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说，“劳拉也没有。或者说，没有像你们俩编造的那样。我知道理查德干了什么。”
理查德本人并没有出现；我看这是他感到内疚的迹象。他派来了威妮弗蕾德。“你失去理智了吗？”她张口就质问道。（这是在贝蒂小吃店的一个火车座里；我不想让她到我租住的小房子里来，我不想让她靠近艾梅。）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威妮弗蕾德说道。她身披着一件拖着闪光尾巴的貂皮披肩，正在脱手套。
我对自己说，我以后还要回来，再多拿些东西。
“我想，他认为娶我是做了一笔好买卖——花一个的价钱买了两个。他几乎是白捡了我们姐妹俩。”
在阁楼上，我找到了劳拉从贝拉维斯塔诊所出来之后给自己建立的小窝：被子是从贮藏箱里拿来的，毯子是从她楼下床上搬来的——如果有人来这房子搜查的话，她必定暴露无遗。地上有几片干了的橘子皮、一个苹果核。她照例没有想到清理任何东西。藏在壁橱里的是她在乘“水妖”号那年夏天存放的一包零碎物品：银茶壶、瓷茶杯和碟子、刻有姓名缩写的匙子。还有鳄鱼状的胡桃夹子、一粒单个的珠母袖扣、那只坏了的打火机、缺少醋瓶的调味品架子。
“别荒唐了，”威妮弗蕾德说，尽管她看上去心烦意乱。“不管劳拉说什么，理查德的手绝对是干净的。他像积雪一样纯净。你犯了个严重的判断错误。他想让我转告你，他已准备不计较这件事——你的这次失常行为。如果你回来，他完全愿意宽恕这一切，忘掉这一切。”
我在书里到处乱翻；我打开了书桌的抽屉。在其中一个抽屉里，有一盒当年祖父的钮扣样品：一粒粒白色的骨头在他手里曾变成了黄金——许多年来一直是黄金，而如今又变回了骨头。
“但我没有荒唐，”我说，“他也许像积雪一样纯净，但那不是积雪。那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我走遍了房子的各个角落。处处散发着一股霉味。我查看了书房，美杜莎的雕像仍然傲立在壁炉台上。祖母阿黛莉娅的肖像也还在原来的地方，但已开始下陷：她的脸现在表现出一种压抑，却又快乐而狡黠的神情。我在想：我敢肯定你曾四处放荡。我敢肯定你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我敢肯定是它给了你活下去的动力。
“小声点，”她嘘道，“别人在看我们呢。”
我不需要破门而入；那时瑞妮还活着，她私下仍然持有一把钥匙。房子的状况令人悲哀：到处是灰尘和老鼠屎；如今已经灰暗的镶木地板，不知滴上了什么东西，弄得污渍斑斑。特里斯坦和伊索尔特还在，俯看着空荡荡的餐厅。不过，伊索尔特的竖琴受了些损伤。一两只谷仓的燕子在中间的窗户上筑了窝。然而，房子内部并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蔡斯家族的姓氏之风仍然在四周吹拂，不管多么微弱；空气中一定还残存着越来越黯淡的权势和金钱的光环。
“他们反正是要看的，”我说，“因为你打扮得像阿斯特[1]夫人的马儿似的。要知道，那种绿色一点也不适合你，尤其是对于你现在的年龄。说真的，从来就不适合你。它使你看起来像患了胆病一样。”
当然，我去了阿维隆庄园。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旧地重访。庭园荒芜，园中杂草丛生；暖房成了废墟，玻璃窗破碎，干枯的花草仍长在花盆里。不过，当年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有几盆这样的花草。守园的两尊斯芬克斯石雕身上刻上了几行约翰爱玛丽之类的话；有一尊已经翻倒在地。石头仙女的莲花池里堵满了枯草败叶。仙女本身还立在那里，虽然缺了几根手指。然而，她的微笑依旧：超脱、神秘、漠然。
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威妮弗蕾德觉得谈话难以继续；她不习惯我这新表现出来的、恶毒的一面。“你想要什么，准确地说？”她说道，“并不是理查德做了什么。但他不想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我却越来越感到她的存在；当我想听不停的唠叨时，我听到的能是谁的声音呢？
“我准确地告诉他了，”我说，“我写得一清二楚。现在我想要支票。”
我很快发现，不是她的背要她的命，而是她的肾要她的命。我搬回去六个月之后，她的肾就不行了。米拉，如果你读到这里，我希望你知道这是个多么严重的打击。我一直指望她健在——她不总是健在的吗？——如今，突然之间，她不在了。
“他要见艾梅。”
瑞妮的丈夫罗恩·欣克斯没有被列入这些漫不经心的赴死者的名单。人们郑重地说，他和加拿大皇家军团中一群来自提康德罗加港的同伴，战死于西西里。瑞妮领到了抚恤金，但没什么别的收入，于是把她小房子的一个房间租了出去。同时，她还在贝蒂小吃店干活。不过，她说自己的背疼得要命。
“没门儿，”我说，“这事我决不允许。他对小姑娘有癖好。你是知情的，你一直都知情。早在我十八岁时，我对他已经忍耐到极限了。我现在终于明白，让劳拉和我们同住一间房子对他的诱惑太大了。他无法不碰劳拉。但是他别想碰艾梅。”
还有一些空缺。埃尔伍德·默里不再办报纸了；他参加了海军，被炸死了，很快将成为阵亡将士纪念碑上一个新的、闪亮的名字。有趣的是，传说镇上哪些男人死了，哪些男人自杀了，人们谈论这事时仿佛死亡是一种笨头笨脑的行为，甚至是轻微而蓄意的行为——几乎像你花钱去理个发一样。买到了饼干是最近男人们通常用来指死亡的术语。你不禁纳闷，在他们心目中这种“饼干”是谁的烘焙手艺。
