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向杨德中同志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总理汇报。他们两位立即着手落实毛主席关于外语学院教学改革的指示，配备了班子，一个月后我们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干校贯彻毛主席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进行得不很顺。教师们终于听到重返教室的号召，十分兴奋，在编写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学性强、语言规律性强的教材，而8341军宣队却一味强调“突出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所编的教材是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复辟的产物，并隐隐约约地认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于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毛主席请示。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七次会议，听取军宣队和教师们的两方面意见，最后，终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当我于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总理辞行时，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你去一段时间，把指导思想弄清楚后就把工作移交给别人，早日到外交部报到。”4个月后，我在沙洋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我立即结束教改工作，于3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我记得军宣队张政委、孙政委在沙洋干校小会议室向我传达北京的指示时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可我却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从十八岁进入外语学院以后就再没出过外院校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谊。如今要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3月29日，我乘学校的吉普车离开了沙洋干校，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十八年、奋斗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报到，从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剧性旅程的顶峰，爱与恨，生与死，辉煌与屈辱……那样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伴随着我，难分难解，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关于教改的工作谈完之后，我万万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议。主席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待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又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70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60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明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主席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在此之前，我应当组织教师把新教材编出来。
然而，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调进外交部使我增长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见识，得以在近距离内亲眼见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政治舞台如何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国伟人点拨下发生巨变。现在回想，即使我为此付出了后来二十年的苦难为代价，也是很值得的。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那是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人们一片惶恐，一片纷乱！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权威们纷纷被斗争、被游街……我是惊恐不解之余，才给他写那封信，之后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几句赠言。真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当我在1971年那个早春的上午背着我那干校带回来的黄色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用彩色尼龙细绳编织成套子的玻璃果酱瓶的“茶杯”来到外交部当时的亚洲司四处报到时，我对外交真正的是一窍不通。在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中，也从未出现过“外交家”的念头。此时，毛主席突然把我放在了这个对我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里无论是专业的性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我生活、工作十八年的高等学校极不相同，我也很不适应。记得刚到司里时，我被分配到主管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组里。我问一位搞调研的老科员我的工作是什么？他推给我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瓶糨糊，说：“这是你的工具。你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看到有关我们主管的这两个国家的消息和资料，就把它们剪下来，用糨糊贴在白纸上，交给我。尺子是为划条线，剪得齐一点！”我说：“好吧！”心里觉得真无聊！这就是搞外交！过了两天又出了一件事。处长小唐告诉我每天早上要到司办去看使、领馆发回的电报，如果有什么事要办，就向处长报告。但只能看我管的那两个国家的夹子里的电报，不能看别的国家的，更不能看司长夹子的。我遵命去看电报。我怕记不住要办的事，就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刚开始看了几份电报，就听到司办秘书老路叫我：“那个看电报的新来的，你过来一下。”我抬头看他，他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桌边，老路认真地审视了我一番，说：“你是四处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问：“你看电报带个本子干什么？”我理直气壮地说怕有要办的事记不住，做点记录。老路笑了，说：“你们处长没告诉你看电报的纪律？”我说没有。老路说：“好吧，我来给你解释。简单地说，你看过样板戏《红灯记》吗？”我说当然看过。他说：“那好！《红灯记》里说的‘密电码’你懂吧！李铁梅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不惜牺牲生命。我们这些外交电报全部是用密电码发的，绝不能泄露，否则就会被破译。因此也绝不可以抄录以防记录本丢失。你倒好！带着笔记本来记录，本子丢了怎么办？