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画过你吗？”
“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就是一篇小说里的角色。这很显然嘛。他就像是一篇画家小说里的画家。所以他画自画像。”
“在我小时候他画过。但现在我不要他画了。反正他不画自己时，就爱画马戏团演员，还有半夜在外游荡的人。”
“为什么？”
克劳斯每天都在强调他不会逗留太久，他经常走到窗口眺望通往沙滩的路。他喜欢查看放在桌上的一本笔记本里托马斯写的东西，大声读上一段或一个长句。如果他与曼家共进午餐，或餐后来到他们桌边，他绝口不提他和托马斯聊过的事，也不说他去过托马斯房间。他把注意力放在莫妮卡和伊丽莎白身上。
“我父亲也是。可是很难把我父亲写入一篇小说。”
“我看克劳斯又有了仰慕者。”托马斯说。
“那篇是《混乱与早期的悲伤》，”他说，“是的，那位父亲是个教授。”
“这孩子有很多仰慕者，”卡提娅说，“他赢得了整个餐厅的爱，也许还有大半个岛的爱，只除了可怜的米夏埃尔，他根本不看克劳斯一眼，也许还有我。”
托马斯被克劳斯热诚的语气逗乐了。
“你不喜欢他？”
“我父亲和哈伦教授聊过您的书。他们说您写了一篇关于一位教授和他家庭的小说。”
“能让莫妮卡开心的人我都喜欢。”
克劳斯·霍伊泽尔开始每天中午来见托马斯，这时托马斯已完成上午的写作。
一天傍晚，哈伦教授早早地去睡觉了，托马斯和霍伊泽尔教授喝到很晚。
伊丽莎白要克劳斯午餐时和他们坐在一起。他对她说，他母亲会想他的，她就让家人晚点用餐，让克劳斯先和他父母吃饭，然后再到曼家这边来。
“我看我儿子已经成为你的仰慕者了。”他说。
“我们一定会小心的。”克劳斯出现时说。
托马斯意外地听到他自己早先用过的这个词。
很快克劳斯·霍伊泽尔的关节炎预报被证实是对的。天气转暖，一丝风也没有。早晨海上的白云总杂着几缕乌云，但到了中午就晴空万里。托马斯一到沙滩，就需要阳伞遮阴。他读书或眺望大海，而卡提娅被米夏埃尔缠住，不得不帮他建造沙堡，陪他玩水。莫妮卡和伊丽莎白被克劳斯·霍伊泽尔带去海滩的另一头。
“他很聪明，对他这个年纪而言很早熟，”托马斯说，“还有他和我的女儿们玩得很好。”
“我得走了，不打扰您了。明天会转晴，也许我会在沙滩上遇见您。”
“每个人都喜欢克劳斯，”教授说，“都想拉他一起玩。”
“读书，如果天气好转，我会去沙滩。”
他面露微笑看着托马斯。托马斯没看出嘲讽或不悦。教授似乎放松下来，像是正在享受他的傍晚。
“下午呢？”
“有件事很奇怪，”他说道，“无论我们把人脸画得多好，都很难画好手。如果魔鬼现在来问我，我想用什么来交换永恒的臣服，我会请他让我画手，画出从未有人注意过的手，完美的手。小说家有没有类似我们画手的问题？”
“如你所说，上午在这写作。”
“有时候很难写爱。”托马斯说。
“您是在这里写作的吗？”
“是啊，所以我不画我的妻子和儿子。你能用哪些颜色呢？”
少年环顾房间。
一天下午在沙滩上，米夏埃尔在遮阳伞下睡着了，卡提娅打断了托马斯的阅读。
“不，我学商务，我没有艺术天赋。”
“伊丽莎白一定要我们邀请克劳斯·霍伊泽尔去慕尼黑。今天上午早餐后，她去向他母亲说了这事。她还拉着莫妮卡一起去。她有没有问过你这事？”
“你学的是艺术吗？”托马斯问。
“完全没有。”他说。
“天气要变了，”克劳斯说，“我遇到一个人，据说是岛上的专家，他有关节炎，能凭身上的疼痛情况判断天气。”
“也没来问过我。她很任性。我看得出莫妮卡为她们没先来问我们而不安。但你的宝贝伊丽莎白不是这样，她完全不担心。”
一阵风来，吹得窗框作响，托马斯走到他旁边，一起放眼眺望。
“那孩子接受了吗？”
“我喜欢开头，就是汉斯遇到表兄那里。”
“他站在一旁，和平常一样镇定。”
“《魔山》非常长，”托马斯说，“我经常想是否有人读得完它。”
当天傍晚用餐后，克劳斯·霍伊泽尔的母亲来找他们。
他语气中充满自信，说完后却红了脸。
“你们的两个女儿特别可爱。”她说。
“我来是因为我父亲昨晚一时兴奋告诉您，我读完了《魔山》。我当时很尴尬，因为我只读了开头。但我读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死于威尼斯》，我非常喜欢它们。”
“你的儿子也招人喜欢。”卡提娅说。
他彬彬有礼，但不露怯。他的语气里有种揶揄，这让托马斯想起自己的儿子克劳斯经常对母亲说话的口气。托马斯请他进房间，克劳斯直接走到窗口，托马斯不知该让门开着还是关上。克劳斯没有回身，他开始欣赏风景，托马斯轻轻关上了门。
“他们仨求我让克劳斯去慕尼黑拜访你们，但我告诉他，假期里的事不会延续到冬季。”
“抱歉打扰了您。您的女儿告诉我，您只在上午写作，所以我希望您现在不在工作。”
托马斯看到卡提娅的脸色一沉，这是在说她的女儿们或许性情易变。
下午天气更坏了，但其他人又出去骑车游荡。托马斯站在阳台上，望着巨浪拍岸，白沫翻滚。敲门声响起时，他以为是酒店员工，便喊了声“进来”，但无人进来。敲门声又起，他过去开门，发现站在那里的是克劳斯·霍伊泽尔。
“很欢迎你的儿子来慕尼黑。”她说。
“他和前台那个人交上了朋友，他查看了登记簿上我们的名字。”莫妮卡说。
“我和丈夫认真商量过此事，”克劳斯的母亲说，“克劳斯有时间去，但我不希望他给你们添麻烦。”
“怎么知道的？”卡提娅问。
