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五虎，无父母，五虎诉苦不孤独。
林老师很耐心，他针对上海郊区农村来的同学的问题，自己编写了一条绕口令——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无出路。
老师说，这条绕口令是发音的要领口诀。“咬紧字头归字尾”就是要我们牢记吐字归音这一最重要原则。我们便每天念几十遍、一百遍，练到舌头发硬。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它倒背如流。
老师请一位宝山来的同学站起来念这条绕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无户母。
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为了加快我们普通话的熟练程度，老师要求我们在平时生活中也不说上海话，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到食堂打饭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们拿着饭盒排队，心里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译成普通话，有时候吃不准发音，就会跟后面同学说，你先买。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余的导演，做完饭，他就在窗口为我们打饭，有时剧团的其他演员也轮流来食堂劳动。我们打饭就像见考官，当我们把炒茭白说成“草高白”，把一两粥说成“一两猪”，把番茄炒蛋说成“番茄炒痰”的时候，他们会纠正我们。大家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前途。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忍不住要笑到弯腰。
前鼻恩因烟弯稳，后鼻昂迎中拥生。
当然，对前途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嘴撮虚学寻徐剧，齐齿衣优摇业英。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合口呼午枯胡古，开口河坡歌安争；
那段时期，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擦音发翻飞分复，送气查柴产彻称。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翘舌主争真志照，平舌资则早在增。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男生们的恶作剧也是我最爱听的事，记得有个同学喜欢在夜间拔嗓子、练丹田声，吵得别人没法睡觉。他的同屋就在门口拴了一根很细的铅丝，他半夜回屋时被绊了个大马趴。相比之下，我同屋的女生们就显得很没劲。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那时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男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多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时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取得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M接着说，那天拍完戏，我们坐大卡车从金山回上海。你在车上睡着了，脸晒得通红。我就想这个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注意你的。还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间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冲进我们寝室，热得把滚烫的脸贴在书桌的玻璃台面上去冰，说热死了热死了，鼻子上还在冒汗。M的话让我感动，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还记得我十五岁的样子？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培训班开学没多久，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哀乐。我从牙牙学语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一年级学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四年级学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天之前我没想过毛主席也会去世，这几乎违背自然法则，我感到恐惧。我们二十四个同学聚在教室里，默默地用白色皱纸折着纸花。突然一个女同学大声哭起来，充满悲情地喊道，大梁倒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中国以后怎么办啊？话音未落，只见另一个女同学一个箭步冲出教室。外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青草，平时常有个女人推一辆板车来割草，拉去卖给隔壁的饲养场喂牛。那天秋阳斜照，女人正不紧不慢地割草，女同学对她大吼起来，你没听到吗？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你怎么还在割草？那人辩说道，我不晓得哎，说罢收起工具推车离开了。接下来，全班同学开始表忠心，骂割草人的同学首先要求入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另外一个同学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说的话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正在想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一个泣不成声的男同学过度紧张，站起来用上海本地普通话说：“我作为贫下中农的女儿（儿女），感到无比悲痛！”
我们这批叫床头柜“夜壶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翘舌、前鼻音后鼻音，更搞不懂儿化韵。对于郊区的同学，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当时的台词老师有林臻和乔奇，他们油印了手抄的绕口令教我们——
