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天要抽五十多支烟，患肺癌去世。作赶往名古屋市某大学的附属医院探望时，父亲完全发不出声音了。那时候，父亲似乎想对作说些什幺，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一个月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离世。留给作自由之丘的一居室公寓，以作的名义存的一大笔钱，还有这块豪雅自动机械手表。
对作来说，说他是血脉相连的父亲，更像一个频频来访的有地位的亲戚。作差不多是由母亲和两个姐姐抚养大的。父亲度过了怎样的人生，拥有怎样的思想和价值观，每天具体在做些什幺，他几乎一无所知。勉强知道的点滴信息，无非就是父亲生于岐阜县，从小便父母双亡，由当僧侣的叔父收养，勉强读完高中，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获得惊人的成功，积累了今天的财富。是个饱受磨难的人，却少见地不愿多谈磨难。也许是当年不堪回首吧。总之，父亲无疑拥有非同寻常的商人天赋。能迅速地将需要的东西弄到手，又毫不留恋地丢弃无用之物。大姐继承了他这种经商才能，尽管只是一部分。小姐姐也部分地继承了母亲游刃有余的社交天赋。作却丝毫没有继承这两种资质。
不对，他还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多崎作”这个名字。
说实话，他对父亲没有清晰的记忆，尤其不会生出怀念之情。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与父亲一起出门和亲亲热热说话的记忆。父亲原本就少言寡语（至少在家中几乎不开口），即便不是如此，平日工作也够忙的了，连家都很少回。如今想起来，大概是在外边另有女人。
作提出想报考东京的工科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时，父亲颇为失望，因为独生子竟毫无兴趣继承自己一手打造的房地产事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大为赞同作要当工程师的想法。既然你这幺考虑，那就去东京念大学好了，这笔钱我很乐意出。父亲说。不管怎样，学会一门技术，制作有形的东西总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用的事。好好学习，铆足劲儿去造火车站！父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果然没白挑这个“作”字。那说不定是作第一次让父亲感到喜悦，或者如此喜形于色，同时也是最后一次。
作从未自己买过手表，总是用别人送的廉价货，佩戴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他以前对手表的看法是只要弄清准确的时间就行。卡西欧最简单的电子表就能满足需要。所以当父亲过世，继承这块看似很贵的手表作为遗物时，他也没有太多感慨。只因为需要上发条，便像职责般每天戴在手上。然而一旦用了，作竟彻底喜欢上了这块表。它的触感，恰到好处的分量，发出的轻微的机械声，都让他心生欢喜，还比以前更频繁地看时间了。每一次，父亲的身影都会隐约掠过脑际。
九点整，开往松本的特快列车准点驶离站台，跟时刻表完全一样。作依然坐在长椅上，一直望着那串灯火沿着轨道远去，渐渐加速，最后消失在夏夜深处。末班列车消失后，周围陡然变得空荡荡的。似乎都市的辉煌减弱了一个档次。就像戏已演完、照明熄灭的舞台。他从长椅上起身，缓缓走下站台。
这块手表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多的有形之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制造的美丽的古董。三天不戴在手上，发条就会松弛，指针停止不动。但这种不便反而让作觉得正中下怀。美丽而纯粹的机械制品。不，也许应当称作工艺品。没使用一片石英和微型芯片，完全依靠精妙的弹簧与齿轮勤劳地运转。将近半个世纪里，它从不休息，一直工作到今天，镌刻的时间却依旧准确得惊人。
走出新宿站，进了近处一家小餐馆，坐在柜台前点了牛肉糕和土豆沙拉。每样都剩了一半。倒不是味道差。那可是一家以牛肉糕味美着称的餐馆。只是没有食欲。啤酒也和平时一样，只喝了一半，还剩一半。
作瞅了一眼左腕上的豪雅表。时间是八点五十分。特快列车已经开始上车。带着行李的人陆陆续续走进车厢，对号入座，将箱包放到行李架上，在冷气充足的列车里歇口气，喝口冰凉的饮料。透过车窗能望见这样的情景。
乘电车回到家，洗了个澡。用香皂仔细地擦洗身体，冲去汗水。然后穿上橄榄绿浴衣（从前的女友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送的礼物），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面吹着夜风，一面听着微弱朦胧的街市噪音。已经将近十一点，他却了无睡意。
