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媳失声惊叫：“老男人？”
有一次绵羊不耐烦了，她说：“是个老男人。”
绵羊说：“我喜欢老男人。”
我弟弟和弟媳几次小心翼翼向绵羊打听那个男人的情况，绵羊几次说：“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我弟弟用拳头捶打起自己脑袋，喊叫道：“你怎么会和一个老男人好上了。”
“我不出来，我要保胎。”
绵羊说：“没你老。”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绵羊一直在床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进入了保胎程序。我弟弟和弟媳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她的卧室，其他的时候听到绵羊的手机响了，就悄悄站到卧室门外去偷听。很多电话都是绵羊所说的情夫打来的，那个情夫显然一次次要她出去见面谈一谈，因为绵羊一次次回答：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突兀的电话。那是星期天的中午，我正在吃饭，手机响了，我一边咀嚼嘴里的饭菜一边接听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们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争吵把三个人都弄得晕头转向，现在我们觉得应该劝说绵羊把孩子打掉，让这件事情无声无息地过去。我弟弟脾气火爆，他骂骂咧咧说着要去找那个混蛋算账。我说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是要说服绵羊同意堕胎。我弟媳指责他，说他只知道发火，没有别的办法。我弟弟咽了一下口水，把满嘴的脏话也咽了回去。他们两个要我再去劝劝绵羊，我不愿意了，我说应该给绵羊几天时间，让她好好想想，也许过几天绵羊自己去医院堕胎了。
“我是孙强。”
“让我劝她什么？你没说呀。”
“你是谁？”我的声音从饭菜里挤出去时含糊不清。
“你劝她了吗？”
电话那端说：“信号不好，我没听清。”
“什么怎么样？”
我把嘴里的饭菜咽下去后说：“你是谁？”
“怎么样？”
“我是孙强。”
我走出绵羊的卧室，轻轻关上门的时候，看到她对我亲切地微笑一下。我走回客厅，我弟媳急切问我：
“哪个孙强？”
“嗯。”
电话那端的自我介绍让我吃了一惊，竟然是那家著名出版社的社长孙强给我打电话，当年对我说“我不是门诊医生”的孙强，主动给我打电话。孙强在电话里说，绵羊告诉他，我有几个不错的长篇小说构思，他很有兴趣，想听我说说，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和他见面。
我傻乎乎站了一会儿后对绵羊说：“你好好休息。”
“任何时候都有空。”我脱口而出。
接下去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弟媳要我来劝劝她，可是没说劝她什么。
孙强问：“现在可以吗？”
“我知道。”
“当然可以。”
“很好，”她说，“我怀孕了。”
“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过会儿见。”
我点点头，问她：“你好吗？”
孙强挂断电话后，我向妻子称赞起了绵羊，我说绵羊这孩子太好了，过去我精心辅导她写作，现在她回报我了。我妻子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告诉她刚才孙强电话里说的话。这时我的手机嘀嘀响了两声，孙强的短信来了，我立刻起身出门，我妻子在后面叫道：
我推门进去，绵羊靠在床上看着我，左手拿着手机，问我：“他们叫你过来的？”
“你还没吃完饭呢。”
“嗯。”
那时我五十岁了，文学在我心里早已是一潭死水，孙强的电话像是一颗手榴弹扔了进来，把死水炸成了海浪。我的双腿健步如飞仿佛是二十岁的双腿，我的身体挤上公交车的时候也仿佛是二十岁的身体，转了三次公交车以后，我满怀二十岁的激情来到孙强短信里指定的那家茶舍。
“是的，我可以进来吗？”
孙强已经在那里了，坐在一个小包间里，我进去后自我介绍，他发福的身体站立起来，与我握一下手，请我坐下。我坐下后看着他，当初他很不耐烦地对我说“我不是门诊医生”，现在他正在对我微笑，虽然他的微笑看上去有些勉强。
“是伯父？”
“绵羊说你是她文学的启蒙老师。”他说。
“是我。”我小心翼翼说。
“说不上启蒙，”我说，“我只是辅导过她怎么写作文。”
我轻轻敲了几下门，绵羊在里面说：“我在保胎，别打扰我。”
他点点头不再说话，我等待他询问我的构思，等了一会儿，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正在沉思，我只好主动说了。
