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白天绽放，
多么纯净，多么洁白；
夜晚收拢。
L是百合，
课本上画着两个小孩，戴着老式的系带草帽。他们身旁是一朵荷花，上面坐着一位半裸的仙女——身上长着一对薄纱般的翅膀，闪闪发光。瑞妮常说，如果她遇到这样的仙女，她准会举着苍蝇拍去追赶的。这是她同我说着玩的，可没对劳拉说，因为劳拉也许会当真，为此而感到不高兴的。
劳拉现在已经识字了，至少可以看懂字母课本。她最喜欢L这个字母，因为这是她名字开头的字母——L代表劳拉。我名字开头的字母——I代表艾丽丝——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字母，因为I是每个人的字母[1]。
劳拉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就意味着古怪；我明白这一点，但我还会缠着瑞妮问道：“‘与众不同’是什么意思？”
我说过劳拉一点都不担忧，可她居然越来越缠着母亲。母亲在凉亭休息的时候，她会盘腿坐在凉亭下面的阴凉处。母亲在写信的时候，她就待在她的椅子背后。母亲去厨房，她就喜欢钻到厨房的桌子底下去。她还会把一块垫子拖过去，带上我以前的一本字母课本。劳拉有许多东西过去都是属于我的。
“就是与别人不一样。”瑞妮会这样说。
今天母亲午后小睡的时间过长，不像她平时的习惯。这几天，有许多事情看来都不像她平时那样。劳拉并不担忧，可我却担忧。根据别人说的和我无意间听到的话，我进行了分析。别人对我说：“你母亲需要休息，你得把劳拉带走，别让她烦你母亲。”我无意中还听到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医生的态度不乐观。事情恐怕很难说。她自己当然不会说一个字的，但她确实身体有病。有些男人不管有多少孩子都不会满足的。”于是，我知道母亲处在某种危险之中；虽然我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危险，但我明白是有关她的健康和父亲的事情。
不过，也许劳拉与别人的差别并不是太大。也许她与别人原本就是相同的，只是大多数人内心一些古怪的、错位的东西藏而不露，而劳拉却表露无遗——这就是劳拉为何会吓着他们。她确实吓着了他们，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担忧。随着劳拉年龄的增长，她给人造成的这种担忧自然有增无减。
下午的时候，母亲通常坐在凉亭里编织。她正在织一件小毛衣，样子同她给“海外难民”织的差不多。这一件也是给难民的吗？我想知道。也许吧，她会笑着回答说。过一会儿，她的眼皮就会重重地落下，打起盹来，圆圆的眼镜从鼻梁上滑落。她对我们说，她背后长着眼睛；只要我们做了错事，她就会知道。我想象这双眼睛一定有光无色，缺乏生气，就像是一副眼镜。
星期二上午，瑞妮和母亲在厨房里做面包。确切地说，应该是瑞妮在做面包，而母亲在喝茶。瑞妮对母亲说，天气这样闷热，下午准会打雷，因此她应该到树荫底下去坐坐或者躺一会儿。然而，母亲说她不愿意无所事事。她说，那样她会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她倒情愿待在厨房里陪陪瑞妮。
那年我九岁，已经开始记事了；而当时劳拉才六岁。我知道婴儿不是用面团捏出来的——那只是讲给劳拉这样的小孩子听的故事而已。不过，瑞妮并没有作详细的解释。
瑞妮认为，母亲可以到池塘边去散散步，可她自己是无权对女主人发号施令的。于是，母亲一边坐着喝茶，一边看瑞妮站在桌旁用双手将面团揉捏翻转。瑞妮的两只手沾满了面粉，看上去就像戴了一副白色的面粉手套；围裙的上半部分也沾满了面粉。她的两只胳膊下面渗出了汗珠，弄黑了她衣服上印有的黄雏菊花。一些已经成形的生面包放在锅里，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湿碟巾。厨房里弥漫着潮乎乎的蘑菇的气味。
瑞妮说，上帝创造人类就像她捏面团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怀孕时肚子会鼓起来；这是面团在发酵。她说，她脸上的酒窝是上帝留下的大拇指印。她说自己有三个酒窝，而有些人则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上帝创造的人是各不相同的，否则他准会生厌；于是，他就将各种特征随意分配。这样看似不公平，但最终结果还是会公平的。