仔细想想，其实惠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人生的流亡者。她也同样心负创伤，结果抛弃了一切，抛弃了故乡。话虽如此，她又是主动选择芬兰这个新天地的。于是她如今有了丈夫和女儿，有了陶器制作这份足以倾注心血的工作、湖畔的夏季别墅和神气活现的狗狗。还学会了芬兰语。她在那里踏实地构筑起了自己的小宇宙。跟我不一样。
作想起念大学时满脑袋光想着死的那些日子。已经是十六年前了。那段时间他甚至觉得，只要一直深深地凝视自己的心底，心跳就会自然地停止。觉得将精神尖锐地凝聚一处，对准焦点，就会像用透镜聚焦阳光引燃纸片一样，给心脏致命一击。他发自内心地盼望事态照此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好几个月过去了，心跳仍然没有停止。它是不会那幺容易停下的。
我的人生，简直像在二十岁时就止步不前了。作坐在新宿站的长椅上想。之后那些去了又来的日子几乎没有堪称分量的东西。年月就如同温软的风，在他的周围静静拂过，没有留下伤痕，没有留下悲怆，也不会引发激烈的情感，或是留下值得一提的喜悦与回忆。而他竟已渐入中年。不对，离中年还有些距离。然而，至少已不能再说自己年轻了。
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响声。似乎朝这里飞近，声音渐渐大起来。他仰望天空，搜寻踪影，感觉那仿佛是携带重要信息的使者即将到来。然而他最终没有看见飞机的身影，螺旋桨的声音渐渐远去，没多久就消失在西方的天空。只留下都市的夜晚柔软而杂乱的噪音。
他没有称得上密友的人。交往过几位女友，后来都分手了。平淡的交往，圆满的分手。没有一个伙伴走进他的心。他并不刻意追求这样的关系，对方恐怕也没有那般需要他。彼此彼此吧。
白那个时候的希望，说不定就是五人小团体解散。这种猜想忽然浮上作的脑际。他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点一滴给它绘出轮廓。
另一方面，东京纯属偶然给予他的场所。曾经是学校的所在地，如今则是工作的所在地。就职能而言，他归属于这里，没有更多的意义。作在东京过着井然有序、平稳宁静的生活。就像一个被逐出国门的流亡者亡命异乡，尽量不在周围激起风波，不惹是生非，不至于被收缴居留许可证，小心翼翼地度日。不妨说他是作为人生的流亡者生活在这里。对这种期望过匿名生活的人来说，大都会东京正是理想的去处。
高中时代的五个人亲密无间，几乎毫无隔阂。他们全方位地接受彼此，互相理解，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深邃的幸福。但这样极致的幸福不可能永远持续。乐园迟早会消亡。人的成长速度各不相同，前进的方向也彼此相异。随着时间流逝，其中难免要产生不谐，恐怕还会现出微妙的裂痕。于是不知何时，那种不谐与裂痕注定变得很难用“微妙”来概括。
之后，他便失去了去处和归宿。在名古屋市还有他的家，他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留着，母亲和大姐住在那个家里。小姐姐也住在市内。作每年礼节性地回家一两次，每次都受到温情的款待，可他面对母亲和姐姐们却没有话可说，在一起也不觉得眷恋。她们向作索求的，是他曾经有过，但视为无用之物弃如敝屣的身影。为了再现和提供它，作只好不自然地演戏。名古屋这座城市也格外让他感到疏远乏味。作寻求或怀念的东西，在那里一样也找不到了。
白的精神大概就是没有承受住这种注定到来的东西的压迫。或许她感觉不赶紧切断与那个小团体的精神联系，就势必被它的崩溃连累，遭受致命的伤害。就像让沉船造成的旋涡吞噬、被拖到海底的漂流者。
结果，作离开名古屋，在东京开始了单身生活。身在东京期间，他渴望早日回到故乡，与朋友们欢聚片刻。那里就是他的归宿。就这样，往返于两个城市间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然而在某个时间点，循环被突兀地斩断了。
这种感觉，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就是“现在能理解”的意思。恐怕是性压抑带来的紧张开始产生不小的意义。作如此想象。后来他做起鲜活激烈的春梦，或许也是那种紧张衍生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它还给另外四人带去了某种东西，但无从得知那是什幺。
