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变成瑞士人呢？”莫妮卡问。
“如果海因里希伯伯能成，我们都会变成俄国人。”米夏埃尔说。
“因为瑞士不颁发国籍，”托马斯说，“事实上他们不把国籍给任何人，更不用说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人。”
“或者巴西人，就像我们祖母一样。”莫妮卡说。
“我们就是这类人吗？”米夏埃尔问。
“我宁可变成丹麦人。”伊丽莎白说。
“醒醒，我的小弟，”埃丽卡说，“我们说话时，希特勒正在看你的档案。他看到了一个恶形恶状、满脸雀斑、脾气暴躁的小伙子。”
“魔术师，”莫妮卡说，“要把我们都变成捷克人。”
她做了个舞台上的怪相，朝米夏埃尔伸出胳膊，像是要打他，然后她追着他满桌子转。
“他要我的，”埃丽卡说，“但时机不对。”
他们想在屈斯纳赫特这栋湖景房中安居下来。他们不仅把他吕贝克祖母家里的大烛台搬来放在餐厅里，把魏玛版143卷的《歌德全集》摆在了他的书架上，卡提娅还以她的风格布置了私密而舒适的角落，以及更大更豪华的空间。她每到一处都这么做，在萨纳瑞是，在慕尼黑也是。
“你得嫁给伊舍伍德，”米夏埃尔对她说，“如果他愿意娶你的话。他不想娶埃丽卡。”
他开始梦见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在每个梦中，他都是当下的自己。经过某种神秘的安排，他可以短暂地返回那些已经清空的房间。在吕贝克，他看到了原先放钢琴的地方，还有母亲的梳妆台的位置，以及楼梯井那幅仕女画被取下来后，墙纸上留下的痕迹。
“他们不洗衣服，”伊丽莎白说，“英语里没有‘肥皂’这个词。”
他穿梭在蒙斯特劳斯街祖母的房子里，心知它终有一日会归他所有。
当埃丽卡告诉她的家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得知自己为她“拉皮条”而出名后很高兴，他们告诫莫妮卡说，她也快失去国籍了，她也应该找个诸如英国人的丈夫。
但另一栋房子，就是慕尼黑波琴格街的房子，经常在另一个梦中出现。那里的房间没有人，没有家具，没有书，也没有油画。他回去找遗落的某物。必须把它找回来。黑夜里，他摸索着找路。他越来越焦虑，记不起来他想带走的是什么东西。正当他担心有人会在这里找到他时，就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叫喊声，他被捕了，无助地被带出房子，送上军车，飞驰在慕尼黑的街道上。
“我不确定他能否待在英国之外的土地上。”埃丽卡说。
一九三五年春，他和爱因斯坦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以为卡提娅会担心身在慕尼黑的父母而不愿远行。曾经有一阵子，她的父亲下决心搬家离开，但卡提娅的母亲犹豫不决。后来等她母亲决定了，她的丈夫却改变了主意。由于他们经营的不是犹太人商行，没有被勒令关门。她说，他们深居简出，威妮弗雷德·瓦格纳也一再保证会保护他们。她说，他们从不喜欢瑞士。为何会有人想去瑞士呢？
“我们要见你的丈夫吗？”卡提娅问。
尽管担心父母，卡提娅仍然坚持要他接受荣誉博士。
“我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人时，”她说，“就知道他适合我。他是矮个子、英国人、作家、同性恋。我把他勾引到了克劳斯喜欢的一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的角落里，我直奔主题。我以为他会说他愿意。但令我惊骇的是，伊舍伍德说了不，说障碍是他男友还是他母亲，或者两者都是。然后他主动提出联系他的朋友，那人更有名，更像英国人，也更像同性恋。他叫奥登。这个奥登说他很愿意和我结婚。于是我换上最好的套装，飞去英国，他人很好，就是有点儿难以琢磨。所以我不仅结了婚，还变成了英国人，现在人人都得多看我一眼了。”
“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盟友，”她说，“如果知道哈佛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就能睡好觉了。”
埃丽卡在阿姆斯特丹见到了克劳斯，他被戈培尔废除了国籍，这让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半无国籍状态也不会长久。他考虑像海因里希一样申请捷克国籍。托马斯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捷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内斯，被告知说他们乐意接受他的申请。埃丽卡的德国护照即将到期，她回来时告诉父母，她决定自食其力，找个外国丈夫。
轮船比他想象得更舒适，旅程也更平稳。他在小放映室里看美国电影自娱，并避开其他乘客。
“她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说，“她还是娃娃时就相信自由市场。”
轮船靠岸后，他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做出了大动作，要求允许新闻记者登船采访这位伟人，要求当局给予托马斯和卡提娅特殊待遇，这让同船乘客大吃一惊。
《胡椒磨》在剧院里满座上演了。卡提娅告诉托马斯，卡巴莱歌舞剧巡回演出时，埃丽卡和一个女伴坐头等车厢，住最好的酒店，而其他演员坐二等车厢，住便宜酒店，托马斯不由好笑。
在哈佛盛典上有六千人。爱因斯坦似乎很高兴作家得到的喝彩声比科学家的更响亮。
“戈洛，我太忙了，顾不上前后一致。我有太多事要干。”
“就该这样，”他说，“事情倒过来的话就乱套了。”
“但你刚刚还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做’。”戈洛指出。
