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他就是出于好心，”威妮弗蕾德宽厚地笑道，“尽管他总是说那些人待在监狱里比在外面惹的麻烦更多。对不对，理查德？他们在报纸上拼命叫屈。这要公正，那要公正。可能他是在为首相分忧吧。”
“他为什么要保释她呢？”我说，“他几乎不认识她。”
“还有咖啡吗？”理查德说。
“那是‘反赤小分队’在对一个激进分子聚会的大围捕中，把她给抓起来的。她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她急疯了。她要你接电话。我看不该把你也卷进去，于是理查德就径直进城把她给保出来了。”
这是在暗示威妮弗蕾德别再谈这个话题了，可她还是照说不误。“也可能是他觉得该为你家做这件事。我看你不妨把她当作个传家宝，就像个破罐子从上代人传到下代人的手中。”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看来我要到码头上去陪劳拉了，”我说道，“今天天气真好。”
“这毫无疑问。几个月前，她拉着我——说死说活要我买她的什么无聊的油画、壁画之类——画上是一帮身穿工作服的丑女人。谁也不会把这种画挂在餐厅里的。”
我和威妮弗蕾德说话时，理查德一直在埋头看报。然而，听到我这句话他马上抬起头来。“不，”他说，“别去。你太宠她了。别管她，她自己会排解的。”
“我喜欢她。”我说道。
“排解什么？”我问道。
“她当然会那样，不是吗？”
“那些令她苦恼的事。”理查德说。他扭头朝窗外望望远处的劳拉。此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脑后有一处头发稀疏，棕色的头发已盖不住那片粉红色的头皮。他不久就要秃顶了。
她说话的腔调令我恼火，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反驳。“我们小时候，她对我们非常好。”我说。
“明年夏天我们将去马斯科卡，”威妮弗蕾德说道，“这次短短的试验性度假不能算是很成功。”
“那个叫卡莉斯塔的女人。你父亲心爱的老情人。那个自称画家的女人。”
度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到阁楼上去看一看。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来了：理查德正忙着打电话，而威妮弗蕾德则在我们那块小小的狭长沙滩上晒太阳——躺在帆布床上，眼上蒙着块湿巾。我偷偷地打开了通向阁楼楼梯的门，又随手关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了上去。
“哪个老朋友？”我赶紧问道。
劳拉早就上去了，正坐在一只雪松木箱上。她已经打开了窗户；这地方还有扇窗，真是一种恩赐——否则这地方会憋死人的。屋里有股烂布和老鼠屎的霉味。
“因为世上的事本来就是这样，”威妮弗蕾德不耐烦地回答说，“对了，你的那个老朋友被捕了。”
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来我没有吓着她。“你好，”她说，“这上面住着蝙蝠。”
“他们为什么要赚大钱呢？”我问道。答案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我已养成了问天真问题的习惯，看看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怎么说。他们圆滑的处世哲学还是很吊我的胃口。
“这并不稀奇。”我说道。她身边放着一个大纸袋。“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战争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理查德说道，“也许它会激活市场——帮助人们度过目前的经济大萧条。我认识几个指望靠战争发财的家伙。有人就要赚大钱了。”从来没人告诉我理查德的经济状况，但从最近的各种征兆来看，他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钱。或者说，他已经风光不再了。重建阿维隆庄园的工程搁浅了——或者说推迟了——因为理查德不愿意再掏更多的钱。这是瑞妮说的。
她开始一件一件地往外掏——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和小摆设。有祖母的银茶壶；三套德国德累斯顿产的瓷茶杯和茶碟，上面有手工绘制的图案；刻着姓名缩写的汤匙；形状像短嘴鳄的核桃夹子；一只孤零零的珠母袖扣；一把断齿的玳瑁壳梳子；一只镀银的破打火机；一个调味瓶架，上面缺一个醋瓶。
“不过，”威妮弗蕾德说，“我还是希望他们别打起来。战争讨厌极了。”
“你捣腾这些东西干什么？”我说，“你可不能把它们带回多伦多去！”
