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挂了。”金妮说，“还有很多放假消息要读。”
“幸运的是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安德鲁说，“直到刚才我才意识到我多么想念你的声音。十个月也没有改变。你不觉得是时候让我回到你生活中来了吗？”
金妮挂上电话。她这才意识到，她举着左手，食指触碰着上嘴唇。
“嗯，真是你的幸运夜，”金妮说，“你赢了棒球帽，而且明天不上课。”
四个小时以后，她听到敲门声。金妮插了一首歌，离开控制室。她以为是巴瑞，但是她走进前厅时看到安德鲁的脸正往玻璃里张望。她没有放下门栓。
“我正巧打开收音机想听一下学校放假的消息。”
“我是来领奖品的。”他呼出白色的水汽。
“差不多三个月。”
“八点半之前电台不对外接待。”金妮说。
“我知道你受过点播培训，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安德鲁说，“你做这个工作多久了？”
“你在这儿。”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金妮把控制台的音量关了，听到她正在放着的诺拉·琼斯的歌。她不知道这是安德鲁厨房里的收音机，还是他画画的后室里的那台。
“我在做节目。我得回去了。”
“你赢得了一顶WMEK的棒球帽，”金妮说，“你可以在工作时间来电台领取奖品。”
“外面很冷，金妮，让我进去。”
之前有两个错误答案，直到安德鲁的声音说，“雪夜林边小驻。”
她打开门，他跟着她来到控制室。
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四，安德鲁打来热线。那天下了十二英寸的雪，巴瑞有一辆卡车，不得不送她去上班。她播报了放假的消息，从学校，日托中心到当地工厂的轮班，然后她要送出一顶免费棒球帽，给说出起始句为“我知道林子的主人是谁”的诗歌名字的听众。
“你坐在那儿吧。”她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塑料椅子。
“只要你有这样的结果，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在直播时读完整本威廉姆·莎士比亚。”巴瑞告诉她。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安德鲁看着她，听她播报放假消息，又送出一顶棒球帽，放了几首听众的点歌。汤姆·弗里曼五点四十分来的，过了一会儿巴瑞也来了。
有些听众在工作时间给电台打电话抱怨这种新形式，希望可以少讲话，多放音乐。有些男听众希望金妮在问答里出些体育问题。但是在巴瑞看来，这些电话和邮件，每五份里面就有一份表扬她，包括一些移民，他们赞扬金妮教他们美国历史。两个月以后，收听率出来了。WMEK十二点到六点档节目的市场占有率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这里是夜鹰电台，”金妮五点五十五分时说，“现在把空中航线留给太阳下的鸟儿吧。这首老鹰乐队的歌送给日间飞行的人。”
金妮不是那么肯定，但是过了几个晚上她确实开始说更多的话，尽管很少和音乐相关。她带来地图集和杂志，从讲西方艺术的又大又重的精装书，到破烂的平装年鉴。金妮一个小时给听众出两次题，答对的人就奖励WMEK的T恤和棒球帽。每天晚上她都从《百科精编》里挑选一个词语解释。她还朗读一本叫《历史上的今天》的书。
她调高音量，《已成往事》的前奏充满了房间。
“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我家离这儿只有五分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打我电话。但是我不觉得你会需要我。你干得很好，能放松地多说点话就更好了。”
“好了，”她对安德鲁说，“现在可以来拿你的棒球帽了。”
巴瑞指了指贴在控制室窗户上的一张卡片。
安德鲁跟她走过走廊，来到电台的接待室。金妮打开一只装满帽子和T恤的柜子。
“我要回家睡上几个小时了，”巴瑞在三点新闻以后说，“汤姆·弗里曼大概五点半过来。他有钥匙。”
“拿着，”她说，递给他一顶帽子，“现在你拿到你想要的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很顺利。巴瑞帮她插入广告和国家新闻。他接听偶尔的来电请求。当她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除了答复一个要求，或者念出即将播放的歌曲的演唱者和歌名，她几乎不说什么。
“我不这么想，”安德鲁说，戴上帽子，“但是帽子不错，”他轻轻压了压帽檐，“看起来怎么样？”
“挑得好。”巴瑞说。