里面没有声音了，片刻后我觉得绵羊已经关上手机。她刚才的话证实我的猜测，她和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
“我有四个长篇小说的构思，第一个是辛亥革命题材，第二个是抗战题材……”
绵羊在里面说：“我不出来见你，我要保胎……放心吧，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要生下来，我自己会把孩子养大的，不用你管……我说过了，我不出来见你，我要保胎……我累了，我要保胎。”
“绵羊还好吗？”他突然问我。
我看了弟弟一眼，这小子歪着脑袋不看我，我心想算了，不和他计较。我走到绵羊卧室门口，举起手准备敲门时听到绵羊在里面打电话，我的手放下了。
我愣了一下说：“不太好。”
我弟弟不说话了，我弟媳恳求我：“你去劝劝绵羊，她就听你的。”
“什么不太好？”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弟媳替我说话了，她指着我弟弟的鼻子说：“你懂文学，你能培养出作家来？”
我迟疑起来，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绵羊怀孕的事告诉他。
他说：“我宁愿反过来，你送给绵羊一个PSP，我培养你儿子做作家。”
“绵羊怎么了？”他又问。
他蛮不讲理的逻辑让我很生气，我说：“你送给我儿子一个PSP以后就把他毁了，他只知道玩游戏，一点事业心也没有。”
“她怀孕了。”我低声说，说完就后悔了，我补充道，“这事没有外人知道，只有我弟弟、弟媳和我老婆知道，我儿子也不知道，您是第五个知道的，不要让第六个知道。”
他叫了起来：“她不做作家，会做小三吗？”
“我不会让第六个知道的，”他神色凝重，“男的是谁？”
我说：“我是培养过她做作家，我可从来没培养过她做小三。”
“我们都不知道，”我说，“她不说。”
我弟弟埋怨我了：“都是你，从小给她买文学书，培养她做作家，现在好了，做人家小三了。”
他轻轻吐了口气，喝了一口茶水后想起来我的构思了，他问我：“你刚才说有几个构思？”
她哭出了声音：“绵羊有了私生子，我们哪还有脸见人啊。”
“四个。”
我安慰她：“现在的姑娘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现在的姑娘和有妇之夫好上的很多。”
“第一个是什么？”
我弟媳眼泪流了下来，她说：“太丢脸了，绵羊做了人家的小三，还怀上了人家的孩子，还要保胎，还要生下来。”
“关于辛亥革命的。”
“什么？”我弟弟失声叫道，“绵羊做人家小三啦。”
“不要写，”他摆了下手，“这个是重大历史题材，要向上面报批，太麻烦。第二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想了一会儿后只能猜测起绵羊的意思，我说男友可能是指未婚的，情夫可能是指已婚的。
“第二个是抗战题材。”
这天晚上，他们打电话让我过去。绵羊成为作家以后，我弟弟和弟媳脸上一直挂着骄傲的表情，就像贴着创可贴那么明显。现在他们愁容满面，让我觉得他们的脸好像没有洗干净。他们对绵羊咬文嚼字式的说话不理解，绵羊说自己没有男友有情夫，他们问我男友和情夫有什么区别？
“不要写，”他又摆了一下手，“这个泛滥了，你知道中国最大的抗日战场在哪里？”
绵羊不耐烦了，她说：“我在保胎呢。”
我说：“淞沪会战。”
他们站着没有动，还在想情夫是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我又说：“长沙会战。”
“把门关上。”
他还是摇头，然后说：“在浙江横店影视拍摄基地。”
我弟弟和弟媳张口结舌了，他们不知道绵羊说出来的情夫是什么意思，绵羊挥手让他们出去，对他们说：
看到我满脸疑惑，他解释道：“在横店杀死的日本鬼子人数已经超过日本现有总人口了。”
“我有情夫。”绵羊说。
“第三是什么？”他接着问。
我弟媳再次喊叫：“没有男友，你怎么可能怀孕？”
“第三个是这几年出现的念头，还没有想好。”我突然觉得心里没底了。
“没有。”绵羊回答。
“什么题材？”
我弟弟和弟媳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着，过了一会儿我弟弟问：“你没有男友？”
“现实题材，”我说，“关于强拆的。”
“我什么时候有男友了？”绵羊仍然是反问。
他第三次摆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抽屉里有十多份不同题材书籍的检讨初稿，哪本书挨上面批了，我就要拿出相应的检讨修改一下交上去。”
我弟媳求救似的看看我弟弟，我弟弟也喊叫了：“你什么时候有男友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既然有风险，您为什么还要出版？”我有些不明白。
“没结婚就不能怀孕？”绵羊反问。
“那些书能给我挣钱，”他说，“说起来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国家不给一分钱，我必须自己去挣，要想挣钱有时候不得不冒一下风险。”
“你还没结婚，怎么就怀孕了？”