劳拉没来吃午饭。她一个人端着杯咖啡去了码头。她常常去那个地方，这令我很不安。她会躺在码头上，一只胳膊垂入水中，歪着头盯着河水出神，好像她有什么东西掉到了水里，正瞅着河底寻找似的。然而，河水太暗了，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能偶尔看到一群银白色的小鱼，像扒手的手指倏然掠过。
“我要把它们给藏起来。他们不可以糟踏所有的东西。”
“不关我们的事，”理查德说道，“只要我们不参战，让共产党和纳粹党自相残杀去吧——他们很快就会打起来的。”
“谁不可以？”
“真不是什么好事。”威妮弗蕾德说。
“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会把这些东西一扔了事；我听见他们说起过要处理无用的破烂。他们早晚会彻底清除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要保存几件物品——为了我们。我想把它们放在这阁楼上的一个箱子里。这里比较安全，我们也容易找到。”
他让人天天早晨送报上门。“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他有一天吃午饭时说道，“不过，已经酝酿很久了。”
“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我说道。
理查德不断地打电话，还都是长途。要么他就到多伦多去待一整天。其余的时间，他则围着“水妖”号转悠，监督工人修船。他说，在我们离开之前让船下水是他的目标。
“他们不会发现的。这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你瞧，”她说，“我找到了我们俩读书时的旧练习本。它们还在这里，在我们原来放的地方。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拿上来给他的吗？”
威妮弗蕾德毫不掩饰她的厌倦情绪。她每天都去游泳，就在船库旁边的私人小浴场，但她从不涉足没过头顶的深水区。她头戴一顶洋红色的大“苦力帽”，游泳大多用狗爬式。她邀请我和劳拉一起去，但我们谢绝了。我们俩的游泳技术都不过关，并且我们也知道河里倒进了什么东西，可能现在还在里面。当威妮弗蕾德不去游泳也不晒日光浴时，她就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她拟初稿，画草图，记下各种缺陷——前厅的墙纸应该换了、楼梯出现了一块块的腐斑之类，或者干脆就躲进自己房间去打个盹。阿维隆庄园似乎耗干了她的精力。世间真有什么东西可以耗干她的精力，那倒是令人欣慰的。
劳拉从来不提亚历克斯·托马斯的名字：她总是称“他”、“他的”。我以为她已经放弃他了，或者说不再想他了，但看来显然并非如此。
劳拉并没有足不出户。她在镇上到处乱逛，就像我们以前那样。她身穿我去年夏天穿剩的黄裙子，又戴着那顶配套的帽子。我从背后看她，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滋味——似乎在看我自己。
“现在想来简直难以置信，”我说，“我们把他给藏在这阁楼上，而又没有露馅。”
我的童年似乎已离我远去了——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化，苦乐参半，仿佛干枯的花朵。我痛惜童年的时光吗？还想它回来吗？我可不想。
“我们俩当时处处小心。”劳拉说道。她沉思片刻，然后微微一笑。“关于厄斯金先生的事，你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我，”她说，“是不是？”
我也浏览旧的社交杂志，回想起我以前是多么羡慕杂志里的那些人物。我有时还会翻阅用金边薄纸印刷的诗集。儿时从“暴力小姐”那里学到的那些令我神魂颠倒的诗句，如今读来十分做作，大倒胃口。这些诗句里的用词有许多是自作多情的古语。我以前对这些字眼感到很不舒服，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字眼令失意的人们变得滑稽可笑，就像那个可怜的闷闷不乐的“暴力小姐”自己。这些诗集的页边软绵绵的，字迹模糊，摸上去湿乎乎的，就像掉进水里的面包，你碰都不想碰一下。
看来我该说个瞎话，而我却折衷了一下。“我不喜欢他。他讨厌极了。”我说。
我天天下午翻阅她的剪贴簿；里面有关于茶艺和来访的费边社社员的文章。还有的文章是关于一些探险者用神奇的幻灯片，描述土著人奇特民俗的。土著人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此感到奇怪。实际上，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不过，瑞妮相信我。你说他如今在哪里？”
我大部分时间待在祖父的书房中，窝在皮靠椅里，两腿搭在扶手上。去年冬天冻死的一些苍蝇的躯壳板结在窗台上；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心里并不十分愿意打扫书房。祖母阿黛莉娅的画像仍然主宰着这个房间。
“厄斯金先生吗？”
