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陈川和其他几位孟老师的学生，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纪念他的画展。画展的名字来自陈川的纪念文章《孟光时代》，他在文中表达了对老师和那些纯粹的岁月的怀念、感激，也表达了对艺术的迷恋与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陈川的文字这么动人：
祖屋的壁炉——花样的年华——永远的余热……
无意中在电视上又看了遍《日瓦戈医生》，一听到那轻快的电影主旋律，就想起小时候。（当年我家也有五户人搬进来。）小时候已经离我太远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距离上。在美国有时会梦到当年的上海，醒来时突然觉得它很远。远得要用光年计算。迷乱的像块碎了一地的镜子。醒后会苦苦思索，但仍恍若隔世。
后来我打电话问哥哥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从肇嘉浜路搬回来一根没用的电线木杆，找不到锯子就这样烧一段往里面捅一段。
记得有年冬天很冷。天还没亮，土冻得比石头还硬。、阿姨拉着我去菜场买菜。她排菜队，我排鱼队。但轮到我的时候她还没来。我身上有两分钱，便买了些猫鱼。
美国留学三年，像流放那么的漫长，等回到朝思暮想的家时，我已是另一个人了。家也比离开时更加破旧，但温暖如故。哥哥还在那里画画，壁炉还在那里燃烧——记忆中的某些场景永远只有一个季节。我脑子有这样一个画面：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杆，一头捅在壁炉里烧，另一头顶在廊亭和花园之间的门上。
回家后发现其中一条小鱼的鳃还在动，那圆眼在向我祈求怜悯。突生恻隐之心，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了只大碗，放满水，那小鱼居然在里面游了起来。可惜不久碗里的水就结成了一块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没办法只能将它倒入马桶里。傍晚时发现冰化了，小鱼又活了过来。
我和哥哥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但我更多的时间卷在自己纷乱的心思和事务中，他只是眼梢余光中一瞥模糊的印象。客厅的壁炉总是燃着橙红的火苗，他和几个同学，还有他们的模特，似乎总是在那里画画。
在美国，小孩生活中充满奇迹—— magic：圣诞老人、牙齿仙女等。我童年的 magic 只有那条小鱼。
王青的肖像挂在家里一两个月都干不透，后来我才知道，陈川调色油用完没钱买，偷用了家里的麻油画的。一九八〇年，美校在“中苏友好大厦”开毕业展览时，他用了一个破掉被换下来的纱窗框做了个镜框。陈川到美国留学时把这张画带了过来，在一个展览上被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收藏了。
有天下雪，在家里闷得发慌，在阁楼上瞎翻，发现一些姥姥的书。其中有儒勒·凡尔纳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里面的插图很美，翻着翻着便读起来了。
那张肖像画了很久，我偶尔走过，总是莫名地闻到麻油的香味。画中王青身着一件苏联式双排扣旧夹克，头上歪戴了一顶布帽，手中拄了一根木棍，身体在暗区，拄棍的手在亮光里。陈川让他拄木棍就是为了呈现那只手——那是只他自己十分满意的手。一个我熟悉而不去留心的人，画在这样的光线里让我目不转睛。我讲不出大道理，但是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油画肖像时，我能感到画家的凝视。他仿佛在着魔的同时施魔，把被凝视的对象从习惯性的印象流中分离出来，变得异常清晰和重要。
雨夹雪一阵阵地敲打着老虎窗。阴冷像张虚幻的网笼罩着晦暗的阁楼，我逐渐把墙角那堆多年没晒霉的被子全裹在身上，还是冷得簌簌发抖，但心里却热血沸腾。从那间堆满垃圾的几平方的阁楼上看世界，世界太大了，太奇妙了。对船长尼摩羡慕得发昏。小时候的事我已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是故意的。
考上海美校前，陈川成天跟王青在客厅里画画、备考。王青长得特别秀气，有点像个女孩，今天回忆起他，原貌早已淡忘，但是陈川画他的肖像，依然印刻在我的眼底，犹如昨日。
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最后，当他所有的梦都破灭时，他一生最崇拜的偶像 Pangloss还希望他能乐观，他回答：让我们开垦自己的花园。（“All that is very well”，Answered Candide，“Let us cultivate our garden.”）
