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萨尔正在喝碗里的树皮茶，这又是她新学的附庸风雅的爱好。“这是欧式的。”她为自己辩护道，可我什么也没说。当我经过厨房时，两个女人停止了谈话，母亲把脸一扬。“宝贝儿，”她说，示意我过去，她眯着眼睛看我，“把你的刘海儿从左边分开，这样更好看。”
萨尔宽大的臀部换了个边，点点头，顺从得像匹上了笼头的小马。
我那样分原是为了遮住挤过后结了痂的青春痘。我本来在痘痘上涂了维生素E油，却又忍不住瞎摆弄，用卫生纸包着挤掉，再把血吸走。
“我只是想要一些空间，”母亲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这个世界把它从你这儿拿走了，不是吗？”
萨尔表示同意。“她的脸型是圆的，”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刘海儿也许根本就不适合她。”
母亲和萨尔经常在深夜规划活动，萨尔是她在小组里遇到的女人，年长一点儿。萨尔在我母亲面前好像一直都有空，经常在奇怪的时间点找上门，急不可耐地要做点儿戏。她总是穿着旗袍领束腰外衣，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耳朵露了出来，看起来像个老男孩。母亲和萨尔谈论针灸，比照着穴位图，谈能量在全身经络穴位的游走。
我想象着把萨尔从椅子上推翻会是什么感觉，她的一身肉怎样迅速地坠地，树皮茶泼在漆布上。
我正用手指摸着额头上的痘，听到这儿，尴尬地放下了手。
她们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我母亲重新燃起了热情，继续讲她的老故事，像一个受了惊吓的车祸幸存者回忆现场。她垂下肩膀，好像要更深地沉入那场苦难。
我母亲不再按时进食，通常会在洗碗池的滤盆里留下一些葡萄，或者从养生烹饪课上带回几玻璃瓶加了莳萝的味噌汤。海藻沙拉滴着令人作呕的琥珀色的油。“每天早餐吃这个，保证你再也不会冒一颗青春痘。”她说。
“还有最滑稽的部分，”我母亲继续说，“就是这个真正让我抓狂。”她对着自己的手笑了一下，“卡尔在挣钱，”她说，“货币那套东西，”她又笑了起来，“最后倒真的挣钱了。不过她的工资是用我的钱发的，”她说，“我妈妈拍电影挣的钱，花在了那个女孩身上。”
她拍了拍我，冲我笑着，笑得脸好像要裂开了，露出里面喷涌的热望。有一部分的我确实感觉还不错，但也许是我把熟悉感和幸福感弄混了。因为即使爱已经不在了，还有它存在——家庭的网，纯粹由习惯和所谓的家构成。待在家里的时间是那样多不可测，也许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穷无尽的包围感，就像你在找一卷磁带的带头，却永远找不着。那里没有接缝，也没有中断，只有你生活中的一些坐标，深深地嵌入你自身，以至于你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忘了为什么会钟爱那个缺了口的印着柳树的餐盘；我太熟悉走廊的壁纸——每丛褪色的浅淡的棕榈树，每朵被我赋予性格的盛开的木槿花——这些都完全无法向另一个人言传。
母亲说的是塔玛，父亲雇来忙他最近大部分生意的助手。他的生意跟货币兑换有关，买进外国货币，然后来回倒卖。父亲坚持认为，只要倒卖足够多次，到手的就是纯利润了，就像一场大型的变戏法。这也是他车里那些法语磁带的用途：他想要推进一项涉及法郎和里拉的业务。
“我可能会晚点儿回来，你好好睡觉。”她俯身亲吻了我的额头，“我们很好，不是吗？我们俩？”
现在他和塔玛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我只遇见过塔玛几次。父母离婚前，有一次她来学校接我放学，她坐在那辆普利茅斯复仇女神款轿车里，懒洋洋地冲我招手。二十多岁的她苗条而欢快，总是向我提到她周末的计划，还有她想要一所更大的公寓。我无法想象她的生活结构是怎样的。她有一头金发，金得几乎有些泛灰了，松松地扎着，不像我母亲那样梳成光滑的鬈发。那个年纪的我总是用野蛮的不含感情的目光评判女人，评估她们胸部的曲线如何，想象她们在各种粗野的姿势下看起来会怎样。塔玛非常漂亮。她用一把塑料梳子把头发梳拢，在脖子那儿散开，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笑。