你知道这会给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红灯记》，加强对保密观念的认识。”此时，我听到围坐桌边看电报的其他处的科员在窃窃地笑。当时我又窘、又气、又恼！心想我干吗跑到这个外交部来受这种窝囊气！那天回家后就想打个报告，要求调回学校。但又一想，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他想培养我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女外交家，我不好违抗他的这番心意贸然离去。但这种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的枯燥乏味的工作离一个外交官也实在太远了！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熬了几个月后，我总算慢慢适应了机关小科员的日常程序了。此时，我逐渐地意识到这个大楼里掌握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脉搏。这个楼的第三层集中着像乔冠华这样的一些外交精英。也就在这时发生了基辛格秘密访问的大事，使我对毛主席在外交上扭转乾坤的磅礴气势感受到极大的震动。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这年的7月中旬对于外交部绝大部分干部来说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炎热的夏季。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那两位经常可以进出毛主席住所的朋友王海容、唐闻生突然“失踪”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她们出现在大食堂里，神情极其兴奋。许多人围着她们，我也凑过去想听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们只说即将发表一个公报，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不过，王海容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吧，我和小唐去接待基辛格了！”我大吃一惊，问她是不是美国那个基辛格？她说当然。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她说这是毛主席的果断决策，要打开中美关系，牵制苏联，并说毛主席决定要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我更为惊讶，我说那不是反共头子吗？她说主席认为只有尼克松这样的共和党右派头子才敢走这一步，民主党就不敢。后来，在我参加中美之间的许多高级会谈时，我也亲自聆听过毛主席的许多精辟论述。他曾说尼克松敢于迈出这样一大步来中国正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右派头子，没有人会说他“亲共”。而民主党就不敢。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蒙，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基辛格秘密访华及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震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一夜之间改变了世界格局。不久，我接到通知参加这一年10月份基辛格的第一次公开访华接待，从此一次又一次领略了最为激动人心的70年代中国外交的风采。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其中许多事情不仅显示了毛主席雄伟的战略，也充满了毛主席的智慧与幽默。
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恶浪中免遭灭顶之灾。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8341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连我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掌舵，才使当时稚嫩的中美关系得以克服种种障碍一步步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件我亲自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黑格将军的访问期间。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这件事几乎给尼克松访问带来阴影和挫折，但在最后时刻，毛主席纠正了错误，以戏剧性的大手笔把它变成了幽默喜剧性的结尾。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1972年元旦刚过，尼克松即派遣了一个由黑格将军率领的相当庞大的先遣队来北京为他2月21日的访华做全面的准备。先遣队的任务一是黑格与中国领导会晤，进一步商谈公报要点；二是全面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三是沿着尼克松访华路线访问上海及杭州。我们方面相应地也组成了包括各有关部门的谈判小组。我担任黑格会谈的主要翻译。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核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在北京的谈判虽然也有不少不同意见，但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难点逐一解决了。记得1月6日晚上周总理同黑格会晤，黑格在谈话中用了“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这样的话，周总理当场给予严厉的反驳，明确地告诉黑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我们不接受“生存能力”这样的用词。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那天晚上谈得很晚，送黑格出会议厅时，我看到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神情黯然，我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刚接到电话，陈老总（陈毅同志）去世了！我看着又回到大厅在吩咐事情的总理，他显得有些疲惫。我问：“告诉总理了吗？”工作人员说：“还没有。总理这几天很累，真想让他今晚睡个觉，明天早上再告诉他。这几天又没法休息了！”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回到我们集中的民族饭店，记得已是夜半时分。我躺下不久，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通知说要我立即去毛主席那里，汇报黑格访问会谈情况。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我匆匆赶到主席住处，那天晚上主席只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和我。
1964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我请示主席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我要去陪他学英语。毛主席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大约第二天，黑格一行就动身去上海。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徐景贤主持了一个欢迎宴会。那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那些市委、市政府的头头都很趾高气扬，不大把北京陪同的两位部级领导放在眼里。宴会上，徐景贤作了个欢迎词祝酒。不知为什么，黑格将军始终没有站起来致答词。我担任他的翻译，中间犹豫过是否应当提醒他。但继而一想又不合适，谁知道黑格怎么想，为什么不讲话？这是美方的事，我觉得不应当去提醒。但我明显地感觉到徐景贤很不高兴。宴会的后一半气氛逐渐冷淡，双方无话可说了。当晚宴会后不久，上海市外办的主任就来电话说：“黑格今晚不祝酒是公然蔑视中国，态度极坏，要向他抗议！”北京的陪同领导企图说服他们黑格恐怕不是故意的，因为在北京一切都谈得比较顺利。但上海市的那帮人执意要教训这帮美国人。第二天上午，正当我们陪同黑格参观工业展览馆时，上海市的一个头头赶到展览馆拿出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上面有一条外电报道是美国同台湾签了个什么约。于是这位上海市头头说正当黑格访华期间，美国政府同台湾“加紧勾结”，这是故意的反华动作，必须向黑格提出抗议，否则是丧失原则立场。我们婉转地提出希望他们考虑中央对中美关系的全盘战略，以大局为重。但上海的头头们坚持己见，命令他们自己外办的翻译把黑格将军叫到展览厅外，向他提出口头抗议。一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我看得出，黑格表情迷茫，不知为何一离开北京，这种对立的敌意越来越重。