托马斯心想此言何意，但他忙于为仰慕者们在书上签名，无暇多想。在午餐以及后来晚餐前的酒席上，他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故意逗卡提娅发笑。
“我从来不想‘如果’。”埃丽卡说。
“他比卓别林更风趣，”她说，“我之前很怕他会聊科学。我父亲对他的理论颇有研究，可我已经忘了。他不会原谅我的。”
“如果没有希特勒，你会做什么？”戈洛问。
“谁？”
“我要让瑞士恨我，但要等到歌舞剧结束。我要让纳粹知道我还在舞台上。如果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做，很快希特勒就会来粉刷我们的门厅，费用还比现在的低。”
“我父亲。他曾说过，只要爱因斯坦能听他的，事情将会大为不同。”
“哦，这不难吧。”莫妮卡说。
托马斯差点想说这就是普林斯海姆家的特点，但他不想打破其乐融融的场面。
“我想让他们恨我。”首演之日临近时，她说。
他们收到许多请柬，被请去波士顿与纽约之间的多处豪宅客居，但当白宫晚宴的邀请送来，所有计划都改变了。既然要与罗斯福会面，托马斯就得思考他该如何评论德国。他想，也许他可以与总统谈谈德国的犹太人的遭遇，有多少犹太人走投无路，到处藏身，这个话题应该十分有力。他想知道美国能否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但他应该避免让总统感觉他是在为某个群体代言，是来游说或威吓他的。
得到瑞士当局让《胡椒磨》——她在离开德国前就排演过的反纳粹卡巴莱歌舞——重新上台的批准后，她开始重写几首紧扣时事的歌曲。她订场地，雇新演员，电话终日响个不停。
在纽约的某一天，卡提娅接起他们房间的电话，发现是《华盛顿邮报》来找托马斯。他知道德国大使馆在监督他的行动。在之前数次采访中，他尽量少说话，声称只想谈文学。他不想有意外，于是当卡提娅递来话筒时，他摇了摇头。
托马斯以为埃丽卡会对他横加指责，已经打算求她放过他。当时他和卡提娅正忙着搬进一栋三层楼的别墅，那地方靠近苏黎世，在屈斯纳赫特的湖边。等埃丽卡来住时，她和母亲一起去买新家具，并负责接收他们从慕尼黑救回来的书籍和油画。她眼下忙个不停，顾不上还在阿姆斯特丹的弟弟的苦难。
“我恐怕他不会接受任何采访。”卡提娅努力用英语说。
“哦，是的，这让我告诉克劳斯，他父亲和他一样头脑发热，他听了似乎很开心。”
他看到她皱起眉，听到她用德语和电话那头的人说什么。她说了好几遍道歉的话。
“我不觉得……”
“她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卡提娅捂住听筒说，“她说她曾联系过你。她叫阿格尼丝·迈耶。她说德语。”
“以后发电报必须和我商量，”她严厉地说，“但你发了这个很有用。”
他记得在哈佛收到过一张具名此人的便条，但他没有回复。
很快卡提娅来了。
“我该怎么处理？”卡提娅问。
戈洛起身离开房间。
“她想干什么？”
“是否要谴责希特勒，此事由我决定，而不是别人。”
他还没来得及让她别问，卡提娅已经问了电话那头的女子有何贵干。托马斯从自己坐着的地方都能听到阿格尼丝的咆哮声。
“谴责希特勒并不会损伤你的名誉。”戈洛说。
“要么我挂电话，要么你自己和她讲。”卡提娅再次捂住话筒说。
“他觉得有需要时就利用我的名字，”托马斯说，“与此同时他也不觉得损伤我的名誉有何不妥。”
托马斯接过话筒时，那个女子还在大骂卡提娅，她以为卡提娅是一个秘书。
他的电报被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德语报纸攻击。戈洛告诉了他，于是他知道克劳斯是多么伤心，在深夜打了让母亲付费的电话，说他饱受打击，父亲对他的事业毫无尊重。戈洛说，克劳斯不相信父亲会这样背叛他。
“刚才接电话的是我的妻子。”托马斯说。
托马斯想，如果不是德国的一份贸易杂志发布了德语写作促进会办公室禁止书商经销克劳斯的杂志的警告，那么此事或许就会平息。贝尔曼着了慌，他联系托马斯，说他与这一惹事的出版物的关系或许会导致他的书下架。托马斯没有与卡提娅商量，便拍电报给贸易杂志，确认《集合》的创刊号与其初衷不符。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接着阿格尼丝·迈耶说欢迎他来美国，随后立刻说请他去白宫是她的主意。
“克劳斯头脑发热，欠缺考虑，”卡提娅说，“但他光明正大，不耍阴谋诡计。我建议你写一封信，语气要平和，但要强调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他需要了解中间派，”她说，“迄今为止他只知道纳粹，他不喜欢，还有反叛者，他更不喜欢。我向他保证，你会在整件事上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在华盛顿饱受诽谤。”
“克劳斯故意把我列入他的异见者名流群。”
“我们？”
“是的，”卡提娅说，“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误判。他也许应该发表海因里希正在写的长篇的一个章节，而不是一篇针对希特勒的檄文。而且你说得对，这篇编者按太过尖锐，虽然也无人能说他写得不对。而且最好删掉未来撰稿人名单。”
“德国人。”
如今克劳斯把他的名字印在杂志的未来撰稿人中，就是把他拖进了流亡者的叛离网，把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
“也许那很对。”托马斯说。
他想到在未来某一天，他的书会在德国下架，他便恐惧起来。他回想起为他奠定声誉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意识到假如他当初在写作时就知道，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被允许读它们，那么这两部书一定会大为逊色，不会有如此的自信和强度。他在写那些书时，不必去想它们会在想象层面上干预本国焦虑的公众生活。这种空想是不必要的。他的词汇与德国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和自然的。他知道这种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但他希望尽可能地推迟这一天。
