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呼之后呢？电影没有演下去。大概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总得下地干活，总得吃饭。总得有一大批人苦作，一小部分人享福。如果颠倒了这个常态，世界也就乱了套了。
所以在这里，发展的奥秘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仅一定要保持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解放的欢欣和张力。贫富差距越大越好，贫民的比数既适度又相当宏大，这就是我们最大最不可战胜的神话之源，是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的这些武器贮备在无边的广阔之中，也就是茫茫大山和平原，是像豆粒一样撒在大山皱褶里的那些小小村庄。这就叫撒豆成兵。他们好比是季节河里的水，枯水季节蜷伏了、萎缩了，一旦到了山洪暴发期，它们就可以汇到一起，呈现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一泻千里，锐不可当。老牌资产者，让你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吧，让你们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发抖吧！今天我一看到西方绅士们的样子，马上就想到了一部抗日战争的黑白电影：民兵队长一手抓紧了被俘的鬼子军官后衣领，一手挥向号叫奔涌的民众，开始了演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说的那番话。真过瘾。不过，电影的前半截，即他们打仗时妻儿老小死的死残的残，也够可怜的……好在后来是胜利了，可着劲儿欢呼吧。
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们都来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这不是我学文件得来的，而是我对现实的一个观感。我们必须珍惜机遇，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珍惜的方法很多，明大理顾大局才是最大的珍惜。我们要极其重视经济规律，极其遵循商品和市场规则，要将生产成本维持在最低限度，并且要永远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相信只有群众，才是创造历史奇迹的伟大力量。只要一刻没有了群众的观念，一刻背离了群众的观念，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这是从实践中屡屡得出的经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一条不变的原则就是“寓兵于民”。其实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有机会，仍然要打一场人民战争的。
在一个拥有大批生活无着、置于绝地而后生的劳动力，一大批根本不讲任何工作条件的生力资源的国度，工业生产规模和速度特别是劳动成本是从来不成问题的。带着这样一种竞争优势进入世界商品市场，全球的资产阶级绅士们都要目瞪口呆，吓个屁滚尿流。他们对这里的生产情形和生产方式以及规模都无从想象。因为他们做绅士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早就忘记了爷爷辈的尴尬和痛苦，往事已经如烟。而在东方，在这边，一切却都是自然而然和流畅自如的，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也没有什么不安的。农民吗？解放了。贫民吗？解放了。有什么比解放更为重要？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万恶的极左时代，从不让我们致富的时代，从一切虚假的叫嚣和欺骗中解放出来。所以大家——不信去问问——是十分高兴的。高兴得要唱歌呢，要用打工的钱买一架钢琴奏乐跳洋舞呢。
［批驳］
话题再拉近一些吧，让我们从头说说八亿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的现实。现在看，有了这个现实，想要经济不腾飞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用了秦代铁血宰相商鞅那样冷酷的办法才能遏制。他的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不惜砍掉大批脑袋，来将农民捆绑到土地上，使其方寸不可挪动。这种国策只要稍有松动，一切就将发生变化。巨大的贫富差距一旦形成，张力也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轮子也就启动了。贫民睁开了眼睛，愤怒和焦虑交织的社会心态也就形成了。这是一种巨大莫测的力量，是能量。只有傻子才会无视这种能量而不加以利用。但这种力量在冷兵器时代是极为危险的，这就是商鞅不让贫民睁大眼睛，不让他们向外看世界的缘故。现在则不然，现代世界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所以一般而言不存在古时候那种大失控的危险。于是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怎样将这种能量尽可能持久地、有效和有序地保持下来。
