”
“基特，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能绑架这里的院友。”伊尔莎说，将车左转开上双行道。
安东尼神父握着伊尔莎的手，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弗兰克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没错，他是失去了一切；没错，他也确实背弃了音乐；而且，没错，他可能尚在人间。
但老神父还是站起来了。他赶上前，将两人揽进怀中，仿佛已为这天祈祷了好多好多年。
“他在哪儿？”老神父话还没说完，她便倏然起身，一把抓起了车钥匙。
“别起来、别起来！”基特嚷嚷。
“我不知道。”安东尼神父揉了揉脸，“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以前偶尔会来看我。一路走来，之后再走回去。大家都喜欢他。他总是耐心听所有人说话。然后，有一天，他说他有件事必须去做，有段时间无法再来看我。”
安东尼神父坐在窗前的一张扶手椅内等待。栏杆之外有一面砖墙，就在不到十英尺远的地方。他仅存的发丝直竖着，双眼因老迈而显得湿黏，眼镜用急救胶布粘着，以免解体。
“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个小房间，除了日常必需品外什么也没有，甚至连张照片也没有，连服务铃也是用胶带贴在墙上的。
“我不记得了。脑子不灵光了。”泪水涌上眼眶。伊尔莎握住他的手。他或许孱弱，但还没对人生认输。
但女孩已然走了进去，高声喊道：“来喽，安东尼先生，你有访客哟。”
“他要去做什么？”
“不用敲门吗？”
“我不知道，他只说他需要找份固定的工作。”
女孩耸了耸肩。“他可以按铃。”她推开其中一扇房门。
“那为什么会是个问题？”
“那他摔倒了怎么办？或是觉得孤单呢？”
“我不知道。”安东尼神父激动不已，五官全都纠结在一起，“老天，我真高兴能再见到你们。”
“他老是弗兰克长、弗兰克短，”女孩说，“有时候我们索性把门给关了，让他自己念叨去。”
三人驾车返回城内，去了公园、警察局，还去城门区走了一圈，也不知道究竟要找什么。每当她以为自己看见了弗兰克，他就又消失在另一条巷子里。最后，他们将车停在联合街上，站在封起板条的商店外。下午三四点，柔和的粉红色光芒填满空气，让那排荒凉的店铺也散发着一股暖意，就连唱片行焦黑的砖墙都显得美丽。
伊尔莎飞快地朝窗外瞥了一眼，停车场上只停着她租来的那辆车。
“那是段好时光，”基特喃喃道，“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有多美好。”
女孩的胶底鞋在静默中啪嗒作响。走廊上铺着仿佛会黏脚的老旧棕色地毯。一侧的墙上开着窗，一侧是房门。阳光被拉成一块块长方形，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化学药剂味，显然要遮掩来自人体的强烈气味。
“我们知道的。”安东尼神父说，“我们知道那有多特别。我们都热爱助人，尤其是弗兰克。但我想，他是迷失了自己，这种事时有所闻。”
希望之家在一栋宽阔的一层楼建筑中，内部处处可见手扶栏杆和呼叫按钮，但“希望”却似乎无影无踪。女孩带领两人穿过走廊。她穿着慢跑裤，T恤外面套着件蓝色的塑料围裙，薄得像是用垃圾袋做的。
伊尔莎问他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在酒店共进晚餐，他颔首说，他非常乐意。
“弗兰克？”女孩说，“哦，我听过这名字。安东尼先生老是提起。”
开车返回老码头区时，基特喋喋不休，一路上都没停过。后视镜中，可以看见安东尼神父容光焕发。伊尔莎任由自己的思绪驰骋，想象过去的那家唱片行、一箱又一箱的黑胶唱片、有着小小珍珠母贝鸟的试听间，还有那条老旧的波斯地毯。茉德的声音再次响起：有时候，放下过去、继续前进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小时后，他不仅尝遍了自助餐台上的所有早餐，还查到安东尼神父住在一间叫希望之家的养老院。