“总统不会想听到这个的。”她说。
自从一九三〇年的柏林讲座后，托马斯还没做过触犯当局的事。在流亡法国和瑞士的这些年里，他谨慎地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从他的出版商贝尔曼那里得知，他的缄默已为柏林所注意。纳粹也许会没收他的财产，拒绝更新他和他家人的护照，但仍然允许他的书出售。
他不喜欢她的语气。
克劳斯主编了一本文学杂志《集合》，当创刊号从他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寄来时，托马斯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未来的作者中。他想，他没有特地批准让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将会为杂志撰稿。然而无人告诉他，尤其是克劳斯对此只字不提，它会采取如此尖锐的政治立场。海因里希的文章和克劳斯的编者按都激烈抨击纳粹政体，克劳斯写道，虽然这份出版物不是政治性的，但它有明确的政治使命。
“你是谁？”他问。
“是的，我了解但丁，”她对托马斯说，“人生的中途、幽暗的森林<注："引自《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田德望译）。">，所有这些我都了解，但这帮不了我去杂货店买胡萝卜，也没法和一个管道工解释水管渗漏的事。我们需要学习日常美国英语。”
“我是阿格尼丝·迈耶，《华盛顿邮报》老板尤金·迈耶的妻子。”
他们一回去，卡提娅就又找了一个英语老师，来弥补意大利老师工作上的不足。
“你打电话来有何贵干？”
托马斯决定举家搬回瑞士，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可以等开学后去上德语学校。他们希望在萨纳瑞郁郁寡欢的莫妮卡，能在瑞士找点事做。
“别这么和我说话。”她说。
来萨纳瑞的流亡者越多，当地人就越讨厌他们。托马斯走在街上，不想被人认出是德国人，卡提娅也不喜欢走进商店时因为她的国籍而受到注视。十五六岁的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还在上学，他们希望可以生活在一个不会因为他们说的语言而被区别对待的地方。
“你不如回答我的问题？”
“啊，那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你可以把俾斯麦留在家里。我肯定他还有一部书要写。”
“我打电话来是想说，我们应该在华盛顿见个面，我就在华盛顿。我不会参加晚宴，那将是一个私密场合。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两件事。第一，罗斯福不会在位很久了。第二，我会对你很有用。”
“我这辈子从来没真正地晚上出去玩过。”卡提娅说。
“谢谢。”
“卡提娅，”内莉说，“你知道晚上去哪里玩最好？”
“等我看到你的日程，我会添上一次和我的会面，地点在我们住的新月山庄。这将是一次私人会面。现在我得挂电话了。谢谢你接电话，请向你的妻子代为致意。”
“这就是我盼望见到你的原因。”海因里希说。
白宫比他想象得更小。他们被带进去的那个边门毫不起眼。在一间在他看来壁纸太花哨、窗帘太像剧院的客厅里，他见到了罗斯福夫人和其他几位客人，他们都问他和卡提娅旅程如何，打算何时回欧洲。
“亲爱的，我想今晚就在镇上逍遥。先找家高档酒吧，一直喝到港口的烂酒馆，怎么样？”
他努力地说英语，但翻译接手后，他感觉轻松多了。
她终于坐下后，把注意力转向了海因里希。
在餐厅里，总统也来了，是一个男助理用轮椅推他来的。他穿着紫色的晚宴服，似乎很高兴见到他们。
“为了法国，”她说，“我为法国干了这杯。你们不想为法国干杯吗？”
“欧洲人觉得我很奇怪，”他说，“我既是总统，又是总理。但这没有坏处。”
她还要继续，这会儿连海因里希也让她坐下来，侍者似乎也面露忧色来到一边。
在这顿非常普通的晚餐上，总统什么都没问，只是发表了许多幽默的评论。当听说曼家夫妇接到阿格尼丝·迈耶的电话时，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
托马斯看到，因为她是用德语祝酒，那张长桌上的人并没有被打动。
“私下里，她是个可怕的人，”他说，“但电话上，她是一个歌剧演唱家。”
餐厅里有一个长桌上坐着一群古板的中年法国人。他们正在彼此低声交谈，然后似乎吃了一惊，因为内莉在餐后点了科涅克白兰地，说只要她还没有向法国和所有法国人祝酒，这个傍晚就不能结束。
“我们最近还听了一场歌剧，”罗斯福夫人说，“总统现在犹有心悸。”
“哦，谈美食和爱！还有别的可谈吗？也许可以谈钱，也许谈我们女人能否在冬天到来前买到皮大衣，还有皮帽、丝袜。”
晚餐后，他们看了一场电影，然后总统以有紧急事为由，被轮椅推走了，他的妻子带他们参观他的书房。
“那你想谈什么呢？”托马斯问，“你是客人。”
托马斯以为他和总统会有一次单独对话，也许会谈谈德国的事，但总统显然无意于此。
“不谈政治，不谈书。”
第二天，阿格尼丝·迈耶向他保证，这是罗斯福夫妇表达友善的方式。
餐桌上，海因里希想和托马斯聊聊他从下午的报纸上读到的消息，但内莉打断了他。
“他们极少对别人这样，”她说，“他们说话越少，食物越简单，就表明他们越喜欢你。他们没有邀请要人，就说明他们信任你。你看，我对他们说过要信任你。第一夫人想要深入了解你，我认为她喜欢你有所保留的态度。哈佛那边的人觉得你古板，但罗斯福夫妇更有见识。你瞧，他们都赞赏你的妻子，此事意味深长。他们是很看重家庭的人。”
卡提娅冷冷地望着远处。
托马斯不知该如何接话。
“天热的时候，我觉得冷，天冷了，我觉得热。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希望在长途旅行之后我不会感到寒冷。但有人说，嗒嗒的火车声能让人快速热起来。”