高中毕业后，陈川没有发精神病的迹象，母亲开始欣赏和支持他的艺术追求。父亲认识浙江美院的院长，他来家里看了陈川的画，跟他说，你如果来考浙江美院我们一定收你。这位院长过去是上海油雕室的，跟陈逸飞两个人谁也不买谁的账。陈逸飞听到这事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浙江美院，从那里毕业不一定能分配回上海，陈川应该考上海美校。
在“文革”中长大的人，大多是精神的囚徒。那个时代，开垦一个自己的世界显得无比重要。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用艺术和音乐来填补人性和情感的真空。
父亲多次说过，这两个小囡，文曲星、武曲星颠倒了。妹妹像个男小囡那么野蛮粗心，阿哥像个女小囡那么文雅细心。父亲要哥哥长成他心目中的男小囡，把他送进了少儿游泳队训练，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水球队和划船队。
思南路的老墙很有上海的特点，砖外糊着粗糙水泥。有点西班牙风味。我小时候喜欢用手摸着它走，直到手指发麻……那是条幽径。路旁住的是些上海当时最有底蕴的人。可我当年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思南路七十七号是孟老师的家。
母亲有时会仔细审视哥哥的画，好像在研究什么；有时会催他出去玩玩，不要整天画图；有时会说，学会一技之长是件好事；有时又莫名地发脾气，不给他买画纸和炭笔的钱。后来我才慢慢懂得了，母亲奇怪的表现是因为焦灼，她害怕哥哥会遗传到她母系家族中的、与艺术天才并存的神经分裂症。母亲不给钱，陈川就把坐公共汽车的钱全省下来，横跨半个上海到福州路的美术用品商店买纸，每次至多两三张，来来回回，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因为纸不够用，他总是画完了一面翻过来再画。
第一次见到孟老师我大约十二岁，是当时在闵行电影院画海报的许余庆老师带我去见他的。
有一次，哥哥从不知哪里得到一张伦勃朗人像素描的照片，兴奋得不得了，每天照着临摹。多年后一个美国记者非常好奇，陈川在那么狭窄贫瘠的环境长大，怎么会有这么娴熟的欧洲绘画技巧。其实，他对巅峰时期艺术大师的艺术，远比同代美国画家要钻研得更深更多。在富足和开放的文化中，哪里会有他那样饥渴的眼睛，那样不弃的注意力？他看到那些作品，就像在沙漠里看到玫瑰。
房间里弥漫着油画的气味。茶几上放了瓶凋零的玫瑰。天蓝色花瓶下已撒满枯叶，好像生命都被画架上的油画吸取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幅画，与当时外面看到的画完全不同。那几笔颜色，简直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是误入天堂的罪人，无法形容自己的幸运。
哥哥他们围着书桌，看孟老师借回来的苏联画册，边看画册边热烈地讨论。我也跟着看，听他们讲。记得陈川很喜欢列宾画他女儿的肖像，也非常喜欢尼古拉费申的画。平江路客厅墙上有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就是尼古拉费申的画，被不同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后的版本。回看少年时代陈川画的我，多多少少都受到苏联画家的影响，我也喜欢让他把我画成那个样子。
虽然当年的感情就像墙缝中的一些小植物，不需要很多阳光和养料就能开花。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使我寒毛林立！那天晚上我的心离开了愚蠢的肉体，在空中逍遥了一夜。那瞬间的感觉是永恒的。
让我回到那些未曾被拍下来的时光——
那晚回家的路上，在复兴中路的某个窗户里，有谁漫不经心地拉着手风琴，那是一首我妈妈当年常唱的苏联歌：
未来的照片就更不可靠了，人工智能将为我们提供无数美妙诱人和雄辩的虚拟场景，指引或代替我们去思考、记住、回忆……我们会发现，人类最引以为豪的理智和清醒，原来是如此的脆弱。
黄昏的时候有个青年，
沙丽·曼称之为“照片的背叛”。我们总以为照片能保存过去，其实它们把某些瞬间从人生长河中截出来，取代并腐蚀了真相，同时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记忆。
徘徊在我家门前。
难道我记住的不是实况，而是照片中的情形？那些生动的感官印象也是虚构的吗？美国摄影师沙丽·曼在《留住这一刻》中这样写道：“早在 1901 年，爱弥尔·佐拉就指出了摄影对记忆的威胁，他说，如果你没有拍下来，就不能声称你真正看到了某物。然而，一旦被拍了下来，无论你‘真正看到’的是什么，都永远不再会被记忆的眼睛看到。”
那青年哟默默无言，