“别恶心了。”威妮弗蕾德说道。她此刻已经十分生气了。她的浓妆盖不住脸上的斑斑点点。“艾梅是他的亲生女儿。”
提康德罗加港现在不一样了；战争造成了损害。交战期间，有几家工厂重新开工——身穿工作服的女人生产雷管——但现在它们又关闭了。也许，一旦确定归来的军人到底想买些什么，它们会转向和平时期的生产，因为这些退伍军人无疑会建造房子和建立家庭。同时，有许多人失业，正在等待和观望。
我差点说：“不，她不是。”但我知道那将是个策略上的错误。法律上，她是他的女儿；我没有办法证明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检测基因之类的手段。如果理查德得知了真相，他会更急于把艾梅从我身边抢走。他将把她扣作人质，我将失去我至今赢得的一切优势。这是一场肮脏的游戏。“他谁都不放过，”我说，“即使是艾梅。然后，他会把她打发到一个见不得人的堕胎营，就像他对劳拉那样。”
我解释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待几天。我不该说“解释”，因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我怎么说才能让她明白呢？
“我看，这样讨论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威妮弗蕾德一面说，一面收起她的手套、披肩和鳄鱼皮钱包。
艾梅不喜欢待在提康德罗加港。她想要她的父亲。她想要她熟悉的东西；小孩子都是这样。她想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唉，我们不也都是这样吗？
战争结束之后，情况改变了。它改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过了一阵子，死气沉沉的灰色和中间色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午的耀眼亮色——艳丽、原色、无阴影。灼热的粉红色、强烈的蓝色、浮水气球的红白色、塑料的荧光绿；太阳像聚光灯一样炙烤着大地。
一无所获。或许理查德在这件事上对劳拉说了谎，就像他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我说谎一样。反过来，或许是卡莉在说谎。不过，我还能指望她再说些什么呢？
在城镇的郊区周围，推土机横冲直撞，树木纷纷倒下；地上铲出了一个个大坑，好像落过炸弹似的。满街是沙子和泥土。一块块光秃秃的草地显露出来，上面种植着细长的小树；白桦十分普遍。枝叶稀疏，树顶间露出了太多的天空。
卡莉感到十分气愤。她在话里多次用了胡扯这两个字。确实，当她因为从事煽动活动被反赤小分队抓起来之后，理查德帮过她的忙，但她认为那只是他看她曾是家里人的份上才这么做的。她否认曾经告诉过理查德关于亚历克斯或者别的激进分子或同情者的情况。真是胡扯！这些人是她的朋友！至于亚历克斯，没错，当他陷于困境时，她开头帮过他，但后来他消失了。事实上，他还欠她一些钱。再后来，她听说他去了西班牙。当初她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她怎么能告发他呢？
肉铺的橱窗里陈列着油光光的大块肉，有块状的、条状的和片状的。有朝霞般光亮的橘子和柠檬，有小丘般的糖堆和大山般的黄油。人人都在吃啊吃。他们把能弄到的鲜艳的肉、鲜艳的食物统统填进肚子，仿佛没有明天了。
她听说了劳拉的死讯。她是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这么可爱的姑娘，小时候就如此与众不同，真是遗憾。等她说过那些客套话之后，我把劳拉告诉我的事说给她听，问她是不是真的。
然而，明天是有的；只有明天。消逝的是昨天。
卡莉看到我不无惊讶。我没有事先告诉她我要来；我不希望她躲避我。她正在监看画匠们工作。她把头发用一方印花头巾扎了起来，身穿卡其布宽松长裤，脚蹬一双网球鞋，两手插在口袋里，下唇叼着一支烟，大步地四处转悠。
从理查德那里，以及从劳拉的遗产中，我现在得到了足够的钱。我已经买好了我的小房子。艾梅还在怨我把她从原来富裕得多的生活中拖出来，但她看上去已经安下心来了。不过，偶尔我会瞧见她那冷冷的目光。她断定我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母亲。另一方面，理查德已经获得了相隔遥远的益处：由于他已不再出现，他在她的眼中具有了更多的闪光点。然而，他源源不断寄来的礼物渐渐减成了细流，所以她也没有很多的选择。恐怕我期望她能过比现在更清苦的生活。
他们给了她整整一面墙的面积作画。画上有三名工厂女工，身穿工作服，勇敢地微笑着挖出了炸弹；一位开救护车的姑娘；两名扛着锄头、拎着一篮西红柿的农场帮工；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高举着一台打字机。在下面的一角，画在一边的是一位系围裙的母亲，正从烤炉里取出一条长面包，两个称许的孩子在一旁观看。
与此同时，理查德正在准备攫取权力；据报纸说，这差不多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无疑，我拖了他的后腿。不过，关于我们分居的传言被压下去了。我被说成是“在乡下”。只要我打算待在那里，这种说法就勉强能够成立。
