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太太，你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发行一种讽刺的小册子或是试办一种滑稽小报吗？可是我敢断定，结果检查机关是一定不会准许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实行呢？”玛梯尼问，“一篇讽刺的文章总比严肃的政论更容易通过检查的难关。即使它必须要加上一个幌子，那比起一篇科学论文或经济论文来，一般读者更容易从这些显然荒唐的笑话中去发现双关的意义。”
“我并不一定主张出小册子或是办报纸。我相信，我们如果连续印出一套讽刺性的小传单——内容是诗歌或是散文都可以——拿到街上去廉价发售，或者免费散发，那是一定很有效果的。要是我们找得到一个聪明的艺术家，能够深刻领悟这种文字的精神，那么，我们还可以在传单上加一些插画。”
“你这一番话我相信都是对的，”法布列齐教授说，“可是我还不大明白你怎样去实行。”
“这个主意只要能实行，那是最好的了；不过事情不干则已，要干就得好好干一下。我们需要一个第一流的讽刺家，但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相信我，”她说，“如果我竟凶恶到了想做这种事，也不至于幼稚到在这儿公开谈论它。可是我所知道的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嘲讽。如果你能把耶稣会派形容得非常可笑，使一般民众都去讪笑他们和他们的主张，那你不要流血，就可以征服他们了。”
“对啊，”戏剧家莱伽补充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写正经文章的，要是忽然学起幽默来，我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那是等于教大象去跳塔兰泰拉舞[10]。”
玛梯尼拿手不住捋着他的大胡子，盖利立刻忍不住笑。这位向来很矜持的青年妇人甚至也压抑不住微笑了。
“我并不是主张大家一窝蜂地都去干那外行工作。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尝试去找一个真正有天才的讽刺家——我想在意大利境内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并且替他筹好必需的资金。当然，我们必须调查一下这个人，而且要确实知道他会按照我们所同意的方针去工作。”
“我希望，太太，”格拉西尼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插嘴说，“你不至于主张用……暗杀手段吧？”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呢？我们国内真正有点天才的讽刺家可以数得出来，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合适的。裘斯梯[11]不会接受，事实上他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伦巴第[12]有一两个好手，可是他们只能用米兰[13]的方言写作……”
“我以为，我们必须采取某种方法去跟耶稣会派作斗争，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假如用这一种武器不行，就必须用另外一种。但是光用挑战来做武器，力量太弱，逃避检查又太麻烦。至于请愿，那就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还有一层，”格拉西尼说，“我们可以另外找更高明的方法来影响托斯卡纳人。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有关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严重问题当作一种开玩笑的事情来处理，大家至少要说我们缺乏政治上的‘才干’[14]。佛罗伦萨并不像伦敦那个只晓得开厂搞钱的野蛮地方，也不像巴黎那个穷奢极欲的魔窟，它是一个有过伟大历史的城市……”
“你老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的意见偏偏老是对的。”列卡陀插嘴说。
“雅典当年也是这样。”波拉太太微笑着打断他，“可是我们这儿确是‘太臃肿太麻木了，应该有一只牛虻来刺醒大家’。”
“我怕我跟各位的意见都不同。”她说。
列卡陀拍了一下桌子：“怎么，我们竟没有想起牛虻！这是个最合理想的人啊！”
大家都回过头去看那房间里唯一的女人，她正坐在沙发上，用手托着腮静听别人的争论。她有着深沉而严肃的黑眼睛，可是现在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面却显然流露出一种嘲笑的神色。
“什么人？”
“我倒很想听听波拉太太怎么说。她的意见向来是很有价值的。”
“牛虻——范里斯·列瓦雷士。你们不记得他了吗？三年前从亚平宁山下来的穆拉多里[15]队伍里面的那个人。”
“那么你呢，萨康尼？”
“哦，你是认识他们这班人的，是不是？我记得他们到巴黎去的时候，你是跟他们一起走的。”