她差点一头撞上人行道。
基特飞快地喝完一杯绿色的排毒果汁，笑了起来。“你没听过脸书吗？没有手机吗？”
“哇！”基特惊呼。
酒店餐厅里，伊尔莎一页接着一页筛选，标出她认为最有可能的名字。不过坦白说，其实完全就是靠直觉猜测，她半点头绪也无。她再次指着自己标出的名单。她明天就该回德国了，而要开车把这些地方全部拜访一遍，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
如果茉德已经十五年没见过弗兰克，为什么还会有唱片行的钥匙？
“你说人生操之在己。”她移动鼠标，按下打印键。打印机吐出六页养老院名单。她将名单用订书机钉好，交给两人，对基特露出羞赧的笑容。“我有天会去的。”她说。
答案就在酒店的门厅等着她。
“我怎么回答？”
“糟糕，是她。”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辞职去印度。”
不夸张，基特真的立即躲到了伊尔莎身后，抓着她的肩头。安东尼神父又惊又喜地捂住嘴巴，酒店柜台的接待人员只是在计算机旁愣愣地看着。
“是吗？”
茉德站在那面流水装饰墙前，双手按在臀上，两脚叉开，活像警方架设的屏障。
“我打进去过一次。”因为害羞，她领巾周围的皮肤都红了。
“我没说实话，”她说，“我知道弗兰克的下落。”
接待员没有追究早上八点时基特和伊尔莎怎么会一同从电梯走出，不过确实问了他是不是《深夜手术室》的主持人。她很爱听他的节目，她说。
在酒店餐厅共进晚餐时，伊尔莎终于得知了谜团的最后一块拼图。茉德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因为在这里根本别想压低声音说话，安东尼神父的听力大不如前，而且基特还用连珠炮似的问题不停打断她。
事实证明，城里的养老院甚至比文身店还要多。第二天早晨，伊尔莎和基特分别站在柜台接待员两旁，看着她查看计算机屏幕上的名单。那些养老院都有个欢乐的名字，像是晴朗养老院、绿堤之家。但伊尔莎不认为在那儿看得到任何晴空美景或绿茵堤岸。
“弗兰克在哪儿？”“什么？”“怎么会？”
基特的鼾声响起，她拿过他手上的餐盘，轻轻替他盖上被子。
两天前，她没有对伊尔莎完全坦承，是因为她认为最好不要有人去打扰他。“况且，”她掏出香烟，随即又扔回手提包，改拿力克雷，“我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你。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她忽然想到，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他们三人之间还是萦绕着一种氛围：分离、待续。就像未完的乐曲，她想。即便是基特，活力充沛的他，笑容之中也藏着一种寂寞。但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写完这结局呢？奇迹？最少最少也需要来点小小的魔术。伊尔莎可以听见远方的警笛声和酒鬼的喊叫声。你在哪儿，弗兰克？她轻抚喉咙，想象着自己的左手指尖变成了他的，想把他召唤至身旁，召唤至安全之处。她想起自己，在这间行政套房内、在母亲的公寓里；也想起年轻的自己，走在弗兰克身旁。就像所有的她共存在同一个时空里，却分不出哪个最为真实。
她要他们了解，弗兰克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弗兰克，只是具空壳。“实际上，”她又说了一遍，“他是个废物。”
“但我今天还是有那种感觉，就像她试图摆脱我。”
伊尔莎感到一种轻飘飘、空荡荡的感觉在胃里涌现，一切似乎都摇摇欲坠，随时会瓦解崩溃。“他到底在哪儿？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保密？”
“我不这么认为。”
弗兰克在食品工厂工作，替洋葱奶酪口味的薯片做洋葱奶酪调味料。
“现在还是吗？”
“就这样？”基特又反问了一遍，“这就是他现在的工作？”
“茉德爱弗兰克。”
