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事宜就是拟定客人的名单、填写请柬、选择花卉等等，然后就是婚礼了。
再接下来就是迎嫁妆。瑞妮喜欢把这事讲得详详细细——有带花边的睡衣和梳妆袍、绣着姓名缩写的枕头，以及床单和衬裙。他还说到衣橱、五斗橱和日用品小柜，以及里面整齐叠放的衣服之类。她没有提到将要穿这些衣服的两位新人，因为对瑞妮来说，婚礼主要就是一个有关衣服的问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婚礼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战争。爱情、婚姻、灾难三部曲。照瑞妮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来是赠送定情的戒指，并且在报纸上向外公布。我母亲按职责授完一年课回来之后，就举行了正式的订婚茶会。茶点很精美——芦笋三明治卷、水椒三明治，以及浅色、深色和水果味的三种蛋糕；茶是用银壶沏好的。桌上插着玫瑰花——白色的，或粉红的，或淡黄的，没有红色的。订婚茶会上不用红玫瑰。为什么呢？你以后会弄明白的，瑞妮如是说。
战争于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也就是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兄弟三人毫无疑问地都应征入伍。现在想来，这样的毫无疑问令人惊讶。三兄弟身穿军装照过一张神气的合影：三个人的额头看上去严肃而天真，留着稚气的小胡子，露出冷静的微笑和坚定的眼神——虽然还未成为正式的军人，却摆出一副军人的派头。父亲的个头最高——他总是将这张合影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们周围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了——白色的岩石、白色的冰柱。他们脚下的冰也是白的，而冰下面的河水带着旋涡和逆流，黑沉沉的看不见底。这就是我为那个年代——我和劳拉还未出生的年代——所描绘的情景。那个年代表面看来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真、那么实在，但同样也潜伏着危险。事物的外表之下是未知的东西，正在慢慢地沸腾。
他们参加了加拿大皇家军团；来自提康德罗加港的新兵都编入了这个团。很快他们就被派往百慕大，以接替驻守在那里的英国军团。因此，战争的第一年，他们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和学习军规军纪。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也会闹点小事之类。
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作出了什么反应呢？她瞅着冰面，没有立即回答。这就意味着同意了。
祖父本杰明急切地读着这些来信。时间一天天过去，可谁胜谁负却始终没有定论，祖父变得越发紧张和担心。事情的发展本不该如此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生意倒是越来越红火了。他还发展了赛璐珞和橡胶的业务，钮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幸亏阿黛莉娅在世时曾帮助他与政界有过接触，因此他的工厂收到了大量来自军队的订单。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诚实经营，不卖假货或次品。他并不是一个发战争财的人，但也不能说他没有从战争中获利。
他们在池塘上一起溜过几圈之后，父亲就要求母亲嫁给他。我猜想，他求婚时肯定是笨嘴拙舌的，但笨拙正表现了男人的真挚。在那一刻，虽说他们一定碰到了对方的肩膀和臀部，两个人却都没有正视对方。他们肩并肩地溜冰，两人的右手握在前面，左手握在身后。（她当时穿什么衣服来着？瑞妮连这个也知道。一条蓝色的毛围巾，以及与之相配的苏格兰圆帽和毛手套。这都是她自己织的。一件绿色的齐膝冬外套。一块手帕塞在袖子里——瑞妮说，母亲从来不会忘记带手帕，不像另外一些她叫得出名字的女人。）
战争对钮扣业十分有益。战争中丢失大量的钮扣，每次都需要整箱整箱、整车整车地补充。它们不是被炸毁了，就是在路上散落了，或者在大火中烧掉了。内衣的命运也同样如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战争是一场神奇的大火——一场巨大规模的炼金大火，腾起的烟雾将大火变成了金钱。至少这在我祖父身上得到了实现。然而，这个事实已无法再使他的心灵快乐，也无法再维持他的正直了，尽管在最早他自鸣得意的那几年可能如此。他想要他的三个儿子回来。那倒不是因为他们去了什么危险的地方；他们还在百慕大，在阳光下列队走步。