但是我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就算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蓝，又有谁会在意呢？
“要口香糖吗？”
“你想让我给你化眼妆吗，宝贝儿？”
我撕开两片口香糖的银色包装纸。大腿紧贴着椅皮，坐在塔玛身边，我感到一种近似于爱的东西。只有女孩们才能互相给予这种密切的注意，我们把这种注意等同于被爱。我们能察觉到彼此想让人察觉的东西，我对塔玛就是这样，我回应她身上的一切标记，她的发型、衣着和她身上比翼双飞香水的味道，就像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料，能够反映出她的内在。我把她的美当成我私人的事。
夜里她外出时在我房门前停了下来，穿着一件番茄红的露肩衬衫，不停地把袖子往下拉，肩膀上洒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粉末。
我们到了家门口，碎石在车轮底下噼啪爆响，她提出想用一下卫生间。
她一直在变化，一天接着一天，小细节接着小细节。她从互助会里的女人那儿买手工制作的耳环，回家时耳朵上摇晃着原始的小木片，手腕上戴着珐琅镯子，餐后薄荷糖的颜色跳跃不止。她开始画眼线，把眼线笔放在火苗上旋转，直到笔尖变软，然后给每只眼睛画上线，看上去睡眼蒙眬，像古埃及人。
“当然可以。”我说，微微有些激动，把她踏进这栋房子视为贵宾来访。我向她展示了漂亮的卫生间。紧挨着的是我父母的卧室。塔玛瞥了一眼那张床，皱了皱鼻子。“被子还真丑。”她轻声说道。
我点了点头，尽管这种颜色让她的皮肤看起来像得了黄疸。
在那一刻之前，那只是一床我父母的被子，但我突然为母亲感到了一种二手的羞耻，为她挑的俗气被子，她能被这样的品位取悦，简直近于愚蠢。
“你喜欢吗？”她说，用指头摩着修剪整齐的发梢。
我坐在餐桌旁，听见塔玛消了音的小便声、水龙头的流水声。她在里面待了很久，等到终于出现的时候，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涂了我母亲的口红。当她发现我注意到她时，就好像我打断了一场她正在看的电影，她的脸上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预景的痴喜。
她不断地寻找，直到只剩下寻找本身。阿拉米达的占星师曾让我母亲哭泣，说着她上升星座投下的不祥阴影。那些疗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一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包上了护垫，她把身体投向地面，不停地旋转，直到撞上什么东西。回到家里，她皮肤底下都是淡淡的灰雾色，瘀伤深成了暗红色。我看着她摸那些瘀伤，带着类似欢喜的感情。当她抬头发现我正注视着她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新漂染了头发，散发出一股化学品和人造玫瑰的刺鼻气味。
我最喜欢的幻想是在《娃娃谷》里读到的安眠疗法：医生在病房里诱导尼莉进入长期睡眠，这是她唯一的解药，可怜又要强的尼莉在杜冷丁的作用下慢慢昏睡过去。这听起来很完美——我的身体有安静可靠的机器来维持生命，大脑休憩在一片水域里，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不受侵扰。几周后我将醒来，尽管生活会滑回那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仍会有一段僵硬的延后时间——那一片空白。
病情虽然模糊，疗法却很具体。她新交的朋友推荐她做按摩。她们还建议她去感觉剥夺箱里泡一下盐水，除此之外，还有皮肤电测试仪、格式塔心理学，包括让她只吃满月时种下的高矿物质食物。我不相信母亲真的会采纳她们的建议，但是每个人的话她都听。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地尝试，答案就有可能随时随地来到她面前。