“我愿意暂时保留我的意见，等到有更多的事实根据的时候再来考虑。这是一个要先经过种种试验，再看试验的结果来决定的问题。”
“是呀，我一直走到莱克亨，送列瓦雷士动身上马赛去。当时他不愿意留在托斯卡纳，他说起义已经失败了，留在这儿除了嘲讽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他宁愿上巴黎去了。无疑的，他的见解跟格拉西尼先生差不多，以为托斯卡纳这个地方是不适宜于嘲讽的。不过我有很大的把握，如果我们去请他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因为现在意大利又有可以干一下的机会了。”
“玛梯尼，你的意思怎么样？”法布列齐教授转身问他旁边一个长着棕色大胡子的阔肩膀的人。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名字？”
“使得检查官看不懂吗？可是你是希望每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和工人，都能凭他们那一点一知半解就看出里面的意思来的！这种想法好像不大切合实际吧。”
“列瓦雷士。我想他是个巴西人吧。至少，我知道他在那儿住过。他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机智的人。我们在莱克亨的那一个星期，心情是很不好的，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只要想到那可怜的兰姆勃尔梯尼[16]，就足够我们伤心的了。可是一有列瓦雷士在座，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还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那满口诙谐的谈吐，简直是一团永远喷发不完的烈火。他脸上有一道可怕的刀伤，记得还是我替他把伤口缝起来的。他真是一个怪物，可是我相信，他以及他那一套玩笑，曾经鼓励了很多人，使他们不致因伤心而绝望。”
“我认为把我们要说的话来伪装一下是有可能的，譬如用这样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
“他不就是那位用牛虻的笔名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政治性讽刺文章的人吗？”
“我不明白你打算怎么办。”
“是的，他发表的大都是短文，还有一些泼辣的杂文。亚平宁山的私贩子们知道他的舌头厉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牛虻，他就把这绰号拿去做笔名了。”
“我以为，我们可以小心地设法和耶稣会派作斗争，而不至跟检查制度发生冲突。”
“这位先生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格拉西尼用他那种缓慢而庄重的语调插进来说，“我可不能说，我所听到的都是称赞他的话。他确实有些能吸引人的浅薄的小聪明，可是要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就未免太夸张了。也许他并不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可是他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声誉，我敢说，离纯洁两字还远得很呢。他好像是一个绅士，冒过……呃……呃……多少次险，可是身世不明。据说他是被杜普雷的探险队从南美赤道一带的某处荒野中为了做好事收留下来的，当时他已经像个野蛮人，堕落得一塌糊涂了。至于他怎么会沦落到那种地步，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圆满地解释过。再说，亚平宁山区的起义，我怕大家也都已知道，参加那一次不幸事件的人物原是很复杂的。其中在波伦亚处死刑的一部分，谁都知道，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匪徒；就是那许多逃脱了的人，品质上也都不大经得起推敲。当然了，其中也确有少数几个是具有高贵品质的……”
“好吧，你怎样修正？”
“其中有一些还是在座几位的知交呢！”列卡陀打断了他，声音里面有些怒意，“格拉西尼，你这样分别对待、不一概而论的态度原是很好的，可是这些‘普通的匪徒’曾经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牺牲，就比你我一直到现在所干的事要伟大得多了。”
“住嘴，盖利！”列卡陀说，“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只要对事情有利，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准备去坐牢，可是这样无谓的冒险确是幼稚的举动。我个人对这提案有一点修正。”
