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看到希特勒开着坦克到红酒大道，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我说。
“你到底出去干吗？”她说，“爱尔兰没人关心这件事。”
“该死的希特勒——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杰克？”
“我在外面打仗。在外面打仗。大家都在外面打仗。”
“曼！”我说，现在是在大喊，因为我们的谈话转向了老话题，一切又都变成了我的过错。我有种巨大的危机感。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无法想象她再做今天这样的事。
“你不在家，杰克。她们需要父亲。”
“如果你再对厄休拉这样，我发誓，曼，我会亲手杀了你。”
“真的吗？那孩子穿着睡衣，在该死的下雪天？”
“你要杀死自己的妻子？”
“不打不成器，杰克。”
“我会的，曼，用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你对狗都不会这样。”
“你早就把我杀死了，杰克。”
“她太莽撞了，杰克，太莽撞了。”
“这一套已经不管用了，曼。那是老一套了。现在我告诉你，你不准再碰那个孩子。在院子里用鞭子抽打她，这有多愚蠢！你还想上天堂吗，曼？天堂容不下这样的人。”
“太恶心了，曼。下着大雪和厄休拉就那样在外面，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我的神父，杰克，你不是我的神父。”
然后我们走进冰冷的厨房。显然，很久没有打扫过了。家里所有的盘子都在水池里，所有杯子，所有餐具。这个地方散发着变质的肉和牛奶的臭味。
“不是，我是你的丈夫，你可怜的丈夫。”
“只有一天，杰克？是的，是的，好吧。”
“但你是爱我的，杰克。”
“我现在让她在这里睡觉，然后我们去厨房谈一谈。”我说，“你不知道我明天就要走吗？我只有一天假。”
这时候，她抬头直视着我。她的话中带着明显又狂热的自豪。太奇怪了。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她吃了炖菜，她吃了炖菜。”曼说。
“什么事情都是有限度的，爱也是。除了对孩子的爱，这是没有限度的。但是对妻子的爱，也许现在我要思考一下。”
“这孩子吃过东西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上战场，杰克？为什么你不能留下来？爱尔兰是中立国。希特勒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有，有，我有。”她说，然后急急忙忙地，大概跑去了厨房，拿上火柴，又跑了回来，像个护士那样忙乱而热切。
“你以前也常常会说希特勒，说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
“曼，你有火柴吗？”我说。
然后她开始哭泣，哭泣。麦琪走过来，站在她妈妈双腿后。
然后曼从花园里走进来，站在客厅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看着我生火。
“麦琪，乖乖，到这儿来，给爸爸亲一下。”我说，却没期待她会这样做。但是我想我只能说这些以前常说的话，有些事情是不会过时的。
我将厄休拉抱进冰冷的房子，用床单将她围住，然后在客厅生起火，她坐在椅子上抽泣着。我揉了揉她的四肢，好让她暖和一点。我都要哭了。身处战乱之中，想要度过战争岁月是一回事，在这里，方寸大乱，无计可施，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她绕过妈妈身旁，越过冷战区来到我身边，亲了我一下。
“杰克，杰克，是你吗？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她说。
“你有机会一定要给我回信。你有留下那些邮票吗？”
“天哪，你在做什么，曼。”我说。
我走之前，把厄休拉送到我妈妈家里，让她照顾。我说我回家之前她会一直住在这里，或者直到战争结束。我母亲没有问我厄休拉身上那些鞭打的伤痕，但是她睿智地点了点头。我问她有没有听说埃内亚斯的消息，她说她收到过法国寄来的军人的明信片。然后我亲了她和厄休拉，说我必须得走了。
我冲到雪中，抓住曼的手臂，让她停手。直到那一刻，我想她都不知道她身处何处，自己是谁。在昏暗的光线之下，她看着我。她一定忘了我要回家，她一定忘了很多事情。我一只手抱住厄休拉，掂了掂重量，只好将另一只手也用上。我在那里站了片刻，和我的女儿一起，就那样看着我的妻子。