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要教我读《史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但毛主席要教我历史，那是伟大的领袖当我的教师啊！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那时候我去中南海见主席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雨，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毛主席派汽车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当天下午，我们从上海飞往杭州。我本以为总算离开上海了，到了杭州一切又会回复到北京毛主席设计的轨道上来。没想到在杭州机场上，我们见到的是一排表情极其严肃、毫无笑容的领导人。于是走出机舱时美国人脸上的笑意也都冻结了。驱车到了旅店，放下行李，当地外办就催促大家去游西湖，这是因为尼克松来杭州时要有此节目。1月上旬的杭州，阴冷阴冷的！那天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似乎老天爷也在生气。我们从上海赶来，此时又冷又饿，当时以为游船上会像通常接待贵宾时那样有丰盛的小食品，有春意融融的取暖设备，因此都急急地想上船。我猜那一大帮美国人像赶鸭子似的被我们赶上游船时一定也是这样期望的。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说过了初五就启程，一路坐火车，记得他说是去江苏、浙江。
然而，上得船来，我们都很纳闷。船上设备极为简单，桌子上除了一排茶杯之外，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空气也很湿冷。于是，大家只能穿着大衣，双手捂着茶杯取暖。船上陪同的杭州领导同在机场迎接时一样冷冰冰地似乎“话不投机半句多”，基本不开口。大家闷坐在船上，一大帮美国人规规矩矩坐着，显然很局促。此时我实在不懂为何有此变化。于是我抽空到外面拉住一位杭州市外办的干部问他为什么一点吃的东西都不备，这样寒酸太不像样了。接待一般外宾都不该如此怠慢，何况黑格一行是尼克松的先遣队。那位外办的干部坦率地告诉我：“昨天我们其实是按最高规格准备的。船上摆满甜、咸点心，糖果及水果各种食品。但是下午接到上海领导来的电话，说黑格一行态度很坏，要给他们‘冷处理’，降低规格。所以我们连夜把船上的东西撤掉，只准备茶水。”
另一段毛主席与我的有趣谈话也许是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讨论。我那时年轻，说话没有顾虑，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毛主席问我教学生用什么教材？我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说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主席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我说：“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外文也一样啊！”毛主席说：“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我说：“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好吗？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主席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我回学校后如实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当时我去主席那里只有总支的领导知道）。“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让红卫兵知道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外面的墙壁，也有不少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说我“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后来，当我1970年又见到主席时，我告诉他为了这个“文学派”我挨了多少斗争。主席开玩笑说：“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我当时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岁月中，有多少人只为一句随意的评论就遭灭顶之灾。如果主席对我说的话当时就能作为一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也许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离子散的家庭！
游湖就这样在寒风中开始在细雨中结束，回到住处。这是黑格一行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们将启程回美国，先从杭州坐我们的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接着换乘美方停在上海的专机。这天晚餐后，北京来的主要陪同人员开会，意见分歧。在上海事件发生后，我们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我们一批年轻人认为上海领导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方针，为尼克松访华造成障碍，应当抵制。比我沉稳的同志认为黑格也有错，我们在上海要尊重当地领导。此时到了杭州，这个矛盾更大了，内部争论激烈。最后年轻的同志打了长途电话回外交部要求把这些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请示。半夜三点，我们还在杭州宾馆的大会客室中争论，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杭州，严厉地批评陪同来杭的领导没有抵制上海、杭州的错误。周总理说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很生气，说这是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要在黑格离开中国前补救。毛主席并亲自指示上海市当时在北京的主要领导王洪文、张春桥连夜赶赴上海为黑格送行。另外毛主席更独特的指示是美国人到达上海时，给他们每个人送十斤糖果。
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他，当时还感慨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杭州宾馆会客室里一片欢欣。两天来的阴霾压抑气氛被毛主席英明而幽默的决断一扫而光。主席的幽默是送美国人十斤糖果。这里有一段故事。当基辛格在1971年10月第一次公开来华访问住在国宾馆时，我们在每个美国人的房里都放了糖果。后来楼层的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说这些美国人怎么那么爱吃糖，半天那一盘糖就吃光了。还有更奇怪的是他们是不是连糖纸也一起吃，房间里没有多少糖纸。70年代初，宾馆的服务员多是农村孩子，也从未接待过美国人。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当成趣闻告诉了毛主席。主席很高兴，当即说美国人那么喜欢中国糖，那很好嘛。告诉服务员盘子空了就填满，让他们多带点回美国扩大影响！因此，毛主席指示在黑格一行路过上海机场时送每人十斤糖果是因为他知道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