让我上寄宿学校的目的是矫正，我需要这种推力。我的父母，尽管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但仍然对我感到失望，为我平庸的学习成绩而沮丧。我是个普通的女孩，这是所有失望中最大的失望——在我身上看不到一点儿伟大的光亮。我的长相没漂亮到可以代替成绩的程度，天平不肯热心地往长相或聪明上偏一丁点儿。有时我被一股虔诚的冲动压倒，想要做到更好、更努力，不过最后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冥冥之中有别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课桌旁边一扇窗户开着，于是我浪费整节数学课去注视树叶的震颤。钢笔漏墨水了，于是我做不了笔记。我擅长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在信封上用泡泡字写姓名、地址，在封口那儿画上一些有笑脸的小东西；做一杯泥乎乎的咖啡，庄重地喝下去；在收音机上找某一首想听的歌，就像灵媒搜索死人的消息那样。
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吃肉。我的母亲，珍，从离婚后的第四个月开始戒了荤食，她还戒了其他很多东西。过去她会确保我每个月有新内衣买，会把我的短袜卷成可爱的鸡蛋形状，会给我的娃娃缝衣服，跟我身上穿的搭配起来，连那珍珠般的扣子也一模一样。这样的母亲现在不见了。她已经准备好要照料自己的生活，热切得就像个女学生在解答一道数学难题。她一有空就会做伸展运动，踮起脚瘦小腿；焚香的气味从铝箔纸包里飘出来，熏得我眼泪直流；开始喝一种由芳香树皮制成的新茶，在房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抿着，茫然地摸一下喉咙，像正从一场久病中痊愈似的。
母亲说我长得像外祖母，但这话听起来很可疑，像是一厢情愿的谎言，为的是可以有点儿虚假的希望。我熟知外祖母的故事，重复过无数次，已经像祷告词那样可以脱口而出了。哈莉特，种椰枣的农民的女儿，被从印地欧灼热、默默无闻的土地上采摘下来，送往洛杉矶。她的下巴线条柔和，眼睛水汪汪的，牙齿小而整齐，又略有些尖，像只陌生又美丽的猫。制片厂体系宠溺她，给她供食打成奶泡的牛奶加鸡蛋，或者烤肝加五个胡萝卜，在我童年时期，她每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她与家人蛰居在佩塔卢马的大农场里。外祖母种一些从路德·伯班克那里插枝过的观赏玫瑰，还养马。
我独自坐在长椅上，膝盖上铺着餐巾，开始吃我的汉堡。
外祖母去世后，我们靠她留下来的钱生活，那片山区就像我们的王国，尽管我也可以骑自行车到镇上去。这种距离更多是心理上的——作为成年人，我惊讶于我们当时如此与世隔绝。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父亲转，我也一样——他总是斜着眼瞧我们，劝我们多吃蛋白质，读狄更斯，或者呼吸再深一点儿。他自己吃生鸡蛋、放了盐的牛排，还在冰箱里放一盘鞑靼牛肉，每天舀着吃五到六次。“你外在的身体反映着内在的自我。”他在泳池旁的日本垫子上边做运动边说，我坐在他的背上，他做五十个俯卧撑。这种感觉像一种魔法，我跨坐着，被举到空中，鼻子里是燕麦草的气息，还有渐凉的大地气息。
夏天在我面前张口打着哈欠——散漫的日子，行进的时光，母亲像个陌生人似的在房子里四处游荡。我和父亲只在电话里说过几回话，对他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我一些感觉怪怪的很正式的问题，就像一个远房的表叔，关于我，他只知道一些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伊薇今年十四岁，伊薇个子不高。如果我们之间的沉默带着些难过或愧疚的话，那还能让人好受点儿，可事实比这糟糕——我能听出他很开心自己已经离开了。
