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陈千里同志。”
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
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
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
“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
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践”字。
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己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
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后来想想，那一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有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
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调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断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
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
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
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
我问他有关卫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卫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
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
但陈千里明确回答：“他是死间。是烈士。”
……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
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
说起六十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桃，他小声说了一句：“叶桃清楚。”
材料一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