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朱利安说，“萨莎和我睡哪儿都行，对不，宝贝儿？我们要去北方，只是路过这儿。”他说，“运点儿草，车我开，从洛杉矶开到洪堡，每个月至少一次。”
“抱歉，你父亲没有告诉你我会住在这儿。”我说，“如果你们想要大床的话，我可以睡别的房间。或者你们想要独处的话，我就自己想办法找——”
我发现朱利安以为我会觉得这样很了不起。
萨莎的眼神没有离开过朱利安。她穿着牛仔短裤，对于寒冷的海边来说完全不适合，上身套着过于宽大的卫衣，肯定是朱利安的，袖口被咬过，看上去湿答答的。她化的妆很糟糕，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看得出我的注视让她有些紧张，我明白这种担心。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该怎样举手投足、走路是不是太快了、别人看不看得出我的不安和僵硬，就好像每个人都拿着把尺子一直在衡量我的表现，然后说我哪里哪里不行。我发觉萨莎太年轻了，还没到可以跟朱利安来这儿住的年龄。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挑衅地盯着我。
萨莎看起来有点儿担心，我会让他们惹上麻烦吗？
“这里以前确实被人闯入过，”朱利安说，“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们正好不在房子里。他们只偷走了几套湿衣服和冰箱里的一堆鲍鱼。”他又喝了口酒。
“你是怎么认识我爸爸来着的？”朱利安说。他喝干了啤酒，又开了一瓶。他们带了些六瓶装。其他的储备食物映入眼帘：零食包里的混合果仁颗粒，一袋没打开的酸软糖，一个放了很久、皱巴巴的快餐袋。
“我以为你们是本地人。”
“我们在洛杉矶遇到的，”我说，“合租过一段时间。”
他喝了口啤酒，琥珀色的瓶子反射出耀眼的光。他的眼神越过我，环顾着家具和书架上的东西，好像这是我的房子，他才是外来者。“天哪，你肯定以为我们是在闯门什么的。”
七十年代末，我和丹在威尼斯海滩共住一所公寓。威尼斯有许多第三世界风格的小巷子，棕榈树在温暖的夜风中拍打着窗户。那时候我正在考护士资格证，靠祖母拍电影留下的钱生活。丹想当演员，但演戏对于他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后来他娶了个有点儿家产的女人，开了家冷冻素食公司。现在他在太平洋高地有栋抗震的房子。
“对，”他说，“伊薇。伙计。”
“等等，威尼斯的朋友？”朱利安的反应似乎一下子活跃起来，“你叫什么来着？”
“伊薇。”我提醒他。
“伊薇·博伊德。”我说。
朱利安的眼神努力往我身上集中。
他的脸色突然一变，惊到了我。那是一种多少认出来的表情，更带着真正的兴趣。
“萨莎，”他说，“这是——”
“等等，”他说，把胳膊从女孩身上移开，随着他的离身，女孩好像被抽光了元气，“你就是那位女士？”
“嘿。”她不自在地瞥了我一眼。我已经忘了少女们身上的那种愚稚：她们脸上闪现着对爱的渴望，赤裸得让我感到尴尬。
可能丹已经告诉了他我的过去有多糟。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堪，条件反射般地摸了摸脸。这个丢人的老习惯是我从青春期就有的，为的是遮住脸上的某颗痘痘：不经意地把手放在下巴上，摆弄着嘴巴，好像这样不会把注意力吸引过来反而弄得更显眼似的。
“这是萨莎。”他说，用肘轻推了一下旁边的女孩。
朱利安现在很兴奋。“她以前在一个邪教组织待过。”他告诉女孩。“对吗？”他说，转向我。
朱利安对我微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喝醉了，或者只是大麻抽上劲儿了。尽管他脸上黏糊糊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潮湿，但他所受的上层阶级教养还是像母语那样生效了。
恐惧在我胃里掀起一阵旋涡。朱利安一直看着我，热切地期待着。他的呼吸时断时续的，一股啤酒味儿。
“没事的，宝贝儿。”他说，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出人意料地温柔。