我们的老师里，有张瑞芳、王丹凤、孙景璐、朱曼芳、白穆、梁明、张庆芬等。我当年没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离我并不遥远的历史，所以我毫无概念，每天来教我们这帮傻子的人，都曾经是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在我们的余光里，还存在着一批看似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整日坐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平房里喝茶、看报或者政治学习。他们用水果罐头吃完后剩下的玻璃瓶当茶缸，瓶外裹着一层玻璃丝编的网，这样可以不烫手。很多年后，我有机会从老电影里认出他们，一个个都曾经那么精彩，那么吸引人，那几间平房里原来卧虎藏龙。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穿着剧团发给我们的棉布灯笼裤，开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体训练，然后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声开嗓门，找丹田共鸣。记得有一位老师跟我们说，大笑的时候用的就是丹田气，我们可以用大笑来感受横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的都是我们疯狂的笑声。晨练后，我们到食堂吃早饭，饭后开始正式上课。我们当中有两三个农场文工团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文艺表演的，普通话都说得很勉强，更别说用丹田气了。排练小品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对视，只好互相看着额头或鼻子。
毛主席追悼会那天，他们都从平房里出来，集中在被弃用的摄影棚里，肃立、默哀、鞠躬。鞠完躬抽泣声伴着哀乐升起，他们的身体颤抖着，一开始还有些节制，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号啕，让我震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那样的悲哀。他们的青春和才华，梦想和爱，已经被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耗尽。一切付之东流，往事不堪回首。
剧团的所在地从前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几排破旧的平房和一个废弃了的摄影棚，围着一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挨着空地的一个小湖上映照出天空的颜色，飘荡着小提琴的旋律。后来我们知道，平房里有一间，住了一位上影厂的作曲。他的女儿每天要练四五个小时的琴，有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她的爸爸训她、打她的声音。伴随着琴声的还有一个总在唰唰唰扫地的身影，那人的长相只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叠在凌乱的背景上。很多年后我才偶然听说他是一位叫贺路的导演，是上官云珠的第四任丈夫。
“四人帮”被打倒后，上影剧团的全体演员，排演了一场大型诗歌朗诵节目。上场之前，大家都挤在文化广场后台化妆间，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画上红脸蛋、红嘴唇、黑眉毛。我没有化过妆，坐在镜前无从下手。一位叫孙栋光的演员看见了就过来帮我，他用一根最细的油彩笔，帮我画了乌黑的眼线，就是今天眼线笔广告里那样的眼线，放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是非常前卫的。他教我，要画得贴近睫毛，越近越好，这样远看就觉得你的睫毛又密又长。他说话有些大舌头，但是很儒雅。我喜欢他给我画的样子，也一直记着他的话。事后很久，我才在无意中知道，他的父亲是孙瑜，在一九二〇年代留学美国，翻译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之一。孙栋光一定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到，或者耳濡目染到这样的审美感觉吧。
下铺的同学叫闵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时候，我就干脆跟她在下铺一起睡。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在历届运动中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老演员都回来了，赵丹和白杨在前台领诵，他们身后有黄宗英、王丹凤、秦怡、张伐、陈述、孙道临、达式常、向梅、梁波罗和其他在小平房里喝茶的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们站在后排的椅子上跟着齐诵。记得白杨的声音高昂、颤抖，语速很慢，赵丹的声音自然、低调，语速很快，两人状态非常不协调，听上去很不顺耳。可回过头看，那却是和谐音。就像一个双重奏里两个貌似不和的音符，放在一起形成了更尖锐、更难忘的和谐音。那次演出前他们刚从监狱获释不久，而上一次登台恐怕是十年前，他们被剃了阴阳头示众批斗。
剧团在大木桥路41号，离我家一站路，我把铺盖、脸盆、热水瓶等绑在脚踏车上，推着车跟姥姥一起步行到宿舍。我被分配在双层床的上铺，姥姥害怕我睡着了会滚下来，又回家拿了一根长绳来，绕着床头床尾的铁杆做了一个网状的围栏。
舞台背后另一出更触目惊心的戏，发生在演出之后。在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下，上影组织了几次“三大讲”会议。我平时打乒乓球的那间房里，摆了一排排长凳，剧团里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对面坐下，“讲清楚”过往的恩怨。那些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同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暴力和无奈。当演员穆虹的爱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样死去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坐在她对面的打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眼泪像滂沱的雨水那样从指缝里流下来，滴到地上。尤其难忘的是个别被迫害者——或者心有余悸，或者不愿参与“报复”，或者明白“讲清楚”在本质上是徒劳的——坚持沉默，散会时他们的凳前总是一堆烟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遭受过殴打。其中孙景璐老师因承受不住企图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人与人之间脸皮全撕掉，伤疤全揭开，培训班的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那些以前在我们眼里虚焦的喝茶、看报、下棋、织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点，变得鲜活、立体、复杂起来。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四人帮”倒台后不久，谢晋导演请我去主演他的电影《青春》。谢导之前来过我们培训班一次，好像是为了他的另外一部电影找女主角。班上的女同学都为他演了小品，但是老师们觉得我太小了不合适，所以没有参与小品演出。没想到谢晋导演留心到了坐在台下的我。进组后我发现，《青春》的摄影师沈西林也是之前《欢腾的小凉河》的那个摄影师，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