“他不会的。”卡提娅说。
“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名字。”莫妮卡也说。
莫妮卡和伊丽莎白保证说，如果克劳斯·霍伊泽尔来住，她们会照顾好他。
“他真是个热心人。”托马斯说。
“家里有很多房间。”伊丽莎白说。
“我自行车的链条掉了，是他过来修的。”
“一定会很完美，”莫妮卡说，“让他来吧！”
“你是在哪遇到克劳斯的？”托马斯问。
“可是这很不正常，”卡提娅说，“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住在一起。”
“他骑车出去，”伊丽莎白说，“遇到了这个人。”
“我都十七岁了，”莫妮卡说，“埃丽卡和克劳斯在这个年纪时，你都让他们去柏林了。我们只是想让一个可爱的人来我们家做客而已。”
“克劳斯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呢？”卡提娅问。
很快这事定了，克劳斯·霍伊泽尔秋天去。托马斯竖起耳朵想知道克劳斯打算在他家住多久，但他发现压根没提及。
“他告诉我，”她小声说，“岛上有个人能预报天气，这人说很快会有酷热。”
一天午餐后，他听到莫妮卡和伊丽莎白在小声地求卡提娅什么，卡提娅摇头，莫妮卡继续求。
第二天午餐时，伊丽莎白与克劳斯·霍伊泽尔交上了朋友。
“为什么这么小声？”他问。
“我们晚上通常只聊这个，”他的父亲说，“我们非常无聊。”
“她们想让克劳斯留下来，他父母两天后就走了。”
“他们在跟您聊画画吗？”他问托马斯。
“这难道不该由他父母决定？或者克劳斯自己？”
“我相信这位作家有其他的事要做，没空想象我的心情。”克劳斯说。他开心地弯起嘴角，然后笑开了。
“克劳斯想留下来，他父母也答应了。但他们说这样一来，他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也必须同意。”
“我的儿子读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死于威尼斯》。你能想象他发现他和最喜欢的作家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心情吗？”
“我同意，”莫妮卡说，“伊丽莎白也同意。”
托马斯背对着门，没看到霍伊泽尔的儿子进来，但他注意到了这位父亲脸上浮现出宠爱的笑容。他把儿子克劳斯介绍给托马斯。
“这不就结了？”托马斯问。
“也许他已经写了‘我是’，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
“如果你们都这么说的话。”卡提娅说。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写书的哲学家。”吕贝克的教授说。
托马斯发现固定下来的作息时间令他受益。他每天上午都能写到满足为止。餐桌上，他欣慰地看着女儿们和克劳斯说话。下午的沙滩上，八岁的米夏埃尔和父母单独在一起，就变得更安静，更听话。他已经习惯了待在水里，喜欢父母一人一侧牵着他的手，把他从扑来的浪头上举高。托马斯曾让克劳斯和戈洛骑在他肩上走，但他陪米夏埃尔玩过的事，从未和他们玩过。米夏埃尔每天看到父亲午餐后出现在沙滩上，都会快乐地大叫起来。
“通货膨胀时代的百万富翁的脸，”霍伊泽尔教授说，“能画一幅好肖像画。”
父母离开的那天，克劳斯送他们到轮渡，然后回到酒店敲响托马斯的门。托马斯想，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被父母留在酒店里，想必是很奇怪的。他和卡提娅现在取代了离开的教授夫妇。他记得，他自己的儿子克劳斯十七岁时，生活不受管束，也毫不掩饰没有父母监管的好处。可是这个孩子，另一个克劳斯，没有克劳斯·曼对思想和时事的兴趣。他不想写小说、演戏。他可以平起平坐地和托马斯说话，问他问题。托马斯觉得他对莫妮卡和伊丽莎白也是同样的态度，只是稍稍调整一下语气。
当晚他们在酒店休闲厅里喝酒时，托马斯知道这两位美术教授并不想问他的书。他们讨论的是彼此都认识和仰慕的画家，托马斯对这些名字一无所知。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夜总会和德国小巷子里的场景对画家来说是多么有价值的题材。
“我不觉得父母离开了有什么区别，”他说，“他们在这儿的时候，我也一样自由。我父亲曾参加过战争，他讨厌规矩，所以他从不给我立规矩。我父母从不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第一天傍晚，晚餐快结束时，一个男子走到他们桌前，自称是来自吕贝克的美术教授。他告诉这家人，他非常欣赏《布登勃洛克一家》，觉得这部小说让他的城市脱离了乡土气。他名叫哈伦。他有个习惯，每晚都与朋友霍伊泽尔教授——一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画家——一起喝酒，因此他问他俩能否与这位作者在今晚或其他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指了指一张桌子，那边的男子举手向他们致意。托马斯想，那位就是霍伊泽尔教授了。而坐在他身边饶有兴趣观望此事的，正是他早先看到的少年，显然他是此人的儿子。托马斯对那位教授点点头，然后把目光投向少年，少年也回视着他。他们都站起来时，他觉得这少年应该是十七八岁。少年对他父亲说了几句，然后带着他的身材窈窕的母亲离开了餐厅。