有一次，一只郊狼从山上奔下来，与我们的狗厮斗，那可怕的急促的嘶嘶声吓坏了我。父亲就会射杀那只狼。一切似乎就是那样简单。我对着一本画册描上面的马，石墨的马鬃渐扫渐深；临摹一幅山猫叼走田鼠的画，那造化的利牙。后来我知道恐惧是如何一直都在那儿的。当母亲留我独自和保姆卡尔森在一起时，我就感到慌张，她身上有一股潮湿的味道，她总是坐错椅子。当他们告诉我我一直很快乐时，我却无法说明自己并不快乐。即使是那些幸福的时刻，也伴随着失望：父亲的笑声，他大步远远地走在前面，我必须使劲跑才能追上；母亲的手放在我烧得发烫的额头上，可紧接着就是病房里绝望的孤独，她消失在门外，用一种我认不出的声音与别人通电话。桌上有一盘丽兹饼干和一碗变凉的鸡汤面，灰黄色的鸡肉从薄布似的油脂层里凸出来。即使是个小孩，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星空般的浩渺与空幽，近乎死亡。
“你是怎么回事？”他咕哝了一句。我张口道歉，但他已经走开了，好像已经知道不需要去听我说什么一样。
我毫不好奇母亲是如何度过那些日子的。她一定是坐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桌子散发着一股用久了的海绵的霉味，等着我吵吵闹闹地放学回来，等着我父亲回家。
在公园的那天是我第一次遇见苏珊她们。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前往升起阵阵青烟的烧烤架。一路上没有人和我说话，除了那个烤架后面的男人，他把汉堡按在铁条上，发出单调的吱吱声。橡树的影子在我光着的手臂上游移，自行车斜躺在草地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大男孩撞到了我，我故意放慢动作，这样他就会往前再撞我一次。这是康妮会玩的调情把戏，像军事演习一样练过。
我的父亲，他给她的吻形式化得让我们都很尴尬；他把啤酒瓶留在台阶上，困住了误飞进去的黄蜂；他早上捶击赤裸的胸口来强健肺部。他紧紧依附于自己的肉身世界，厚螺纹短袜露在鞋子上面，被他放在抽屉里的雪松香囊染得斑斑点点。他在汽车引擎盖上照一下自己，并对此开个玩笑。我试过梳理我的生活，攒下一些故事讲给他听，好激起他一星半点的兴趣。直到成年，我才觉出其中的奇怪——我对他知道得那么多，他对我却似乎一无所知。我知道他热爱达芬奇是因为他发明了太阳能，而且出身贫寒；他能通过听发动机的声音判断出一辆汽车的构造；他还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树木的名字。当他说商学院是一个骗局时，我表示赞同；当镇里有个青年在他的汽车上画了个和平标志，他称那个青年为卖国贼，而我为此点头时，他露出喜欢的神色。他曾经提到过我应该学习古典吉他，尽管我从来没见他听过任何音乐，除了那些花哨的牛仔乐队，歌手们穿着翠绿色的牛仔靴踩着拍子，唱着关于黄玫瑰的歌。他还认为身高是阻碍他走向成功的唯一因素。
我等着有人来告诉自己好在哪里。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农场里女人远远多过男人的原因。那一整段时光，我都花在了准备自己上。那些文章告诉我，生活不过是一间等候室，直到某个人注意到了你。那一整段时光，男孩们花在了成为自己上。
“罗伯特·米彻姆个子也不高。”他有一次对我说，“他们让他站在装橙子的板条箱上。”
那时的我太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了。打扮是为了激发别人的爱意，我把衣服领口拉低一点儿；只要进入公众场合，我就会一脸哀愁，凝视的眼眸里露出深沉、希冀的情思，以备任何人投来一瞥。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参演过一次慈善狗狗秀，负责牵一只漂亮的柯利牧羊犬走台，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印花丝巾。在那场被正式许可的演出里我是多么激动啊：我走向陌生的人们，让他们欣赏那只狗，脸上笑得像女售货员那样放纵、一丝不变。当表演结束后，我又感到多么空虚，没有人再需要看我一眼了。