我又回到港口的家里，让曼尽力振作起来。我让她立刻戒酒。她郑重其事地保证会的。我说她必须要向厄休拉道歉，她必须要设法弥补。我能看出来她很害怕，不是因为那些可能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而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而我自己，我只是对她感到十分惊讶——难道那是酒精催生的恶魔吗？我不相信，她，她的心和灵魂，是一个恶毒的女人。为什么对某些人而言，喝酒是短期的精神贷款，而有些人就是沉重的灵魂抵押呢？为什么许多人喝完酒会变得开心快活，而有些人就会变得丧心病狂，没有一丝快乐，甚至会在雪中打自己的孩子呢？我那个时候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在依旧不能。我冒着风险抱住她，告诉她我爱她。听到这话，她看起来很挫败。我再次启程奔赴战场，心情沉重又害怕。
“曼，曼！”
【注释】
最后，车慢悠悠地抵达我家门口，带圆柱的门廊和五扇漆黑的窗户，这次我看不清楚它是干净还是脏，目之所及，一盏灯都没有。我下车，离开那温暖的、嘎吱作响的破旧真皮座椅，轻轻关上门，给老麦科马克付了钱，穿着我的工程师靴子小心翼翼地走进家门。我打开自家的前门，进入漆黑一片的走廊，里面有棕色的油毯和老旧的桌子，我脱下外套，放在椅子上，把帽子挂在椅背。然后我沿着黑黢黢的走廊走了进去，心想大家都去哪里了，可能孩子们在楼上房间里睡觉。我听见屋子后面有声音，于是走过去，不得已地打开通向小花园的第二扇门。后面卧室的灯光勉强照亮了雪花，一片白茫茫之中，我看到两个人。最清楚的是穿着黑色裙子的曼，在她脚边半躺半站着的，是我的女儿厄休拉的身影，我看了又看，发现她穿着睡衣，虚弱的小人儿，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曼右手高高举起，又落下，举起，又落下，我走了半米，走进崭新的雪里，雪已经覆盖了我妻子和女儿的脚印，好像她们就是凭空出现在光秃秃的花园中央，我抬头看亮着灯的窗户，有东西吸引了我的双眼，我看到灯光中有另一个人站着，那是麦琪，一动不动地看着那黑暗的手臂举起又落下，举起又落下，手上紧紧握着鞭子，我也才刚看到，那鞭子仿佛版画上一根轻如羽毛的线，升起又落下，厄休拉很安静，安静得像块石头，而曼喘着气，喘气，我能听到，仿佛打得还不够，仿佛她还不够用力，一鞭鞭抽打着那孩子，在雪中，在斯莱戈，在那个黑夜，雪还在下，四周空空荡荡，除了那旁观的孩子，那被打的孩子，那疯狂的女人，和惊恐的父亲。
[1] 位于罗西斯角南面的岛屿。
休假。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雪，鹅毛大雪，斯莱戈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厅堂，就为了展示雪的魅力与威严，而那屋顶太高太黑，看不分明，细小洁白的雪花完美无缺，模糊了墙壁，音乐声微乎其微，必须侧耳倾听。我乘坐一辆老式出租车，车子缓缓开在菲尼斯克林的一条路上，碰巧这条路就是我几年前为镇政会亲自设计并监工的，我弟弟汤姆也是镇政会一员。现在不知名的伟大造物主正悄悄挥洒着无数白色碎石，形成怪异又无用的表面，轮胎压过，好像被碾碎的白色昆虫，灯下只能看到白与明亮的黑，灯开开关关，山谷和树丛中没有雪花，露出几所我认识的房子，医生家的门在左边，大西洋的黑顺着潮头往上攀，和加沃格河的黑融为一体，如此之黑，仿佛一层又一层地印了上亿个字，讲述世界的故事涌上桥头，讲述世界的故事又落回牡蛎岛[1]和罗西斯角，读不懂，理不清，无法理解。老式的沃尔斯利车继续往上爬。我听到引擎的轰鸣声。我急切地想回家。是1940年中期吗？——很难那么准确，但是大概是在去非洲之后，伦敦之前。我当然是正在往港口的房子去，回家。它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回望着斯莱戈，河流在此交汇，穿过码头的石墙和水中的系船柱，加沃格河，在我眼中它一直是如此强大、辽阔、深邃、黑暗的存在，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它似乎可以吞噬整个城镇，吞噬房屋，像块奇特的地毯般吞噬这片土地、模特学校、米德尔顿的田野，以及我那个拱门已摇摇欲坠的种土豆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