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我说，“一如既往。”
“可怜的妈妈现在怎么样？”她说。
“你知不知道，她有没有收到我的生日贺卡，爸爸？”
托克斯泰斯有爱尔兰的苍凉，天空很低，寒风凛冽。我出现在她狭小的家门口，她一脸惊讶地请我进门，很快我就注意到她很害怕。她看起来苗条漂亮，眼里却闪着恐惧。
“哦，收到了，是的，她很高兴。她有没有回信说谢谢？”
于是我动身前往英格兰一探究竟。我没有和曼说起这次旅程。
“没有，但是——没关系。”
1952年的仲冬，我收到她的一封信，信里说她现在十分拮据，急需用钱。她说她丢了她的护士工作，现在正住在托克斯泰斯[2]，过得很不好。十天后我又收到她的信，说状况有好转，不知为何这比第一封信更让我担忧。
“她以前也从来不给我回信，我参军的时候，如果这能安慰到你的话。”
厄休拉。她在护士学校一切顺利，还给我寄来一张她身穿护士袍的照片，那是她的毕业典礼，非常气派，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给她寄去五英镑并表达我不在场的歉意，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出现在那里。
“妈妈她不是爱写信的人。”她说。
等他走了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似乎应该谢谢他，但是太迟了，他的车早已飞驰而去，只留下水中两个巨大的“V”字。
“她以前在曼彻斯特教书时很会写信，”我说，“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随后，他又猛地将斗篷甩到头上，一头扎进雨中，就像一只巨大的象耳朵。
然后我问她为什么会丢了护士的工作。她坦率地道出了真相，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她说她被抓到从医院的药箱里偷药，于是就被解雇了。巴比妥类药物，她说，因为精神问题开始吃的。她那时脸红到了头发丝。然后她说她之前一段时间饿极了，有一两周的时间还无家可归，因为她不能再住在护士宿舍了。然后她说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他们快要结婚了。
“我会继续关注的，”他说，“别忘了，麦克纳尔蒂。”我突然意识到，当警察叫你的名字时，听起来总会很讽刺。他右手举到眼前，仿佛是在说，小心。“门萨是出租车司机。他会在各地出没。他很生气。我和你说，我在这里的一半时间，都感觉就好像我从没离开过爱尔兰。除了这里的酷热，那些该死的棕榈树和黑人之外，这里就好像雨中的巴利米纳[1]，我和你说。”
我问她这男人是谁，她说他叫作帕特里克·帕乌，她给我说了是哪几个字，她又说他是奥乌的奥罗伍的孙子，她也说了那几个字，我问她这是不是葡萄牙名字，她说不是，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字。我的心在胸膛中惊慌失措。世界上所有像凯彻姆一家、雷诺兹一家一样的人，这些幽灵又盘旋到我的脑海中。我在英格兰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虽然埃曼纽尔·海斯特曾有过五个黑人妻子。然后我突然想起曼，想起很多年前她对尼日利亚那个汤姆的喜爱。但是我想朝她大喊——“你永远也不能带着这样一个男人回家，你想想孩子们，你以后的孩子们？”但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没有喊出来。
“哦，天哪，那……”不知怎的，我说不下去了。
“我爱他，爸爸。”她说着，用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我。她的头埋得很低，等待着即将落下的斧头，毫无疑问。她没有叫我来，但是我来了，现在她将得到她的惩罚。
“你的日记写得怎么样了？”他说着，朝桌子那边点了点头。
好像是天使从耶稣的墓上推开石头。我一直独自和这块巨石在一起，这块阻挡了许多人类历史进程的巨石，代表着统治者和奴役的重负。然后天使把它推走了。我承认，直到最后一秒，我都是个该死的白人。但是，突然之间，自由，真正的该死的自由。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也许他也不知道。他当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他很快就恢复如常，全副武装。
“我想着这是个好消息，”我说，没想到我的嘴里竟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最好的消息了，厄休拉，最好的消息。”