回想起来，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只有一次明确拥有自己的去处。高中时代，作盼望考进东京的工科大学，系统地学习火车站设计。那就是他自己的去处。他为此拼命学习。以你的成绩，大概没有指望考进那所大学，班主任老师冷淡地宣称。但他刻苦奋斗，好歹闯过了那道难关。那是第一次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他不善于跟别人争名次争成绩，但如果给出一个他认可的具体目标，他就能为之呕心沥血，发挥相应的能力。这在他来说是个新发现。
白大概是想从这种状态中逃脱。面对不断要求控制情感的密切的人际关系，她或许再也无法忍受了。白在五个人当中无疑是感受性最强的。她恐怕最先听到了那不协调的声音。然而她不够坚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到圈子外边。所以她把作塑造成一个叛教者。作那个时候是第一个走出小圈子的成员，成了共同体中最薄弱的一环。换言之，他有遭受惩罚的资格。于是当她遭到强奸时（是谁在什幺情况下强暴了她并使她怀孕，这大概是永远的谜），在巨大打击带来的歇斯底里的混乱中，她就像拉下电车的紧急停车装置一般，使出浑身力气扯断了那个脆弱的拉环。
不对，不是这样，他心想。
这幺一想，许多事情也许就显得合乎情理了。白那时大概是听从了本能，试图把作当垫脚石翻越闭塞的高墙。多崎作就算置身那样的境况，也肯定能巧妙地生存下去。白大概是凭借直觉这样判断的。和惠理冷静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多崎作没有自己的去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冷静的、总是很酷地严守自己节奏的多崎作。
他把已经变得温乎乎的剩咖啡喝掉，将纸杯扔进近处的垃圾箱。
作从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走回房间。从橱柜里拿出帆船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端着杯子再次回到阳台。随后坐在椅子上，用右手在太阳穴上按了一会儿。
作想象自己就这样坐上列车，继而前往松本的情形。这绝不是不可能。他觉得这是个不坏的想法。要知道他甚至因为一个念头便远赴芬兰呢。要是想去松本，难道会去不成。那里是怎样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然而他摇摇头，放弃了这个想法。明天上班前不可能从松本赶回东京。这种事不查时刻表也知道。而且明天晚上约好了跟沙罗见面。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一天，现在可不能去松本。
不对，我并不冷静，也没有很酷地严守自己的节奏。这不过是平衡的问题。只是习惯性地将自己怀抱的重量巧妙地分摊在支点的两边罢了。在别人看来或许很酷，可做起来绝不容易。远比看上去劳神费力。而且支点承受的总重量也不会因为保持均衡减轻些许。
细想起来，他还没有去过松本、甲府和盐尻。但这幺说的话，他甚至连八王子都没去过呢。新宿站这个站台上，他眺望过不知多少开往松本的特快列车，但一次都没有想坐上那趟车的念头。甚至想都没想过这种事。为什幺？
尽管这样，作还是宽恕了白——也就是阿柚。她身负重伤，仅仅是一心想保护自己。她是个软弱的人，未能裹上一层足够坚硬的外壳自保。面对步步逼近的危机，为了寻觅一个稍稍安全的藏身之地，她已经耗尽全力，再无余力去选择手段。谁又能责怪她呢？但归根结底，她不管逃得多远，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潜藏着暴力的黑暗影子穷追不舍。那就是惠理称作“恶魔”的东西。于是五月里一个冷雨霏霏的静谧的深夜，那东西敲开了白的房门，用绳索绞住她美丽的喉咙，杀死了她。恐怕是在注定的场所，注定的时刻。
多崎作却没有自己的去处。
作回到房间里，拿起话筒，不假思索地摁下快捷键打给沙罗。听见电话铃响过三声，他猛然醒悟过来，改变主意放下了电话。时间已晚。而且明天就能见到她，可以面对面地和她说话。之前不该以暧昧的形式与她交谈。这些他心知肚明。然而无论如何，他此刻就想亲耳听到沙罗的声音。这是从内心自然涌起的感情。这股冲动难以抑制。
离完成乘车准备还有些时间，要乘坐这趟车的人们匆匆忙忙在小卖店里买便当、点心或罐装啤酒，准备几本杂志。也有人将iPod的白色耳机塞在耳朵里，让即将上路的自己有个专属的小小世界。到处都有人用指尖灵活地操作智能手机，或者用不输于站内广播的声音冲着手机吼叫，在跟什幺人联系。还有似乎是结伴外出旅行的年轻情侣。他们在长椅上并肩依偎，幸福地小声说话。一对五六岁的双胞胎兄弟满脸睡意，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从作面前快步走过。他们各自拿着小小的游戏机。有两个背着沉甸甸的大型背囊的外国青年。还有抱着大提琴匣的年轻女子，侧影很美。乘坐夜行特快列车奔赴远方的人们。作心生几分艳羡。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去处。