“还有，下次倘使再有人跟你谈起这套从巴黎传来的飞短流长的话，”盖利补充说，“你就说是我讲的，他们所传关于杜普雷探险队的情形是和事实不符的。杜普雷有一个助手麦丹尔，跟我很熟，他已经把这桩事情的原委统统告诉我了。他们发现列瓦雷士在那儿流浪，是确有其事的。当时他因参加阿根廷共和国的独立战争做了俘虏，后来逃了出来，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乔装起来在阿根廷境内流浪，想设法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至于说探险队为了做好事才把他收容进去，那完全是捏造的。事实是：队里的翻译害病回国去了，那些法国人都不能讲本地话，这才把他请去担任翻译的。他跟探险队整整走了三年，从事于亚马逊河支流的探险。麦丹尔告诉过我，假如没有列瓦雷士帮忙，他相信他们那次探险是绝不能完成的。”
“哦！你用不着害怕！”盖利尖刻地打断了他，“我们绝不会为了我们的小册子要你去坐牢。”
“不论他是怎样一个人，”法布列齐教授说，“只要看他竟能使得杜普雷和麦丹尔这样两个阅历丰富的老探险家都一见倾心，就可见得他一定具有一种过人的长处了。你以为怎样，波拉太太？”
“这计划真荒唐极了，”格拉西尼嚷起来，“这完全是狂妄，简直就是拿自己的脑袋放进狮子嘴里去。”
“这事情我可一点也不清楚；当初那一班人经过托斯卡纳逃出去的时候，我刚巧在英国。可是照我想起来，那些跟他一起在那种野蛮国度里探险了三年的同伴以及那些跟他一同参加起义的同志都说他好，那就已经是一份很有力量的保荐书，足以抵消那套无稽谰言而有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公开印发小册子，把我们的姓名、住址都印上去。让他们来检举我们吧，只要他们敢。”
“讲到他的同志们对他的意见，那是毫无疑问的，”列卡陀说，“从穆拉多里和柴姆贝卡里[17]直到最粗鲁的山民，都对他极崇敬。此外，他跟奥尔西尼[18]的私人交情也很好。至于巴黎方面，的确流传着关于他的种种不大愉快的无稽谰言；但是如果一个人害怕树敌，他就不会成为一个政治讽刺家了。”
“你准备印发匿名的小册子吗？那是很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已看够了秘密出版物的命运了……”
“我也仿佛还记得，”戏剧家莱伽插嘴说，“当初那一班人经过这儿逃出去的时候，我似乎看见过他一次的。他是一个驼背吧？不然就是腰有些弯曲，总之他是有这一类毛病的。”
“我不准备逃避检查，我要向检查制度挑战。”
法布列齐教授已经拉开了写字台的抽屉，翻阅着一大堆文件。“我想我这儿还找得到警察局通缉他的告示。”他说，“你们大概都还记得，他们逃出来躲在山峡里的时候，他们的图像是到处张贴起来的，而且大主教——那个流氓叫什么名字？哦，是斯宾诺拉[19]——还悬赏买他们的头呢。”
“要想真正唤起全城人民来反对耶稣会派，话就非说得露骨不可；但是这样露骨的话，又怎么能够逃得过检查呢？”
“提起了警察局的这张告示，我又记起一段有关列瓦雷士的辉煌故事来了。他曾穿了一套旧军服，假装一个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而想找寻同伴去归队的骑兵，在国内到处流浪。有一次，碰到了斯宾诺拉的搜查队，他竟搭上他们的便车，坐了整整一天，还对那些搜查队员讲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说他怎样做了那些叛徒的俘虏，怎样被他们拖到山上的匪窟里，受到种种残酷的拷问。队员们拿那张悬赏捉拿的告示给他看，他又信口胡诌许多话来形容那个‘绰号“牛虻”的恶魔’。后来到晚上，队员们都睡熟了，他就把一大桶水泼在他们的火药里，装了满口袋的粮食和弹药，逃走了……”
“没有吗？等上三个月，看会有多少吧。到那时候再想打退他们就来不及了。”
“啊，这就是那张告示。”法布列齐教授插进来说，“‘范里斯·列瓦雷士，绰号“牛虻”。年龄，三十岁左右；籍贯、家世，不详，大约系南美人；职业，新闻记者。身材矮小；黑发；黑须；皮肤黝黑；眼睛，蓝色；前额，宽阔方正；鼻子，嘴巴，下颏……’对了，在这儿呢：‘特征：右脚跛；左臂扭曲；左手缺二指；脸上有新砍刀痕；口吃。’接下去还有一个附注：‘该犯枪法极精，逮捕时须特别留意。’”
“但是这儿并没有耶稣会派的教士要我们去攻击呀。”
“当时那个搜查队手上有这样一张详细明确的鉴别单，他居然能骗过他们，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
“对啦。我们要暴露他们的阴谋，揭穿他们的诡计，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去攻击他们。”
“自然，这完全是靠他那一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要是人家对他略微有一点怀疑，他就完蛋了。可是一个人要是能够随时装出一副怪天真的模样，使得人家不能不相信，那是无论怎样的险境都可以度过的。好吧，各位先生，你们对于这一个提议究竟有什么意见？在座似乎有几位是跟列瓦雷士很熟识的。我们是不是要去向他表示，说我们这儿很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事实上就是用小册子宣战，是不是？”
“我以为，”法布列齐教授说，“我们不妨先向他试探一下，看他是不是愿意考虑我们这个计划。”
“我要建议，我们该开始一种有组织的宣传和鼓动，来反对耶稣会派。”
“啊，他一定愿意的，你们放心好了，只要这是一桩向耶稣会派斗争的工作；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激烈的反对教士的人，事实上，他在这一点上简直是要疯狂了。”