“你随时都可以给我发信号，”她继续说，“我会为你在美国打开方便之门。克瑙夫出版社只对纽约一知半解。他们是书商，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如果你不给我信号，我等到时机成熟时，会给你发信号。”
他们走向餐厅时，内莉把目光投向卡提娅。
“发什么信号？”
“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切。”海因里希答道。
“你会在美国定居的信号。同时，你也得抓紧学英语了。”
她抚弄着海因里希的一只耳朵。
托马斯从美国回来，仍然没做任何不利于当局的公众发言。当埃丽卡发现他决意不批判希特勒，是为了不把他的德国出版商贝尔曼拖入泥沼，便致信他说，现在他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还说她不在乎贝尔曼。
“啊，一顿美妙的盛宴，有汽水、红酒、汤，还有龙虾，或者我们能吃鸭子吗？你觉得他们会有鸭子吗，我的小鸭子？”
“她不明白你父母的危险处境。”托马斯对卡提娅说。
当他们去酒店大堂接他们时，托马斯看到哥哥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那一瞬间，他以为她是酒店员工，或是酒吧里的侍者。当内莉站起来拍手，发出一声欢呼，引得周围人都朝她看时，他注意到卡提娅的神色顿时严峻。
“克劳斯、埃丽卡和海因里希火力全开，”卡提娅说，“若会出什么乱子，早就出了。你的发言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是时候离开德国了。”
他们说好，等内莉来尼斯，她和海因里希就会去萨纳瑞，住在一家小酒店中。等她来了，托马斯和卡提娅会去接她和海因里希，为他们接风洗尘。
“看来我的发言会对埃丽卡有影响。”
有海因里希时，他倾听、微笑，在餐馆里他坚持付账。他问到米米和戈斯基，也问到内莉·克勒格尔。
“会对我们都有影响。”
傍晚，他们去广场散步，顺便把海因里希送进某家咖啡馆，回家路上没有海因里希，托马斯和卡提娅都感到如释重负。
当贝尔曼因为留在德国继续出版而受到流亡者的指责时，托马斯发表声明支持贝尔曼，这时埃丽卡写信给他，语气是有节制的愤怒。
海因里希又倒了些咖啡，往椅背上一靠。
您也许会因为这封信很生我的气。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友好相处的时光注定会让人分离。您与贝尔曼博士及其出版社的关系是不可终结的——您似乎准备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如果这对于您是一种牺牲，那么我，毫无疑问，终将成为您的损失，如果到这一步，也不必介怀。这对我来说是悲伤而可怕的事。
“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托马斯说，“但我更喜欢旧世界。所以我对他们没用。”
托马斯把信给卡提娅看，他以为她会有很多话要说，说埃丽卡从出生那天起就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他们的人生。可卡提娅什么都没说。
“你应该和他们多相处，”海因里希说，“他们的视角超越战争，甚至超越和平。他们见面是为了讨论思想，这当中会诞生重要的书。”
他知道，埃丽卡要与他划清界限的事也许会传得众所周知。他也从阿尔弗雷德·克瑙夫那里了解到，去见他的美国读众是把他视为在世的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只因反对希特勒而流亡在外。如此一来，向他们解释他的沉默便不那么容易了。
“无论德国是谁掌权，”托马斯说，“这些人都会觉得被排挤在外。”
迄今为止，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例外，因此他不曾想过加入反对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卡提娅理解这点，但埃丽卡、克劳斯、海因里希不理解。他们不理解怯懦。对他们而言，只有透彻。但托马斯认为，这个时代的透彻只属于少数勇士。对其余人而言，这个时代唯有混乱。而他归属于“其余人”的方式，如今并不让他感到自豪。他想要以有原则的形象立足于世，但他觉得这个形象其实是软弱的。克劳斯拍来的电报给埃丽卡点燃的火上又浇了把油，托马斯独自去湖边散步。等埃丽卡写信后再行动，正是克劳斯的一贯做法！他差点想写信给他俩，说既然他们如此精明，不妨把自从一家人流亡以来，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钱都加起来算算。
海因里希从尼斯搬来和他们同住后，对萨纳瑞的流亡者数量之多大感兴趣。他通常一早起床，去市中心买报纸，然后看看咖啡馆里都坐着些什么人。等托马斯和卡提娅下来用早餐，海因里希早已收集了一箩筐的最新消息。托马斯以为萨纳瑞的大部分德国人，包括布莱希特、瓦尔特·本雅明和斯蒂芬·茨威格在内，见面只是为了聚众赌博，但海因里希说他与他们一起讨论艺术和政治。
但最令他更生气的是，他知道埃丽卡和克劳斯是对的。
海因里希也把法语剪报寄给托马斯，还在剪报上画了重点。托马斯和卡提娅想过回寄一些东西，但后来也就忘了。托马斯决定每周六给哥哥写信，即便无甚新事可谈。他可以告诉海因里希他正在读什么小说和诗，但他知道海因里希对政治进展更感兴趣。