“我明白了，”我说，“我没有名气，写的书挣不到钱。”
我弟弟和弟媳脑袋碰到一起，看起了化验单，看到怀孕检查那一栏里显示阳性。我弟媳跑过去推开绵羊卧室的门喊叫起来：
他点点头说：“你可以先写写没有风险的题材。”
绵羊是下午四点左右回家的，把医院的化验单递给父母，告诉他们，她确诊怀孕了。面对父母惊慌失措的表情，她若无其事地吩咐他们，从现在起她要静养保胎，吃饭也在床上，除了上厕所，她不会下床，一直等到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下床。说完这些，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关上门躺到了床上。
“第四个构思应该没有风险。”
我说：“不用小声，我听到了，我确实还不是作家。”
“什么题材？”
“小声点。”我弟媳低声对他说。
“是一个旧故事。”
“我哥算不上是作家。”我弟弟在旁边说。
“什么时候的？”
“你为什么一直都正常？”我弟媳问我。
“清末民初。”
“怎么说呢，”我说，“应该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有共产党吗？”
我弟弟问我：“作家是不是都不太正常？”
“没有。”
“有可能，”我弟媳说，“她当上作家以后经常有些不正常。”
“有国民党吗？”
我说：“她可能正在写一部这样的小说，不知不觉念出小说里人物的话。”
“没有。”
我弟媳一把抢过电话，对我说：“她没头没脑说一句可能怀孕了，就去医院了。”
“什么故事？”
我弟弟在电话那头解释起来，我弟媳不断补充，我弟弟不耐烦了，冲着她说：“你别打断我的话。”
“悲欢离合的故事。”
“怎么回事？”我问。
“这个可以写。”
我听到弟媳在旁边说：“她是去检查，不一定怀孕。”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这是我坐下来以后喝的第一口茶水，我准备详细说说第四个构思时，他又提到绵羊了。
他说：“你都不知道她有男友，她怎么就怀孕了。”
“绵羊怎么办？”
其实绵羊不跟他们说跟我说的都是文学那些话。我说：“我不知道，她没跟我说过男友的事。”
“什么怎么办？”
他说：“绵羊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你说。”
“她怀上的孩子。”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她要生下来。”
“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男友，”他问，“你知不知道？”
“不能生下来。”他突然低声叫道。
“绵羊有男友了？”我拿着电话问，“她男友做什么的？”
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他低头喝了一口茶水后，抬头微笑一下，声音缓慢地说：“绵羊是有点名气的女作家，突然生下一个孩子会成为丑闻的，媒体会借此炒作。”
绵羊是我侄女的笔名，她在文坛小有名气以后，她的父母好像忘记她的真名了，口口声声都是绵羊。
“我们劝她把孩子打掉，”我点头说，“我弟弟和弟媳，还有我，我们劝她把孩子打掉，让这件事无声无息过去。”
我弟弟给我打电话了，第一句就是：“你知道绵羊有男友吗？”
“对，”他说，“一定要让她把孩子打掉。”
“跟我也没说过。”
“我下午还要去她家，说服她去医院堕胎。”
“没说过。”
“对，”他说，“一定要说服她去医院堕胎。”
“她跟你说过有男友？”
他看了一下手表，把摆在茶桌上的手机放进衣服口袋，说他还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叫来服务员结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问他：
“她是没结婚，”我弟媳说，“会不会有男友了。”
“这个旧故事可以写吗？”
“怎么可能呢，”我弟弟喊叫起来，“她没结婚，男友也没有。”
“可以写。”
我弟媳点点头：“她是这么说的。”
他结账后起身时嘱咐我：“一定要说服绵羊去堕胎，让这件事无声无息过去。”
我弟弟再问：“她是不是说去检查怀孕了？”
二
我弟媳想了一下说：“她说去医院检查。”
我的旧故事写到五万字，写不下去了。我的情绪来回踱步，我的思维寸步难行，我的情节无法推进。每次的续写都是无功而返，让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封闭屋子。我只能求助绵羊，请她读一下，指望她的意见，尤其是建设性的意见，可以为我打开一扇灵感之窗，让我的旧故事找到前行之路。绵羊接过这艰难跋涉出来的五万字，转手给了坐在身旁的孙强，让他先读。
我的弟弟和弟媳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弟弟问我弟媳：“她刚才说什么？”
这时候绵羊已和孙强结婚，他们的儿子来到世上十八个月了。他们做起了甩手父母，让我弟弟和弟媳照看他们的儿子。