在阿维隆庄园的日子过得很慢。天气还是太热，还是太潮湿。两条河的水位很低：就连卢韦托河的湍流也缓慢了许多；若格斯河水则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她打住话头，又把头扭向窗外。“你还留着你们的照片吗？”
不知劳拉是否知道瑞妮和父亲的事——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她了解许多事情。不知她是否也了解这件事，只是不说出来罢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劳拉，我看你不该对他念念不忘，”我说道，“我看他不会再出现了。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米拉，你就是我的妹妹，或者说是半个妹妹。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至少我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我想，你可以把我从坟里挖出来，拿我的一点头发、骨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送去分析一番。不过，我想你是不会如此出格的。另一个唯一可能的证据就是萨布里娜了——你可以把你们的点点滴滴加起来，然后作个比较。但要做到这一点的话，萨布里娜就得回来。只有上帝知道她愿不愿回来。她天马行空，居无定所。她也可能死了，或者葬身海底了。
“为什么？你认为他已经死了吗？”
瑞妮的态度有点怪，不是对她的小宝宝，而是对我们俩——好像我们发现了她的秘密似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你得原谅我，米拉，我把这故事讲出来了。其实你是不该读这一段的，好奇心有时候也会惹祸。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小宝宝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不是罗恩·欣克斯？会不会是我的父亲？我外出度蜜月之后，在阿维隆庄园只剩下瑞妮一个仆人。当时，父亲在精神上完全垮了。她会不会像一帖膏药那般委身于他，就像给他端碗热汤、送个热水瓶那样随叫随到？在寒冷的夜里，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慰藉。
“他为什么不会死呢？”我说，“我并不认为他已经死了。我只是认为他逃到天涯海角去了。”
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是因为她抛弃了我们？或者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反正他们还没抓到他，否则我们早就听到风声了。报上肯定也会登的。”劳拉说道。她把旧练习本收起来，丢进她的纸袋里。
“一怀上孩子，你就得为两个人吃饭，到后来饭量也不再减了，”她说，“瞧见我的结婚戒指没有？除非把它给割断，否则别想把它取下来。看来我得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了。”她说这话时还带着一声得意的叹息。过了一会儿，小宝宝开始哭闹了。瑞妮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隔着桌子用几分神气活现的目光望着我们。这张桌子不好看，又很窄，铺着印有黄色郁金香的油布，像一条大沟把我们隔开了：一边是我们姐妹俩，另一边是瑞妮和她的小宝宝——现在看来很遥远了。尽管她们离我们很遥远，但这并不遗憾。
我们在阿维隆庄园逗留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我并不想待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自己被团团包围了，受到了监禁，行动不自由。
瑞妮一个劲儿地要给我们沏茶。她说，我们现在是大小姐了；我们可以喝真正的茶，不能在牛奶里稍微掺点茶就拉倒——我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喝的。她的身体发胖了；她的手臂以前浑圆结实，但现在手臂内侧的肉却一抖一抖的。她向炉子走去，一摇一摆地像个鸭子。她的双手胖乎乎的：手一伸直，指关节处就形成一个个小酒窝。
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我下楼去吃早饭。理查德不在，只有威妮弗蕾德在吃鸡蛋。“你没赶上盛大的下水仪式。”她说道。
这个小宝宝就是你——米拉，你终于进入到我们的故事里来了。她正躺在柳条编的洗衣篮里，圆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比一般婴儿的眼睛更蓝。我看她长得像个板油布丁，可当时大多数婴儿都是这样。
“什么下水仪式？”
