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那就是他。你为什么不问问船长？但是一定要十分小心，我们不要被这个坏蛋再缠上！’
我母亲转回来了，我看见她正在发抖。她急速地说：
我父亲走开了，不过我跟着他。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激动。
她站起来朝她的女儿们走去。我也注视着那个人。他已经老了，浑身脏兮兮的，满是皱纹，他的视线一刻没离开他的工作。
船长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蓄着淡黄色的胡子，他正带着一种庄重的神情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正在指挥一艘印度大邮船。
‘你自己过去看看吧，克拉丽斯，我宁愿你亲眼去瞅瞅。’
我的父亲彬彬有礼地跟他说话，带着许多恭维的语气向他询问有关他职业的事：
但是我的父亲仍然坚持道：
‘哲西岛的重要特点是哪些？它都出产什么？它的人口？它的习俗？土壤的性质？’等等。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旁人也许相信他所问的至少是美国的事。
我母亲迷惑了，她结巴地说：
随后他们谈到了我们所搭的那艘名叫快利的船，随后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末了我父亲才用一种不安的声音问：
‘哎，就是我的弟弟。如果我以前不知道他在美洲有了好生活，我真的认为那就是他。’
‘您这儿有一个年老的牡蛎贩子，他看起来相当有趣。您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吗？’
我父亲接口道：
船长已经对这段谈话开始厌倦了，他冷冷地回答道：
‘哪一个于勒？’
‘那是我去年在美洲发现的一个法国老年流浪汉，我把他带回来了。好像他还有些亲戚住在勒阿弗尔，但是因为他还欠着他们钱，所以不愿意回到他们身边。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莽诗或者是达尔往诗，总而言之是和这个差不多的一个姓。他在那边曾经很富有，可您看看他如今落到什么境地了。’
我母亲惊呆了，问：
我的父亲变得面如土色，哑着嗓子，目光呆滞，咕哝道：
‘非常古怪，那个卖牡蛎的看起来真像于勒。’
‘啊！啊！很好，真好。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非常感谢您。船长。’
但是，我父亲突然好像紧张起来；他向后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那个家人围着的正忙着的老水手，然后快速向我们走过来。他看起来脸色异常苍白，样子怪怪的。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之后他就走开了，那位海员一头雾水地看着他离开。他回到我母亲跟前，显得如此苦恼，以至于她对他说：
‘他要是安安静静地待着多好。’
‘坐下吧，有人会注意到有问题的。’
那两位女士刚刚走开，我的父亲就指点我的姐姐们应当怎样吃它们而不会使汁液流出来；他甚至想为他们做个示范，于是拿起一个牡蛎来。他试图摹仿那些女士们的动作，但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汁液撒到他的大衣上了。我听见母亲喃喃地说：
他摊开身子坐在一条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这样，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我认为这种歧视是不公正的。我看着父亲，他正傲慢地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和他的女婿朝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是他，就是他。’
‘至于约瑟甫，他就不要吃了，男孩子们不应该被宠坏了。’
随后他又问：
‘我害怕吃坏了肚子。请孩子们吃些吧，但是不要太多，否则会让她们生病的。’随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说：
‘我们怎么办？’
我母亲因为要花钱，不免犹豫起来，但是我的两个姐姐立刻答应了。我母亲用一种不痛快的语调说：
她迅速回答道：
毫无疑问，父亲是被那种在移动的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打动了。他认为那是一种优美文雅的好举止，于是走到我母亲和姐姐身边，问道：‘你们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吗？’
‘我们必须让孩子们离得远远的。既然约瑟甫什么都知道了，就让他过去把她们叫走。我们必须当心不能让我们的女婿发现。’
微风中，我父亲挺起胸脯，穿着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仔细擦干净的礼服，他四周散发着那种去港口散步必有的汽油味，这味道总是提醒我星期天到了。突然他看见有两位先生正邀请两个衣着华丽的女士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刀子撬开它们交给那些先生，他们跟着又递给那两位女士。她们用一种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着牡蛎壳，一面向前稍稍伸着嘴巴以免弄脏她们的衣服。随后她们快速轻轻地一吸汁水，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里。
我父亲像是彻底懵了，喃喃地说：
汽笛响了。我们都登上船，然后船离开了堤岸，在那片平坦得如同大理石桌面一般的海上突然加速前进了。我们看见海岸消失在远方，大家都显得兴高采烈，洋洋自得，就像那些不经常旅行的人一样。
‘大祸临头了！’