她是中午睡醒后怀疑自己怀孕了。自从她成为作家以后就没在上午醒来过，她中午醒来洗漱一番，又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对父母说，她两个月没来例假了，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怀孕了。说完她走出了家门，没吃午饭。
我弟弟和弟媳已是奶粉专家，说起进口奶粉的品牌时如数家珍，他们杜绝国产奶粉，说绝不能让国产奶粉接近他们的外孙，他们说这话的腔调里充满了使命感。他们把绵羊和孙强手机里的电话号码输入到自己手机里，每周选择几个打过去，询问他们何时出国，去哪个国家？然后做出周密计划，请他们顺便带回不同国家不同名牌的奶粉。他们是按照外孙逐渐增大的胃口来增加奶粉的购买次数，同时算进去百分之五十的误差率，因为这些绵羊或者孙强的朋友出国时有的忘了，有的压根就懒得买奶粉。
这时候她怀孕了。此前我没听说过她有男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弟弟和弟媳也没有听说过，她就突然怀孕了。
我不知道这个胖乎乎的小子吃过多少国家的奶粉，我弟媳知道，她说吃过二十一个国家的奶粉，我弟弟在一旁骄傲地补充：
然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是我仰慕的那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孙强，那位当年说“我不是门诊医生”的编辑，那时是那家出版社的社长，亲自为她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主持了新闻发布会。孙强称她是张爱玲再世，媒体称她是美女作家。
“我们的外孙吃着联合国的奶成长。”
我曾经希望儿子继续我的未竟之业，可是他喜爱游戏。他上中学时，我弟弟送给他一个PSP，他夜夜躲在被窝里悄悄玩游戏；现在他工作了，天天拿着手机公开玩游戏。我的侄女喜爱文学，我微不足道的文学基因没有直传给儿子，倒是横传给了侄女。我对待她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精心辅导她的小学和中学作文，她上大学的时候不需要我辅导了，她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散文，继而发表短篇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就像春天里花儿接连开放那样不可阻挡。
这期间绵羊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评论很好，销售也不错，一位法国汉学家开始动手将其译成法文。这个消息让我一向谨慎的弟弟和弟媳狂妄起来，他们说几年之后，他们外孙吃过奶粉的国家的书店里都会摆着绵羊的小说。说完后叮嘱我不要对外说，我弟弟对我说：
我起身离开这家不著名的出版社，心灰意冷走在街道上，然后心灰意冷走过了这些年的时时刻刻。
“这话是关起门来说的。”
“把你抓进监狱里去。”
孙强离婚时是净身出户，他把房子和银行里的钱全给了前妻，然后胜利大逃亡住进了绵羊租来的公寓里。他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婚礼，来了两百来人。我弟弟和弟媳坐在主桌，那张桌子还坐着孙强的几个领导，孙强的父母和正在上大学的女儿。
“非法出版物危险吗？”
作为绵羊的伯父，我很荣幸和一位著名作家坐在一起，我对这位作家仰慕已久，他知道我是绵羊的伯父之后，指指我的弟媳说：
“那就是非法出版物。”
“看上去孙强和绵羊的妈更般配。”
“如果我自己找个印刷厂印出来呢？”
我看看坐在主桌那里的孙强和我弟媳，为了表示对这位作家的尊敬，我点头附和：
“只有出版社才有书号，中国的出版社都是国营的，民营的不准有出版社，民营的出书只能到我们国营这里来合作。”
“从年龄看确实更般配。”
“这么贵。”我失声惊叫，当时我一个月的薪水才两百多元。
孙强让一位电视台的主持人来做婚礼的司仪。司仪拿着话筒说，请新郎新娘上台。孙强和怀胎八个月的绵羊走到台上，众人嬉笑鼓掌。然后司仪把孙强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请到台上，问她对父亲喜新厌旧的行为怎么看，孙强的女儿嘻嘻笑着接过话筒，说她很想代表母亲祝贺父亲二度新婚，可是母亲拒绝了，她只好代表自己。她说小时候很想有个弟弟陪自己玩，父亲也答应过，可是一直没兑现，她很高兴父亲现在兑现诺言了。她看看绵羊挺着的大肚子，许下自己的诺言，说将来弟弟想泡妞了她会牵线搭桥。
他说：“两万元可以出书了。”
孙强女儿在众人的掌声和欢笑声里走下台，我妻子皱着眉在我身旁低声嘀咕：“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我有点动心了，问他：“印五百本多少钱？”
司仪问孙强：“二婚的感觉怎么样？”