由于炉子里燃烧着大量的煤，再加上酷热的天气，厨房变得热不可耐。窗户开着，热浪一阵阵地扑面而来。做面包的面粉储藏在储藏室的大桶里。如果爬进装面粉的大桶，面粉会钻进你的鼻子和嘴巴，呛得你透不过气来。瑞妮说，曾有一个婴儿被他的哥哥姐姐倒提着放进了面粉桶里，结果差点窒息而死。
那一天，母亲没有把她的面包皮吃掉。我还记得这事。劳拉不停地对母亲说：这些面包皮怎么办？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怎么办？最后，母亲承认她身体不舒服。当母亲说这话时，我感觉自己像被电流击过一般，因为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早就明白了。
我和劳拉都钻到了厨房的桌子底下。我正读着一本带插图的儿童读物，书名叫《历史伟人》。拿破仑被流放到圣海伦娜岛——他站在悬崖上，两手插在外套里面。我想他一定是在胃疼。劳拉一刻也不安宁。她从桌底下爬出来喝水。“你要面团做面人吗？”瑞妮问道。
或许亚美尼亚人那时已不再挨饿了。战争早已结束，社会秩序也已经恢复。然而，他们的困苦就像一种口号永远留在母亲的脑海里。一种口号、一种祈求、一种祷告、一种魔力。吃面包皮是为了纪念那些亚美尼亚人，不论他们是谁；如果不吃，那就是对神的亵渎。我和劳拉一定明白这种魔力的分量，因为我们从来都是照办不误。
“不要。”劳拉回答说。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我们和瑞妮一起在厨房里吃早餐——麦片粥和橘子酱烤面包。母亲有时会和我们一起吃，可那天她实在太累了。母亲对我们比较严厉，让我们身体坐直，把面包皮都吃掉。“别忘了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她常常会这样说。
“该说：‘不要，谢谢’。”母亲说道。
“那我睡在汽车里，”劳拉说道。
劳拉重新爬回桌子底下。我们俩可以看到穿着厚鞋的两双脚：母亲的窄脚和瑞妮的宽脚；两人的腿上都套着粉褐色的长筒袜——母亲的腿瘦，瑞妮的腿胖。我们俩还可以听到揉面捶面发出的沉闷声音。突然，茶杯打碎了，母亲倒在了地上。瑞妮跪倒在母亲的身旁。“哦，天哪，”她叫道，“艾丽丝，快去叫你父亲。”
“暖房里不再供应暖气了，”瑞妮说，“冬天你会冻死的。”
我奔进书房。电话铃正响着，可父亲不在。于是，我又爬上他的塔楼——这地方通常是不准别人进去的。门没锁，屋里除一张椅子和几只烟灰缸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前厅、起居室、车库里也都没有他的人影。我想，他一定是在工厂里，可我不熟悉去工厂的路，再说也太远了。除了这些地方，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
“我要住在暖房里，”我说道。
我又回到厨房，爬到桌子底下；劳拉双手抱膝坐在那里，她并没有哭。雪白的瓷砖地上有一串暗红的斑点，看起来像是血。我用手指蘸着舔了一下——的确是血。于是，我拿来一块抹布把它擦掉了。“别看。”我对劳拉说道。
“这不太可能，”瑞妮说，“你喜欢你那张软软的床。如果不嫁人的话，你可要睡水泥地了，弄得全身都是油迹斑斑的。”
过了片刻，瑞妮下楼来，摇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不在，他像往常一样去外面闲逛了。接着，她又打电话到工厂，询问父亲的去向。可人们怎么也找不到他。“尽可能找到他。告诉他情况紧急。”她说道。然后，她就又匆忙上了楼。厨房里的面团胀起来又瘪掉，早已不成样子了；她已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也不打算嫁人，”我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她不该待在那闷热的厨房里，”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尤其是这种要打雷的天气。可是她不肯闲着，你又不能对她说什么。”