最后我们终于起程了。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轮船在格兰维尔码头冒着蒸汽，我父亲不知所措地监督着我们的三件行李装上船，我的母亲紧张不安地挽着我那个独身的姐姐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出嫁后，她就孤单得像一窝小鸡中的最后一只了；在我们后边，才是那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总是待在后面，这常常让我转回头去看。
我母亲突然大怒起来，大叫道：
去哲西岛的旅行完全成了我们唯一的愿望，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梦想。
‘我一直认为这个小偷从来不会做出什么好事，并且他又会纠缠上我们！正好像一个姓达勿朗诗的，怎么能够在他的身上指望点什么！’
哲西岛对穷人来说是个理想的旅游地。那里不是很远，坐着轮渡穿过海峡，就到了国外，因为那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的。因此，一个法国人经过两个小时的航行，就能够看见邻国的人们住在他们国内的情形，并且可以研究一下他们的风俗习惯。
我父亲用手擦过自己的额头，如同往常他妻子数落他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她又说：
我们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决定在举行婚礼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作一次旅行。
‘给约瑟甫点钱，让他去付吃牡蛎的钱。现在，已经够出乎意料的了，要是再被这个叫花子认出来的话，那就有好戏看了！我们到船的另一头去吧，并且小心别让那个人靠近我们！’
终于有人来向二姐求婚了。他是一个办公室职员，并不富有，但是很正派。我一直相信是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那封信才扫除了这个年轻人的顾虑，他才下定决心求婚。
他们给了我五法郎就走开了。
我的大姐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让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十分发愁。
我的姐姐们正惊讶地等着父亲。我说母亲突然觉得有点儿晕船，然后我向那个牡蛎贩子问道：
基于这个预计的归来，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我们甚至谈到用我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的乡下买一所小别墅。实际上，我不能保证我父亲是否已经开始找人商谈了。
‘我们应当付您多少钱，先生？’
‘嗨！菲利普！’
我当时感觉想笑：他是我的叔叔！他回答道：
大家急切希望看见于勒挥着手帕叫着：
‘两个半法郎。’
‘如果于勒就在那里面，那多叫人惊喜！呃？’
我给了他我的五法郎，然后他找了零钱。我看着他的手，那只满是皱纹的粗糙的海员的手，接着我又望着他的脸，一张愁云密布衰老不堪的脸，我对自己说：
每个星期天，看着那些从水平线上开过来的冒着浓烟的大轮船的时候，我父亲就会重复着他那句永久不变的问题：
‘这是我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
后来的十年中，我们没有收到于勒叔叔的任何信件；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我母亲也时常说：‘当好心的于勒回来后，我们的境况就会不同了。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我给了他五十生丁的小费。他向我道谢：
两年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告诉你不必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做得也不错。明天我将动身到南美洲作一次长期旅行。我可能好几年都没有消息。如果我没有信来，不必挂念。当我发了财，我就会回勒阿弗尔。我希望那不会太久，并且我们将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封信竟成了家里的福音书，动不动就被拿出来读，并拿给所有人看。
‘上帝保佑您，我的少爷！’
一个船长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租了一家大商铺，并且经营一种大买卖。
他说话的样子就像穷人接受施舍那样。我不禁想到他在那边也一定是讨饭的！姐姐们望着我，对我的大方感到吃惊。当我把两法郎交还给父亲的时候，我母亲吃惊地问我：
一到那个地方，我的叔叔就开始做某种生意了，并且他不久就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一点儿钱，希望能够尽快补偿因他的所作所为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让全家激动万分。于勒，从前有人说他一文不值，居然突然变成了一个好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一个和所有忠实正直的姓达勿朗诗的人一样的人。
‘要花三法郎？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于勒叔叔在吃光自己最后一文钱后，显然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份遗产。后来，按照当时的惯例，就让他搭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轮船到美洲去了。
我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