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黑格将军一行一觉醒来，肯定觉得是换了人间！杭州的天晴了，笑容也绚烂地绽开在每个主人的脸上。在机场告别时，那热情劲头与头一天的情景恍若隔世。而更大的惊奇还在上海。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时，原来只准备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吃顿便餐就换乘他们自己的专机，谁能料到走进贵宾候机厅时眼睛为之一亮。里面热情洋溢，张灯结彩，摄影记者的水银灯不断闪亮。王洪文、张春桥以及那个主持欢迎宴会的徐景贤全都是笑容满面迎上来，逐一与黑格一行握手，一时欢声笑语充满大厅。虽仅是上午十点多钟，主人坚持要盛宴款待，大厅里已摆满餐桌，桌上美味佳肴。这一切对美国人来说大概如同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对我们北京来的陪同，我们深感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运筹帷幄挽回了一场中美关系还很稚嫩时的不必要的挫折，使其回到主席伟大战略的轨道。虽说上海那些头头做得颇为过分，但也产生一种类似喜剧的效果。
还有一次，我向主席讲我的身世，我告诉他我和父亲感情淡漠可能因为父母亲守口如瓶不告诉我真相，我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父亲在我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主席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黑格在受宠若惊及迷惑不解之余，忍不住转头问我能不能告诉他这两天发生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我不忍心让他带着这疑团回去，于是故作轻松地说：“也没什么大事，小小的误会。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不回答主人的祝酒，主人以为你是有意怠慢他们。现在弄明白了，你是不大清楚中国的习惯。”黑格恍然大悟，于是说“等一会儿，他们祝酒我一定回答”，并请我提醒他什么时候致答词最好。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这一场喜剧的高峰自然是送那十斤糖果。丰盛的午宴上主人频频敬酒，用的是茅台。我看黑格不论是否习惯中午喝烈性酒，也在“盛情难却”之下喝了许多杯。此时访问圆满结束，客人起身准备登机，只见服务员推进来一大摞粉红锦缎的糖果盒。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凌晨毛主席的指示到达上海后，糖果厂立即召集工人，突击加工，制作出这一批糖盒。糖盒的外面是粉红的锦缎，里面是分成九个格子，每格一种不同的糖果。当时运到机场时，盒子的外面还是潮乎乎的，糨糊未干。十斤装的糖盒分量是不轻的，但此刻行李都已装入机舱，全体美国人只能每人捧一个糖盒鱼贯排队上他们的专机。那情景确实十分热闹。黑格将军终于圆满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却不知道是毛主席保佑了他和他的使命。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主席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然而，欢笑之后，我们北京陪同队伍可不轻松。头天晚上，周总理在电话中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后指示在送走黑格之后，全体人员开会进行检讨。周总理还指示回到北京后不要解散，全体集中在外交部待命。我们从虹桥机场回到锦江宾馆后足足开了一天会，大家都为差点造成错误，干扰了毛主席的决策而心情沉重。第二天，我们全体回京，带着行李在外交部三楼会议室等候周总理召见。后来周总理接见了全体陪同组，又一次耐心地讲了毛主席设计中美关系的许多道理与思想，教育大家要抵制错误的倾向。
主席同我第一次关于父亲的谈话是在一次讨论完英语之后。毛主席点上一根香烟，靠在沙发里，缓缓地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我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毛主席听了我的话，从沙发里坐直身躯，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然后说：“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我说：“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着故作惊奇：“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毛主席接着问我：“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啊？”于是，我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我说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老师批判章士钊，同学们偷偷拿眼光扫我。毛主席说：“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说：“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我只得承认我不知道。于是，毛主席严肃地说：“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说：“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我一下子蒙了，我沉默，我惭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着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脚。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后来吃饭时，主席又告诉我，1946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蒋态度暧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主席广泛听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和父亲谈了，父亲当时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主席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我劝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主席说当时父亲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他最后作出返回延安的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对我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70年代我有幸见到的另一件毛主席外交战略的伟大决策是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件事从因果关系来说也是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策略的必然结果。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始终为台湾所占。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这一年9月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辩论形势起了重大变化。