“非常合适。”金妮说。
金妮按了播放键，《午夜之后》的第一个音符灌满了控制室。
“我们应该一起吃个早饭。”安德鲁说。
“这里是夜鹰电台。”金妮那天深夜说，控制台的钟正好敲过凌晨的第一秒。“我会陪伴你们直到六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我会尽量放给你听。拨打344-WMEK。就从这首歌开始度过接下来的夜晚吧。”
“巴瑞会送我回家。”
第二天早晨詹金斯博士来探访时，她告诉他，她秋天不会回去。詹金斯博士仿佛松了口气。他祝福金妮不管将来选择哪条道路都能过得更好。结束和安德鲁的关系更艰难。她告诉他，我想一个人。他回答说她不能让一场事故改变他们之间共同拥有的东西。他谈到爱和奉献，让她搬来和他同居，谈到结婚。当他哀求说至少让他偶尔来看看她，她说不要。不管怎么说，他努力了几个月，晚上打电话给她，直到她更改了手机号码。
“吃完我可以送你。”
而独处的习惯更难改变，因为孤独带来慰藉。大部分周末，她待在房间里，看书或者听音乐，填写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申请表格。当北卡罗来那大学教堂山分校为金妮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表示意外。然而有一些人质疑她打算专攻小学教育的决定。金妮躺在医院床上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对的。
“我不喜欢周围有很多陌生人，”金妮说，“我讨厌被人盯着看。”
那年春天，艾莉森太太说服一位牙齿矫正医生免费为金妮做矫正。到了九年级末，她已经没有理由不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某些习惯却根深蒂固。整个高中，甚至大学，金妮说话的时候，手总是忍不住伸向上嘴唇。
“我们去人少的地方，”安德鲁回答，“今天应该不难。大家都在家吃白面包和牛奶。”
只有她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好过些，特别是她八年级的英语老师艾莉森女士。是她说服金妮在中学一周两次的电台节目做主持人。一旦躲在校长的麦克风背后，别人看不到她，金妮便能够不咕哝着说话，也不会遮着嘴。艾莉森女士表扬金妮从来不结巴，也不仓促。她说金妮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她犹豫的时候，安德鲁把手放在她的小臂上。
但是那天晚上她躺在病床上，想起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六年级的时候，金妮不再在课堂上举手，并且在照相时也紧闭双唇。她的恒牙长歪了，引来不少绰号和嘲笑。之前的朋友不再叫她和他们一起吃午饭。金妮的父亲被工厂解雇，负担不起牙箍。一天深夜，父亲把她叫醒，呼吸里都是酒味，他告诉金妮说这个世界真是屎，一个男人竟然没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不以微笑为耻。
“来吧，”安德鲁说，“不过是吃顿早饭。”
“休息吧，”他说，“我们之后再谈这件事情。我们拥有未来。”
“我去告诉巴瑞我和你一起走。”金妮说。
见她没有回答，安德鲁捏紧她的手。
他们很快就坐在安德鲁的吉普车里穿过了市中心。吉普开过的道路几乎没有什么轮胎的痕迹。
“你会没事的。”安德鲁说，握住她的手。“詹金斯博士批准你今年剩下的时间都请病假。等我放假了，我们就出去待一会儿，去欧洲好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金妮。”
“这个地方应该很符合你的要求。”安德鲁说着，开进蓝山餐厅的停车场。
安德鲁赶到医院的时候，金妮已经吃了药，即便如此，她还是能看到他注视着她是多么痛苦。
雪已经停了，但是灰色的云层遮蔽了黎明。停车场的灯还亮着，在积雪上投射出黄油般的光晕。餐厅里面，招待和厨师站在柜台后面，一对中年夫妇正对着他们坐在塑料旋转椅上。他们谈论着天气，声音轻柔，也像是被雪盖住了一样。
但是他还没有说出口，金妮就已经举起玻璃，将锋利的边缘刺向自己的颧骨。然后她慢慢地把碎片从面颊划到嘴，像男人剃须一样从容不迫。
“我们坐卡座吧。”金妮说。
“当心点，会割到你。”詹金斯博士警告她。
招待从柜台边转过身来。
詹金斯博士之后会发现金妮也吓坏了，因为只有这能解释她后来的所作所为。金妮跪在爱米旁边，摊开握着玻璃碎片的手。
“你俩都要咖啡？”
金妮什么都没说，詹金斯博士的注意力收回到爱米身上。另一个老师把学生转移出教室，关上门。有那么一会儿，金妮只听到瀑布般的雨声中救护车的哀鸣。
安德鲁看了金妮一眼，她摇了摇头。
“窗帘怎么没有拉上？”詹金斯博士问。
“我要一杯。”他说。