那个夏天我十四岁，苏珊十九岁。那群人有时会焚一些香，让人变得昏沉沉、软塌塌的。苏珊大声念着一本过期的《花花公子》，我们把那些艳丽下流的宝丽来相片偷偷藏起来，像棒球卡片一样做交换。
那个女孩转向朱利安，脸上的表情空白得像个勺子。
我知道这多么容易发生，过去近在眼前，无可奈何，就像因视觉假象而犯的认知错误。某一天的氛围与一些特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我母亲的雪纺围巾，切开的南瓜的湿气，阴影的某些图形。即便是一辆白色汽车前盖上的一抹阳光，也能在我心中荡起瞬息的涟漪，分开回到过去的一线缝隙。我看见旧的雅德利口红——现在已成了蜡屑——在网上卖到将近一百美元。这样年长的女人就能够再次闻到它，那化学的、花香的、闷闷的气息。人们就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需要知道自己的人生真实地发生过，那个曾经的自己仍然在体内存在着。
“哦，妈的，”朱利安说，“是的。”我分辨不出他是真的记起我了，还是只是我提供的足够多的回忆细节让他感到安心。
许许多多的事连翩回现。酱油的浓重口感，某个人头发里的烟味儿，漫山的草绿在六月换上金黄。眼角余光看见橡树和石块的某种罗列形状，会让我胸口某个东西裂开，手掌因肾上腺素而忽然变得湿滑滑的。
丹和朱利安有时会在大提琴课结束后去我那里。朱利安抱着牛奶瓶大口咕嘟着，踢踏着机器人的动作在桌腿上磨来擦去。
我期待着朱利安的嫌恶，甚至是害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反应。但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感到困惑，那是一种类似敬畏的眼神。
“我以前住在伯克利的公寓里……离你的大提琴老师家很近的……”
他的父亲一定告诉过他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摇摇欲坠的房子，蹒跚学步的孩子在烈日下被晒伤。我第一次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丹是在某个夜里，当时威尼斯正在限电，我们点上蜡烛，烛光中世界末日般的亲密氛围被召唤出来。丹听了后爆笑起来，把我声音里的肃静错当成肆意放纵后的疲倦。即便后来我让他相信了那些都是真事，他讲起农场来依然带着戏仿的傻气，就像一部特效极差的恐怖电影，录音架伸进了镜头里，把一场屠杀的画面染成了喜剧。夸大自己与那件事的距离给了我安慰，把我的参与整理进奇闻逸事那井然有序的包裹里。
还是一无所获。
庆幸的是，大部分写这件事的书里都没提到我。那些平装书的书名渗着血，内页是泛着光的犯罪现场照片；还有首席检察官写的那本大部头的书，没那么受欢迎，但更精准，细节具体到了令人反胃的地步，比如他们在小男孩的肚子里发现了还没消化完的意大利面。确实有几行字提到过我，是一个前诗人写的，那本书已经绝版，而且他把我的名字弄错了，也没有扯出一点儿外祖母和我的关系。那个诗人还声称中央情报局在制作色情电影，由吸了毒的玛丽莲·梦露主演，这些电影被卖给政客和外国元首。
“伊薇。”我说。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对萨莎说，但她的表情一片空白。
我能看出他正努力地把我归放位置、赋予意义。
“然而，”朱利安说，脸上放光，“我一直认为这很美妙，虽然恶心，但仍然很美妙。”他说，“这是一次搞砸了的表达，但仍然是一次表达，你知道的，一次艺术的冲动。你得毁灭才能创造，反正是那套印度教的屁话。”
“我在这儿待几个星期，”我说，意识到自己正裸着双腿，并为刚刚那样夸张地说要报警感到尴尬，“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看得出他把我不知所措的震惊理解成了赞同。