他每天都在写基于《旧约》中的约瑟故事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即便好战者的声音在德国日渐喧嚣，他仍然觉得这样的书会有读者。然而一旦他开口反对政体，他就会失去德国读者。他已经写下的那些字将会死在纸页上，只能仰仗翻译。而且他将会永远留在纳粹的黑名单上，卡提娅的父母也会进一步遭受逼迫。但当他朝家走去时，他告诉自己，其他作家都曾面对此事，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德国作家、艺术家携家带口离开这个国家，包括海因里希的新女友内莉·克勒格尔。海因里希和米米几年前分手了。米米和戈斯基现今生活在布拉格。海因里希时常写信给托马斯，提及他离开她们的内疚感，以及对她们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邀请她们来尼斯，因为他自己都生活拮据。等内莉来了，经济就更困难了。
他忠于他的出版商，他想保住他的德国读者。他闪烁其词，拖延应对。他曾试图不去想自己该怎么做。他不敢面对他已经失去了德国的现实。他一旦发声，将别无选择。
他什么都做不了，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令他不安。当他独自坐在书房中时，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引发外界，甚至是美国，对米萨姆案件的兴趣，但这也许会让他的处境变得更糟。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做。他去睡觉时想明白了这点。但他不知自己的动机是否单纯，他做出袖手旁观的决定是为了规避风险，还是有更好的理由。
他当然要批判希特勒！但在女儿的勒令之下，在众目睽睽下这么做，他觉得颜面扫地。只要埃丽卡能不作声，他就会行动起来。
走在回家路上，托马斯自问那些流亡者是否真的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力，能把一个人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他想，托勒的请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托马斯认识的唯一一个纳粹就是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如果贝尔特拉姆收到托马斯·曼的信，要求他动用自己的权力把一个参与慕尼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托马斯都能想象他的惊讶。
卡提娅写信给埃丽卡，对她的语气表示伤心。她强调说，埃丽卡给父亲写这样的信，让他俩都很难过，她很注意没有与托马斯拉开距离。托马斯则在数日后写了一封温和的信安抚埃丽卡，说他可以发声的那天即将到来。
“那么他完了。我没有其他办法了。”
这两封信却让埃丽卡愈加恼怒。
托勒悲伤地点点头。
几天后的早晨，他从书房窗口看到卡提娅在门口车道上收到邮件。他看着她拆开一封信，读着读着皱起了眉，他就知道是埃丽卡的信。他奇怪卡提娅没有立刻来他书房把信给他。午餐时，他们聊着当天的各种事，唯独没有提到埃丽卡。直到后来他找到卡提娅，问她要不要陪他去散步，她才把这封满纸尖酸刻薄的信交给他，但一起交给他的还有她自己用老式手写字体起草的一份宣言，抨击纳粹的宣言，这是让他拿去发表的。
“我在纳粹里没有朋友。”
“你们都要跟我作对了吗？”他问。
“我来问你，也是束手无策了。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你一定有人可以联系。”
“这事不急，”她说，“我这只是一份提纲。我相信你自己能写得更好。这里写的你都想过了。”
“如果我有，我怎会还在这儿？”
“埃丽卡要为我做决定吗？”他问。
“在有影响力的人中。”
“不，决定是我做的。”她说。
“在纳粹里吗？”
“你同意她信里的意见？”
“可你一定有一些朋友和熟人？”
“我对她的信没有兴趣。今天早晨我扫了一眼。我已经忘了信里写了什么。”
“现在不是了。”
数日后，他的宣言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面面俱到地批判了政体，但缺乏真正的尖锐。他写的时候，卡提娅站在一旁看着。
“你是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德国人之一。”
起初，他的宣言几乎无人注意。他收到了海因里希一封短信，热烈祝贺他站对了位置，但其他人都没来联系，他也没有收到来自政体的任何威胁。他猜测，纳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此信唯一的实际后果是，伯恩大学撤销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怎么帮呢？”
他在这件事上思考得越充分，就越想写一封更长、更有激情的，能被全世界报纸转载的信。如果埃丽卡能发怒，那么他会让她见识何为真正的愤怒。如果她能说，他更能口若悬河。他没把这番打算告诉卡提娅。他要一个人做。
“他一直为你说好话，”托勒最后说，“我能否请你帮他？”
读者经常抱怨他的句子太长，格调太高。他决定这次的文风要更为高蹈。他要用他掌握的所有体系对纳粹发言。他要用纳粹出现之前的作家曾使用的语气，居高临下地站在德语的地位上对他们发言。他要把大量的从句和嵌套从句掷向那些相信自由与进步的人士恐惧和厌恶的人。他会提出一个仿佛他有权得到回答的问题：所谓的领袖如何在短短四年内，把德国降格成了一个无法被准确描述的国家。他会提出一个仿佛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对文字负责的作家，该如何在这个毁灭灵魂的政权危及整个大陆时保持缄默。
酒送来了，他们沉默无言地坐着。
他知道此信将会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被阅读，因此他会强调这一点，镇压、消灭一切反对势力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让德国人备战。
“是的。”
