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要凉了。”
他摇摇头。“我没这么做过。不过要发现一点儿不难。一点儿不难。”
“我喝不下了。”
“我想问一句，”我说，“你在客宅里发现过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吗？”
“不少男人，啊？可你照样回头跟她复婚。我承认她很漂亮，尽管如此——”
“他很难过。他说祝我好运。问我缺不缺钱，”特里刻薄地一笑，“钱。这是他的常用语汇里的第一字。我告诉他钱我够了。然后我打了电话给西尔维亚的姐姐。同样的故事。就这些。”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条好汉。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离开她？我为什么每次见到她之后就喝得臭气熏天？为什么我宁愿跌进阴沟里也不伸手向她要钱？除了和我，她还结过五次婚。只要她勾勾指头，随便哪个都会回头。不光是因为百万资产。”
“他怎么样？”
“她相当漂亮。”我看了看表，“为什么非得坐十点十五分从蒂华纳走的飞机？”
“一个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去帕萨迪纳，有些生意上的事情。他没回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找他，不过最后他总算和我通了话。我跟他说：我很抱歉，但我要走了。”说这些话时，他斜睨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拂着纱窗的金钟花丛。
“那班飞机总有空位。洛杉矶没人会愿意搭乘DC-3(4)翻山越岭，他们可以坐康尼，七小时就到墨西哥城。再说我要去的地方康尼也不停。”
“那些电话有没有牵涉到我？”
我站起身，靠在水槽边。“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请别打断我。今天早晨你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来找我，想让我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揣着手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已经忍了很久，昨夜你终于忍无可忍。你发现你老婆醉得不省人事，并且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你离开她，去了土耳其浴室消磨时间，直到早晨。你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近的家人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们你打算干什么。你去哪里跟我无关。你有进入墨西哥所需的证件。你如何过去也跟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想，只是照你吩咐的去办。我为什么没多想？你一分钱没给我。你有车，可你感觉很糟糕，不想自己开车。这也是你自己的事。你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你在战争中负过重伤。我觉得应当把你的车开过来，找家车库寄存。”
“之后，我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在那里消磨了两个小时，洗了蒸气浴、浸浴、多孔喷淋，做了按摩，还打了几个电话。我把车停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之间。我是走过来的。没人瞧见我拐进你家这条街。”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掏出皮制钥匙夹，从桌上推过来。
“我睡得很死。没听见。”
“听上去如何？”他问道。
“我隐约感到还有义务待在她身边，想着她或许还在其他方面需要我，除了要我充当门面，以免老头子嗅东嗅西。顺便提一句，我半夜打过电话给你。”
“要看是谁在听了。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你岳父给的一些钱，你没带走她给的任何东西，包括那辆停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之间的漂亮玩意儿。为了将来，你想尽可能走得干净。好吧，我可以接受。我现在要去刮胡子换衣服了。”
“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或者马上就要结束。我再来即兴发挥一下。我们上次一起喝酒，我对你有些粗鲁，要是你记得，我一走了之，把你扔在那里。你实在让人受不了。之后我又想了想，觉得你只是想通过自嘲摆脱大祸将至的预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去墨西哥的签证不是马上就能弄到手的。他们不会随便放行。看来这次出走，你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我还在奇怪你能忍多久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洛？”
“噢。”他想了想。好一会儿之后，“自然，”他加了一句，“应当是这样。西尔维亚不是酒鬼。不过要是喝过了头，也会很糟糕。”