我一看到那些女孩从公园里穿过，注意力就被牢牢吸引住了。黑发女孩和她的随从们，她们的欢笑对于我的孤独是一种责备。我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却又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它就发生了。虽然它转瞬即逝，但还是被我看到了：有那么一秒，黑发女孩扯下衣服的领口，露出了赤裸的乳房上红色的乳头。就发生在公园里蜂拥的人群中央。我还没来得及完全相信眼前的一幕，那个女孩又把衣服拉了回去。她们都在笑着，既风骚又肆无忌惮，她们中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抬眼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在看。
第14天：检查你的妆容在不同光线下的效果（自然光线、办公室光线、黄昏光线）。
那群女孩走进饭店旁边的巷子里，离烤架很远，看起来胸有成竹，动作娴熟。我目光紧跟着她们：那个大一点儿的女孩掀开大垃圾箱的盖子，红头发的女孩蹲下去，黑发女孩踩着她的膝盖当作台阶，攀上大垃圾箱的边缘。她在里面翻找什么东西。但我想象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我站起身把餐巾纸扔进垃圾箱，立在旁边看着。黑发女孩正在把大垃圾箱里的东西递给其他人：一袋还没拆包装的面包，一棵像得了贫血病的卷心菜，她们嗅了嗅又给扔了回去。这一连串的动作看起来训练有素。她们真的会吃那些食物吗？当黑发女孩最后一次出现时，她爬上大垃圾箱的边缘，晃悠悠地落到地上，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那东西形状很奇怪，颜色和我的肤色相近。我挪近了一点儿。
第28天：敷一张鳄梨蜂蜜面膜。
我意识到那是一只未加工的生鸡，裹在塑料袋里闪着光。我一定是看得太用力了，因为黑发女孩转过头，迎上了我的目光。她笑了一下，我的胃直往下坠，仿佛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传递，空气在微妙地重组。她坦荡荡、毫无愧色地接住了我的凝视。但这时饭店的纱门砰的一声被撞开，把她的注意力惊了回去。门里出来一个叫骂着的壮硕男人，像赶一群狗一样赶她们。女孩们抓着那袋面包和那只鸡开始奔跑。那个男人停下来看了一分钟，大手在围裙上搓了一搓，胸膛起伏着。
回望当初，我惊叹于那被浪费掉的大把时间。我们学到的是世界上有盛宴也有饥荒，杂志上的倒计时却催促我们要提前三十天为开学第一天做准备。
女孩们跑过了一个街区，她们的头发在身后如旗帜般飘扬。一辆黑色的校车驶过去，慢慢减速，她们三个消失在车里面。
每天放学后，我们严丝合缝地踏进下午时光那熟悉的轨迹里。在一些任务上勤奋地虚度着：按照维达·沙宣的建议，用生鸡蛋奶昔增强发质，或者用消了毒的缝衣针挑出黑头。女孩自我形象的永恒工程似乎需要这些奇怪而又精确的用心。
女孩们的画面，瘆人的胎儿质地的生鸡，黑发女孩樱桃般的乳头，所有这些印象都太过鲜明，可能这就是我一直无法忘怀的原因。但我思考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些女孩需要到垃圾箱中找食物？谁在开那辆黑色的车？什么样的人会把车漆成那个颜色？我能看出她们关系很亲密，那群女孩已进入一种家族式的契约关系中——她们确定自己是为了什么在一起的。眼前即将降临的漫漫长夜，还有母亲与萨尔的外出，似乎突然让人无法忍受了。
即将到来的离别，使我和康妮的友谊新近产生了危险的距离感。我几乎是违心地开始注意到某些现象。康妮会这样讲：“放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去上另一个人。”好像我们是伦敦的女售货员，而不是住在索诺玛郡农业区尚未涉世的青少年。我们用舌尖轻舔电池，感受那种来自金属的刺激，听说这种快感能达到性高潮的十八分之一。一想到别人是怎么看我们二人组的，我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被标记为那类属于彼此的女生，中学里那些没有性特征的装置。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苏珊，即使我们离得很远，一头黑发也让她格外显眼，她对我的微笑直接又带着审视。我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望着她时心中会一阵绞扭。她看起来像那些陌生、野性的花朵，每五年妖艳地盛放一次，那淫丽、刺痒的挑逗几乎等同于美。她看着我时，会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呢？