他动笔时心里很清楚，此事做得太迟了，而这番如此高傲、自信的语气，像是来自一支已经写了许多批判希特勒的檄文的笔。托马斯意识到，从沉默到发言，他转变得太快，可当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找到了自信，他把文章再读一遍，感到心头一松。他本该在希特勒上台那天晚上就写的。
“你是说他会直言不讳？”
海因里希对托马斯第一封信的反馈是礼貌的，也是平淡的。但这次他的来信显然激动了，他很高兴看到弟弟一口气铿锵有力地说出了所有该说的话。他肯定地说，之前托马斯长期的沉默，并没有让世界遭受损失，因为如今他说的才是最终陈词。
托马斯想起来，米萨姆是另一个不太可能但却当上了慕尼黑革命领袖的人。
埃丽卡给母亲写信表达她的喜悦之情。现在魔术师把一切都拨乱反正了，她说。克劳斯也来信表扬父亲对纳粹骄傲的出击。
“埃里克·米萨姆被纳粹抓了。他们在国会纵火案后拘捕了他。我知道他被用了刑。他和我们其他人不同。你知道，他是剧作家、诗人，但也是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监狱里是不会为自己争取好处的。”
“如果你给克劳斯写封信，”卡提娅说，“也许会有用。”
他越发紧张了。托马斯寻思他是否会开口要一大笔钱。
“写信说什么呢？”
“我想单独见你是有原因的。”托勒说。
“我相信你会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可以写你盼着读到他的下一部书。埃丽卡说他正在写一部现代版的《浮士德》。”
托马斯一直听人这么评价海因里希，但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克劳斯。
他们的美国之旅让他们明白，要把英语说得流利，还得多加努力。卡提娅找了个女子把句子和词组从德语翻译成英语让她记诵。她已经学会了所有的时态和规则，还记了五百个单词，但她开口说话仍然不自信。英国诗人每天和他们练习一小时对话，他发觉他们犯的错误后，就再讲一小时语法。
“他非常优秀，”托勒说，“他孜孜不倦地写作。也许他的成就只有在将来才能被认可。”
“这个‘did’，”托马斯说，“能让我一命呜呼。你可以说‘he did do’，否定是‘he didn't do’<注："德语中否定句一般直接在句尾加否定词，无须添加助动词。因此这一点对托马斯很难。">。难怪英语像打仗。”
托马斯说他与儿子已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那么‘does’呢？”卡提娅问。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惭愧。”托勒说。
“难道不是‘do’吗？”<注："托马斯没学会助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变形，以为现在时的“he does do”是“he do do”。">他问。
然而托勒没有提到钱，却问他对克劳斯写文章激励国外民众起来反抗希特勒的事有何看法。
“两个都是。还有动词短语，”卡提娅说，“我买了一本这方面的书。”
托勒紧张激动地和他握手，问他是否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或酒，托马斯以为这位诗人是想要钱。他带了点现金，他想可以一坐下来就把钱给托勒，或许还可问问托勒是否欠了酒店钱，他可以帮忙付账。
托马斯留意到去湖边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他想，如果纳粹真想把他遣返，从山林田野间把他抓走就行。这个念头闪过之后，便挥之不去。瑞士和德国的边境是互通的，把他拖上一部汽车，绑在车厢里，给他注射一针安眠剂，这事并不难。他犹豫着是否要把这些担忧告诉卡提娅，但他觉得她一定早已想过。如今他们应该更认真地考虑美国的邀请。
他一直不明白为何这个不成熟的年轻人能成为革命领袖，当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所谓的总统，即便只当了六天。他不明白是什么驱使恩斯特·托勒把慕尼黑搅得天翻地覆。
一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们朝房子走去时，看到有个人站在一辆车旁，车子几乎堵了他们的车道。托马斯朝卡提娅打手势，意思他们应该转身。
一天傍晚，卡提娅略感不适，他独自去参加了一场流亡者的晚宴，饭局上他与恩斯特·托勒打了个照面。
“我感觉不妙。”他说。
其他人都以各种方式批判这个政权，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么做的。他知道以布莱希特为首的这群人正注视着他——这个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人。他和卡提娅傍晚去广场散步时，特意不穿看起来很新或很贵的衣服。
“每次有人来送货，或是邮递员来时，我都有这种感觉。”她说。
他想避开这群人的原因之一是，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什么样。和他们一样，他每天等着消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或内版的一则故事可以让他安睡，也可以让他做噩梦。
他们迂回绕到房子正面。当他们能把整个景象看清楚时，那人已经走了。
托马斯发誓再也不去咖啡馆，但他不能拒绝所有流亡者朋友的邀请。他想，这可真奇怪，就连他们中间最爱谈论政治的人，也兴致勃勃地谈起自身的苦难了，比如财产损失和签证问题。他观察他们时，觉得他们是一群已经被打败了的、正在蒙受真实和想象中的痛苦，同时等着新闻或钱的人，他们的衣着日渐寒酸。
次日一早，卡提娅走进他书房。
“你知道我的意思。”年轻人答道。
“他又在我们房子外面了。”她说。
“你是说在希特勒的手中改变？”托马斯问。
托马斯来到楼上的窗口，朝下瞥了一眼。那人三十多岁。他随意地站在他们车道前面，双手插在兜里。
“现在他在这里身无分文，而你和你家人住着大房子。总有一天这一切会改变。”