“我才不打算嫁人呢，”劳拉说，“我要一个人住在车库里。”
“她疼得厉害吗？”希尔科特太太同情而又饶有兴趣地问道。
瑞妮挖了一个洞。那天园丁正好休息；由于事出紧急，瑞妮就用了园丁那把不让任何人碰的铁锹。劳拉将她的面人在洞里一字排开。“上帝可怜她未来的丈夫吧，”瑞妮说道。“她倔得像头驴。”
“我以前见过比这更厉害的，”瑞妮说，“感谢上帝发些小慈悲。那个小东西就像小猫一样滑了出来，可我得说她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把床垫烧掉，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洗干净。”
在做面包的日子，瑞妮会给我和劳拉一些生面团捏面人。我们用葡萄干做面人的眼睛和钮扣。然后，瑞妮会为我们把面人放进炉子烘好。我总是将我捏的面人吃掉，而劳拉则会将她的存起来。瑞妮曾在劳拉的顶格抽屉里发现一排硬邦邦的面人，包在手帕里，活像是小小的面包木乃伊。瑞妮说，这东西会招老鼠，必须扔进垃圾堆。但是，劳拉却坚持在菜园的灌木丛后面为它们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并且还得为它们祈祷。她扬言，如果不这样的话，她就从此不吃饭了。一旦她决心干什么事，就没有人能够劝得动。
“我的天！不过，她还可以再怀上的，”希尔科特太太说道，“他们夫妻俩肯定是想要孩子的。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阿维隆庄园的厨房并不暗，而三十年前它一定像个黑乎乎的维多利亚式的洞穴。现在它雪白明亮——白墙、白瓷桌、白色的柴灶、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改大的窗户上悬挂着黄水仙般颜色的窗帘。（这是战后重新装修的，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之一，以表达他内心的愧疚和不安。）瑞妮把这间厨房看作是最时髦的东西。母亲对她讲了有关细菌的害处、它们的肮脏习性以及它们的藏身之处，结果瑞妮总是把厨房打扫得一尘不染。
“据我所知，她不能再怀孕了，”瑞妮说，“医生说最好到此为止，因为再怀孩子会要她命的。这一次就险些要了她的命。”
事情发生在星期二。这一天是我们家做面包的日子。我们家吃的所有面包——一周一炉就够了——是在阿维隆庄园的厨房里做的。虽然当时提康德罗加港有一家小面包店，可瑞妮却说面包店的面包是为懒汉准备的。她还说，面包师为了让面粉充分发胀，往里面掺白垩粉；另外，还加了过多的酵母，使面包显得蓬松，充满了空气。这样一来，你会以为买得很合算。因此，瑞妮就自己动手做面包。
“有些女人是不该结婚的，”希尔科特太太说，“她们不适合结婚。要结婚的话，你必须身体强壮。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不过，这些孩子并没有都活下来。”
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我母亲生了十一个孩子，”瑞妮说道，“弄得她筋疲力尽。”
现在我来说说母亲去世的情况。要说这件事改变了一切也许有些老套，但我也没说错。我要把它写下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她们俩这就要比一比谁的母亲更有生命耐力，但话题很快就会转移到洗衣服上的。我拉着劳拉的手蹑手蹑脚地上了后楼梯。我们既担心又好奇：我们想知道母亲出了什么事，而且还想看看那只小猫。它就在母亲房门外楼道地板上的搪瓷盆里，旁边放着一堆被血浸透的床单。然而，那并不是一只小猫。那东西看上去灰灰的，像烤熟的老土豆，长着一个特大的脑袋，全身缩着。一双眼睛乜斜地闭着，仿佛受到光的刺激一般。
像大多数的小孩子一样，劳拉认为说出来的话就应该做到，但她太极端化了。只要你说出“迷路”或“跳进湖里”这类话，你就不能不担心后果。你对劳拉说了什么？你难道没有吸取教训？瑞妮会这样责备别人。然而，瑞妮自己也没有完全吸取教训。她有一次告诉劳拉，咬住舌头可以不让问题跑出来，结果劳拉照做不误，好几天都无法吃东西。
“这是什么？”劳拉低声说，“这不是一只小猫。”她蹲下来仔细瞧着。