安东尼神父黯然摇了摇头。“老天。”他喃喃低语。
突如其来的希望令她心跳急剧加速。终于亲耳听见弗兰克对她的情感，也让她如释重负。她努力深呼吸，说：“茉德就不爱我。”
他想办法留了把唱片行的钥匙，让茉德帮他照看。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会睡在那儿，或把地方出借给朋友。她也不知道他其他时间到底在哪儿、做些什么。
“弗兰克很爱你，”他说，“我们都是，就连安东尼神父也一样。”
“但他为什么要去食品工厂工作？”基特又问，“他讨厌死那地方了。他就是不想让我去那儿工作才会雇用我。他说他小脚指头里的音乐都比那间食品工厂还多。”
基特没有回家。父母过世后，他便卖掉家里的房子，买了间仓库改建的公寓。他跟着伊尔莎回到套房（又外带了个三明治），和她一起平躺在床上。两人聊了一整晚，回忆弗兰克、唱片行，以及弗兰克曾帮助过的那些人。他又聊了聊他的广播节目，伊尔莎也分享了自己做小提琴教师的生活。二十一年的岁月可以浓缩成多么简短的字句啊。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或许人生本就是这样。
茉德倒完酒瓶内的红酒。“我想他是不想被找到，感觉就像他想伤害自己。”她又补了句，如果哪天在街上发现他蜷曲的尸体，她也不会意外。每周六中午，他会去购物商场吃汉堡。除了食品工厂外，这是他唯一会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老天，希望如此。我无法想象世上再也没有弗兰克。那太糟了。”
“他为什么要去那儿？”伊尔莎问。
伊尔莎听着，用手帕掩住了脸。但当她低声问“他还活着，对不对”时，眼里盈满泪水的是基特。
“那商场烂透了。”基特说。
“我大约在一九九八年见过他一面。我那时正要离开一家夜店，他看起来很糟，我吃惊极了。我那时跟几个朋友在一起，他站都站不直，不停摔倒。我记得他说头很痛，显然喝了很多酒。我想帮他，但他就这么离开了。我想是他想要放弃，明白吗，他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反正他就是会去。不要问我为什么，大概是工厂每周都会发兑换券吧。”
“弗兰克放弃音乐？但音乐就是弗兰克啊。”
“我们可以见他吗？”伊尔莎的问题和甜点菜单同时出现，“我们能做什么？”
过去几天来听到的消息中，这个给她的打击最大，仿佛体内又被挖开了个新洞，满是悲伤。
总算有一次，基特对食物不为所动。他等着。所有人都等着。等着茉德的答案。
“之后他似乎就完全放弃了音乐。”
“你们得叫醒那浑蛋。天知道要怎么做，反正得狠狠下番功夫。”
他和那名银行经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络，不过不愿接受经济上的援助。之后，银行经理提早退休，和妻子两人带着孩子去旅行了。过去的老主顾在街上碰到他，都会尝试给他些钱或伸出援手，但他很难捉摸。他或许会同意见面，但到了约定时间又不见人影；也可能会说他找到了你要的唱片，结果又给了别人。
伊尔莎坐在酒店房间里，把所有事情写下来，好厘清来龙去脉。需要两个小时才能交代清楚的谈话，最后浓缩在一页半的信纸上。
在享用第二杯水果酒（以及另外两颗樱桃）的同时，伊尔莎又知道了更多事。基特在大火中严重烧伤，两条腿和前臂上仍能见到疤痕。弗兰克每天都去医院陪他，之后将基特介绍给一位DJ朋友，从此拉开他广播生涯的序幕。但不到一年，弗兰克就开始走下坡路，常独自一人。基特猜想弗兰克是不是刻意想把旁人推开——也或许他只是不再关心。
她彻夜不停自问同样的问题——怎么办？你要怎么找到一个刻意把自己藏起来的男人？是什么让他沉睡？你要怎么唤醒他？她为什么不能直接去见他？她知道答案。因为弗兰克会逃开，而她无法忍受再次失去他。况且有时候，在人生之中，光是简单与平凡并不足够。
他当然饿了。他可是基特呢。他看了看消夜菜单，点了份培根生菜西红柿三明治。服务员端上桌时，盘内还多了薯片和两颗腌洋葱。他问基特是不是就是那个基特，电台那个主持人。基特说是。“哇，真不敢相信。”服务员说，“我到哪里都认得出你的声音。”他请基特在餐巾纸、啤酒杯垫和他的袖子上签名。“我妈特别喜欢你。”他说。从他满脸通红的模样看来，很可能他自己也喜欢基特。