“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们该做什么，可他们不听我的，特别是两个大的。”托马斯说。
他听不见少年对老妇说了什么，但那一定很幽默，她大笑起来，大声说谢谢。少年主动帮老妇提购物袋，但她拒绝了。他的穿着和自信的样子都说明他不是岛上居民。少年经过托马斯身边走进门厅时，朝他笑了笑。
“克劳斯和埃丽卡。”克劳斯说。
从酒店的廊檐下，他看到一个正在风中艰难行走的老妇。她一手提着沉重的购物袋，另一手拄着拐杖。一阵狂风刮来，她的帽子被吹走了。他正要出去捡，看到走在老妇身后的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少年，飞快转过身，跑去捡起了帽子。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
托马斯下楼来到门厅，虽然才下午，光线已经很暗。他想，如果他们去的是西西里岛或威尼斯，情况会多么不同。如果去了特拉沃明德，他心中会有怎样的波澜。
“我父母在杜塞尔多夫看过他们的剧，就是那出关于四个年轻人的剧，还对我说了他们的事，不过谁都知道他们是谁。”
第一天刮着猛烈的风，大家都不能去沙滩，托马斯坐在阳台上，望着白云在天上飞速穿梭。他想读书，可是空气中有种沉重感，他只觉得昏昏欲睡。卡提娅买了雨衣，租了自行车，带孩子们骑车去了。
克劳斯在看托马斯正在写的一段文字。他的手指在一行行字下滑动，托马斯站在一旁。当托马斯指出某个被删掉的字时，克劳斯焦急地抓住托马斯的手推到一边，以便能看到被删的那个字。
日记中最令他担心的是对一个名叫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男孩的感情。他是在六年前，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遇到他的，当时他与卡提娅正带着三个幼子幼女在北海叙尔特岛的坎彭镇度假。
托马斯立刻感到了克劳斯的手贴在他的指节上的温度。他没动，也没说话，任由克劳斯的手多停留了几秒钟。
日记里还有许多他珍爱然而无法与人分享的时刻。对前来听他讲座的年轻人或是在音乐会上对偶遇者的无意一瞥。有时这种视线是相互的，对视的力度使其意义昭然无疑。他对公众的景仰感到受用，对他吸引的庞大观众感到欣慰，但留在心底的却总是这些沉默而隐秘的偶遇。注视中充满秘密能量，不把这些信息记入日记，是不可想象的。他想把转瞬即逝的东西固化起来。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付诸笔墨。难道他能让他的人生故事就此离开，彻底湮灭吗？
他俩都没开口。托马斯觉得他可以转过身，抱住克劳斯。可他明白这种举动多半是不会受欢迎的。他想，克劳斯来他房间并无他意。他一直与大人们处在一起，也被他们平等地对待。他近来在沙滩上和莫妮卡、伊丽莎白蹦蹦跳跳地玩，但并没有想过会被她们的父亲，一个年龄是他三倍的男人拥抱。
家里电话铃一响，托马斯就担心会不会有人来通知他，部分日记已经出现在报端。他在家门口的马路上踱来踱去，巴望着听到来送箱子的邮车声。他寻思着，万一日记落入纳粹手中，他能否说日记不是他的，而是精心策划的伪造材料。但他知道，那上面记载了太多细节和太多日常信息，无人能够炮制出来。
托马斯想要说些什么，好缓和房间里的紧张气氛，他觉得克劳斯也感知到了这种紧张。克劳斯瞟了他一眼，然后垂眼看着地板。他的脸红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托马斯只想让这少年出去，他知道卡提娅或孩子们就要来了，或者酒店员工会突然来敲门，即便克劳斯现在出去，他也会在走廊上遇到卡提娅。
然而他付诸日记。如今在德国的某个地方，这些日记可能正在被竭力想毁坏他声誉的人检查。
“您不介意我去慕尼黑吧？”克劳斯问。
他想，这并不是许多父亲都会有的想法。他知道自己并非特例，但也知道那少数几位父亲——或许只有极少数——发现儿子对自己有性吸引力后，并没有蠢到把话说出来。他当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确定无论是克劳斯还是其他家庭成员都对他的心理活动毫无所知。
“不介意，而且我的女儿们因为你要去都很兴奋。”
他想，一定曾有几次他在日记中写过克劳斯身体的诱惑，或是当克劳斯身穿泳衣出现在他面前，他心中的悸动。
“希望我不会打扰您的工作。莫妮卡说，别人在您书房门口都不能说话。”
他一遍遍回想日记里写过什么。一些私人内容是无妨的。他记得自己写过对伊丽莎白的疼爱，那对任何一位父亲来说都是恰当的感情。即便是居心叵测的纳粹，也不能指出他对伊丽莎白的写法有何不妥。但当他想起对克劳斯写过什么，不禁蹙起眉头。长子年幼时，他曾为他的美貌心动。一天，他进入克劳斯和戈洛合住的卧室，看到克劳斯赤身裸体。这一形象印在他脑海中，足以让他在日记中写下他被儿子莫名吸引。
“她夸大其词。”托马斯说。