他看着我。可能他也在想这真是令人伤心，也可能是我的话让他气恼。也许真正见多识广的人不会追究这样的话，我想，爱尔兰人的很多话都还是不追究为好。但是那一刻我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丝脆弱？那双眼里闪过了一丝疑惑与痛楚？一丝暗淡？当现在有人提起独立战争时，我弟弟埃内亚斯也会是这样的神情吗？在某个地方，即便是像这儿般遥远的地方，也会突然失去防线、措手不及吗？埃内亚斯也没法再回家了，但是曾经有几次偷偷溜回来，藏在妈妈家里，不敢在白日里出门，妈妈在厨房里攥紧双手，悄悄为他抹眼泪。托梅蒂从没说过他曾在南方参战，只提起他曾经在边境线北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许再次靠近我，皇家爱尔兰警队旧成员的哥哥，曾让他陷入忏悔的阴影。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过后，地球上的人变得多么奇怪啊。历史的篇章在风中翻涌，曾经真挚的人们，那份真挚变成了背叛。曾经恶毒残忍的人们，成了英雄和爱国者。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两者的混合体。也许他还从我的服役生涯中获取了一丝奇怪的慰藉。是的，有那么一刻，我看到了通往托梅蒂内心的那扇小小窗户。他内心有痛苦和迷茫，只是那么一瞬间，只是那么一瞬间，然后他似乎又将那扇窗砰的一声紧紧关闭。
我因为某种喜悦有些头昏眼花。
“那真是令人伤心。”我说。
“爸爸，”她说着，边抬起头来，我从没见过她如此开心，她原本就是个乐观的孩子，“我没写信告诉你，因为我很害怕。”
“好吧，”托梅蒂说道，最后一次抖了抖身体，在他不得不重新回到雨中并使他先前所做的全部努力化为徒劳之前，“很高兴你并没有为此太过烦恼。这些家伙很记仇。就像是二十年代爱尔兰的那些野小子。你知道我短期内不会回家。不会的，先生。”
“好吧，不要害怕，”我说，“不需要害怕。”
“我知道。”我边说边笑，用那种见多识广的样子，我发现自己时常会摆出这样的架势。
她眼中的恐惧的迷雾烟消云散，她将脸埋在手里，安静地擦拭眼泪。难道我从未对她温柔地说过话吗？恐怕也许没有，恐怕没有。她从我们这里得到过应得的温柔吗？她又凭什么觉得我现在会对她温柔以待呢？她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看到了这一点，仿佛有人向我恶毒的内心投去一道光。我看到了这一点，我别无他法，只能走上前，将她抱入怀中。
“是的，是的，他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是他很生气。他得给他的朋友付一大笔钱，而他指望你承担他的损失，如果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话。赌徒，你懂的。”
要记得醉酒实在是一桩难事，因为这时候人是游离的，这是一场抹杀万物的混乱。也许从外面看起来……但是要假装自己置身事外，这会有多糟糕。我就在这场战斗之中，每天早晨都知道自己会出现在报道之中，或优雅或耻辱。优雅，因为有时候，和爱尔兰的夏日一样稀有，会有巨大的人性之善降落在我们身上，曼和杰克，会有那么片刻，我们身穿同样的制服，并肩抵抗相同的力量。那时曼会突然快速地说一些出乎意料的、亲昵的话语，其实就是些甜蜜的废话，可能是因为杜松子酒，但是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为了在相对清醒的白日里也能继续前行，你总得存些积蓄。
“我确定他不会再来这里了。”我说。
但是野蛮啊，野蛮的齿轮。机器上发出微妙的金属脆响，当齿条开始转动，绳索缠紧身体。口齿不清的醉汉那骇人的口才。因为担心无法一击致命，如刀剑般锋利的辱骂变成了棍棒。言语化成的风暴、碎片、石块、尖刀、子弹、炸弹，侵袭着我们的大脑。汹涌的恨意带来的后果，筋疲力尽，我们也许会躺在客厅里，不是在椅子里，她可能瘫倒在墙边，而我平躺在地板上。仿佛坠落的炸弹击中这房子，毁灭了一切，却没有爆炸。所以躺在那里的什么东西还有一颗秘密的心脏在跳动，嘀嗒、嘀嗒，谁能知道这些引信那狡诈的本性呢？它们的编号和解决方案？——我不知道。悲伤无以言表，羞耻，最糟糕的是羞耻。夜复一夜，把我们自己变成完完全全不同的、复仇的恶魔，某种失败的科学怪人的产物——可怜，因为是如此悲惨、如此低劣、如此飘忽不定，她曾经拥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如今却消失得一干二净。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点也不，只不过于我，我不得不想，刚开始就没有那么多美好。邓塞维里克路上两个疯狂的魔鬼。麦琪已经成年了，在专业舞台上大展身手，躺在床上却担惊受怕，好像碰到甩动的电缆而触电的孩子。可怜的邻居们时常会砰砰地敲墙。曼的身子日渐消瘦。我的身体却健康得可笑，脸色红润，雄壮圆润。曾经的岁月在其中丝毫不剩，徒留灰烬，徒留近三十年前遗失场景的碎片，以英雄的姿态，踏上这条黑暗的旅程。