我父亲本可以去别处找一个更有钱的妻子，但想必他是要找那种忠诚可靠的：一个他可以依靠的女子。瑞妮说，尽管他头脑发热——显然他曾经头脑发热过——他却是个认真的小伙子。言下之意就是：否则的话，母亲也不会接受他。他们俩对自己的理想都很执着；两个都想实现某种高尚的目标，都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多么诱人而又多么危险的理想！
从纽约州的芬格湖度完蜜月回来，我的父母亲就一直住在阿维隆庄园，直到他们能够建起自己的房屋，而母亲则留在那儿为祖父管理家事。他们实在是人手短缺，因为所有的劳力要么去工厂，要么去打仗了，同时也因为大家觉得阿维隆庄园要带头削减开支，母亲坚持饭食简单：星期三吃炖肉，星期天晚上吃烤大豆——这也很合祖父的胃口。实际上，他从未对阿黛莉娅原先的豪华菜单感到自在过。
其实，他们俩通过双方的父亲而相识已经有些日子了。在此之前，他们也有过礼节性的会面。在阿黛莉娅举行的最后一次花园戏剧表演中，他们还在一起演过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他扮演费迪南德，而她则饰演米兰达。演出的剧本作了删节，把性描写和残忍的情节也减少到最低限度。瑞妮说，我母亲身穿一件粉红的连衫裙，戴着玫瑰花环，将台词完美地表达出来，就像一位天使。啊，勇敢的新大陆，你孕育了这样的人民！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因近视而难以聚焦，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迷离。你能够明白他们俩是如何终成眷属的。
一九一五年八月，加拿大皇家军团奉命撤回哈利法克斯，准备开赴法国。部队在港口呆了一个多星期，添补给养、招募新兵，并且把热带军装换下来，穿上更暖和的军装。士兵们还发到了罗斯步枪，可是后来都在泥地里卡壳，弄得他们手足无措。
然而，我母亲认为她在那里还是有所成就的，至少为那些不幸的孩子做了些实事，或者说她希望如此。后来，她回来过圣诞节；人们说她又苍白又瘦弱，脸颊不见血色。于是，她就同我父亲一起去参加了磨坊池塘的那个溜冰聚会。他单膝跪地，第一次为我母亲系上了溜冰鞋的带子。
我母亲搭乘火车去哈利法克斯为父亲送行。火车上挤满了上前线的男人。她弄不到卧铺，于是只好一路坐着。走道里到处都伸着脚，堆放着包裹，还放着痰盂。咳嗽声、呼噜声（无疑是醉酒后的呼噜）响成一片。当她看着周围一张张稚气未脱的小伙子的脸，她突然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那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她年轻的丈夫可能会因此丧命。他的身体可能会被毁灭；可能会被撕碎，可能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看来，现在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牺牲了。伴随这种意识而来的是绝望和恐惧。不过，我相信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凄凉的自豪。
毕业以后，她去了远在大西北的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书。那是个落后的乡村，贫困不堪，到处是虱子，人们愚昧无知——那段经历深深震撼了她。那儿的人给孩子们缝制的内衣要从秋天穿到开春，没有替换。总之，那些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肮脏不堪。当然，瑞妮说，那里不是你母亲那样的淑女该去的地方。
我不清楚他们俩在哈利法克斯是住在哪儿，住多久。是住在一家体面的大酒店里，还是由于房间紧张而窝在下等客栈或港口边的廉价旅馆里？他们在一起是待了好几天，还是一个晚上，还是几个小时？他们俩做了些什么，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也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吧，可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是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后来，“苏格兰人”号海轮载着军团的官兵起航了，我母亲与其他妻子们站在码头上哭泣着向亲人挥别。或许母亲没有哭泣，因为她觉得不能这样放纵自己。
有一张我母亲在安大略省伦敦师范学校与另外两位姑娘的合影照片；三个人站在宿舍前的台阶上，手挽着手，开心地笑着。宿舍两边堆起了厚厚的冬雪，屋檐上挂着冰柱。母亲身穿一件海豹皮的大衣；帽子下面露出她秀发的发梢。她的眼睛很早就近视了，我记得她戴着猫头鹰似的眼镜；在此之前，她肯定还有一副夹鼻眼镜，但在这张合影中却没有戴。她穿滚毛边靴子的双脚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只，脚踝的姿态十分迷人。她看上去胆子很大，甚至闯劲十足，就像一个去海上冒险的男孩。