托马斯在苏黎世找了一个书商，在他为自己的临时小图书馆所开列的书单上，又加上了王尔德的传记。他知道自己即便曝光，也不会像王尔德那样锒铛入狱，他也知道王尔德曾过着浪荡的生活，而他不是。他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一个名作家走到耻辱的公众人物这一步。这在王尔德身上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而公众又是多么翻脸无情地对之谴责！
“我想读完您所有的书，”克劳斯说，“但我不能再打扰您了。”
房子里很安静，如果邮车来送箱子，托马斯觉得他一定能听到。他留意着是否有发动机的声响。箱子一日不到，他就知道自己仍处于尊严扫地的危险之中。他对纳粹了解越多，就越懂得他们的宣传才能。如果日记落到戈培尔<注："戈培尔：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手中，他必定知道掌握了什么宝贝。他会挑出最具破坏力的细节，并在全世界曝光。他会把托马斯·曼的名声从伟大的德国作家变成丑闻的代名词。
他在唇边举起手指，表示他做的是一桩秘密的事。然后他悄悄走了出去，轻轻关上门。
早晨他一睁开眼，就想着也许箱子今天会到。他不确定会是邮车来送，还是别的官方运输车。托马斯穿好衣服后，就开始在楼上窗口张望。他楼下的临时书房面朝房子前方，他能看到所有经过的人。他注意到邮递员来了，但只是送来几封信和小包裹。
克劳斯·霍伊泽尔秋天来慕尼黑时，总是避免给人添麻烦。如有人想要找他，他总是在某间客厅里读书。如果莫妮卡有空，他就和她待在一起。他对伊丽莎白也一样。很快戈洛开始注意他，两人经常在一起深入讨论话题。
他明白，他的长子长女不会如他一般名誉扫地。他们所立足的世界，是他们公开拒斥对性简单分类的世界。任何破坏他们名誉的作为，只能换来他们和他们朋友满不在乎的嘲笑。可一旦他的日记被选段出版，没有人会觉得有趣。
克劳斯·曼来时，毫不掩饰他对小克劳斯的欣赏，他公开调戏他，还说他相信他俩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托马斯看到克劳斯·霍伊泽尔与克劳斯·曼保持距离。
最初在一九二〇年代，他不喜欢纳粹，因为觉得他们低俗，他以为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困境中的德国的一根芒刺。如今他想象着一群纳粹在逐页读他的日记，对他的自说自话相当不耐烦，但接着看到某几段，他们精神一振。他们不会追踪他漫无目的的每日行踪，但会用燃火的双眼搜寻场景和句子，并做好摘录。
托马斯和卡提娅下午散步回来，睡过午觉后，克劳斯·霍伊泽尔总是来他书房，他会仔细地听托马斯告诉他自己上午写了什么。克劳斯总是要看他的手稿，对涂改之处特别着迷。每次托马斯对他指出某个词，他就会重复当时在酒店房间的动作，把手放在托马斯的手上，停留一会儿，然后把托马斯的手挪开，好看清楚涂掉的那个字。
他想，如果有人读到这些日记，一定会奇怪他家与普通德国人差距那么大。当他的同胞们的钞票变得一文不值时，他在赚美元。那段时间他过着想当然的奢侈生活。政治上，他变得更自由，更国际主义，但在生活上他与外界越发隔离。
埃丽卡来了，她说她回家很开心，哪怕被迫每天陪莫妮卡散步，听她喋喋不休地诉苦，她也不会说什么了。
戈洛和托马斯面对面坐在沙发椅上，托马斯从未离他儿子这么近。其实最好什么都别说，这似乎让戈洛感到舒坦起来。与长兄长姐不同的是，他对别人的心思更感兴趣。此刻托马斯感到，他看穿了父亲的心思。毕竟在这些年里，他一直默默地在家里观察。
“莫妮卡没有任何苦恼，”她的弟弟克劳斯说，“家里没人苦恼。就连戈洛也笑脸常开。魔术师还戴上了颜色鲜艳的领结。这都是因为他们在北海岛上找到了一个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小天使，把他打包新鲜送到家。他住在阁楼上。我母亲也喜欢他。只有米夏埃尔一看到他就皱眉。”
戈洛不安地朝他瞟了一眼，托马斯瞬间意识到，戈洛多少知道日记本里写了什么。他心想他是否翻过日记，或者读过几段。如果是这样，他会很快得出结论，为何这些被锁在保险箱里，为何只有这些——而不是其他文件——需要被寄往卢加诺。
“我相信你对这男孩的感觉一定难以描述？”
“没有。”
“对，这是对我感觉的很好总结。”克劳斯说。
“他有没有给你收据或什么纸，证明他已经寄了？”
餐桌上，埃丽卡没有搭理克劳斯·霍伊泽尔，而是一直谈论她看过的各种剧，她说有必要来一场反纳粹的卡巴莱歌舞，那一定能吸引很多人。
“他主动说让他去寄。当时我觉得自己被监控了，我想他不太容易被注意，这看来是最佳方案。我也许应该再等一等，把箱子一起带过来，可我以为你想尽快拿到它。”
“我应该这么做，但首先我想去环球旅行，我想在文明分崩离析之前去看看每个地方。”
卡提娅离开后，托马斯问戈洛，他交给汉斯的箱子是不是就是那个装着日记本的。
“埃丽卡，”她母亲说，“你真是为弟弟妹妹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想我们应该给你画一幅肖像，挂在厅里。”