他将拉扎尔·贝尔曼演奏的《巡礼之年》搁在转盘上，放下了唱针。平定心绪，侧耳聆听那音乐。海门林纳的湖畔风景浮现在眼前。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飘曳，小艇在波浪间摇荡，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林中的鸟儿在不厌其烦地教幼鸟鸣叫。惠理的发间留着柑橘类洗发露的香气。她的乳房柔软丰满，蕴涵着生命延续的稠密的重量。似乎很难亲近的指路老人，冲着夏草吐一口硬硬的痰。狗儿欢欢喜喜摇着尾巴跳进雷诺车。追溯着这样的情景，这些记忆中隐存的心痛又回来了。
九号线一如平素，开往松本的末班特快列车正准备出发。乘务员走过一节节车厢，用熟练却毫不懈怠的目光检查，看看有没有不完善的地方。列车是见惯的E257系。没有新干线那样惹人注目的华丽，但他对那朴实无华的车型很有好感。至盐尻为止走中央本线，然后至松本为止走筱之井线。列车到达松本是在深夜十一时五十五分。八王子之前是在市区行驶，因此必须抑制噪音，之后大多在山区地带行驶，弯道又多，跑不出惊人的高速。相对于距离来说，很费时间。
作倾斜酒杯啜饮帆船威士忌，品味苏格兰威士忌的香气。胃囊深处隐约发热。从大学二年级的夏天直到冬天，满脑袋光想着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每晚就是这样喝一小杯威士忌。不这幺做就睡不好。
本想找个地方吃饭，却没有食欲。但又不愿直接回家，便走向JR新宿站。这天他照例在站内的小卖店买了咖啡。夏季的东京特有的闷热夜晚，后背湿淋淋的都是汗，可他还是不喜欢冰冷的饮料，更爱喝热腾腾的黑咖啡。这是习惯问题。
电话铃突如其来地响起。他从沙发上起身，抬起唱针，站在电话机前。十有八九是沙罗打来的电话。这种时间还打电话来的，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大概是知道自己打过电话，于是回电了。铃声连响十二次，作始终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拿起话筒。他双唇紧闭，屏息静气，紧盯着电话机。就像为了寻找线索解答黑板上又长又难的算式，离开几步检查细节的人。但找不到线索。铃声不久停息，沉默随之而来。意味深长。
“工作到这幺晚，您辛苦了。”门卫说。
作为了填埋那沉默，再次放下唱针，坐回沙发上继续听音乐。这次他努力不想具体的事。闭上眼睛，清空脑袋，将意识集中在音乐上。不久，仿佛是被那旋律引诱出来一般，形形色色的影像在眼睑内侧接连不断地浮现又消失。那是一连串没有具体形象和意义的影像。它们从意识的黑暗边缘朦朦胧胧出现，无声地横穿可视领域，被吸入另一边消失不见。就像横穿显微镜的圆形视野、具有谜一般轮廓的微生物。
告一段落后，他关上电脑，将重要的光盘和文件收进带锁的抽屉，关掉房间的电灯。然后跟熟识的门卫打个招呼，从后门走出公司。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作仍然没有拿起话筒。这次连音乐也没停，坐在沙发上不动，只是注视着那黑色的话筒。他也没数铃声的次数。不久，铃声停息，只有音乐传入耳中。
星期二，多崎作完成工作时，墙上的挂钟显示已经过了八点。这种时候还留在办公室里的只有他一个。他手上的工作不是十万火急非加班不可。然而星期三晚上约好要跟沙罗见面，他想先把积攒下来的活儿大致干完。
沙罗，他想。我想听你的声音，比什幺都想。但是，此刻我不能跟你说话。
他在赫尔辛基的中央车站也做过同样的事。要了一份简单的时刻表，坐在长椅上，手端纸杯喝着热咖啡，眺望着长途列车。用地图确认列车的去向，确认它是来自何处。遥望着络绎不绝下车的乘客，还有快步走向要去的站台的乘客的身影。目光追逐着身穿制服的站员和乘务员的行动。心情就能像平时一样宁静。时间均质而平滑地消逝。除了听不到站内广播，跟在新宿站一样。只怕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火车站的运营秩序也没有太大不同。准确高效的专业水准。这种景象在他心里唤起自然的共鸣，让他感觉显然是身处正确的地方。
明天，沙罗说不定不选择我，选择另一个男人。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想。这完全可能发生，也许对她来说，这才是正确选择。
特快列车渐渐减速，抵达站台。车门打开，乘客们络绎不绝地下车。仅仅是望着这番光景，他就能心满意足、神清气爽。尽管这车站并不属于自己供职的铁路公司，看到列车精确地按时到站、顺利发车，作仍然为它自豪。安静而淳朴的自豪。清洁工迅速走进到站列车回收垃圾，把座位整理干净。头戴帽子身穿制服的乘务员干脆利落地交接班，为下一趟列车的运行做好准备。车厢更换目的地标识，列车被赋予新的编号。一切均以秒为计时单位，秩序井然、精准高效、顺畅无阻地进行。这就是多崎作所属的世界。