街头的一些残废老兵令她尤为惊恐——这些闲荡的人、卖铅笔的人和行乞的人已经彻底崩溃，无法从事任何工作。一个失去双腿、瞪着眼睛坐在平板车上生闷气的红脸汉总是把她吓跑。也许是那人两眼中的怒火太吓人了吧。
“我们下楼吧。”我说道。医生还在母亲的房间里，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我不想让他看见我们，因为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许我们看的；我明白我们是不该看的。尤其是不该让劳拉看到——它的样子像一个被压扁的动物，劳拉见到照例会尖叫，然后我就会受到责备。
劳拉是个不安宁的婴儿，尽管脾气不坏，但性情焦虑。大一点以后，她也是个不安宁的孩子。橱门和柜子的抽屉都会让她担心。她似乎总在竖起耳朵倾听远处或地板下有什么东西——那种像一阵风般悄无声息地靠过来的东西。她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精神危机——一只死去的乌鸦、一只被车压烂的猫咪、明朗天空中的一朵乌云都会让她哭泣。另一方面，她对肉体的疼痛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如果烫伤了嘴巴或割伤了自己，她是一概不哭的。那是一种恶意——老天的恶意——在折磨她。
“这是个婴儿，”劳拉说。“它还没有成形。”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可怜的小东西。它自己并不想出生。”
（银色的相框里有一张照片：我坐在母亲的床头柜边，身穿一条深色的白领连衫裙，一只手笨拙地、狠狠地抓着婴儿盖的白色织毯，两只眼睛带着指责的神情，像在质问相机或持相机的人。照片上几乎看不到劳拉，只有一个毛茸茸的头顶和一只小手；手指钩在我的大拇指上。我是因为家里人要我抱这婴儿而生气，还是我想保护她？我是在守护她——不愿意放手吗？）
快到傍晚的时候，瑞妮领我们去看母亲。她躺在床上，头枕在两只枕头上；瘦瘦的胳膊伸到被单外面，正在变白的头发看上去像是透明的。她左手上的结婚戒指忽闪忽闪的，双手紧攒两边的床单。她的嘴巴抽紧了，似乎若有所思；这样的神态通常是她在许愿的时候才有的。她两眼紧闭。由于弯弯的眼睑垂下来盖住了眼球，她眼睛睁开时看上去就更大了。她的眼镜放在水罐旁的床头柜上，一对圆圆的镜片闪烁着空洞的光芒。
我原本可以尖叫，可以大发脾气。正如瑞妮所说，只有吱嘎作响的轮子才上润滑油。
“她睡着了，”瑞妮轻声说道，“不要碰她。”
不久我发现，如果我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着要别人注意；如果我能够帮着做点事——尤其是待在劳拉身旁，摇着摇篮让她入睡（她不容易入睡，而且很快又会醒来），我就可以留在母亲的房间里。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会被带走。这就是我为适应现状而作的改变：保持安静，当一个帮手。
母亲睁开了眼睛。她的嘴巴微微颤动了一下，靠近我们的那只手的指头伸展开来。“你可以拥抱她一下，”瑞妮说，“可别太重了。”我照她的话做了。劳拉的头钻过母亲的胳膊，紧紧地偎在她的身边。浆洗过的床单散发出淡蓝色薰衣草的气味。母亲身上带有一股肥皂味，而身子底下却是一种热热的锈味，还混杂着湿草闷燃时的那种甜酸味。
劳拉出生后，母亲比平时更累了。她从生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她的意志不再那么坚定；她拖着疲惫的脚步过着每一天。医生说，她得多多休息。瑞妮对来帮忙洗衣服的希尔科特太太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原来的那个母亲似乎被某些小精灵偷走了，而现在这个苍白的、萎靡的、泄气的老妈妈取代了她的位置。那时我年仅四岁，被母亲的变化吓坏了。我要有人来拥抱我、安慰我，可母亲再也没有这样的精力了。（我为什么说再也没有了？作为母亲，她的行为举止更具教育意义，而不是爱抚。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仍然是一位老师。）