戈洛抵达卢加诺后，将这事告诉父母，又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我把那个箱子交给汉斯了，他答应帮我去邮局寄。但只有上帝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很可能把它交给纳粹了。”
“克劳斯·霍伊泽尔的父亲可以画。”莫妮卡说。
当汉斯被指责告密时，他抖起了威风，大摇大摆地走在房子里，威胁厨师和女佣，说他会让他们都进监狱。这话戈洛也听得到，汉斯是特意让戈洛知道，他也可能会进监狱。
克劳斯羞涩地笑了笑。
戈洛在慕尼黑的处境逐渐艰难起来。银行不再让他取钱。他觉得自己被监视了，随时可能被拘押。他无法阻止当局把两部家庭汽车都没收了，没收时，他发觉是家里的司机汉斯向纳粹告密，说他计划开其中一部车去瑞士。
“啊，你就是那个金童，”埃丽卡说，她朝霍伊泽尔转过身，“啊，我之前没注意到你！看看这个金童！”
戈洛说事已办妥，托马斯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做的只是等它们运达。
“是啊，我就是这样。”克劳斯说着，抬起头和埃丽卡对视，仿佛在说如果她继续挑衅，他会比她更强。托马斯从未见他如此美丽。
他想，在他所有的孩子里，戈洛从小就最能保守秘密。他在餐桌上就喜欢仔细观察，一言不发。托马斯把保险箱钥匙寄给他，让他把油布封面的笔记本拿出来，不要翻阅，直接装进箱子寄到卢加诺。他毫不怀疑，戈洛会依命行事。
克劳斯·霍伊泽尔一天下午过来时，问起托马斯的早年生活。克劳斯听得很认真，不知不觉间，托马斯追忆起了他父亲的死。他对克劳斯讲了他与海因里希那些年的积怨。当克劳斯问起他母亲，托马斯情绪激动起来，他无法回答，起身走到书橱旁，站在那里，背对着克劳斯。他等着，他知道克劳斯得做出决定，是否要走过来。托马斯心想他不能转身，不能说话。他屏住呼吸，倾听克劳斯是否正在走过来。
她担心戈洛留在慕尼黑的时间过久。她也担心年近三十的埃丽卡和克劳斯，在德国对他们关上大门后该如何谋生。托马斯想，她对另一种危险还一无所知。不披露日记的内容，他就无法对她分享此事。她会惊骇他是何等愚蠢，竟然把这样的东西押给了命运。
他感觉到他在移动，但随即又停下了。他想到克劳斯正在自问该怎么办。他想，如果他咳嗽一声，或发出什么轻微的声音，甚至只是把重量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他就能让克劳斯不再冒险。
“真奇怪，”她说，“现在我们倒是犹太人了。我父母从没去过犹太教会堂。我把孩子们视为纯粹的曼家人，可现在他们因为母亲是犹太人而成了犹太人。”
后来他想，他是否被操控了，正如保罗·埃伦贝格曾经操控他那样，但他确定克劳斯·霍伊泽尔并非在耍他。他觉得这少年对他心怀敬畏，也不知这位年长的作家白天黑夜心里都是他。他相信克劳斯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一个喜爱的眼神，与男孩的手的相触，甚至他的声音都能让托马斯以某种他以为不再可能的方式兴奋起来。
他想，卡提娅已经接受了家里的损失和长期流亡的可能性，但无法接受丈夫颜面扫地。
埃丽卡提议请他们的舅舅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家里吃饭，让三个克劳斯同聚一堂。这像是玩笑话，但莫妮卡和伊丽莎白当了真，几天后就安排好了。
他的性梦想已经进入他的小说，但在虚构作品中它们能很容易地被解释为文学游戏。由于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从来无人公开指责他内心深处的反常。但如果这些日记出版，他是什么人，他在幻想什么，就一清二楚了。人们会发现，他文风里的疏淡和书卷气，他性格中的古板，以及他对荣誉的兴趣和执着，都是为了掩盖心底的性欲。当其他作家——包括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和诗人斯特凡·乔治——已经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托马斯把他的性兴趣锁在日记本中，日记本又锁在保险柜里。他明白，如果此刻被暴露，那么他会因为刻意欺瞒而备受鄙夷。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了，卡提娅让他在餐桌上坐在她旁边。埃丽卡也要坐在自己的弟弟克劳斯身边。莫妮卡和伊丽莎白想要克劳斯·霍伊泽尔坐在她俩中间。托马斯笑着看到他自己、戈洛和米夏埃尔没提任何要求，似乎也没人提出要坐到他们旁边。
他必须把日记运出慕尼黑。他得设法让人打开保险柜，把日记原封不动地送交给他。
上菜后，交谈渐渐热烈，托马斯没有参与他们的聊天。他发现莫妮卡和伊丽莎白面露不快，因为埃丽卡和克劳斯·曼对克劳斯·霍伊泽尔大感兴趣，不停地问他问题，和他讲笑话，逗他。与此同时，卡提娅一直小声地和她的哥哥克劳斯说话。他们聊得很开心，克劳斯说了什么后，卡提娅惊讶地摇起了头，接着他俩的谈话变得严肃起来，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认真地听卡提娅对他说的话。