“所以如果我是你，我会多多提防他。”托梅蒂说，我想他隐隐有些享受。他是在警告我，但同时他也乐在其中。
“你这个废物，你这个没用的、爱发牢骚的、不讲信用的人。”
“我懂。”
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早已记不清。
“好吧，他最近去各个他常去的酒吧，说一些对你不利的话，非常不利，我也不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这个门萨在某些方面颇受人尊敬，尽管他有犯罪记录，而且我审讯他的时候，发现他是那种十分耿直的人，你知道的，不会故弄玄虚，不会含糊其辞，非常诚实。所以如果这样的人扬言要杀谁，这会比某个流氓说要杀谁更让我重视，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早晨——什么也不会被提起。如果是周日，我能看到她在圣芬坦教堂做弥撒的人群中，跪在长凳上，急切地祈祷着，脸也因为扑太多粉而显得苍白灰暗。夜晚发生的事早已抛之脑后，直到它重新登场。那么，说我恨她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我的确如此，时常、时常——深入骨髓，就像千疮百孔的血管，那是爱吗，一直在涌现，不受感官控制，带来死亡，同时也给我生命？
“我做不到。”我说，那好像已经是千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身患疟疾。是汤姆·奎伊在料理各种事情，我相信他把他打发走了。”
“努力”过了。少喝点杜松子酒，少喝点威士忌，努力去雅梅饭店吃饭，穿上手头最好的衣服。
“现在不重要了。”托梅蒂边说，边为裤腿挤水，把他制服的折缝弄得乱七八糟，“这件事已经结案了。但是我听说，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么了解各种消息的，门萨对他的这次造访很不开心，不知道你想不想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必须努力，杰克。”她会说，说这话时，总是带着几滴眼泪，几行，与话音一起落下。
“对。”我说，听到这整桩黑暗事件的真相还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我感到有些放心。
然后我们一定会计划去艾比剧院[3]，每隔两三个月，看看我们女儿的新演出，这将会是一段充满波折的路途。曼驼背，未老先衰，紧张不安，对任何事物都不确定，尤其是对她自己。勉强地坐在椅子上，不情不愿地度过这段可怕的清醒时光。她没法真正“见”麦琪，她看不见，对表演或者戏剧相关内容只字不提，仿佛现在保持清醒也像是做梦，而且是那种无法复述的梦，甚至连记都没法记住。
“那位你可能有过来往也可能没有过的女人的兄弟。那个可能打过也可能没打科菲·根菲的人，除非可能打过也可能没打他的人是你。”
【注释】
“门萨先生是谁？”我问。我知道这在阿克拉是个很常见的名字，那位著名歌星也叫这个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认识叫门萨的人。
[1] 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的城市。
“我知道门萨先生来这里看过你。”他说。
[2] 英格兰利物浦的一个区，位于该市的市中心以南。
我发现，他的名字叫托梅蒂，那位白人督察，因为他今天又来了，这次他的下士没有同行。我几乎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进门时穿着巨大的华达呢斗篷，脚踩一双破烂的雨靴，所以他进到我家客厅时也带进了许多泥水。他脱雨衣时手臂动作幅度很大，几乎有些野蛮，又有几品脱的雨水溅到地板上。外套之下的他汗如雨下。我想我早已听到他汽车到达时低沉的轰鸣声，也看到他的车停在奥科先生的房子边上，如今这里的水已有七八厘米深。正当我以为这次来又有什么隐晦而令人不安的威胁和暗示时，却发现他这次的任务颇为仁慈——几乎是一次友好的拜访，只不过我怎么都不相信他会想要和我友好相处。
[3] 又名爱尔兰国立剧院，位于都柏林，1904年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