“如果我们报警，”卡提娅说，“会很难跟他们解释。而且也会让我们引人注目。”
“我知道。”托马斯说。
托马斯想，如果埃丽卡在，她就能把这人赶走，不管他是谁。
“是托勒阻止了这件事。”
午餐后，他决定出去看看这人是何来历。卡提娅从窗口观望，随时准备报警。
“那我可能就会名声大振了。”托马斯说。
他走到那人面前，那人把手从兜里伸出来，面露微笑。
“你本来可能会挨枪子儿。”年轻人继续说。
“我接到命令不能打扰你，所以我想就在你家门口等到你出门或回来为止。”
“因为你写了那些书。”另一个人窃笑着说。
“你是谁？”
“为什么？”
“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我们曾在萨纳瑞的咖啡馆里见过。有人告诉过你，他曾监视你家，我就是那人的同事，但这次是托勒派我来的。”
“别惊讶。当时我十六岁，看起来天真无邪。我盯着你进进出出，然后把所有的事上报。”
“他想干什么？”
托马斯面露困惑。
这人似乎因他的语气吃了一惊。托马斯努力笑了笑，缓和气氛。
“慕尼黑叛乱时，我是负责监督你的人。”
“他派我来传个口信。”
“我觉得房子快被没收了。”托马斯说。
“你要进来坐坐吗？”
“你的慕尼黑豪宅还在吗？”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问。
进了门，他向卡提娅自我介绍，说他去年曾在萨纳瑞街头见过她。
“他不喜欢德国，”他说，“但他更讨厌法国。”
“你是流亡者吗？”她问他。
另一人笑起来。
“是的，”他说，“可以这么说。我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但现在就是一个流亡者。”
“我为自己感到遗憾。”这个年轻人说。
“对于这些身份而言，你似乎太过年轻。”卡提娅说。
他意识到这话问得有些嘲讽。
“我在慕尼黑革命期间是恩斯特·托勒的助手，但我没有被监禁。他在狱中时，我为他工作。”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革命时期你一定还是个孩子。”卡提娅说。
“不是。有时我写一两句，但接着就会涂掉，连手稿都不留。”
“是的。”
“你是诗人吗？”托马斯问他。
在托马斯的书房中，咖啡端上来后，他看到此人流露出之前没有的硬气。他想到此人看似文质彬彬，但其实干过革命，便不由觉得好笑。他想，也许列宁也曾经如此。
一天下午，他独自坐着，发觉旁边一群讲德语的年轻人正在注意他。当其中一人过来邀请他与他们同坐时，他笑着站起来，和每个年轻人打招呼。他发现自己的到来引起了这群人中两个瘦长脸的疑虑。他一出现，他们就停止了交谈。他看到邀请他加入的那个人欲言又止。
“我得告诉你，埃里克·米萨姆是怎么死的，”此人突兀地开启话题，“这就是恩斯特·托勒派我来的目的。我知道你曾在埃里克死后，寄钱给他的遗孀。我们现在已经把事件始末拼凑了起来。”
他早间的作息一成不变，但到了下午时常忍不住去镇中心走走，去报摊看看新到的外国报纸，在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托马斯很乐意和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坐在一桌上，但他会避开共产党人的桌子。
“他是吕贝克人，”托马斯说，“我不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听到他的死讯，我是很震惊的。”
在卢加诺和阿罗萨，托马斯能读到德国报纸。而在萨纳瑞，谣言四起，还有各种派系斗争。大多数德国流亡者每天早晨去咖啡馆。他发现，犹太人感兴趣的是留在德国的犹太群体的命运，他们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忙着憎恨共产党，共产党也憎恨社会民主党。他发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很能惹是生非，他一家家咖啡馆地散布异议。他惊讶的是恩斯特·托勒，此人曾是慕尼黑叛乱的领袖之一，现在也在萨纳瑞发表意见，仿佛他的意见很重要似的。其他人来来去去，包括海因里希。他主要待在尼斯，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用法语写专栏，批判希特勒及其政权。
“你必须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因为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如今正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人，任何被纳粹盯上了的人。人们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米萨姆被关过三个不同的集中营。他几乎不间断地遭受折磨，我们对此有真凭实据。据说希特勒恨他是因为他参与慕尼黑革命。他们可以指控他，甚至处决他。可他们没有这么做。托勒让我来告诉你，这种新的暴虐行为已经很普遍了。集中营里的守卫，行为没有任何制约，可是在米萨姆这件事上，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打碎了他的牙齿，这可能是即兴行为，但他们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头皮上打了个“”字印，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他们让他自掘坟墓，还模拟了行刑。最后他们让他在厕所里上吊，他拒绝了，他们就杀了他，把他从演兵场上一路拖过去，他的头骨碎裂了，然后他们把他吊在厕所里。对此我们有见证人。在埃里克的监禁期间，我们有证据证明他每天被打。这些发生在将近十八个月中。”