“你可以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些酒。”
“西尔维亚醉死过去，没了知觉，毫无形象可言，通体冰凉。”我挖苦道。
我走了出去，留他一个人蜷缩在早餐区。他没脱帽子和大衣，但看上去有生气多了。
他用手指顺着没疤的半边脸重重地捋下去，留下一道红印。“客宅里，”他一字一顿地说，“仆人会发现——”
我走进盥洗室，刮了胡子。回卧室打领带时，他走了过来，站在门口。“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别说了。”我说道。
“要打你自己去打。我又没什么要报警的。”
“一定是去了客宅。见鬼，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宅里在干什么勾当？下人们消息最灵通。”
“你要我报警？”
“不一定吧。”我说。
我飞速转过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妈的！”我几乎是在对他吼叫，“老天，你能不能别再惹麻烦了？”
“在她的房间里，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她从来不把衣服好好挂起来。女仆知道她在睡衣外裹了件袍子，就那样跑出去了。这样子只可能去客宅。”
“我道歉。”
我皱了下眉头。“我向你提问题时，得非常小心谨慎，特里。她有没有可能没在家过夜？”
“你当然得道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道歉，而且总是道歉得太晚。”
“女仆会发现她根本没在床上睡过，”他继续道，“接着就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在主屋背后很远的地方有栋大客宅。自带车库，有专用车道。西尔维亚在那里过的夜。女仆最终会在那里发现她。”
他转过身，沿着走廊走回客厅。
我喝着咖啡，一言不发。
我穿好衣服，锁上卧室门。我走进客厅时，他已经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脑袋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身体精疲力竭，耷拉在那儿。他看上去真可怜。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慢慢地清醒过来，好像他和我之间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听着，”他说，“不到中午或者更晚，没人会去敲那扇门。下人们知道，当她睡懒觉时，最好别去打扰她。但到了中午，女仆会敲门进去。而她却不在房间里。”
等他将注意力移到我身上，我说道：“那个箱子怎么处理？那白猪皮做的东西还在我壁橱最上层搁着。”
“你不可能拿枪押着我送你去蒂华纳，特里。不可能拿着枪通过边境，登上飞机。我是个偶尔会和枪打打交道的人。我们没法拿枪来做借口。要是我告诉警察我怕得很，不得不按你吩咐的办，在警察眼里这可不寻常。当然，假设一下，我不知道有什么要报告警察的。”
“里面是空的，”他说，毫无兴趣的样子，“而且太招眼。”
我咧嘴一笑，把枪从桌上推到他面前。他低头瞧了瞧，没去碰。
“你要是两手空空没行李，会更招眼。”
“我可以拿枪逼你。”他说。
我走回卧室，踩着壁橱内的梯子，把那东西从高处的架子上拖了出来。天花板的正方形活门刚巧在我头顶，于是我顶开活门，尽可能地伸进手去，把他的皮制钥匙夹丢到一根蒙着灰尘的梁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后面。
“我听到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麻烦。我得挣钱谋生，保证执照不被吊销。”
我拎着手提箱爬下来，掸去灰尘，往里面扔了些东西：一套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几条廉价浴巾和手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那种买整包刀片赠送的刮胡刀。都是没有用过、没有标记、不显眼的东西，只是没有他自己的东西高档。我又放进一瓶未拆封的一品脱装波旁威士忌。我锁上箱子，把钥匙留在其中一个锁孔上，提了出去。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提着箱子打开门，去了车库，把箱子放在敞篷车前座的背后。我把车开出来，锁上车库，回到客厅，把他叫醒。关窗锁门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我告诉过你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开得飞快，但没快到会让警察追上来。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专注，但毫无生气。他喝下了咖啡，脸上仍不见血色，但情绪倒是稳定下来了。我又给他添了些咖啡，照样加了威士忌。