我差点儿笑出来——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有十三岁，瘦骨伶仃的，一副还没发育完全的样子。他是丹和艾莉森的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过度的关切，被带着参加遍了美国西部的各种大提琴比赛。每周四他要跟着家教学中国普通话，平时吃的是黑麦面包和维生素软糖，父母用庇护的篱笆将他与一切挫折隔开了。但这些用心后来都不了了之，最终他上了个长滩还是尔湾的加州州立大学。我记得他在那儿遇到了些麻烦，好像是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也可能比那个版本温和点儿，被下放到专科院校读一年。他以前是个害羞、很情绪化的孩子，畏惧汽车收音机和不熟悉的食物。现在他已长出了坚硬的线条，衬衫下面匍匐着文身。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他有什么理由记得呢？我不在他投去情欲目光的那类女人里。
“天哪，我简直不能想象，”朱利安说，“能真正参与那种事情。”
“朱利安？”
他在等我的回应。我突然遭到厨房灯光的伏击，头晕眼花。他们没有注意到房间太亮了吗？我怀疑那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好看，她的牙齿有些泛黄。
心中因为恐惧而一直横着的玻璃窗，突然消融了。
朱利安用肘轻轻推了推她：“萨莎连我们在讲什么都不知道。”
“你报啊，”他搂紧身边的女孩，“快报。你知道吗？”他掏出手机，“去他妈的，我自己来报。”
几乎每个人都至少知道一个可怖的细节。大学生们有时会在万圣节扮成拉塞尔的样子，双手沾满从食堂里讨来的番茄酱。一支黑金属乐队把那颗心放在专辑封面上，就是苏珊在米奇的墙上留下的那颗歪歪扭扭的心，用的是那个女人的血。但是萨莎看起来这么年轻，她为什么会听说过这件事呢？她又为什么会在意？她已迷失在那种深深的确定感里——自身经验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事情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时光引着你穿过走廊，进入室内，那个必然的自我在里面等着你，宛如胚胎，已做好让你发现的准备。多么悲伤啊！有些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意识到自己已是浮光掠影般地度过了所有的日子，任年华流逝，而人如刍狗。
我尽力搜寻一切能保持的威信，使劲拉着T恤下摆，好遮住我的大腿。当我说要报警的时候，男孩轻蔑地哼了一声。
朱利安拍了拍萨莎的头发：“那真算得上他妈的一件大事了，嬉皮士在马林边上把那几个人给杀了。”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男孩放下手里的啤酒瓶，女孩紧紧贴在他身边。男孩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穿着有大口袋的短裤和白色高筒袜，稀麻布似的胡须下面有颗玫瑰色的青春痘。但女孩还只是个小家伙，十五六岁，苍白的双腿略微泛着蓝色。
他脸上的狂热似曾相识。那些常驻网络论坛的人也有相同的狂热，这种狂热看起来永远不会减弱或冷却。他们争相显示自己才是知情人，都持着一副心照不宣的口吻，披着研究学问的外衣，底下真正的是食尸鬼的狂热。关于这件事，全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在其中翻来覆去找什么呢？好像连那天的天气都与这件事有关系似的。米奇厨房里收音机调到的频道，死者身上有几处刀伤，伤口有多深，当那辆汽车行驶过那条小道时，阴影会怎样在车身上摇曳——好像只要考虑的时间足够长，所有这些信息碎片都会显得很重要。
他们在厨房明晃晃灯光的沐浴下抬起头，就像浣熊翻垃圾桶时被人撞见一样。女孩尖叫起来，男孩直起瘦长的身板。他们只有两个人。我的心怦怦狂跳起来，但他们太年轻了，我猜可能是本地人闯入了度假屋。我应该不会死。
“我只是和他们瞎晃了几个月，”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从来没到过大海里。咖啡馆里的一名女招待告诉我，这是一片孕育了许多伟大白人的土地。