他用夹克盖住爱米，然后掀起手帕最后一个干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查看伤口。
安德鲁指指柜台，招待一边倒咖啡，一边继续和厨师以及那对夫妇说话。
“她吓坏了。”詹金斯博士说。
“像不像你艺名的场景？”
隔壁的老师跑进教室，后面跟着詹金斯博士，他看了一眼被血浸透的手帕，叫另外一个老师拨打911。他和金妮把爱米放在地板上。这孩子的眼睛还睁着，但是无法聚焦。
“不，不太像，”金妮说，“太多交流。”
爱米伸手把碎片从脸上拔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出血。金妮朝她走过去，爱米交出玻璃碎片，就像是交出口香糖或者其他什么中学里的违禁品。金妮接过玻璃，另一只手拿手帕按住伤口。
安德鲁把目光收回到她身上。
玻璃碎片向爱米飞溅过来时，她没有摔倒，甚至没有挪动。她没有发出声音。爱米像是睡着了，其他孩子的尖叫惊醒了她。她慢慢转向金妮。一片玻璃碎片扎在她右眼下方一英寸处，像个箭头。
“在画里面，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妇。”
“不要，那是我的工作。”金妮正说着，一根树枝打碎了玻璃。
“我不觉得，”金妮说，“他们甚至没有看着对方。”
“我来拉，阿特维尔小姐。”她说着，朝窗户走去。
招待给安德鲁端来咖啡，但是没有拿菜单。她凑近看到金妮的脸时，嘴唇噘成O形，然后迅速地转向了安德鲁。
坐在最靠近窗户那排座位的爱米·坎贝尔也站了起来。
“食物没有太多选择，”招待说，“送货的人今天迟到了，所以只有华夫饼，或者果冻和土司。”
“抱歉，大卫，”金妮从桌边站起来，“我不得不打断你，我要去拉窗帘。”
“华夫饼不错。”安德鲁说。
打断他去拉窗帘只会延续这份即将结束的折磨。但是她不仅仅担心大卫。如果她现在打断他，走到教室后面，可能整个班级就彻底乱了套。雨点开始敲打玻璃。一根橡树枝拍打着窗户，引起她的注意。大卫再次忘记读到哪里时，有一个学生大声打起哈欠。橡树枝又拍打了窗户，这回更坚决。
金妮点点头。
那天她听到风暴临近，雷声隆隆，如同大炮找到了目标。窗户在教室后面，所以她看到橡树枝开始摇晃。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树枝曾经打破了一块窗玻璃。这些树枝很快就会被砍掉，但是在此之前，风暴来临时，金妮应该拉上塑料涂层的厚窗帘。但是她等待着。最脆弱的学生大卫站在她的桌子旁边，提交了一份有关玻利维亚的文章。他用极其缓慢的语速朗读，几页练习簿纸在手里不断颤抖。当他把同一句话读了两遍时，有学生窃笑起来。其他学生感觉非常无聊，不再搭理他。一个纸团飞过走廊。
“我也要一样的。”
晚上去电台的路上，路过中学时，金妮再次放慢速度。她看到那里没有举行募捐或者家长会，便停了车，这是她出事以后，第一次踏进学校。几乎是一轮满月，惨淡的月光把那棵橡树曾经的位置照得清晰可见。她拉紧夹克拉链，但是站在教学楼最古老的北翼，还是簌簌发抖。
安德鲁把奶油搅进咖啡。他拿着杯子，却没有放到嘴边。他朝咖啡表面吹了吹，然后抬起眼睛。
金妮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她写了十个可以用的名字，然后想起安德鲁向她学生展示的爱德华·霍珀的画。
“画里的那对夫妇，你理解错了。”
“你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敲得响点我才听得见。”
“什么意思？”金妮问。
“还有什么？”金妮问。
“他们心有灵犀，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他们的脸上没什么，但是胳膊和手却表现出来了。”
“最好的准备就是足够多的咖啡因。还有，你需要一个艺名。会有变态收听节目，特别是深夜。大部分无害，但也不是全部。你透露的个人信息越少越好。”
“我不记得了。”金妮说。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我拿给你看。”安德鲁说。
“十一点。这样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过一遍为数不多的音效，你还有机会能看一看唱片库，熟悉一下我们的操作台。”
他没有穿外套就跑了出去。金妮透过窗户看着他跑进停车场，在吉普车的后座翻找。招待端来他们的华夫饼。
“几点到那儿？”
安德鲁回来的时候拿着一本灰色硬封面的画册，宽度和厚度都和一本家庭版圣经差不多。他把盘子和杯子推到一边，在桌子上打开书。
“现在我自己值班，所以要我说就是越快越好。如果你可以的话，今晚就能开始。”
“这儿，”他说着找到了画，“看她左边的胳膊和手。”
“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她问。