有一天，制片主任毕立奎跟我说，接到厂领导的通知，摄制组要解散了，所有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人，都要回原单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这回不用热泪盈眶、双唇颤抖了。接着马上就被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袭倒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组里的这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骑车进厂门上班，觉得自己已经是上影的员工了。现在让我夹着尾巴回高中读书，实在太没劲、太没面子了。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回学校就意味着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我终于有点热泪盈眶、双唇颤抖的感觉了。毕立奎见我不出声，笑着问，你不想回学校吗？我摇头。他说，张瑞芳在为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愿意去，我会把你的关系转到剧团。我拼命点头，在短短几分钟里，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当时我还不知道，《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开拍前，我们演员组在宁波东海舰队待了一个月，每天夹在一群女兵当中在东钱湖边操练，然后到食堂用巨大的钢勺盛饭盛菜，尽情地吃。吃完午饭，谢导就拿出那天新写的小品，为我和张瑜排练。我害怕排练，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我不可调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热，谢导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时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经湿透。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排练结束后顺手拧干滴着汗的下摆，开玩笑说，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你们要不要。
我在电影里演一名游击队员，好像只有一句台词，也可能还有些其他台词，但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一句：“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剧本注释了，是要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嘴唇说的。我整天在摄制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对着一扇窗反复练这句台词。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含着热泪，更别说颤抖的嘴唇了。这让我非常苦恼，并且越来越没有信心，不知怎样才能不辜负导演、制片、父母和我对自己的期望。
拍摄期间，张瑜、俞平和我三个人同住一间简陋的平房。厕所离我们的房间很远，需要走过一块泥地。厕所就是一长条蹲坑，蹲在那里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里拱。刚到不久的一个雨夜，我去上厕所。路过那片没有路灯的泥泞地，我非常害怕。一走到厕所我就滑了一跤，差点没掉进去。第二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把桌上盛粥盛汤的搪瓷小脸盆偷了回去，洗干净后搁在床底下，晚上不用再去厕所了。
《井冈山》是江青亲手抓的“长征三部曲”当中的一部电影，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都需要她通过，演男主角的朱时茂是她定的，导演成荫也是她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调来的。第一次见成荫导演，我坐上了他的红旗牌轿车，车窗上薄薄的窗帘半关着，我从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和构图望着街上划过的脚踏车和行人，怀疑自己在做梦。那时坐红旗牌轿车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胶片相对人和时间更为昂贵吧，我们是隔天拍戏。第一天技术掌握，第二天实际拍摄。技术掌握的时候，我们把要拍的内容——演员的台词和走位、摄影机的位置和运动、灯光的数量和布置——都仔细排演一遍。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按照头天的计划，很少有即兴的发挥。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灯光。记忆中照明组好像是摄制组里最庞大的部门，有好几辆大卡车。每天工作结束后，我总是躺在照明组卡车的大卷黑色电线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许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导演组或演员组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有压力，害怕被审视和评定。所以我总是跟照明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些被宠爱的感觉。有时候，路边有卖农产品的摊子，卡车就会停下来，我和几个照明师傅就跳下车去买炒花生、炒黄豆吃。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老乡在卖老母鸡，就下车跟他讨价还价，但是扯了好久还谈不拢。我偷偷从口袋里拿出一盒万金油，趁老乡不注意，抹到了鸡的眼睛上。老母鸡开始抖动它的头，发出奇怪的声音。老乡看到后有点纳闷，不知这鸡突然得了什么病，马上同意把它便宜卖给我们。我们高兴得一路嘻嘻哈哈，到招待所马上开始杀鸡、拔毛、炖汤。两小时后，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吃了一口才发现，万金油的气味还在，这锅汤根本没法喝。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审视过，但是勇敢地抬头看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就是我那副样子吧。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小学期间我是学习委员，课余爱好是打乒乓；中学我是射击队的运动员，还负责出黑板报，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没等他们回答，我就朗朗地开始了。那时我和母亲每天准时开无线电听“广播英语课”，《为人民服务》也是那样学了以后背下来的，我非常引以为豪。我无法想象在场的人对我的表演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我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