为什么陈丹青不在那张照片里？这么些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拍照的人把他放在了画外，只拍了我们兄妹两个人。最近跟陈川说起这件事，他说，拍照片的是一个《解放日报》的摄影记者，他请你换了画里的衣服，然后让我们摆拍的，陈丹青已经走了。
单把目光闪一闪。
我有一张那天画肖像的照片，我和哥哥面对面坐在姥姥房间里，陈川一手拿着画笔看着我，一手扶着正在画的肖像，我挺直了腰望着前方的白墙，好像在考虑什么严肃的问题。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天窗外知了的聒噪、屋里颜料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哥哥和陈丹青，他们的头发都很短，脸颊都很瘦……
有谁知道他呢？
画中女孩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胳膊，让我想起童年的一个暑假，父亲每天带我去游泳，一个同学笑我黑得像个乡下人，我跟母亲说，不想去游泳了。她说，我觉得你黑点蛮好的，比又白又胖好看多了，对伐？那时我的脸很圆，想想她说得有道理，从此放心大胆地游泳，练就了强壮的三角肌和肩脖肌。陈丹青的确抓住了我的特点。
他为什么眨眼？
画完这幅肖像后，我们都陆续到了美国，没有什么来往。但我脑中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场景，晚饭后，路灯下，几个在纽约的上海画家——陈丹青也在其中，站在唐人街一个昏暗的报刊亭前，一排排的杂志中有《花花公子》，他们互相调侃着……再次见到他便是几十年后的事了，我们居然在上海一家什么商店里偶遇，停下来聊了几句，提到了画肖像的事，我跟他要画，他就慷慨地答应了。几天后，画便送到了我家。
他为什么眨眼……
那么多的肖像，我自己只有一张陈丹青画我的油画。当时他好像刚完成了西藏组画，我们坐在姥姥房间里——为什么不是在客厅？也许楼上自然光更好一些，也许姥姥要我们在她屋里，记不清了。我穿了一件自己做的连衣裙——红白条子的棉布，宽而低的方领，无袖贴身的裁剪。我们画了多久？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突然想起那条神秘的猫鱼。我的脚踏车骑得飞快，心中满怀憧憬。奇怪，想到当年就会想到苏联。
我问哥哥，你小时候画了那么多张我，怎么都没有了？他说，好多都留在孟老师那里了，那时画能被孟老师看中收下来是老开心、老骄傲的事，画留在自己屋里有什么用？我没钞票买纸，没画过的纸才是更宝贵的。十多年前，有人在拍卖市场看到几张陈川画我的素描，那是在孟老师去世后被谁拿去卖了？
中国有不少伟大的艺术教育家，如徐悲鸿、吴冠中。孟光不是伟大，而是美。一种脆弱的美；好像从高深的荒草中挣扎出来的蔷薇，与现在花房里粗壮的玫瑰不同。他也不像哈定把艺术大众化的教育家。绘画不是混饭的工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吸引我的不是能学会艺术，而是他使我感到艺术是无止境的。艺术不是为社会的，不受时尚左右的。
从平江路走去孟老师家大概半个小时，我多次跟哥哥去那里为他们做模特。孟老师在美校的得意门生，比方夏葆元、陈逸飞等都在那里画过我。不知那些画都去了哪里？
我认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上海的文艺复兴。四川艺术如罗中立《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是伤痕美术。有很大的影响力。从主题到画风都使人感到一种暴力。但上海的艺术情感就像是后弄堂悄悄的肺腑之言……把闷在肚里的一点点不规矩的隐私用最美的方法说出来。不是宣言而是流言。流言往往更生动更美，我觉得，美术灵感是对美的期待，是在美的饥饿中产生的。
陈川从静物开始，画屋里的椅子、厨房的洋山芋、晒台上的葱。然后他开始画动物和人，有几次，他背着画架长途跋涉走去动物园写生，画老虎、狮子，画大象、犀牛。当然更现成和方便的是画我和家里的猫。父母为我们俩分配好了每人饭后隔天洗碗，为了让我给他当模特，陈川只好被我敲诈勒索，每天洗碗。
那时的画家们有多饥饿？多寒冷？当年的“黑画展”。画家们被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单独审查。很多人后悔画了那些画。现在看来，这就是海派风格的开始。夏葆元的“恋爱史”是一种没有反抗的反抗。今天有谁画得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没有宣言。只是把上帝人性化。拉斐尔是梵蒂冈教堂的画家。他的圣母画得很性感。有过做主教的念头，一直不敢结婚。只活到三十七岁。由于和情人做爱过度死在床上。上海当年还不如梵蒂冈自由。感情像是挤牙膏挤出来的。但那种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没有市场，没有商业操作。那种纯真有多可贵。一切出自内心。为艺术而艺术。