五天之后，母亲去世了。瑞妮说，母亲由于高烧和虚弱，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那段时间里，医生不断地来来往往；动作麻利而态度冷漠的护士像走马灯一样轮流坐在母亲房间的安乐椅上守候。瑞妮匆匆地跑上跑下，不是端盆、拿毛巾就是送肉汤。父亲忙碌地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出现在饭桌旁，样子憔悴得像个乞丐。母亲发病的那天下午，到处都找不着他。他究竟到哪儿去了？没人说过。
瑞妮认为，人们能够决定自己的死期，同样对自己的降生也有发言权。当我到了可以回嘴的年龄，我会说：我从来没要求过降生，似乎非要得出一个所以然来不可。瑞妮则会反驳说：你当然要求过。就像我们大家一样。瑞妮认为，一旦生下来，我们就要担当起生活的责任来。
劳拉蹲在楼道上。我负责陪她玩耍，不让她伤着碰着，但她却不要我陪。她双手抱膝坐在那儿，下巴抵在膝盖上，一副神秘而又若有所思的神情，样子像在吮吸一块糖。我们是不允许吃糖的。然而，当我让她给我看看，我发现那只不过是一颗白色的圆石子。
劳拉费了好长时间才来到这个世界的，瑞妮说。似乎她无法断定降临世间是否是个好主意。生下来之后，她先是生病，我们差点儿就失去了她——我猜想她仍然在犹豫不决。但最后她决定试一试，于是她抓住了生命，渐渐地好了起来。
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每天上午可以去看望母亲，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可以同她交谈；瑞妮说她正在神游。这话的意思是：她认为母亲的魂儿不在这里，而在另外某个地方。她一天天地在离我们远去。她的颧骨凸出；身上散发出牛奶的气味，还带着一股生腥、酸臭的味道，如同包在油纸里的肉一般。
这样一来，劳拉永远不死。
我每次去看她时都感到闷闷不乐。我看得出她的病有多重，我为此而怨恨她。我觉得，她是在以某种方式背叛我——她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她已经宣布了放弃。我并没想到她会死。我早先就害怕这种可能性，可现在我怕得连想都不敢想了。
最后是用黑粗体写的：去他妈的素食主义者——“凡神皆食荤”——劳拉·蔡斯。
最后一天的上午（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天），母亲似乎神志清醒了一些。尽管她看上去更虚弱了，但是比先前精神一些。她似乎看到了我，就瞧着我。“这儿太亮了，”她轻声说，“你能拉上窗帘吗？”我照她的话做了，然后就站到她的床边，两手绞着一块手帕；来之前瑞妮怕我会哭，就给了我那块手帕。母亲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又热又干，手指软软的如同电线一般。
再下面是用紫色记号笔写的：不要吃。
“做一个乖女孩，”她说道，“我希望你成为劳拉的好姐姐。我知道你在尽力这样做。”
下面是用圆珠笔写的：不要杀生。
我点点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不公平的牺牲品：为什么总要求我做劳拉的好姐姐，而不是要求劳拉做我的好妹妹？毫无疑问，母亲爱劳拉胜过爱我。
接着是绿色记号笔写的：不要杀害任何你不准备吃的东西。
也许并非如此；也许她对我们两个的爱是等量的。或者说，她不再有气力去爱任何人了：她已超越了爱，进入到冰冷的最高层，远离温暖而富有磁力的爱的园地。然而，这种事是我无法想象的。她给我们的爱实在而具体，就像是一块蛋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姐妹俩中谁会分到那较大的一份。
目前保留得最完整的是厕所中间的一个小隔间里的题词。第一句话是用铅笔写的：不要吃任何你不准备杀害的东西。字体则是罗马人刻在墓碑上的那种圆体，深深地嵌入了油漆过的墙面。
（母亲们的构造是何等奇妙！她们是稻草人、可以让我们扎针的蜡娃娃、粗略的图表。我们否认母亲们自身的存在；我们把她们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饥饿、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缺陷。现在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明白了。）