戈洛把家具、油画、书籍从慕尼黑的家里搬走，以出售为名搬到了瑞士，这事并不难办。戈洛还从他父亲账户里提走了大笔存款。托马斯想从德国转走的有手稿和信件，包括卡提娅从达沃斯写来的所有信，但他明白最重要的资料是他的日记。日记藏在他波琴格街书房的保险柜里。从来没人看到过它们。他想，卡提娅应该知道日记的存在，也一定知道里面有私密资料，因为日记是被锁起来的。但她绝对无法想到，穿插在天气、讲座地点这类平淡记叙中的是他的私密梦想和情欲生活。
托马斯看着他们，似乎看到了他的小说有了生命。克劳斯和卡提娅回到了他为他们设想的《瓦尔松之血》的场景中。他们是一对彼此牵缠的双胞胎。他从一个沉闷的闯入者变成了魔术师，把他自己无序的家庭变得有了实形。
起初，触犯纳粹的书在柏林被焚烧时，托马斯还庆幸他的书不在其中。但埃丽卡回来时，她指出所有重要的德国作家，包括海因里希和克劳斯，以及布莱希特、赫尔曼·黑塞，他们的书全被扔进火里。她强调说，被排除在外，很难说是一项荣誉。托马斯看到卡提娅在默默地点头。戈洛写信告诉他们，恩斯特·贝尔特拉姆非常支持烧书，但他没让托马斯的书被一起烧掉。卡提娅先读了信，然后把信交给他，自己离开了房间。
他与克劳斯·霍伊泽尔目光交接，意识到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死于威尼斯》中的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而克劳斯变成了他在沙滩上密切关注过的那个男孩。
托马斯每次听到这种说他再也无法看到老房子的话，都心中一惊。他仍然每天读报，希望希特勒的势力能够衰退下去，或者他被行刺，或者军队起义反抗纳粹统治者。
托马斯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如果他离开餐桌，除了克劳斯·霍伊泽尔，无人会注意到他离开。就连戈洛和米夏埃尔也在热烈地聊天。他从这张脸看到那张脸，他发觉克劳斯·霍伊泽尔一边假装在听莫妮卡说话，一边却不时地朝他投来一瞥。他趁大家都忙着聊天，大大方方地盯着克劳斯看。而克劳斯先听莫妮卡说，又听伊丽莎白说，还回应了克劳斯·曼的话，他偶尔朝托马斯抬起眼，默默地表明他只在意托马斯，餐桌上发生的其他事都对他毫无影响。
戈洛还说，他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宴会，以此消耗父亲酒窖里的最好的酒。他不紧不慢地打包收拾书籍，整理资料。
家里人都知道，上午不能打扰他，但他们也知道，这条规矩到了下午就无效了。尽管如此，只要克劳斯·霍伊泽尔和他在书房，就没人会过去。
戈洛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在慕尼黑与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一次午餐。贝尔特拉姆说他赞成自由，但这仅限于好德国人。当戈洛说他父亲也许永远不会回德国时，贝尔特拉姆说：“为什么不回？他毕竟是德国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戈洛又说，贝尔特拉姆在卢加诺时没去探望托马斯，他试图为此找借口。他说，当时他不是一个人，意思是他迫不得已，无法与戈洛的父亲维持友谊。
谈话间，托马斯会起身走到书架前。他不会取下一本书来，也不会换姿势，只是等着克劳斯走过去。
托马斯答应他会上英语课，还会读一本简单的英文书。
克劳斯来做客的第二个星期，某天下午，他告诉托马斯，他与卡提娅聊了几句。
“你想像德国人那样说英语吗？”米夏埃尔问。
“很奇怪，”他说，“是她先说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所以只好说谢谢。我本想说我不急着回家，但她又说欢迎我继续住下去。我觉得她是话中有话。”
“他是意大利人，我不想像意大利人那样说英语。”
“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英语非常好，而且他需要钱。”
“我是说，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我应该在这个周末离开了。”
米夏埃尔建议托马斯向他的小提琴老师学习英语。
托马斯不由得使劲咽了口唾沫。他们默默坐了片刻，然后他开口。
“天才。”米夏埃尔说。
“你想要我去杜塞尔多夫看你吗？”
“你还想要什么？”卡提娅问。
“是的。”
“我的老师说，我有音乐天赋，就这样。”
托马斯起身走到书架旁。他还没来得及定下心来倾听克劳斯的呼吸声，克劳斯已经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托马斯的双手，握了一会儿，然后让他转过身，他们面对彼此，亲吻起来。
托马斯对米夏埃尔说，他演奏的音乐很美，米夏埃尔皱起了眉。
埃丽卡和克劳斯即将离开，他俩与家人以及克劳斯·霍伊泽尔吃了最后一顿饭。餐桌上，克劳斯·曼坐在他身边。托马斯看着他们商量当克劳斯·曼去杜塞尔多夫时，两人见个面。很快埃丽卡也决定要去，他们三人可能会结伴去柏林。当莫妮卡和伊丽莎白明显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这些计划之外时，克劳斯·霍伊泽尔不再搭理克劳斯和埃丽卡，当晚剩下时间只和两个小姑娘聊天。