他如果看到我这么写，肯定会抗议：侬瞎写啥啊？哥哥极其谦逊、害羞，尤其对于内心深处最在乎的东西。
我在美专读书时孟光是我们的副校长。凌启宁是我们的老师。她也是孟光当年的得意门生。几年前回国看到凌老师在大剧院画廊开的个人展。我暗暗地吃了一惊：我受她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回想起来，她是学校里最维护我们的老师。毕业后我跟随孟老师一起去上海交通大学美术系教书直到出国。可见我是在他的翅膀下长大的。
小学的美术老师发现哥哥有绘画天才，就把他送进了少年宫学习。那里的绘画老师叫夏予冰，他在陈川九岁的时候为他办了人生第一个“画展”。两年后，夏老师和许老师都觉得陈川在少年宫学不到什么了，就带着他和他的画，去了孟光老师的家。哥哥就像个在江湖上寻找武林高手的孩子，终于拜到了一代宗师。从此，艺术就成了他的挚爱、他的生活。
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不但是孟光的学生，也是他沙龙的常客。当年知名的还有赵渭凉、吴建都是孟老师圈内的人。他对上海的艺术高潮的影响力是没人能比的。
哥哥是奶奶爷爷唯一的孙子，他们为他起名为陈川，以纪念故乡的山水。很小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认了一个画图老师，那人是个侏儒，背上拱起很高的一块，一开始陈川见到他有些害怕，等后来习惯不再害怕的时候，这个老师跟他说，你进步得很快，我教不了你了，带你去找鲍老师吧。就这样，陈川拜到了新的师傅。鲍老师常去看一个姓许的画家，有时把哥哥也带去那里。据说许老师原来在上海美校读书，画得很好，但因为谈恋爱被开除了，后来就在上海闵行电影院画海报。当年很少有人买得起油画颜料，陈川开始学油画的时候，用的就是许老师画海报的颜料。
虽然坐在那只已经坐烂了的藤椅上，他是个十足的贵族。（十八世纪的启蒙贵族）。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那聚会。在那间屋里，我可以忘记一切，让自己升华到另一个空间。那里天堂的门是向我敞开的。每次从那间屋里出来，总是灵泉汹涌。
哥哥年轻时候的不少作品，经常这样那样到了各种人手里，他也并不觉得可惜。他画画，就像夜莺唱歌，本性而已。他最大的梦想，就是画得好。
孟老师的学生很多。有两三代人受到他的影响。但是我的年龄段的学生们受他的影响最大。因为“文革”时我才七岁，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孟光家一直是我的避风港。我艺术世界的经纬是由孟光来做刻度的。什么是艺术？没人能做出客观的解释。我是我的时代的产物。在海外岁月已经超过中国。世上最著名的作品都看过了。但我却越来越怀念那个时代——孟光时代。
本来说好了这幅油画先挂在交大，但最终是要送给马新桦本人的。后来，一位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教授到交大访问，看到这幅肖像后多次表示喜爱，校长就要把画送给他。当时哥哥正在申请留学，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校长跟他说，如果你把这幅画贡献出来，学校就可以给你公派留学的资格。他只好去跟马新桦商量，虽然她很不情愿，但是为了他能留学，就把自己的肖像送给那个陌生的异国人。
我又去看了一次孟老师的家。希望能找回一些当年的余韵。可惜时间的一点一滴的侵蚀已被油漆一新。在阳光下闪耀着一股艳气。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把我拦在弄堂口。隔河相望，觉着这时辰似曾相识？
刘建介绍我和哥哥认识了拉大提琴的马新桦，她不但琴拉得好，气质和样貌也很出众。哥哥为她在音乐学院图书馆画了一幅肖像。那是一栋二十年代建造的老洋房，马新桦穿着简单朴素的白衬衫白裙子，一手扶着大提琴，一手拿着琴弓，低头站在厚实雕木的楼梯拐口，柔和的光线从几扇彩色玻璃窗洒在她的身上，仿佛记忆的尘烟。她是谁？在想什么？你如果看到这幅画，一定会好奇她的身世，会想认识她。
想起一首泰戈尔的诗：
八十年代中期刘建到纽约留学，靠送外卖养活自己。刚到加州时，我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负责领位和接外卖电话，一两个拥有二手车的中国留学生负责送餐。在纽约送外卖都是坐地铁、骑自行车或者走路。拎着大包小包鱼香茄子、排骨面、宫保鸡丁，挤在地铁里的刘建，仍然西装革履。一天晚上，他在送餐的路上被两个不怀好意的人尾随，为了甩掉他们，他围着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兜圈，那两个人就跟着他兜，几圈后刘建还是被抢劫了。事后我们总是说，如果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是不是就不会被盯上，是不是就能躲过那一劫。