父亲在信中写道：我正在法国某个地方。我无法形容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也不会去形容。我们只能相信，这场战争是出于正义，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现有的文明。伤亡（此处一个字被划掉）难以计数。我以前不知道人类擅长什么。要忍耐的已超出了（此处一个字被划掉）。我天天都在想家，特别是想你，我最亲爱的莉莲娜。
瑞妮说，母亲当时十分年轻，只有十八岁，但她决不是一个愚蠢、轻浮的姑娘。她在学校教书；那个时候，一个人不满二十岁也可以做教师。她父亲是蔡斯企业的高级律师，家里过着“小康”的日子，因此她并非不得不去教书。她自己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去世了。母亲像外祖母一样，对自己的宗教很虔诚。她认为，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瑞妮钦佩地说，她像传教士那样担当起了教育穷人的工作。（瑞妮常常对我母亲的行为钦佩不已，却认为自己这样干则是愚蠢的。她在穷人中间长大，觉得他们是无药可救的。她会说，你教他们教得面红耳赤，而大多数人却把你气得撞墙。可是你母亲，上帝保佑她的好心，她从来看不到这一点。）
在阿维隆庄园，我母亲开始把意志付诸行动。她对公共服务抱有信念；她觉得，她必须卷起袖子为战争做点有用的事情。她组织了一个“慰问团”，通过捐赠品义卖来筹钱，然后用这钱买小包的烟草和糖果寄往前线的战壕。她为这些活动打开了阿维隆庄园的大门，但据瑞妮说，办这些事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除了义卖，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她的小组就会在客厅里为部队编织衣物——新手们织浴巾；熟手们织围巾；老手们织连帽大衣和手套。不久，又征召了一批“星期四志愿者”；她们是从若格斯河南岸来的一些年长的、文化较低的女人，但个个都是编织能手。这些人为亚美尼亚的挨饿儿童和所谓“海外难民”编织婴儿服。编织了两个小时以后，她们便在餐厅吃一顿简单的茶点；此时，彩绘玻璃上的圆桌骑士和他的情人会懒洋洋地俯视她们。
我母亲是循道公会教友，而父亲是英国国教教徒，因此母亲的社会地位要低于父亲；人们在当时很看重这个。（我后来想，如果祖母阿黛莉娅当时还活着的话，她决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对祖母来说，我母亲的门第太低，而且她太拘谨、太认真、太褊狭。阿黛莉娅一定会把父亲拖到蒙特利尔去，至少给他介绍一个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穿着考究一点的少女。）
当伤残的士兵开始出现在街道上和邻近几个镇上的医院里（提康德罗加港还没有医院），母亲会亲自去看望他们。据瑞妮说，她看望的大多是那些最惨的伤员——破相或残废的士兵。每次回来，她都会筋疲力尽，心烦意乱，甚至还会在厨房里哭泣。这时，瑞妮会冲一杯可可给她喝，让她支撑住。瑞妮说，她从不爱护自己，因而毁了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从她的身体状况来看，她是在拼命地工作。
瑞妮说，我父亲是在一次溜冰聚会上向我母亲求婚的。瀑布上游的河湾里有一个老磨坊池塘，那儿的水流比较缓慢。在严寒的冬天，水面上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人们可以在上面溜冰。于是，年轻人的教友团体就会来此举行溜冰聚会；其实也不能称为聚会，应该说是外出游玩。
拼命地工作，不爱护自己，毁了自己的健康——这曾经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美德啊！这种无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严酷自律、克服人的劣根性才能获得。而到了我生活的时代，这种诀窍或秘密想必已经丢失了。或许，由于母亲的遭遇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并没有去尝试。
然而，她了解我们的家族史，至少了解关于我们家族的一些事。她对我讲的故事，随着我的年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与她讲故事时分心的程度有关。不过，我用这种方式搜集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也足以将它重新拼合起来，好比用马赛克拼合成的画像与原像基本相同。反正我并不是想要真正的事实；我只想把事情用简单的线条明晰地勾勒出来，然后再涂上重彩。大多数孩子都希望他们父母的故事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他们要的只是一张彩色明信片。