米夏埃尔每天花数小时练习，他对小提琴格外上心，他还和老师商量好，让老师每周两天来卢加诺一起拉琴。
托马斯把克劳斯·霍伊泽尔写到了他的日记里，他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一起的高潮。他不觉得这么做有何危险。不把这些写下来，任其消逝，那才是危险。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关在监狱里。如果他回意大利，就会被捕。而且没有人真正需要一个小提琴老师。所以他一脸悲伤。”
克劳斯·霍伊泽尔离开后一星期，某一天，托马斯和卡提娅在河边踏着秋叶散步，卡提娅提起了他们的客人。
“所以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我们过着风雨无忧的生活，”她说，“我愿意生养六个孩子，因为想让他们能彼此有个伴。但我时常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更多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少接触外面的世界。小克劳斯让我们的生活都变得活泼起来，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的孩子，除了戈洛，都只考虑自己，可能我俩也是这样，但克劳斯似乎在考虑每一个人。这真是一项杰出的天赋。”
“他是意大利人，其他老师都嘲笑他。”米夏埃尔说。
托马斯仔细品味这番话是否别有他意，但没有。
“他和你的其他老师有何不同？”卡提娅问。
“你哥哥怎么看他？”他问。
十四岁的米夏埃尔和他们同住在卢加诺。托马斯记得他在慕尼黑时极不情愿上小提琴课，而他的钢琴老师拒绝再给他上课，因为他对老师的辅导相当反感。可是在寄宿学校中，他倒是不讨厌一个教小提琴和钢琴的意大利老师。
“第三个克劳斯吗？我哥哥的眼里只有我。”她说。
托马斯发现，虽然伊丽莎白读了这封信，但其他人并没有看。餐桌上，卡提娅让埃丽卡一个人说话。每晚她都尽可能早地回自己房间。当埃丽卡去法国找克劳斯时，她似乎终于松了口气。
“莫妮卡很爱克劳斯·霍伊泽尔。”
我一直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我的女儿——是埃丽卡和克劳斯·曼的母亲、托马斯·曼的妻子。曾经也许这在慕尼黑是一件骄傲的事。现在你逃离在外，我知道你的孩子们和丈夫将需要发言反对新秩序，对此我能理解。但这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窘迫。我们一直在当忠诚的德国人。我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为了支持他，我做了一切，包括帮忙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黑暗中的唯一一线希望来自威妮弗雷德·瓦格纳<注："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威廉·瓦格纳的儿媳，她在丈夫过世后一直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直至“二战”结束。">，真不可思议，因为她衷心支持那个我不会写出名字的人。她说她会帮助我们，但我们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爱他。幸好我们当初去了叙尔特岛，否则就不会遇见他了。”
卡提娅的父亲让人特地给她送了一封信，信中让她别写信也别打电话。她把这段话给托马斯看：
他记得，他在日记中不仅仅写了他与克劳斯·霍伊泽尔之间的事。他还逐日写下了他的梦想，那个少年待在书房中，对他有何意义，他早晨醒来之际，想到克劳斯就在楼上某个房间的床上时，他想到了什么。他想象着在某个办公室里，穿制服的人读到他与一个比他长子次子年龄都小的人的关系时，会如何彼此推推搡搡低声窃笑。他想象着他们也许会把这些日记交给他们的上司。在这些上司中，也许有人知道要如何利用这些日记。他想象着自己和卡提娅走在卢加诺的街头，穿着如常一丝不苟，但当他经过店门口时，里面的人都聚过来朝他瞧。
读到戈洛的来信，他们担心他的安全，但戈洛似乎并不害怕，他在信中写得好像慕尼黑成了一个剧院，或是一个他必须报道的大场面。他也传来一些伤心的消息，特别是写到他去探望外祖父母。他们仍然住在他们漂亮的房子里，但对未来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写道，他的外祖父一直在说：“我们竟然要在有生之年目睹这些！”在当局眼中，普林斯海姆家是犹太人。卡提娅的哥哥彼得被柏林的洪堡大学解雇，他和兄弟们一样，正在计划离开德国。
他的律师海恩斯从慕尼黑来到瑞士，当他和卡提娅、戈洛与海恩斯见面时，他们的主要议题是纳粹也许会夺走波琴格街的房子。他们达成协议，海恩斯会尽力阻止此事发生，他会把书房里的文件，包括信件和小说手稿，都拿走并保存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对纳粹的看法人尽皆知。他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毕竟戈洛和卡提娅的父母还在德国，他自己在慕尼黑有房子，在德国银行有存款。更何况，批判一个还只是蠢蠢欲动、令人讨厌的德国工人党，和批判一个在全世界寻求合法性的德国政府是不同的。