这是一篇逻辑相当混乱、文辞相当别扭、前后矛盾且破绽百出的小文。该文究竟要说些什么，其目的又是怎样，还要仔细研究才行。是为了自曝家底、自揭伤疤，还是为了曲线通敌，暴露机密，这些都可以经过系统分析以后再说。他竟然说我们越穷越好、贫富差距拉得越大越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国家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做了多少不懈努力，他却像一个睁眼瞎，或故意做无视状。人人皆知，社会不安定的主要根源，即贫富差距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从来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忌。凭他的聪明——可能也很愚蠢，谁知道呢——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吧。既然知道，那就是故意将我们的社会往火坑里推，是一种不怀好意。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改革成果，也将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毁于一旦。在一切条件中，我们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即安定的局面。破坏和影响安定的一切因素，都要大力警惕和全力克服。如果收入两极分化严重，不仅不能影响到安定，而且还真如该文所说，是有利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当然不会去管那些闲事。问题在于绝不是这样：一旦贫富差距过大，民怨沸腾，我们是受不了的。当然，这不是冷兵器时代，他们那些镢头镰刀什么的也成不了大事；但是他们天天围在政府门口闹、一遍遍上访，不也够受的吗？如果再上街游行呢？你总不能天天让警察去围堵吧？堵是堵得住的，问题是这样影响好不好？国际上看笑话，我们自己也上火牙疼。总的来看，两极分化问题还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遇到事情要清醒，要算大账，而不能只盯住几个小钱。平时所说的“花钱买安定”，也包括主动放弃一些挣大钱的机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防患于未然上来。
当然我们也会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包含了极具说服力的内容。可是它一旦形成，就不允许其他规则同台相较和竞逐高下了。穷人和贫民的规则如果得以成立，那也会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坚硬，只不过会被对方斥之为野蛮，或用一句“暴力主义”给打发掉。而资本游戏规则中的暴力倾向却被十分巧妙地掩盖了，通俗一点讲，化妆之后的恶魔吃人更凶。狠批一种暴力而堂而皇之地歌颂另一种暴力，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的一个朋友动不动就展现其揭批“体制”的勇气，但仔细听听，所有的依据、气势如牛的劲头，全都来自于另一种“体制”。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只有对另一种“体制”的依附和驯服。那些同样没有思想能力的人，同时也是好吃懒做的主儿，只为了省心省脑和时髦起见，竟然也同声附和起来，认为这就是在反“体制”。事实上哪有那么省劲和容易呢。独立的思想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拥有的，它需要长期的艰苦探索，不客气地说，还需要天赋。
集小智于劣文，面目可憎；放狂言于斗室，阴心可怖。吾不曾见此等愚氓，纠扯无聊之屑语，妄作警世之幻想。咄！天下之大，何容尔等稍稍置喙；地域之阔，岂由痴者搬弄是非。吾国吾民，本为繁衍之福地；锦绣中华，俱是安居之乐土。说什么商业资本，皇皇如虎狼之患；岂不知国体乃立于千年文明，固力甚壮，又何必仰洋人鼻息？且看那改革开放，只小试牛刀，即有宏巨之获；若再有一奋，必掳得中原大鹿。最惜者小富则安，或危言耸听。大丈夫不怒则已，一怒冲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君不见长江之浪一日千里，后浪颇雄，吾等岂敢稍有一夕懈怠也乎？咄！
更早以前进口的西洋部件已经锈蚀废掉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开始重新将一些资产阶级的破破烂烂的小零件儿，如一个齿轮、一截油管、一段弹簧之类的搬运到大陆上来，再让那些培训过的熟练或不熟练的装配工——这些年出国留学归来的各等人士——把它们好歹组装成一台机器。这台噪音很大的怪物于是就轰轰隆隆地转动了，吞噬和粉碎着我们宝贵的资源，制造出一些廉价的商品，再卖回西方去。
有小道理。有大谬误。不敢苟同。也不全反。总之芜杂。广开言路。上下求索。走自己路。众声喧哗。难得机遇。发展为上。记硬道理。两手都硬。
纵观其他民族的经济神话，其实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这样的野性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痛苦，没有多少正义可言，法律苦苦挣扎着以避免变为瞎扯淡，公平会被一小部分人小心翼翼地谈论，以免惹火了新兴的富裕阶层。公平和正义只是一个满足了社会发展过渡期之后的讨论标题，等于服装上的标签，而不是服装本身，更不是胴体。有人天真地认为它本来是，或从根本上来说就应该是社会健康肌体的一部分，那未免太书呆子气了。再就是，公平和正义是确认了一种游戏规则之后、在这样的文明前提之下才能谈论的，而那个游戏规则的建立，又在所谓的公平与正义之先。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理想中的那一切要求是十分渺茫或极其微小的。我们即便追求到手的一点公平和正义，也是自己浑然不觉中变了质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屈从的一部分而已。