我的叔叔于勒，我父亲的兄弟，最初全家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而后来却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了。我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论他，我对他已经是那么熟悉，好像一见面我就能立刻认出他。他在动身去美洲之前所过日子的一切情形，我都一清二楚，尽管别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着他人生中的那一段时期。他过去好像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曾经乱花了一点钱。这种行为对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罪大恶极。而在富人家里，一个寻欢作乐的人只能算是放荡不羁，他通常被人称作花花公子。但是在贫穷的家庭里，要是一个孩子逼得他的父母破产，就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一个流氓，一个无赖。所以尽管行为相同，但区别仅仅取决于这种行为所导致后果的严重性。
‘我给了他五十生丁的小费。’
每个星期天，当看见那些从陌生和遥远的地方回来的大轮船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始终不变地说着同样的话：‘如果于勒就在那里面，那多叫人惊喜！呃？’
我母亲不住地瞪着我，她大叫道：
然后我们就隆重地出发了。姐姐们携手走在最前头。她们都已到了婚龄了，肯定得带出来露露脸。我走在母亲的左边，父亲走在她的右边。我现在还记得我那可怜的父母在星期天散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夸张神态——表情严肃，步伐僵硬。他们挺直了脊梁，面带庄重的神情郑重地走，好像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要由他们的态度决定似的。
‘你发疯啦？拿五十生丁给那个人，那个叫花子！……’
我的父亲头上戴着他的丝制大礼帽，露出衬衣的两只袖子，等旁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则戴上她的眼镜，并且脱下手套，以免弄脏它们，然后就忙个不停。
她在我父亲的一个眼色下停住了，他示意的是他的女婿。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
每个星期天，我们就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到港口的防浪堤上散步。我的父亲，穿上双排扣长礼服，戴上高帽子，套上羊皮手套，伸着胳膊挽着我的母亲，而她则是盛装打扮，穿着饰有缎带的衣服，活像盛大节日中插满旗子的船一样。姐姐们早已打扮妥当，就等着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一刹那，总会有人在我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块污点，于是不得不赶紧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擦掉它。
在我们眼前远远的水平线上，一个紫色的影子像是从海里升起来了。那就是哲西岛。
他们常常对我大吵大闹，只是因为我弄丢了钮扣或是撕破了裤子。
当我们快要靠岸的时候，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再和我的于勒叔叔见一次面，想自己走过去，对他说些安慰和体贴的话。但是，当时没有人吃牡蛎，他早已踪迹全无了，他很可能下到那个肮脏的底舱去了，那就是这个贫穷的不幸的人的家了。
他们说那有益健康，并且富含营养，但是我宁愿换换口味。
后来我们搭了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避免和他相遇。对此，我母亲是万分不放心的。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穷困而感到很痛苦，她经常对她的丈夫说一些刺耳的话，含沙射影地指责他。这个可怜的男人那时有一个常常让我为之伤心的手势。他会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擦过，好像要擦汗似的，可是汗呢，并没有，而且他绝不辩解。我感到他无助的痛苦了。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注意节约，从来不会接受邀请去吃一顿晚饭，为的是不必回请；家里买的东西都是大减价的商品。我姐姐们的裙子都是自己缝的，为了价值十五生丁(2)一米的布，也要讨价还价很久。我们通常的食品就是汤和牛肉，再拌上各种各样的调味汁。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我父亲的兄弟了！
我家原是住在勒阿弗尔(1)的，并不富裕。我们想尽办法量入为出。我父亲工作很努力，每天都要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家，但是挣的钱不多。当时我还有两个姐姐。
这就是你会看见我有时候拿出一块值五法郎的银币施给流浪者的理由。
“这个贫穷不幸的人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现在就告诉你吧，这件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故事是这样的：
————————————————————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恳求我们的施舍。我的同伴约瑟甫·达勿朗诗给了他五法郎。看着我吃惊的样子，他说道：
(1) 位于法国西北沿海塞纳（Siene）河口北岸，濒临塞纳（Siene）湾的东侧，是法国第二大港和最大的集装箱港，也是塞纳河中下游工业区的进出口门户。——译者注
写给阿启勒·培努韦尔
(2) 生丁：法国的旧制货币单位。100生丁＝1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