最后托马斯提到了箱子的事。海恩斯详细询问了戈洛那个司机干了什么后，说他会去查询。
在大战刚开始时，托马斯对他的德国观众有清晰的认知。当他在柏林做讲座时，他认为他的听众都认可他关于自由民主的观点，也认可他所说的身为德国人的意义。如今这些人沉默了。已经没有一处论坛可以让他对他们说话。如果他在瑞士的安全处境下攻击希特勒，那么他也会受到反攻。他的书将在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他不会再被允许发言。
一周后的上午，他听到电话铃响。是海恩斯。
埃丽卡让托马斯发布一份声明，与德国永远断绝关系。托马斯的一场关于瓦格纳的讲座被许多巴伐利亚音乐和文化界名人弹劾，一长串名单中包括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汉斯·普菲茨纳。托马斯觉得最好不要对此做出反应，认为他们一定是受到了新政体的威压才这么做。埃丽卡则认为他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宣布他对新政府的厌恶。他应该呼吁同胞们以各种方式反对希特勒。托马斯最终发布声明，刊登在瑞士报纸上，但他确保在发出去之前，埃丽卡没有看到。后来卡提娅告诉他，他的女儿觉得这份声明的语调谄媚懦弱，他并不感到意外。
“我拿到箱子了。它在这儿。我该怎么处理？”
埃丽卡开始和家人争论，说他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再也回不去慕尼黑的房子，他们失去了它，他们在德国银行的钱将被没收，这时他就感觉不那么好笑了。埃丽卡像是把这些话熟记在心，一遍遍复诵，迫使他和她母亲面对他们一直逃避的现实。
“你是怎么拿到的？”
卡提娅在卢加诺租了一栋房子，莫妮卡和伊丽莎白也来了。米夏埃尔在一所瑞士寄宿学校念书。不久埃丽卡也来了，她抽烟比以前更凶，晚上喝很多酒，早晨第一个起来拿报纸。她的声音灌满房子，她更像是一个来谴责他们的亲戚，而不是像他们一样来避难的大女儿。埃丽卡对德国最小的地方官的姓名都了如指掌，她对他们详细讲述了那边在强制执行下发生的变化。上午的其余时间，她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写信。她打很多电话。她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的谣言成了她的奇怪谈资，对每个人津津乐道。她声称要反抗当局，开车回慕尼黑拯救父亲的手稿，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她答应不去冒险。但后来托马斯好笑地听她说起这段她仿佛亲身经历的旅程，说她如何骗过纳粹的边境守卫，把珍贵的文书藏在驾驶座下带了回来。
“不难。慕尼黑总有些渠道。官员还是那些官员。我只是去邮局投诉了这个延误问题。他们找到箱子时，非常懊恼，不知该如何解释为何没有寄走。”
埃丽卡和克劳斯尽快离开了慕尼黑。只有戈洛还住在房子里。他们不解的是，他的来信看似一切正常，似乎这个政权上台已不再是新闻。他告诉他们，他曾听到一个谣言，埃丽卡被捕了，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但他现在知道这不是真的。戈洛又说，他见过叔叔维克托，叔叔非常高兴自己在银行里升职了。他心想叔叔是不是取代了一个犹太人同事的职位。
“现在能寄了吗？”
“不行，不行，”埃丽卡说，“而且天气很糟糕。你们再在那里待一阵子，你们什么都不会错过的。”
“你放心吧，一定能收到，除非你想把里面的东西和其他文件一起存放在我办公室。”
他说先与埃丽卡取得联系，然后再做决定，但卡提娅说打电话回家不安全。他们不能说自己目前在哪。她打电话时，他就坐在一旁，听着埃丽卡回话。卡提娅用密语问女儿现在是否可以进行春季大扫除了。
“不必，箱子里有我正在写的小说的笔记。”
他吃惊地听到卡提娅在酒店里告诉一个客人，他们不能回慕尼黑。
等待邮递期间，他盼着再读一遍他写的克劳斯·霍伊泽尔。
一九三三年二月国会纵火案发生时，托马斯和卡提娅正在瑞士阿罗萨度假。他们每天都听说又有许多人在街头被捕，被袭击。一星期后国民议会选举开始，托马斯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回慕尼黑，确定有没有被抄家。如有必要，他们会把房子出租，甚至出售，然后悄悄地把资产转移到瑞士。
然后在某个夜晚，当他独自待在出租房中时，他会把这些日记，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一起投入火中。他知道，日记能寄到他手中是他的幸运。此刻他心想，在流亡的第一年中，他是否还需要这样的幸运。
卢加诺，一九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