在该文作者看来，我们以前经历了那么多灾难反而成为好事。这是什么逻辑？否！我们再也不会回到极左时代了，这个他尽可放心吧。我们宁可一辈子都不要这样的“张力”，也不会跟他去受那样的“封闭”、那样的二遍苦。人民要求致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常言道天气可以刮南风，有时也会转向北；又说了，谁过年不吃顿饺子？中国人民穷了几千年，这回总该轮到一点机会了吧？谁想到，刚刚只富了一点点，就让你这王八羔子好一顿败坏奚落，真是天理不容，活活气煞我也！
张力是一个创造过程中最可怕、最无测的决定性力量。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或试图走入另一个极端的人群，最后的一点能量都会激发出来。他们从遥远的彼岸走来，既有跋涉的痛苦和疲惫，又有一生从未经历的狂喜。一种改天换地的雄心野魄、一种突然唤醒的底层心智，这时候都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类似于又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一次在当年曾被严重贬斥过的“痞子运动”——对于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和执牛耳者来说，却是“好得很”，而绝不是“糟得很”。
我们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这是致富的根本原因，也是发展的不二法门。这种大好形势被你一说变成了什么？成了穷急生疯，成了憋尿猴急，成了红眼狼，成了撒开蹄子的踢栏野马——这究竟是什么理论什么观点呢？我内心里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样反动的言论竟没人来管束一下？难道真的已经解放宽松成这般田地？要知道，我们的宽容从来都是针对人民大众而言的，对于那些成心要把水搅浑的人，需要的还是专政铁拳，而不是木拳棉花拳。铁拳，最好是生铁拳，一拳打上去，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就该知道土地佬的鸡巴是石头的了。
我们有八亿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相当显豁的客观现实。这个现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是说放在全球一体化这个大背景和大坐标下来看，不但不是坏事，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好事、一个优势。印度比不了我们，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比我们略逊一筹；但关键问题不在这里。他们比起我们，最大的差异是没有经历漫长的公社制度，更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者是更为极端化的理想主义灾难，是一道深长的记忆烙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是否经历过这两个阶段将会大不一样，有一些经验和情感，仅仅是度过贫困的岁月是不会产生、不会获取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在突然而至的开放形态之下——哪怕是小小的一点商业主义和资本市场的萌动，都会引起巨大的、难以预料的激动和波动。而印度并非是一个封闭社会，或者说它的封闭性还远远不够。市场和资本对于它来说也绝不是什么新东西。也就是说，开放的市场和外来资本的注入，对它并没有产生多少刺激性。本来它是一个贫困人口很多、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发生更激烈的竞争才是常态。但一切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核心问题是那里与这里有很多不同，起码是那里的人民不同，他们没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心理张力。
“文革”的坏处当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些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对人民内部矛盾也许并不适用——当年的错误就在于把两类矛盾弄混了，结果惹出那么多的冤案，真是得不偿失！现在我要说的是，那时群众辩论的方法还是很好的：把写这文章的家伙揪到电灯底下，看看他再说什么！他纵有天大本事，一番辩论，人民群众也会把他整个底儿掉！一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玩这一套的人，最怕的就是人民大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我的一个观察、一个意见。
［社会公平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