我们顺着铺着亚麻油毡的走廊走进厨房。瑞妮把厨房刷成了白色，还装上了黄色的窗帘，色调和阿维隆庄园的窗帘一样。我注意到厨房里有一套小罐子，也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黄色的字样：面粉、食糖、咖啡、茶叶等等。不用问，这准是瑞妮自己搞的小玩意。这些小罐子、窗帘以及别的东西，她都会自己动手搞。她搞得很出色。
她用手指指前方：一面是卢韦托河，另一面是若格斯河。我惊奇地看到劳拉在“水妖”号上；船正在往下游驶去。她坐在船头，像一个安在船首的破浪神雕像。她的后背对着我们。理查德正在操纵舵轮，头上戴着一顶难看的白色水手帽。
“上帝保佑你们，”瑞妮对我们俩说，“快进来，看看我的小宝宝吧。”
“幸亏他们没有沉下去。”威妮弗蕾德酸溜溜地说。
瑞妮和她丈夫住在一排灰岩小楼中的一座。这原是为工厂工人盖的住房，两层楼、尖房顶，龟缩在狭窄的花园后面——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太远。他们没有电话，因此我们无法事先通知瑞妮我们要来。当她打开房门，看见我们俩正站在门口，她咧嘴笑了，接着就哭起来。不一会儿，劳拉也哭了。我抱着玩具熊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局外人，因为我没有跟着哭。
“难道你不想去？”我说道。
我们带去了我在多伦多的辛普森商店给瑞妮的小宝宝买的玩具熊。这并不是一只人见人爱的玩具熊——它表情严厉，塞得又挺又硬，看起来像个小公务员，或者说像那个年代的小公务员。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打扮。十有八九会穿牛仔裤吧。
“不想，真的。”她说话的腔调怪怪的，我误以为是出于嫉妒：好像理查德大事小事离开她都不行似的。
到达阿维隆庄园的第二天，我和劳拉就去看瑞妮了。要找她的住处并不难；小镇上人人都知道。或者说，去过贝蒂小吃店的人都知道，因为她每周三天在那里上班。我们没有告诉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我们要去哪里——何必在大家吃早饭时增加不愉快的气氛呢？如果告诉他们了，我们不至于遭到严令禁止，但招白眼是肯定的。
我感到宽慰：也许劳拉现在心情会放松一点，也许她会冰释前嫌。也许她会开始把理查德当人看，而不再把他看作是从石头底下爬出来的什么虫子。我想，我的日子自然也会好过一点，家里的气氛也会轻松一些。
瑞妮以前说，上帝总是在神秘地创造奇迹。那米拉是不是上帝派给我的守护天使？或者相反，她来是要我先尝尝炼狱的滋味？这两者又如何区分呢？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说实在的，气氛反而变得更僵了，但情况却倒了过来：现在只要劳拉一进屋，理查德准会马上离开。他倒反而怕她似的。
她从姜饼房给我带来一样新鲜的小玩意——一个栽种番红花的翡翠绿花盆，只有一点碰坏的瑕疵。外形做成个小女孩的头状，脸上还挂着一丝腼腆的笑容。番红花可以从上面的数个孔中长出来，开出一个花环。她说的一点不假。米拉说，我只管浇水就行了，不久它就会长满可爱的花朵。
“你对理查德说了些什么？”当我们大家回到多伦多以后，一天晚上我问她。
“好了，”当那女工打扫完之后，米拉说道，“一切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难道你不觉得舒服多了？”
“你指的是什么？”
然而，米拉已经进来了。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那女工：清洁工。她长得人高马大，样子像葡萄牙人。看来是没法把她拒之门外了。她马上就拿起米拉的吸尘器干了起来——她们把什么都想到了。我像个哭妖似地跟着她，苦苦哀求：别碰这个！别把那个拿掉！这个我自己能干！你这样搞，我会什么都找不到的！万幸的是，我赶在她们之前冲进厨房，赶紧把我的一叠手稿塞进空炉子里。第一天清扫，她们是不太可能碰到那东西的。不管怎么说，炉子里不算太脏，因为我从来没在炉子里烤过任何东西。
“那天你和他一起乘船，在‘水妖’号上。”
“别急。”我对着下面的楼梯口喊道。
“我啥也没对他说，”她答道，“我干嘛要说？”
想到这里，我微微一笑。接着，我记起来米拉有我房间的钥匙。我想把床单拉到脸上，吓她一跳开开心。转念一想，还是不这样做为好。我一骨碌坐起来，翻身下床，披上了晨袍。
“我哪里知道。”
今天早晨我睡过了头：昨晚在黑夜中乱逛把我给累坏了。我的两脚都肿了起来，就好像在坚硬的地面上跋涉了很久似的；我的头也觉得昏昏沉沉。是米拉敲门把我给弄醒了。“快起床，”她对着门上的投信口颤声叫道。我挺固执，故意不回答。也许她认为我死了——在睡梦中翘辫子了！毫无疑问，她已经在为我的遗体该穿哪件印花衣服操起心来，而且正在盘算葬礼结束后要招待亲友们什么样的饭菜。这不能叫守灵，哪有这么野蛮的。守灵就是看看能否把死者弄醒，因为在往棺材上填土之前，你最好确保死者真的死了。
“我什么也没对他说，”劳拉说，“因为我没啥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