离开多伦多的前几天，我找到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她已经放弃了雕塑，现在是个壁画家。我在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找到了她；她在那里揽了一个画壁画的活儿。壁画的主题是妇女对战争的贡献——已经过时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不过，我们两个并不知道，这幅画很快就会被刷上一层平庸乏味的褐灰色。）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的谣言已在流传：什么我精神不正常；什么尽管我古怪乖僻，理查德还在赡养我；什么理查德是个圣人等等。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有一个疯癫妻子对他也没什么坏处。它的确能使当权者们的配偶更加同情他的事业。
我在这封信署名时用了谨启一语。当我舔着信封的封口时，我不知在信中是否拼对了下流这个词。
在提康德罗加港，我过得十分安宁。每当我出去，我都走在一片充满敬意的低语声中；当我走近能听见时，声音低下去了，而后又响起来。人们有个一致的看法：不管理查德出了什么事，我肯定是受害的一方。我吃了亏，但因为世上缺乏公平和宝贵的小小仁慈，所以什么也不能为我做。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本书出版之前。
我给理查德留下了一封信。我说，鉴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现在得知的情况——我不想再见他了。考虑到他的政治抱负，我将不会要求离婚。不过，根据劳拉笔记本里的记录，我掌握了他下流行为的充分证据。我撒谎说，这些证据都锁在一个保险柜里。我补充说，如果他想用他的脏手去碰艾梅的话，他应该打消这个歹念，因为我会制造一个非常大的丑闻。而且，如果他不满足我经济上的要求，我也同样会这么做的。我要求的数额不大：这笔钱够在提康德罗加港买一间小房子，能确保艾梅的抚养费就行了。至于我自己的生活费，我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时光流逝。我搞园艺、读书，还干点别的事情。我已经着手进行小量的旧工艺品的买卖——那是从理查德给我的几件动物形状的首饰开始的。结果证明，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对我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正常的外表建立起来了。
送走理查德以后，我放了用人一晚上的假。我说，我愿代她照管。最近以来，我多次这样做——我喜欢独自在屋里守着熟睡的艾梅——所以，连穆加特罗伊德太太也没起疑心。等到四下没人时，我迅速采取行动。我预先已经偷偷地打点了一些包裹——我的珠宝盒、我的那些照片、那本《石园花草谱》。现在我动手整理其余的东西：我的衣服，但绝不是全部；艾梅的东西，也绝不是全部。我把所能拿的东西放进扁行李箱——那只曾经放我嫁妆的箱子；还有的则放进与之配套的手提箱。根据我事先的安排，火车站的人来运走了行李。然后，第二天，我轻易地带着艾梅乘出租车去了联邦车站，每人只带着过夜的小包，神不知鬼不觉。
然而，没流出来的泪可以使你变得酸臭。记忆也会。咬自己的舌头也会。我难受的夜晚开始了。我无法入眠。
“别责怪你自己了。”威妮弗蕾德说道。她就希望我这么做——如果我怪罪自己，我就抽不出时间来责怪别人了。“有些事情经不起老是去想。”不过，我们不免老是去想。我们无法克制自己。
公开来看，劳拉的事已经被掩盖了。再过几年，她就仿佛是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我对自己说，我本不该发誓保持沉默。我想要什么呢？没什么，只是某种纪念物。然而，当你剥去一个纪念物的包装后，它除了是忍受的伤口纪念之外，还会是什么呢？忍受它，而且怨恨它。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报复。
理查德去渥太华了——一次重要的渥太华之行。他暗示说：上层人物也许会突然提出问题；如果不是现在，那也快了。我告诉他以及威妮弗蕾德，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带着盛在他们银色盒子里的劳拉的骨灰去提康德罗加港。我说，我需要撒这些骨灰，还要负责把她的名字刻在蔡斯家族的方石碑上。一切都顺理成章。
不能忘却。记住我。我们向你伸出我们的枯手。这是那些渴望关怀的鬼魂们的呐喊。
我一直等到葬礼结束，然后又等了一个星期。我不想行动太仓促。瑞妮也常说，宁愿稳妥以免后悔。这是一句靠不住的格言，因为常常是两者兼有之。
我发现，再没有比理解死者更困难的事了。但是，也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更危险的事了。
然而，正像瑞妮所说的那样，剥猫皮的方法总不止一种。如果你径直走不过去，那就绕道走。
[1]阿斯特：美国一个有名的富翁，他的夫人生活奢侈。
看完劳拉的笔记本之后，我把它们放回我的袜子抽屉里。一切都清楚了，但什么也无法证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