想啊，她告诉自己，快想想法子啊。
基特说起自己的生活。他已经主持《深夜手术室》好些年了。每周都会收到听众来信，社交媒体上也有大批的追随者。打哈欠时，伊尔莎仍能在他脸上看见当初那个少年的影子。她歉然道：“我不该要你过来的，但一认出你的声音——今天不太顺利。你饿吗？”
若是换作另一名客人，弗兰克会怎么做？某个真的需要帮助但又不知该如何求援的人。
酒吧内，服务员翻着报纸，视线不停朝基特瞥来，像是认出了他的声音，却又不好意思相认。
她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反复写着同样的问题，并在下方画线强调。
“我想办法躲着茉德。”
安东尼神父睡在新加的床铺上，茉德占据了沙发，基特则在电台主持他的“深夜手术——室”。伊尔莎保证她会听，她也确实听了，把音量调低，耳朵贴在喇叭旁，听着基特告诉听众该如何修补人生，并播放歌曲抚慰他们的心情。节目终了时，他说他有个特别的信息想传达给亲爱的朋友。他放了柯蒂斯·梅菲尔德的《一试再试》。
她说：“我找到茉德了。”
“怎么做？”她大声问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能怎么帮你，弗兰克？”
基特对着自己的水果酒笑了起来。水果酒装在高高的玻璃杯里，装饰签上插着颗樱桃。这不过是个小小的亲切举动，但伊尔莎很是感动。只是每次基特拿起杯子要喝，她都担心他左眼会被戳到。
等基特穿着他那身莱卡装备和裤管夹回来时，她已有了答案。
“我本来没听出来，直到你弄掉了东西。”
以毒攻毒。这点她应该最清楚不过。
伊尔莎和基特分坐在酒店吧台两头。此刻他们是仅有的两名顾客。凌晨一点钟，他下了节目直接赶来，脚上还别着骑脚踏车用的裤管夹，浓密的黑发间夹了几缕灰白，但脸上平滑圆润，十分粉嫩。不像茉德，基特年纪大了之后反而瘦了下来，从头到脚一身拉链和莱卡装备，安全帽搁在腿上，好像只塑料宠物。
弗兰克必须听见他无法面对的那首歌。
“你怎么知道是我？”
翌晨，伊尔莎·布劳克曼回到酒店柜台前，询问那名系着蓝色丝巾的女士，她是否能在行政套房多住一周，并努力不去想自己的账户余额。
她连忙抓起电话。
“您的朋友也会留宿吗？”
DJ一面听，一面发出“嗯、嗯”的轻快回应，然后给予来电听众一些像是“试试看睡床的另一边”，或是“这位女士，您先生听起来很不妙啊”等称不上建议的建议。他的美国腔像是装出来的，而且语气异乎寻常地热情，还会播放音乐佐证自己的论点。伊尔莎本以为她会受不了那名DJ，结果越听越入迷。他听起来就是个可爱的好人，不停重复电台的电话号码，告诉听众无论什么事情都欢迎打进《深夜手术室》分享。忽然间，节目里凭空传出一阵可怕巨响——狠狠刺破她的耳膜——主持人说了句“哦，可恶”。只是这次没了美国腔，她立刻认出了那个声音。
“会，”她说，“我想他们会的。”
这已是她来到英国的第三晚。整天下来，她先是失去了弗兰克，随后又有了他的下落，然而希望终究还是落空。做好要寻回失物的心理准备，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找到。她打开广播，想再听听前晚听到的那名女子与友人弹奏的钢琴，但就连他们也弃她而去。她最后转到当地的电台，聆听从收音机里传出的现场连线节目（“深夜手——术室！”每十五分钟就会听到一次开场广告词）。一般听众可以打电话给电台分享自己面临的问题，DJ会想办法帮忙解决。这档节目莫名带给她一种亲切感。她把音量转到极小，让自己必须动也不动才有办法听到。感觉就像她早已知道这些故事——夜不成眠的男子、无法决定该不该离开丈夫的妻子。
几天来头一次，她终于有了笑容。
伊尔莎一件衣服也没换，就这么躺在酒店的床上。她也不知道几点了，只是看着黑漆漆的窗上映着无数微小的灯火。思绪纷扰而至，不像是话语，更像是画面。空气凝滞，感觉就像所有的一切都被夺走，只剩下一种不安感，仿佛遗忘了某种不该遗忘的事物。那样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