我飞跑如一头麝香鹿：因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飞跑在森林的阴影里。
第一次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都是在西影拍《苏醒》的时候，导演滕文骥是我当时认识的人中，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和音响设备的人。我依稀看见，在一间西影宿舍不大的房间里，窗帘紧闭着，我们几个演员聚在昏暗的电灯泡下，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着交响乐《新大陆》，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柔情似水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些时光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又能那么直接地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天下哪怕最顽固不化的铁石心肠。
夜是五月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电影《苏醒》中苏小梅的角色需要弹钢琴，我因此去了离家不远的音乐学院学琴，认识了几个学生和老师，他们也成了家里的常客。有一个叫刘建的作曲系学生，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他弹得一手好钢琴，现在想起他我还能听到肖邦的小夜曲。在认识他之前，我没有听过肖邦的音乐，没有想象过世上还能有这么优美丰富深情的旋律。在我成长的年代，西方古典音乐是被禁的东西。
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彷徨歧途，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定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
我自己的欲望的形象，从我的心里走出来，手舞足蹈。
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闪烁的幻象倏忽地飞翔。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
我要把它牢牢抓住，它躲开了我，它把我引入歧途
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是富贵人家出身，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
那些童年的秘密心思，像在睡梦中被闪电唤醒，黑暗中的一瞥惊艳。编辑画册的时候，有人说，“猫鱼”跟孟老师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应该删掉。怎么能删掉？直奔主题真的是艺术的敌人。“猫鱼”的突然出现，赋予了文章神奇的品质。我能感受到哥哥注视它的目光是如此地强烈，并且跟随他视这条“猫鱼”为一种象征。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太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
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这样写过：“看着自然界的事物——比方透过玻璃窗的露水看着远处月亮的微光时，我似乎更像在寻找——或被它召唤着去寻找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永远的、早已存在的景象，而不是在观察任何新的事物。即使是后者，我也总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那个新现象，是在轻轻地唤醒我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我和哥哥，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它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每一个“奇迹”。我很难想象任何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核心图像，不是潜意识中来自童年的、某个强烈的视觉感知或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