“热爱文学就好办了。”他说，“你可以自费出版，印五百本送给亲朋好友。”
孙强说：“二婚的感觉就是二婚。”
“热爱文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司仪又问：“二婚的婚礼怎么样？”
“你写小说是想出名呢，还是热爱文学？”
孙强说：“我本来不想搞这个婚礼，扯个证合法地睡在一起就行了，可是绵羊不干，只好搞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见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编辑，他虽然没有说“我不是门诊医生”，可是同样没有兴趣听我讲述构思。他的态度比孙强友好多了，他动手翻了翻那两本不知名的杂志，直言不讳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无名作者，长篇小说写出来也是难以出版。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微笑地问我：
司仪问绵羊：“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婚礼？”
我点点头，看看还在往袋子里装书稿的那个人，站起来走出屋子，走出这幢楼房。我站在大街上，看着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构思写出来寄到这里是什么命运，就是被那个回收废纸的装进塑料编织袋，卖给造纸厂回炉后再变成崭新的纸张。
绵羊说：“不能让人觉得孙强是偷偷摸摸爬到我床上的，要证明孙强是堂堂正正爬到我床上的，所以一定要有婚礼。”
“你回去吧，把稿子写完寄到我们这里。”
孙强听了不服气，他对绵羊说：“明明是你爬到我床上的，怎么成了我爬到你床上了？”
他说着蹲下身子将那些书稿往袋子里装，孙强起身走出屋子，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我尴尬地坐在那里，那位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对我说：
绵羊好像生气了，她问孙强：“第一次，第一次是我主动往你怀里扑，还是你主动来抱住我？”
“今天不多啊。”
孙强不甘示弱，他问绵羊：“是你有事没事打电话约我出来，还是我有事没事打电话约你出来？”
这时一个回收废纸的人拿着几个塑料编织袋走进来，好像和他们很熟悉的样子，进屋就指着墙角那堆小山似的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说：
绵羊真的生气了，她说：“我约你出来不是约炮，是约文学。”
“我知道，”我忐忑地说，“你是编辑。”
我妻子听不下去了，低声对我说：“有文化的人说话这么没文化。”
“我告诉你了，我不是门诊医生。”
司仪看到他们两个较真了，打断他们：“我听出来了，你们争论的关键是床，我现在问你们，第一次是在谁家的床上？孙强家的床上，还是绵羊家的床上？”
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迟疑之后还是向他讲述起我的第一个构思。我才说了两句话，他就不耐烦了，打断我说：
孙强和绵羊互相看看，司仪坏笑地问他们：“第一次是不是在宾馆开的房？”
“我不是门诊医生。”
孙强和绵羊都笑了，司仪对他们两个说：“所以，既不是你爬到她床上，也不是你爬到他床上，是你们两个爬到别人床上去了。”
我说我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要说给他听听，如果他对其中的一个有兴趣，我回家就动笔。我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准备滔滔不绝讲述时，他对我说：
孙强和绵羊在婚礼上打了一个平手，两个月以后孙强就甘拜下风了。我不知道绵羊是怎么搞定孙强的，此后他们两个出现在社交场合时，孙强像是绵羊的跟班，胸前挂着一台单反相机，笑容可掬跟在绵羊身后，绵羊站着和人说话时，孙强站在一旁摁下快门，绵羊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和人说话时，孙强在一旁蹲下去摁下快门。孙强常常遇到自己的熟人，熟人和他没说几句话，那边传来绵羊不耐烦的叫声“孙强”，孙强立刻丢下熟人，跑过去摁下快门。绵羊喜欢和名人合影，孙强只要见到名人，马上把绵羊拉过去摁下快门，或者把名人拉到绵羊身边摁下快门。不管什么名人，打球出名的、跑步出名的、写作出名的、唱歌出名的、跳舞出名的、演戏出名的、在网上写性爱日记出名的、做变性手术出名的，孙强一个不漏地摁下快门。
“你有什么事？”