边卡的人没对我们说什么。蒂华纳机场位于一片多风的台地上。我把车停在机场办公楼附近，特里去买机票，我坐在车里等着。DC-3的螺旋桨已经在慢慢转动，开始预热引擎。一名穿灰制服的帅气的高个飞行员正在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个约莫有六英尺四英寸，别着枪套；那人旁边站着一个穿宽松裤子的女孩，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还有个灰白头发的高个女人——衬得那中年男人更矮了。周围还站着三四个一望便知是墨西哥人的家伙。看来这些人就是这趟班机的所有乘客了。扶梯已经架在舱口，但没人急于登机。一名墨西哥空服从扶梯上走下来，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和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第一，”我缓慢地重复道，“要是你犯了罪，或者干了任何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指的是重罪——我不能知道。第二，要是你知道有人犯了如此大罪，我同样不能知道。除非你不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明白了吗？”
有一辆帕卡德大轿车(5)停在我旁边。我探出头去，瞧了一眼那车的牌照。我哪一天可以学会不多管闲事呢。我把脑袋伸出车窗时，见到那高个女人正朝这边望过来。
他略微点点头，茫然地望着我头顶上方那片空墙。今天早晨，他脸上的疤呈乌青色，皮肤惨白，但疤痕一如往日那般触目。
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了过来。
“慢着。”咖啡滚烫，我尽可能快地喝完，又替自己斟满。“是这样，”我说，“告诉我这些事情你得非常小心。如果你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知道。第一——你在听吗？”
“都办好了，”他说，“我要就此说再见了。”
“我来告诉你。”他说。
他伸出手来，我握了握。他看上去不错，只是显得疲倦，非常疲倦。
“嗯——看上去最近没用过，否则这枪一定擦过了。我想你没拿它杀过人。”
我把猪皮手提箱从奥兹里拎出来，放在碎石地上。他有些愠怒地瞪着那东西。
他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它。”他粗鲁地说。
我伸过手去，从他口袋里把枪取走，他一点儿都没觉察。那是一把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很漂亮。我嗅了嗅，拉开弹匣。是满的，一发不缺。
“里面有一品脱好酒，特里，还有些睡衣之类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如果你不需要，寄存在哪里，或者扔掉。”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动不动，僵硬地坐在角落里。突然，他毫无预兆地趴在桌上啜泣起来。
“我有我的道理。”他语气生硬。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威士忌。“你的黑咖啡，特里。”我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油。现在我渐渐清醒过来。我刚才都没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取出奶油盒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
咖啡融进水里，气流涌入，发出惯有的嘶嘶声，咖啡滚着气泡，渐渐消停下来。我取下上面的容器，搁在装有底座的漏水板上。
他突然微笑起来。他接过手提箱，空着的那只手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臂。“好啦，老兄。听你的。记住，万一情况变得糟糕，你看着办好了。你什么也不欠我。我们一块儿喝过几回酒，有些交情，关于自己，我唠叨得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钞票。请别生我的气。”
他用一只手端起了第二杯威士忌。我去盥洗室飞快地洗了一下，出来时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来。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一块草垫上。我为什么要叙述得如此详尽？因为紧张的气氛使每一个细节都凸显出来，似乎那是一场表演，一个独特并且极端重要的动作。那是高度敏感的瞬间，你所有无意识的动作都变成了意志的不连贯的行为，无论这些动作你多么习惯。你好像是个患了小儿麻痹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但愿你没留。”
我又给他倒了点威士忌。“坐着别动，”我说，“坐着。什么也别说。”
“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完。”
咖啡壶里快要冒气泡了。我调小了火，瞧着水往上走。水在玻璃管底部逗留了一会儿。我把火开大，待水刚漫过小圆丘，马上将火调小。我搅了搅咖啡，再盖上盖子，将计时器定在了三分钟。马洛，做事非常有条理的家伙。天塌下来也不会扰乱他煮咖啡的程序，哪怕有亡命之徒拿着把枪顶在他背后。
“祝你好运，特里。”
“要昏过去了，”他嗫嚅道，“就好像我一个星期都没合眼。昨夜一点儿都没睡。”
两个美国人走上扶梯，进了机舱。一个黑宽脸的矮胖子从办公楼里走出来，招招手又指了指。
这时，他已经跟了过来，从门口往里探了探，侧身挤进早餐区，滑进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老祖父”(3)，往一个大杯子里倒了一口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大杯子。即便那样，他还是得用两只手捧着才能凑近嘴边。他吞酒下肚，砰的一声把杯子重重放下，接着咚的一声倒在椅背上。