我买了一小杯冰茶和一块浇糖甜饼。那甜饼咬起来就像在啃泡沫塑料一样吱吱作响。吃了一半以后，我就再也吃不下了，于是我踩着滑溜溜的地板去女厕所。在去厕所的时候，我已经在脑子里画出了一张提康德罗加港所有的方便的厕所位置图。当你情况紧急的时候，它们的方便性便突现出来。圈饼店的厕所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倒不是因为它比别处更干净或者更有可能提供手纸，而是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更多别人的题词。人们到处会留下这种题词，只是大多数地方经常用油漆把它们涂掉，但在圈饼店它们保留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你既可以看到题词的内容，又可以读到别人的评论。
母亲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我。她要费多大的劲才能睁着眼睛呀。在她眼睛里，我一定像是在远处晃动的一个模糊的粉红色小团。她要用多大的气力才能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可我却看不到她坚毅的神情了，如果那是坚毅的话。
在回来的路中，我走进圈饼店歇歇脚；外面开始热起来，我想找个地方凉快一下。这家饮食店已经相当破旧了；虽说具有一点时髦的现代气息——淡黄色的瓷砖、固定在地上的白色塑料桌子和配套的模压椅子，事实上这地方几乎破烂不堪。这令我想起某个什么学校，或者某个贫困社区的幼儿园，或者某个为思想出问题的青少年设立的活动中心之类。在这里，你可以用来乱扔或乱刺的东西并不多，就连各种餐具也是塑料的。店堂里弥漫着炸油和松香消毒剂的混合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咖啡香味。
我想说，她看错我了，看错我的心思了。我并没有尽力要成为一个好姐姐；事实恰恰相反。我有时称劳拉为讨厌鬼，叫她别来烦我。就在上个星期，我发现她在舔我喜欢的一只装感谢便条的信封，于是我告诉她信封上的胶水是用煮过的马肉做的，害得她干呕了一阵，还委屈地抽起了鼻子。有时候，我故意躲着她，钻进暖房旁边的紫丁香丛中，用手指塞着耳朵看我的书；而她则到处找我，徒劳地呼喊我的名字。我总是尽可能地逃避作为一个姐姐最起码的责任。
今天我又去了墓地。有人在劳拉的坟前留下了一束橘黄色和红色的百日菊；色彩浓艳的鲜花远不能抚慰死者的灵魂。当我看到这束花的时候，花朵已经开始凋谢；尽管如此，还照样能闻到一股辛辣味。我怀疑，这些花是某个吝啬的或狂热的崇拜者从钮扣厂门前的花坛里偷来的。不过，这种事情劳拉自己也干得出来。她对所有权概念的认识再模糊不过了。
我不同意母亲对事情的安排，但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一点。我并不知道我将按她要求的标准成长起来；并不知道她要求我具有的美德像徽章一样别在我胸前，再也没有机会扔还给她（就像母女之间常常发生争执那样——如果她活着，我也长大了）。
在太阳还未炙烤大地的时候，我就早早地出门散步了。医生鼓励我这样做，说我的身体状况正在好转。可是走到哪里去呢？我带着我的心无可奈何地不停地走着；人和心绑在一起，就像是某个阴谋故事里人们无法控制的两个不情愿的同谋。第二天我们又将去向何方？我明白，让我活下去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同一样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像爱情，或者说有几分像吧。
[1]英文中，字母I也是个单词，意思是“我”。
农民们说，今年夏天雨水不足。知了扯着嗓门唱着单调的曲子；路面上尘土飞扬；路边的野草中，蚱蜢发出嗡嗡的叫声。枫树的叶子如软绵绵的手套般悬挂在树枝上。人行道上，我的影子一晃一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