《青春》上映以后，我一夜成名，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少年团体去做讲座，让我父母非常担忧。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家里决定我必须复习功课，奔赴考场。母亲希望我能学医。她问我，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但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正遇上“文革”，基本没学到什么文化，中学又只上了几个月，数理化水平离同龄人太远，要报考医学院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姥姥商量下来，决定我应该报考文科。我那些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考外语学院就成了我唯一的优势了。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钩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培训班院子里的树叶和草叶纹丝不动，小湖里还滋生出好多蚊子，我打着扇子，点了蚊香，坐在桌前学习。总是M，拿着一只热水瓶，里面盛了冰凉的酸梅汤，给我送来。那是多么甜蜜的慰藉。我边喝冷饮边小歇一下，跟他诉说自己的不自信。他说，你这么用功，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说来也奇怪，我们经常提到“上帝”和“命运”这样的字眼。我那时还不知道，M已经开始渐渐地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奉者。
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有一次，在复习了一天以后，M、闵安琪、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坐在我们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印象中那天大院里好像只剩我们四个人，远处几间平房的窗户都是暗的，到处一片漆黑。我们宿舍外的木头电线杆有点歪斜，灯罩把灯光聚成一个黄色的圆圈，笼罩着我们四个。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不是在说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畅，是日后很少再有的。
然而，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萝里的实验室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成了电影演员。仔细回忆起来，有这样一件事：十四岁的一天，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高考的那个星期，我搬回家里住，姥姥每天为我蒸状元蛋，那是用鲜鸡蛋、咸蛋和肉糜做的炖蛋。姥姥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她坚持说这个状元蛋很灵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儿身上都得到过验证，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状元蛋是极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场，我感到非常满足、温暖和笃定。记得在我高考前两年，哥哥要参加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留在上海队，避免到农村插队落户。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天跟她们一起看《海绵宝宝》，有时我会走神，幻想那个海底的大菠萝里，是我的海洋科学研究室。成群的小鱼像银色的雨点那样围绕着我们闪烁，千姿百态的海绵、海星和珊瑚在我们的周边栖息。我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事，为发现了某种奇特的浮游生物而激动不已。也许这个发现很重要，说不定可以解决地球温室效应的难题。但真正令我们心旷神怡、如痴如迷的其实只是海底本身——那个永远夜幕低垂的世界，和它无穷无尽的奥妙。世人完全不在意我们，但是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那是多么幸福的人生。
奇迹般地，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我的相册里，保存了一张去上外之前的照片，我捧着一大堆同学们送给我的纪念礼物，抬头看着照相的人。礼物大多数是在扉页上留了言的笔记本，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兴的临别礼品，寄托了两年多来同学之间的情谊。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那时“文革”快结束了，高考也快恢复了，也许我会按照前辈们的脚印，步入科学事业？那似乎更符合我的个性。
到上外报到那天，好多同学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着一点行李：被子、枕头、垫被、蚊帐、脸盆、热水瓶、箱子，浩浩荡荡的一群浓眉大眼的“一号人物”，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我好骄傲啊，别人最多只有一家人，而我像一只森林里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学们放下行李离去的时候，我心好痛，不只是离别友人的伤感，而是预感到我们将要真正意义上的分道扬镳，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