那位男子是怎样的人，两人缔结了怎样的关系，相处多久了，作无从知晓，而且也无意知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刻自己能给沙罗的很少。数量有限，种类有限。而且从内容来看，大体是不值一提的东西。谁会真心想要这种东西呢？
其他人会去听听音乐会，看看电影，去俱乐部跳舞，观看体育赛事，逛街看看百货商店的橱窗，而他以相同的感觉逛火车站。当时间有富余，又想不出该做什幺好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到车站去。心绪不宁时，还有思考问题时，双腿自然就会迈向车站。然后坐在站台的长椅上，喝着从小卖店买的咖啡，用袖珍时刻表（这东西时刻放在包里）确认电车的发车和到站时间，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在那儿消磨时间。学生时代还曾查看火车站的形状、乘客的流向、站员们的行动，把留意到的地方仔细记在笔记本上，如今毕竟不再干这样的事了。
沙罗说她对我有好感。那大概是真话。然而世上有许多事情，单凭好感是无济于事的。人生漫长，有时过于残酷，有时还需要牺牲者。必须有人扮演那样的角色。而且人的身体本来就被制造得很脆弱，容易受伤，割一刀就会流血。
到了新宿站，他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张票，一般总是走上9－10号线站台。中央线特快列车在那里停靠。是开往松本或甲府的长途列车。与上班族为主的其他站台相比，上下车的旅客少得多，列车的停靠也不那幺频繁。可以坐在长椅上，不慌不忙地观察车站的情况。
总而言之，假如明天沙罗不选择我，我大概真的会死去。他想。不是真实地死去，就是象征性地死去，不论哪种都相差无几。不过这一次，我大概真的要一命呜呼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一切都化为无，只剩下一小块冻得坚硬的泥土——说不定这就是结局。
多崎作喜欢眺望JR新宿站。
没什幺大不了。他说给自己听。这是一直以来好几次差点就要发生的事，就算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不过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上足的手表发条渐渐松缓，转矩无限接近于零，用不了多久齿轮就会停止运转，表针忽然停在某个位置上。沉默降临。仅此而已，不是吗？
然而这问题不应由在铁路公司供职、主要担任火车站设计的多崎作来思考。别人的人生交给他们自己即可。那是他们的人生，不是多崎作的人生。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何等不幸，抑或并非不幸，人们自行判断即可。作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恰当而安全地疏导那数量惊人的人潮。这并不要求省察，只要求经过精确验证的实效性。作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过是一介工程师。
在日期变更前上床，关掉枕边的台灯。要是能做个有沙罗出现的梦就好了，作心想。哪怕是个情色的梦也行，当然，不是也可以。但可能的话，最好不是哀伤的梦。如果能在梦里触碰到她的身体就更好了。无非就是梦嘛。
人们每天上下班花费多少时间？作心里计算着。平均单程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大概差不多吧？结了婚、有一两个孩子、在东京市中心工作的普通工薪阶层，若想拥有一栋独立住宅，就只能搬到需要花费这幺多时间上下班的郊外。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有两三个小时得专门用在上下班路上。在满员电车中，运气好的话还能看看报纸或文库本。或许还能用iPod听海顿的交响乐、学西班牙语会话。有人或许还能闭上眼睛，沉湎于漫长的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怕很难把一天中这两三个小时称作人生中最有益、最优质的时间。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时间被这种（大概是）毫无意义的移动剥夺得全无踪影？这又是多幺让人疲惫，让人耗损！
作的心追求着沙罗。可以这样发自内心地追求某个人，是多幺美妙的事情！在时隔许久之后，作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也许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然并非每件事都很美妙，同时还会感到痛心，感到窒息。会有恐惧，会有阴郁的倒退。然而就连这种痛楚，如今都成了令人眷恋的可贵的部分。他不愿失去此刻这种心情。一旦失去，或许再也不能遇到这样的温情了。失去它，还不如索性失去自己。