“请你先告诉我们，你提议的是怎样一种打击？”
“那么你可以给他去信吗，列卡陀？”
“很好，那么，我们究竟是在这儿等待，仅仅送出几份请愿书，直到拉姆勃鲁斯契尼[9]和他的党徒们说服了大公，把我们一起交给耶稣会派去管制，或者再派几队奥地利的轻骑兵上街巡逻，使我们不得不乖乖地听话呢；还是我们先发制人，利用他们暂时失势的机会，先下手给他们一个打击呢？”
“当然，让我想一想，目前他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在瑞士吧。他是个最不肯休息的人，老是东奔西跑的。可是关于小册子的问题呢……”
“这倒是极有可能的。”
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番长久而热烈的讨论。及至最后大家开始散了，玛梯尼就走到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妇人跟前。
“我想说的是这一点，”那不勒斯人继续说，“圣父所以这样做，他的本意无疑是很好的；至于他所实施的改革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单就目前来说，事情既然进行得十分顺利，意大利全境的反动分子当然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一两个月，好让因大赦令而引起的兴奋渐趋消失；可是不经过一场搏斗，他们是不见得肯把自己手上的权力让人家抢了去的。照我看起来，今年冬天过不到一半，那些耶稣会派、格黎高里派、圣信会派[8]的教士们，以及他们的狐群狗党，都会出来捣乱，用种种的阴谋诡计来对付我们，凡是不会被收买的人，都要被他们一网打尽。”
“我送你回家，琼玛。”
“喂，格拉西尼，让人家讲下去呀！”这次轮到列卡陀出来打断了，“真奇怪，怎么你们两个老是像猫和狗一样，一见面就要互相咬起来呢。讲下去，盖利！”
“谢谢。我正有一点正经事要和你谈谈。”
“我敢断定圣父一定觉得被恭维得受不了啦……”格拉西尼轻蔑地插进去说。
“通信地址出了什么毛病吗？”他轻声地问。
“不，各位先生，这不算一个提案，这只是一个建议。大家对新教皇这样高兴，照我看来，这里面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实际危险。人们似乎都在想：教皇已经打开一条新的路，而且颁布了这次大赦令，我们只要自己——我们全体，全意大利——投在他的怀里，他就会带我们到‘福地’去了。对于教皇这种行为的赞美，我并不落在任何人后面，这一次大赦确实是一桩辉煌的伟业。”
“并不怎么严重，可是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稍稍改动一下了。这个星期里面有两封信被扣留在邮局里。信都是无关重要的，而且也可能是偶然的事情；不过我们经不起冒险。警察局一怀疑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地址，就必须立刻更换它。”
全体出席的人，原来已经三三两两一堆一堆地在那儿分别谈论，现在都向桌子围拢来听。盖利连忙举手声明：
“这桩事情等我明天来了再谈。现在我不打算谈正经事，你好像很累了。”
“好吧，那么你提议怎么办呢？嘘！请注意，各位！盖利有一个提案要提出来了。”
“我不累。”
“不，自然不会那样，我是不会那样做的。”盖利坚决地说，“你们总以为，只要是个南边来的人，就一定不相信辩论，只相信冷冰冰的钢铁。”
“那么，又是心境不好了？”
“那还用得着去问盖利吗！当然喽，他的第一步就是去把检查官打个头破血流呀。”
“啊，不，那也不见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请问你打算怎样着手？”
[1]当时意大利分为许多小国，托斯卡纳公国是其中之一，佛罗伦萨、比萨、莱克亨都属该公国。
“不管出不出小册子，政府反正都不会接受的。”那不勒斯人说着站了起来，走到桌旁，“各位先生，你们走错了路了。跟政府妥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唤起民众。”
[2]庇护九世（1792—1878），意大利籍教皇，在位三十二年（1846—1878）。
“就因为出了小册子要引起政府的恶感，那它就不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了。”格拉西尼说。
[3]当时意大利境内诸小国之一，由罗马教皇本人直接统治。
“我看请愿没有什么害处，所以格拉西尼要是拟好一份请愿书，我在那上面签个名将视为平生的幸事。但是我以为光请愿而不采取其他手段，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又请愿又出小册子呢？”
[4]公国的统治者称为大公，当时托斯卡纳公国的大公是利奥波德二世。
“喂，喂，先生们，得啦！”教授干涉着，“那不勒斯人的习惯有它的长处，皮埃蒙特人的习惯也是这样；可是目前我们是在托斯卡纳，托斯卡纳人的习惯却是注意抓紧眼前的事情。现在，格拉西尼主张请愿，盖利反对。列卡陀医生，你有什么意见？”
[5]1846年在利米尼（在教皇国领地内）组织起义的领袖，被托斯卡纳政府出卖，引渡给教皇，终于被害。
“幸而，”那皮埃蒙特人讽刺说，“那不勒斯人的激烈是那不勒斯人所独有的。”
[6]皮埃蒙特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当时属撒丁王国。