朱利安似乎有些失望。他看着我时，我开始想象自己在他眼中的形象：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流露着担心，眼旁是小逗号一样的皱纹。
我很少看见外面有人。镇上仅有的年轻人似乎都以可怖又乡村的方式自杀了——我听说他们的皮卡车在凌晨两点撞毁；有的在拖车车库待一晚上，最后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还有一个死了的橄榄球四分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乡村生活而产生的问题，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无聊、太多的休闲拖车；或者这只是加利福尼亚特有的现象，光线中的一个颗粒催生出冒险之举和愚蠢的电影式噱头。
“不过，确实，”我说，“我经常待在那儿。”
沙滩上人迹罕至，天气太冷，连牡蛎也见不着。贯穿小镇的只有一条路，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排列着拖车房——插着的纸风车在风中啪嗒作响，晒褪色的游泳圈和救生用品堆满了门廊——这些是低微的人们的装饰品。有时候我抽一点儿毛糙刺鼻的大麻，大麻是从老房东那儿得来的，然后步行去镇里的商店。我是按照洗盘子的定义来完成任务的，盘子要么是干净的，要么是脏的，我接受这些二元对立，它们撑起了一天的时光。
这个回答又把我牢牢拽回到他注意力的中心。
我上一份工作结束后，青黄不接。丹把他的度假屋交给我打理，这是作为老朋友的一种关怀姿态，好像我去住倒是帮了他的忙。散入的天光使房间里弥漫着水族馆那般朦胧的暗，木制品因为潮湿而膨胀、隆起，好似整个房子在呼吸。
我静静等着这一刻过去。
电影里外祖母的影像曾是她留给我的遗产——她在荧幕上鹰一般的笑容，还有一头光洁的鬈发——但这些遗产我在十年前就耗光了。我的工作是住家护理，处于他人生存空间的中间地带。我穿着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自身培植出一种文雅有礼的隐形感，脸上的表情既令人愉悦又意义含糊，一如草坪上的装饰人偶。令人愉悦这部分很重要，只有在实现事物的正确秩序时，隐形感魔法般的诀窍才会奏效，就好像隐形也是我本身想要的。我负责照顾的人形形色色：有个需要特殊护理的小孩，害怕电源插座和红绿灯；还有个年长的女人，在她看脱口秀的时候，我给她数出一碟药丸，淡粉色的胶囊像精致的糖果。
我没有告诉他我希望自己从来没遇见过苏珊。我希望自己一直都安全地待在卧室里，在佩塔卢马附近那片干旱的丘陵上，卧室里有一排排书架，金箔书脊紧密地挨着，都是我童年最珍爱的书。我的确希望是这样。但在某些夜晚，我无法入眠，站在水池边一点儿一点儿地削苹果，卷曲的果皮在刀刃的寒光下渐渐延长，周围一片幽暗，有时这种感觉竟不像后悔，而是错过。
这所房子是我借住的，窗外黯淡的柏树沿着海岸紧密抱排在一起，带着咸味的风抽搐般地刮着。我吃起东西来仍带着儿时的凶蛮——过量的意大利面，上面覆盖着奶酪。苏打水里的气泡在喉咙里弹跳着。我每周为丹的植物浇一次水，把它们一盆一盆搬到浴缸里，对准水龙头，直到土壤吸满了水，汩汩地冒着泡。我不止一次在浴缸里和枯叶子一起淋浴。
朱利安嘘了一声，把萨莎赶到另一个卧室里，像个温顺的牧羊青年。在道晚安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吃了一惊，他让我想到那些学校里的男孩子，他们嗑了药，却变得更有礼貌，更举止有度。他们在high 的时候会尽职尽责地去洗家里晚饭的盘子，肥皂泡在致幻的作用下像魔法一样迷住了他们。
我听到外面有女孩子的声音才起身下床。她的声音尖细，听起来没有恶意。尽管这一点不应该是宽慰人的——苏珊和其余的几个都是女孩子，而这一点没有帮到任何人。
“睡个好觉。”朱利安说，关门之前，朝我微微鞠了一个艺伎式的躬。
我躺在床上，呼吸浅缓地盯着门，等着入侵者。恐惧在想象中披上了人形外衣，幽灵般地占据了整个房间——不会有壮烈之举的，我明白。只有漫长的恐惧，和肉体必须经受的痛楚，我不会试着逃跑。