于是，迁往法国南部的决定似乎是一时兴起。但决定之后，他和卡提娅都不想列举种种理由来说明这一变化的合理性。没有理由。他们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就下定决心去做了，想到这点，他不禁微微一笑。别人问他，他就说南法会让他觉得更舒服，许多德国人都迁去了那里。一家人先到邦多勒，然后跟着其他作家去了萨纳瑞苏梅尔，在那租了一栋大房子。
“你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些？”
起初他背井离乡，离开他那仿佛永固的慕尼黑豪宅，还缓不过神来，以为只需要找个安全的落脚点。但当他拿到瑞士的证件时，他开始不安了，似乎卢加诺只是第一站，是临时的避难所。离家令他恐惧。那些日子里当他想到一本书，就知道它大概在书房的什么位置，但他无法把书取下来，无法打开书，这令他心里难受，有时也感到恐慌。另一方面，住在瑞士，听着当地人说话的有趣口音，读着当地报纸，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犹如踏上了一段冒险旅程。
“托勒觉得你不明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他以前对你说过埃里克的事。可是无人能救他。现在，轮到其他人了。”
这时，瑞士的报纸毫无讽刺地称希特勒为“元首”。托马斯开始失去信心，觉得德国政权不会倒台了。他意识到纳粹不是慕尼黑起义中的诗人。他们是街头打群架的混混，但攫取权力后并没有失去对街道的控制。他们既当政府，又当反对者。他们凭借敌人的理念崛起，把敌人包含在自身之内。他们不怕负面宣传——相反，他们想把自己的恶劣行为传遍天下，让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死忠党，都害怕他们。
“我能干什么呢？”
他发现他与卡提娅的护照即将到期。他去更新护照，德国官员先是驳回，然后不予理睬。他曾指望瑞士能介入此事并给予他和他家人国籍，但他发现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明白这个接纳他的国家既是一处避难所，也是一座堡垒。最终瑞士给了他临时居留身份和让他能够旅行的临时证件。
“谨慎小心。我们从未见过这种事。我们所有涉及那次慕尼黑事件的人都在名单上。”
托马斯知道，终有一日他不得不从安全的外界批判德国的事，但此刻尽管承受压力，他不想让卡提娅的父母再遭危险，也不想让自己的书从书店下架。而且他的出版商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还在德国。如果托马斯的书无法在国内发行，贝尔曼就没有生意可做，重印这些书也只会让他落入更大的险境。虽然卡提娅和埃丽卡持相反论调，托马斯仍然认为希特勒的将军会让他下台，或者会发生群众起义。他每天早晨打开报纸，都希望能看到纳粹的势力正在衰退。
“我并没有支持过慕尼黑革命。”
“历史都是过去时，”她说，“所以讨论历史有助于学习。他在过去。它在过去。她在过去。他们在过去。这个在过去。这些在过去。”
“我知道。当米萨姆和托勒阻止其他人抓捕你、没收你房子时，我就在那屋里。米萨姆说，在我们即将创造的新世界中，你将会有用武之地。可是并没有什么新世界，只有集中营里创造的那个世界。”
数月后，卡提娅找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年轻英国诗人，请他来家里上对话课，不讲语法。她说她更习惯过去时态，想要聊聊历史。
他站起来时，托马斯觉察出他有种军人的仪态。
卡提娅决定一起来听课，但托马斯觉得她更像老师而不是学生。她已学完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她要求慢慢地、细致地讲解规则，从现在时态讲起。每天早晨，她交给托马斯一张二十个英语单词的列表，背后写着德语词义，她说他得在晚上之前记住它们。上课时，她努力做得比老师更好，经常一不高兴就讲德语，但意大利人不懂这门语言。
“现在你要去哪？”托马斯问。
“我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说，“我知道但丁是用哪种语言写的！”
“托勒打算去美国，如果我可以的话，会跟随他去。他相信，或有时相信，我们在那里会安全。现在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走，哪里对我们都不安全。你也是。”
起初，他觉得他的意大利英语老师过于穷酸，他都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语法学习和不停的重复教学也很乏味。戴眼镜的老师显然恼了，他拿出一本但丁《地狱》的英译本，带着托马斯一行行地读，让他抄写所有的生词，并在下一堂课前记住这些单词的意义。当托马斯在餐桌上说到他在学习但丁的英语原著时，埃丽卡和米夏埃尔都跳起来纠正他。
托马斯送他出门，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下车道。
每天早晨他们用餐时读报，总有一人会分享新闻，纳粹又犯下什么暴行，逮捕了谁或是没收了谁的财产，又有什么威胁了欧洲的和平，对犹太人、作家、艺术家或共产党又有什么古怪的指控，然后他们就叹口气沉默下来。有时候卡提娅读新闻，会说最糟糕的不过如此，但随即埃丽卡纠正她说，自己看到了更耸人听闻的事。
“他是谁？”卡提娅问。
他从未打算逃离自己的国家。他没能看出预兆。他误解了德国，这个本该刻在他灵魂上的地方。他想到只要自己一踏进慕尼黑，就会被从家里拖走，带到一个再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恍如身在梦中。
“恩斯特·托勒派他来传话，”托马斯说，“他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或许来自未来。我不知道。”
屈斯纳赫特，一九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