至于劳拉，她一点都不无私。她倒是性格敏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瑞妮到阿维隆庄园来做全职女佣时还不满十七岁。她是从若格斯河东南岸的联立平房中来的，那里住的都是做工的人。她说自己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祖母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而她不是。开头她是我的女仆，但后来经过一番调动和自然裁员，现在成了我们家的支柱。她有多大年龄？不关你的事。反正阅历不浅，办事牢靠。这就足够了。如果问起有关她自己的生活，她就会守口如瓶。她会说：我从来不与别人交往。当时，我觉得她是多么谨慎小心。现在看来她是多么小气。
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初。我出生后不久，珀西在伊普尔前沿阵地的炮火中阵亡了。七月份，埃迪在索姆牺牲；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一个大弹坑旁。这两件不幸的事让母亲难以接受，而对祖父的打击更大得多。八月份，祖父得了严重的中风。他说话和记忆都出现了障碍。
瑞妮是我最大的指望。当我到了对这种事感兴趣的年龄——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我总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缠着瑞妮讲给我听。
母亲非正式地接过了管理工厂的工作。她周旋于祖父（据说他处于病后恢复期）和其他人之间，每天还要与工厂的男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工头会面。由于母亲是唯一能听懂祖父说话的人，或者说她自己认为她能，因此她成了他的翻译，也成了唯一有资格握着祖父的手帮他签名的人。谁敢说有时候她不会照自己意志行事呢？
一九一四年七月，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这件事都需要一个解释。
厂里也不是说万事太平。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数量已是三分之二了。剩下的男人都是些老弱病残，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战场的。这些人对女工的剧增感到不快，于是就发泄对她们的不满，或者开下流的玩笑。反过来，这些女工认为他们是懦夫或懒汉，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藐视。事物的自然顺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次序——就是把事情反过来做。不过，工人的工资给得很高，而钱给生产加足了油。总的来说，我母亲有能力将厂里的事处理得顺顺当当。
黄昏时分，物静无风。湍流穿过花园的水声就像长长的喘息。蓝色的花朵与蓝天混为一体；红色的花朵蒙上一层黑郁郁的色彩；白色的花朵闪耀着银光。郁金香褪去了它的花瓣，只露出光秃秃的黑色花蕊——看上去像个小嘴，不乏性感。牡丹的花期几乎已经过了，湿乎乎的花瓣没精打采地低垂着，犹如弄潮了的纸巾。此时，百合花和夹竹桃却盛开了。晚山梅的花已经凋谢，在草地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
我想象祖父夜晚坐在他的书房里，坐在红木桌后面那张缀满铜钉的绿皮椅里，交叉着两手的手指——一只手有知觉，而另一只手却没有知觉。他在听是否有人来了。门半开着；他看到门外有个影子。他说：“请进。”——他心里想说——可是没人进来，也没人回答。
这台立式电扇安在了卧室。我把那台旧的搬到了楼下的门廊里，用来凉快我的后颈。凉风像一只手轻抚我的肩膀，这种感觉令我感到舒服，却有些不自在。空气流通了，我就坐在木桌旁，随意涂鸦。不，应该说不是涂鸦。流畅的文字无声地滚过纸页；那是从我的手臂里流淌出来，从我的手指间挤出来的，多么费劲。
粗鲁的护士来了。她问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他听到一个声音，但不像是人在说话，更像是乌鸦叫。他没有回答。她抓住他的胳膊，轻易地将他从椅子里拉起来，胡乱地把他推到床上。她的白裙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听到一阵干风吹过长满秋草的田野。他听到了冬雪的低语。
沃尔特能够对付各种船只、爆裂的汽车引擎，或者坏了的灯具和收音机——手巧的男人可以摆弄任何一样东西，将它整旧如新。为什么我会感到放心呢？也许在我充满孩子气和信赖别人的内心里，我相信沃尔特会拿出钳子和棘轮为我干好这活的。
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死了吗？他希望他们再活过来，平安归家吗？如果他的希望成为现实，他自己的结局会不会更令人伤心？也许会更令人伤心——事情往往是这样——但这样想并不能给人多少宽慰。
新的风扇买回来了。零碎的部件都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沃尔特带来了他的工具箱，把风扇组装起来。干完活以后，他说：“这下把它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