我床上的床单还是一团糟，恐惧留下的强烈冲击依然在房间里徘徊不去。我被吓成那样，真是太可笑了。然而，即便是无恶意的人的突然出现也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不想让内心已经腐烂的部分被展示出来，哪怕是偶然。从这方面看，独居是可怕的。没有人监督你是不是暴露了自我，是不是泄露了原始欲望，就好像用你赤裸的癖好在周身结一层茧，从不按人该有的真实生活那样去清理。
但声音仍在继续，赫然闯进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隔壁房间里出现了笑声。各种声音齐鸣，冰箱压缩制冷的声音嗡嗡着。我思索着有哪些可能，但脑子里总是冒出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过后，结局将是这样：困在别人的房子里，周身是别人的生活物件和生活习惯。我的双腿赤裸，上面乱爬着曲张的静脉。当他们找上我时，看到的会是多么虚弱的我啊——一个中年女人摸扒着墙角。
我依然很警觉，费了很大力气去试着放松，调整呼吸。房子是安全的，我告诉自己，我没事。这次误打误撞的经历突然显得很滑稽。透过薄薄的墙壁，我能听见朱利安和萨莎在另一个房间安顿下来了。地板嘎吱作响，壁橱的门也被打开。他们可能正在往光秃秃的床垫上铺床单，抖掉上面积了多年的灰尘。我想象萨莎看着架子上的全家福：朱利安蹒跚学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台巨大的红色电话；朱利安十一二岁时坐在赏鲸小船上，脸上有海水拍打留下的盐的痕迹，看起来是那样妙不可言。她可能正在把照片中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和稚嫩可爱，投射到眼前这个快成年的男人身上，而他此刻已脱下短裤，轻轻拍打着床沿，让她过去一起睡。他胳膊上的业余文身已经模糊，只剩些残余的痕迹随着肌肉滚动。
我听着房子另一头远远传来的嘈杂声，想辨明它的来源。邻居小孩撞到人行道上的垃圾桶，或者一只鹿蹿进了灌木丛。只可能是这些了，我告诉自己。我试着想象日光重现的样子，这块小天地看上去还会是那么安全、宁静，危险无法触及。
我听到床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门口有陌生人。
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他们会做爱。然而接着萨莎的声音传过来，呻吟声像黄色电影里那样，尖细而凝固。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隔壁吗？我翻身背对着墙，闭上了眼睛。
我如此频繁地想象过那个夜晚。幽暗的山路，阴沉无光的海面，一个女人在夜间的草坪上倒下。多年过去，尽管这些细节已渐渐消褪，长出一层又一层外壳，但在半夜三更听到锁芯扭动的声音时，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仍是这个场景。
朱利安在咆哮。
他们把每个人都赶到客厅里，人们在这个惊恐的时刻领会到了日常生活的甜蜜——在清晨喝下一杯鲜橙汁，骑车时斜出一道弧线——这些都不会再有了。他们变了神色，像按下快门的瞬间，眼底深处的东西乍现。
“你是不是个婊子？”他说。床头板撞击着墙壁。
接着他们进入主屋。客房里正在看书的女人吓了一跳，床头柜上玻璃杯里的水颤抖着，她的棉质内裤潮湿起来。五岁的儿子躺在她身边，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抗议入睡。
“是不是？”
他们爬上还挂着圣诞彩灯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看守人的小屋，屋里一片迟钝的寂静：看守人在沙发上打着盹儿，光着的脚像两条长面包一样紧挨着。他的女友正在浴室里擦洇开的新月形眼妆。
过了一会儿，我想，朱利安肯定知道我什么都听得到。
开始时是这样的。福特车在狭窄的小道上缓缓驶近那栋房子，忍冬花的馥郁甜香染浓了八月的空气。后座的女孩们手拉着手，车窗摇下，夜色泻了进来。收音机一直响着，直到司机突然紧张起来，啪地关掉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