金妮探过身去看画。
巴瑞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她，告诉她被录用了。
“我还是不确定。视角的关系，模棱两可，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
星期一早晨她带学生去美术教室，这样的情感距离对安德鲁来说并不存在。他在桌子和画架间游走，情感的交流非常明显，有时候他给出些建议，但是他总能找到表扬的点。很自然，很本能。当他向学生展示名画的复制品时，他的评价让每幅作品看起来都像是专门为学生而做。
“你大概就是不想承认你错了，”安德鲁回答，顿了顿，“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或许都是错的，比如说没法再教书了，比如说你和我……”
她也有缺点。校长詹金斯博士在做评估时指出，有些同事觉得她“冷淡”。纪律也是一个问题。两个学生窃窃私语或者在课间发生争执——每次遇见这种情况金妮就全身绷紧。通常金妮可以平息恶行，但是有几次詹金斯博士不得不过来恢复秩序。然而最困扰金妮的，是她和学生之间的感情距离。她察觉不到他们最显而易见的需求，即便是脖子上布满紫色胎记的男生。她仿佛无法找到安慰的词语，也不知道何时给予鼓励的拥抱。她常常感觉自己像是把手按在玻璃上的犯人，无法感知到仅一寸之隔的另一只手掌的温度。
安德鲁伸出手去，把手掌放在金妮脸颊的伤疤上。她像被扇了一巴掌似的扭过头去。
金妮比其他大部分同事更负责。其他人很少看作业，她却在空白处写下详细的注释，在纸上画颜色明亮的星星和笑脸。她每周给家长发邮件告知每个孩子的进步。每个月她都花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黑板上布置新主题。
“好吧，”他慢慢收回他的手，“今晚我犯了一个错误，以后不会了。”
面试结束开车回家时，金妮经过她曾经工作过的中学。她放慢速度，看见安德鲁的吉普车在停车场，后座堆满了招贴板，画和刷子。安德鲁是郡中学的美术老师，有一段时间，也是金妮的男朋友。住院的时候，她曾经想过如果出事的那天下午安德鲁在她学校的话，结果或许会不一样。但是她不再相信这个。她看了看仪表盘上的钟，然后抬头望了望二楼她曾经的教室。六年级的学生现在该吃完午饭回来了，坐在他们的书桌前。他们有点困，很难调动情绪，早晨课间休息时的肾上腺素冲动早就没有了。这曾经是她一天中最缓慢的时候。
他们安静地吃完了华夫饼和咖啡，始终没有再说话，直到安德鲁在她公寓前减速。
“我有过很多孤独的经历，”金妮说，转过脸去，好让他更清楚地看到伤疤。
“不要开到车道上，”金妮说，“你可能会被卡住。”
“你从学校来，已经习惯满满一教室的孩子了吧。”
安德鲁在路边停车，没有关闭引擎。
面试的大部分时间里，巴瑞都略略往金妮的左上方看，但是现在他们的视线交汇。
金妮下车，蹒跚着穿过院子，黑色的步行鞋每走一步都淹没在积雪里。她打开前门的时候没有回头看。回到房间里，她脱下鞋子和袜子，掸走裤子上的雪。她望了望窗外。只有一对穿过院子的脚印。吉普车开走了。
“调查表明零点到六点期间百分之九十的听众是独自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醒着的人会感觉安慰。当然，这也是这份工作的艰巨之处。”电台经理巴瑞在面试的时候告诫她。“你要顶替的那个人号称，在这儿整晚独自一个人，让他感觉自己像是核爆以后的唯一幸存者。他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我雇的第三个人。比起夜晚工作来说，孤独更难以忍受。”
金妮一直睡到天空呈现出开阔明亮的蓝色。到了中午，气温升到了四十华氏度。三点闹钟响起的时候，她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着汽车驶过融化的雪。她不需要搭车去上班了。她能自己开车穿过市区，经过曾经工作的中学时，她透过安全玻璃向外望，接着是她缝合脸颊的医院，然后是她和安德鲁吃早饭的餐馆。
金妮坐在电台的办公室里，知道她没法找到更好的地方从头来过。从午夜到凌晨六点，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唱片放进米色的唱机里。每隔十五分钟她会回复请求，念艺术家和歌曲的名字，随便说点什么证明音乐不是录播的。
到电台打开门，很快布迪·哈珀就做完节目离开了。她会开口说，这儿是夜鹰电台，然后播放《午夜之后》。金妮会和各种人交谈，卧室里的人，映照在超市白炽灯下的店员，上完夜班开车回家的工厂工人。她和醉酒的人交谈，和清醒的人交谈，和有信仰的人交谈，和无信仰的人交谈。这期间，她头顶电台的红色信号灯一直在闪烁，像心脏一样，给独自在黑暗里漂浮的人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