实际上，作也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究竟是否不幸。然而清晨走下拥挤不堪的新宿站台阶的上班族都低着头，他们与其说是深感不幸，不如说是必须小心脚下。不要失足踩空，不要弄丢鞋子——在上班高峰的大型火车站，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照片却不曾言及这样的实际背景。而身穿暗色调大衣低头走路的人，大多数情况下看起来都不会显得很幸福。当然，将每天早晨不担心丢失鞋子就没法顺利上班的社会称作不幸的社会，在逻辑上还是理由充足的。
“作，你应该把她追到手，不管出现什幺情况。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幺人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美国一家主流大报刊登了一张早高峰时人们走下新宿站阶梯的大幅照片。（也可能是东京站，反正是一回事。）照片上的上班族似乎事先商量好了，都低着脑袋，就像装进罐头里的鱼，毫无生气，表情阴郁。报道中写道：“也许日本的确富裕起来了。然而大多数日本人都这样低着头，似乎很不幸。”于是，这成了一张着名的照片。
惠理这幺说过。她说得大概没错。作也明白，不管发生什幺，都必须追到沙罗。但不消说，这并非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事。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心灵之间的问题。有应当付出的东西，也有应当获取的东西。总而言之，一切就看明天了。假如沙罗选择我，接受我，我立刻就向她求婚。把现在自己能给她的东西，不论是什幺全都给她。趁着还没有迷失在森林里，被坏心眼的小矮人逮住。
站员们拿着电喇叭不停地呼喊，不停地恳求，发车铃几乎永无休止地鸣响，自动检票机不断地默默读取交通卡、车票和月票里的庞大信息。长长的列车以秒为单位出发与到达，仿佛训练有素、吃苦耐劳的家禽，有条不紊地吐出这一批乘客，再吞入下一批，等不及关车门便匆匆驶向下一站。万一上下阶梯时在人群中被身后的人踩了脚，一只鞋子掉落，大概就别指望捡回来了。鞋子被吞没在早高峰狂猛的流沙中，不见了踪影。他也好她也好，只能穿着一只鞋子度过漫长的一天。
“并不是一切都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这是作在芬兰的湖畔分别时，应当告诉惠理的话。不过那时他没想到。“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
每周五天、早晚两次，这排山倒海的庞大人流在人手绝不算充裕的站员的疏导下，居然巧妙而无甚大过地得以处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早高峰更成问题。人们步履匆匆地奔向目的地。他们得赶在规定时刻前摁下计时器打卡。心情不可能好。睡意还未全消，拥挤得几乎连缝隙都没有的列车又磨损着他们的肉体和神经。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有个座位坐下。作每每感慨：居然从来没发生过骚乱，没造成事故或是发生流血惨案！万一这种拥挤至极的列车或车站成为有组织的狂热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无疑将造成致命的事态。损失将达到惊人的程度。对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说，对警察来说，当然尤其是对乘客来说，那都是无法想象的噩梦。但眼下几乎没有防止这种惨案的办法。而且这样的噩梦一九九五年春天曾在东京真实发生过。
作静下心，闭上眼睛入睡。意识尾部的灯火，如同渐渐远去的末班特快列车，徐徐增速，越变越小，被吸入黑夜的深处消失了。身后只留下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
新宿站是个巨大的火车站，一天总共有将近三百五十万人次通过。吉尼斯纪录正式认定JR新宿站是“全世界上下车旅客最多的车站”。许多线路在站内交汇。主要有中央线、总武线、山手线、埼京线、湘南新宿线、成田特快专线。这些铁轨纵横交错，复杂得令人惊愕。乘车站台多达十六处。再加上小田急线和京王线这两条私铁线和三条地铁线分别像电线插头般接在它的侧腹。简直就是一座迷宫。上下班高峰期，这座迷宫就化作了人海。海水泛着泡，翻卷咆哮，冲着入口和出口奔涌袭来。换乘的人潮到处交汇，生出危险的旋涡。不管是多幺伟大的先知，也别想把这狂野澎湃的海水分作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