到九月份，我就会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我母亲也在那里上过学。那是一所精心维护的校园，建在蒙特雷一家老修道院附近。草地平展而倾斜，晨雾丝丝缕缕，附近的海水间或随风拍打过来。那是一所女校，我必须穿制服——水手衫配海军领带，低帮鞋，不能化妆。那个地方是租来的，就围了个石墙，里面住满了各个家庭送去的女儿，她们都平淡乏味，有着圆圆的脸。“营火女孩”们和“未来的老师”们被遣送出去学速记法，一分钟记160个单词。她们还互相许下梦幻的、过度热情的承诺，约定在皇家夏威夷酒店的婚礼上当对方的伴娘。
我在用饭店里的卫生间时，看到墙上用记号笔写得潦草的字——“加油干”，还有“苔丝·派尔吃鸡巴”，旁边的插图已经被抹掉，全是这类愚蠢、呓语般的标记，写这些的人退居在这方小天地里，用这种马马虎虎的东西切换了生活的轨道。他们想表示一点儿小小的抗议。最糟糕的是用铅笔写的一个“肏”字。
但是这些都发生在别的地方，不在佩塔卢马。佩塔卢马有着低矮的牧场斜顶房，大篷车永远停在Hi-Ho饭店门口，人行横道被烈日炙烤着。那年我十四岁，人们喜欢对我说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康妮却发誓说我可以冒充十六岁，不过我们经常对彼此撒谎。整个初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康妮总是在教室外面等我，耐心得像头牛，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样的友情戏上。她有点儿胖，却总想打扮成比实际要瘦的样子，穿着短一截的棉布衬衫，上面有墨西哥刺绣，裙子又总是太紧，在大腿上部勒出一条愤怒的曲线。我一直都挺喜欢她，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喜欢，自然得就像我拥有双手一样。
我洗洗手，用一条僵硬的毛巾擦干，同时在水池上方的镜子里研究自己。有那么一刻，我试着用黑发女孩的眼睛来看自己，甚至是用那个牛仔帽男孩的眼睛，我研究自己的相貌，以感受皮肤之下的震颤。这种努力在我脸上一眼可见，我感到羞耻。难怪那个男孩看起来那么反感，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这种渴望，看到我的脸怎样因为欲求而不顾羞耻，就像一个孤儿手上的空盘子。而这就是我和那个黑发女孩之间的不同——她的脸已经回答了自身的所有疑问。
那是六十年代最后的一段日子，也许是稍前一点儿的夏天，正是那种感觉——一个无体无形、无穷无尽的夏天。海特区到处是身穿白袍的进程教教徒，向人们分发着燕麦色的小册子。那一年路旁的茉莉花绽放得格外饱满、馥郁。每个人都很健康，皮肤晒得黝黑，饰物戴了一身。如果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那也别有特色，你可以是某种月亮生物：灯罩上盖着薄纱，吃印度米豆粥食疗排毒，盘子上全是姜黄粉留下的渍。
我不想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于是开始往脸上拍水——冷水，就像康妮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冷水能让毛孔闭合。”可能这是真的：我感觉皮肤变紧了，水从脸上和脖子上滴下来。我和康妮那么不顾一切地以为，只要我们遵从了这些仪式——用冷水洗脸，睡前用猪鬃梳把头发梳到满是静电的蓬飞——某些事情就会自证其实，新的生活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