我的五万字递到孙强手上一个多月后，绵羊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正在一个聚会上，等聚会结束了，他们来我家，孙强要和我谈谈。电话那端声音嘈杂，我有些不安地问她孙强读完觉得怎么样，电话挂断了。我妻子正在看电视剧，问我是谁的电话，我说是绵羊的，孙强要来和我谈谈我的小说。我妻子立刻关掉电视，说赶紧收拾一下屋子。我站在那里没有动，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孙强的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妻子一边收拾客厅，一边让我赶紧出去买些水果回来。我懵懵懂懂走了出去，又懵懵懂懂买了水果回来。
这位名叫孙强的编辑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记忆里没有我的脸。我谦卑地微笑，从背包里拿出发表过我短篇小说的两本杂志，翻开后递给他，说明哪篇是处女作，哪篇是第二次发表。他的目光从两本杂志上扫了一下，冷淡地问我：
晚上十点的时候，绵羊和孙强来了。绵羊进来后坐在我身旁，斜靠在沙发上说累死了。孙强坐在我对面，胸前挂着那个单反相机。我知道这个相机是刚才的聚会用的，不是来我家用的。我妻子笑容满面为他们沏茶为他们拿水果，我心想决定这个旧故事能不能写下去的命运时刻要来了，想笑可是笑不出来。绵羊懒洋洋吃下去一根香蕉后说不想再吃，孙强吃了香蕉又接过去我妻子递给他的一串葡萄，慢条斯理吃了起来。
女编辑指指年轻的男编辑说：“他就是孙强。”
我坐立不安，看着妻子手里还拿着切好的西瓜准备随时递给孙强，我心想别再让他吃了，让他赶紧说话。我瞪了妻子一眼，妻子误解我的意思了，直接把西瓜塞进孙强手里。孙强说够了，吃不下了，说着把西瓜和没吃完的葡萄放在茶几上，用纸巾擦了擦手，然后打开相机盒，举起相机对绵羊说：
“我找孙强编辑。”
“绵羊，打起精神来，跟伯父合个影。”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张书桌上没有打开信封的书稿，又看看墙角里堆成小山似的书稿，我注意到桌上的书稿信封上都写着编辑的名字，墙角里的书稿信封上没有写编辑的名字，只写出版社的名字。年轻的男编辑坐在门口的书桌旁，我看见堆在他桌上的书稿信封上写着孙强收，就说：
绵羊挽住我的手臂后，孙强摁下快门。我五十二岁的心脏跳出了二十岁的声响，孙强的相机从来只是对准绵羊和名人们的，现在对准绵羊和我了，看来我的旧故事有希望往前推进。这时孙强对我妻子说：
“你找谁？”
“伯母，你也坐过去。”
我推门进去，编辑室里有十多张书桌，当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个编辑坐在里面，男编辑看上去二十多岁，女编辑有四十多岁了，女编辑问我：
我妻子从另一侧坐到我身旁，孙强摁下快门，我的心跳返回了五十二岁，觉得自己刚才是自作多情。
“请进。”
孙强放下相机，终于说起了我的五万字。他说认真读了两遍，如果算上反复读里面吸引人的片段，他差不多读了七八遍。听到孙强嘴里出来的“吸引人”三个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孙强马上说了一个“但是”，“但是”之后，他说这五万字横读竖读怎么读都只是一个开头，我听后恍然大悟，对孙强说：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门，沿着斑驳的水泥楼梯走到五层，轻轻敲响这家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虚掩之门，里面一个女声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写不下去，原来我一直呆在开头里，一直没从开头里出来，我只要出来，就能写下去了。”
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有几个构思在我脑子里居住了二十多年。它们不是好邻居，经常吵架，我知道它们都期望自己第一个写出来。我劝说它们，谁第一个写出来不重要，谁写得最好才重要。可是它们对我的写作能力缺乏信任，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抢在第一个被写出来，就会胎死腹中。它们争吵不休，让我二十年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当然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把握写出来以后能否正式出版。
孙强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他说：“对，从开头里出来。”
我是一个卑微的作者，很久以前在两家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另一篇长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个字，也包括标点符号。
我说：“明天就出来。”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