“你们皮埃蒙特人[6]都是这样的。”那黑面孔尖刻地打断他说，“我真不懂那一次有什么激烈和操切的地方，除非你把我们那一连串软弱无力的请愿书也说成是过火的行动。这在你们托斯卡纳或者皮埃蒙特也许认为是激烈，可是在那不勒斯[7]，我们是不把它格外说成激烈的。”
[7]意大利西部港口城市，当时属两西西里王国。
“亲爱的先生，伦齐的引渡，我们想阻止没有成功，我和你一样觉得非常遗憾。不过说实在话，虽然我并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可是我不得不认为，我们那一次运动的失败，大部分还是由于我们内部有些人的操切和激烈所造成的。我真不得不怀疑……”
[8]耶稣会派是16世纪（1534年）西班牙教士罗耀拉（1491—1556）所创立的一个教派，又名耶稣军，是罗马教皇用来对付宗教改革的有力支柱和武器。格黎高里派是教皇格黎高里十六世的拥护者，他们反对新教皇庇护九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圣信会派是1799年意大利反动势力为对抗民族解放运动而创立的一个教派，全名是“神圣信仰门徒会”。圣信会派的教士们极端仇视人民，他们不止一次地支持奥地利人。
“你去请愿会有很大收获的！”他说，“我还以为伦齐[5]一案的结果，已经足够教训那些想用这种方法来搞工作的人了呢。”
[9]格黎高里派的主脑人物。教皇格黎高里十六世在位时，他是教皇国的大主教兼圣院（类似国会，由七十个红衣主教所组成）书记长。他常常嗾使和利用奥地利人来镇压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运动。
一个靠窗坐着的目光锐利、面孔黝黑的人笑了一声，转过头来。
[10]意大利南部一种轻快的民间舞。
“是的，请求他放宽出版自由的尺度。”
[11]裘斯壁·裘斯梯（1809—1850），意大利诗人，也是天才的讽刺家。他的作品尖刻地讽刺和抨击了奥地利压迫者和他们的意大利走卒。
“向大公[4]请愿吗？”
[12]意大利北部一地区名。
“请愿。”
[13]城市名，在伦巴第地区。
“那么你以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4]原文是法文savoirfaire。
“那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同伴当中一个头发灰白、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律师插嘴说，“我们应该设法利用这一个时机。我们想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将来怕不能再碰到这样有利的时机了。可是我怀疑出小册子是否有好处。这样的小册子恐怕只会激怒和吓退政府，并不能把它争取到我们这一方面来，而这正是我们真正要干的事。一旦当局把我们当作了危险的煽动分子，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获得他们的帮助了。”
[15]指穆拉多里兄弟。1843年教皇国领地的波伦亚和拉文那两地一个准备起义的组织被发现了，领导者穆拉多里兄弟带了一队人逃入亚平宁山区，想在那儿组织游击队，结果是失败了，参加该组织的人有好些被政府军捉住，后在波伦亚被害。
现在这位戏剧家正在法布列齐教授的图书室里说明他那一番关于目前的自由主义作家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理论。
[16]穆拉多里队里的人。
“当然了，”当这问题初次向戏剧家莱伽提出时，他曾经这样说过，“非到我们使出版法有了修改，要创办报纸是不可能的；我们连创刊号都不应该出。不过也许已经可能通过检查来出一些小册子；我们搞得愈快，出版法的修改也可以实现得愈早。”
[17]穆拉多里的战友。
自从庇护九世[2]即位对教皇国[3]领地的政治犯颁布了有名的大赦令以来，历时不过两个星期，但是由它所掀起的自由主义的热潮，却已波及意大利全境了。在托斯卡纳公国，就连政府也已受到这一惊人事件的影响。所以，法布列齐和佛罗伦萨城另外几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名流，都感觉到这正是大力争取修改出版法的一个好机会。
[18]范里采·奥尔西尼（1819—1859），意大利解放运动的有名战士之一，玛志尼党人，因谋刺法皇拿破仑三世失败被捕，后在巴黎被害。
其中几个是属于玛志尼党的，他们非要求有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和一个意大利联邦而不能满足。其余的是君主立宪党人和各种程度的自由主义分子。但他们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就是对于托斯卡纳公国[1]出版检查制度的不满；因此，这位名教授召集了这个会议，希望这些不同党派的代表至少能在这一个问题上进行一小时的讨论，不至于发生争吵。
[19]教皇手下的省长之一，他在19世纪30—40年代间以残酷镇压起义党人而臭名昭著。
一八四六年七月的一个黄昏，有一些熟人在佛罗伦萨的法布列齐教授家里集会，讨论未来的政治活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