亚非拉的许多国家纷纷脱离美国的控制，独立地考虑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决议的投票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正巧是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的最后一天。当时尼克松政府认为中美之间建立联系之后，中国必然要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他们习惯于由美国安排时间表，因而认为最佳时间是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后的当年联大第二十七届会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可能也需一年时间。但这个估计是保守的。在提案讨论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不愿再听从美国这根指挥棒。他们说你们总统可以到中国去，可是却不许我们投票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次我们不听你们的了！据说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四处游说，最后不得不央求有些代表在投票时如果实在不愿意投反对票可以离开会场去洗手间，至少不要投赞成票。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始终未能消融。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干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化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最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还是通过了。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能不欢欣鼓舞？！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邀请派代表参加本届联大时，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去一展新中国的雄姿。然而，在那“左”倾思潮泛滥，“四人帮”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时代，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的，向中央建议派代表去纽约，去那个当时还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周总理极为兴奋！外交部的上下也沸腾了！1951年，伍修权同志曾率团去联合国，当时乔冠华是顾问。但那是去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联合国诬蔑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是“侵略者”。当时中国的席位是台湾占据的。而这一次在相隔二十年之后，新中国昂首阔步要走进联合国大厅在中国的座位上就座了，这怎能不令为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外交战士兴奋不已呢？！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词汇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文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义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la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70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心酸地想起60年代初期的主席。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在我们联大代表团途经巴黎乘法航飞越大西洋前往纽约时，冠华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就是：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文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信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还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代表团去联合国，这是件大事。代表团离京、回京都要政治局全体欢送、迎接。前些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当年记载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我边看边忍不住流泪。不仅仅是我又重新见到了周总理、冠华充满自信的神态，而且为那个年代毛主席外交策略的光辉胜利！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半年前毛主席调我进外交部是对我何等的厚爱和殷切期望！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20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还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是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没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心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作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定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吗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大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改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座，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称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暄，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作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且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尔对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而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70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心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以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恋无限！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久远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所做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澜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