“上去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这就是我会来这里的原因。”
我一边喋喋不休地胡诌，一边进了后面的厨房。我拧开热水龙头，从架子上取下咖啡壶，在水里润了润吸管，量好咖啡倒进上面的容器里。这时水已经在冒蒸汽了，我装满下面的容器，把它放在火上，再将上半截套上，拧一下，它们就旋在一起了。
他停住了，身体僵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回头望着我。
“别怕，小子。哈金斯和杨两位先生顶呱呱。他们做哈金斯-杨咖啡，这可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他们的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大家给予他们应得的称许。眼下他们只是挣了些钱而已。你别以为他们会满足于此。”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是你错了。我现在放慢脚步上飞机。你有足够的时间拦下我。”
“听着，马洛，眼下不是……”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而我则望着他。站在办公楼门口的那人等在那里，并未显得多么不耐烦，墨西哥人很少有这份耐心。他伸出手拍拍猪皮手提箱，朝特里咧嘴一笑，接着让到一边，让特里进门。过了一会儿，特里从海关另一侧的门里走了出来。他走得依然很慢，经过碎石地，走向登机扶梯。他停下脚步，注视着我这边。他没示意也没招手。我也没有。然后他踏上扶梯进了机舱。扶梯被挪走了。
“今天天气这么好。和风轻送。你没听见对街那些老桉树在咬耳朵吗？它们在回忆当初在澳洲时的日子，小袋鼠们在树枝下跳来跳去，考拉们互相驮着背着。是啊，我想你是碰上了麻烦。等我先喝几杯咖啡再说。我刚醒来时总是有些头重脚轻。让我们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2)商讨一下。”
我钻进奥兹，发动引擎、倒车、掉头，从停车场当中开过。这时，那个高个女人和矮个男人还站在停机坪上。女人掏出手帕扬了扬。飞机开始移动，向机场边缘滑去，尘土飞扬。飞机在机场边缘转了个弯；马达在一阵轰鸣声中旋转起来，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我碰到了很棘手的事情，探子。”探子，他第一次用这个词称呼我。不过倒是和他进门的样子、衣着、手枪等很搭调。
飞机腾空而起，带起漫天尘土。我望着它缓缓升入起风的空中，消失在东南方蔚蓝的天际。
“这么可爱的早晨，我竟然还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嗯？啊呀，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去厨房吧，我来煮咖啡。”
然后我就离开了。边境关卡那儿没人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如表盘上的指针，平常得不值一顾。
客厅依然相当暗，因为房东由着浓密的灌木丛遮挡窗户。我拧亮台灯，摸出一支烟点上。我看着他，抓抓本来已经乱糟糟的头发，脸上照例摆出不耐烦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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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吧。”我侧过身，他精疲力竭，踉跄着扑了进来，跌坐在沙发里。
(1) 二者均为美国枪械制造公司的名字。
“它或许是一种保护，”他说，“为你，而不是为我。”
(2) 此处是指哈金斯-杨牌咖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广受欢迎。
他低头茫然地瞧了瞧那把枪，然后把它搁进口袋。
(3) 在美国较为流行的一种威士忌品牌。
我站在门口，挡着没让他进屋。“五百块，外加一把手枪？”我问。
(4) DC-3以及后面提到的康尼（Connie）均为飞机型号。DC-3是一种小型飞机，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被认为是航空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运输机之一。康尼曾经被用作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专机。
“你送我去蒂华纳，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一切都办妥了，只差送机。因为一些情况，我不能从洛杉矶坐火车或班车，也不能搭飞机。五百块出租车费合不合理？”
(5)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豪华汽车。
枪不是冲着我，他只是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自动手枪，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1)，而是把进口货。疲惫苍白的脸，脸上的疤，竖起的衣领，压低的帽檐，还有这手枪，就像是从一部老派警匪片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