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一行于11月10日到达巴黎，休整一夜后于翌日乘法航赴纽约。当时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他和冠华终生为友。在冠华最后遭到极不公平迫害时，黄镇是坚持公道的少数老干部之一。在冠华逝世后，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妇以及宫达非、柯华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给予我同情与关怀的人，我永远感激他们！那时，黄镇大使在他官邸给予冠华及其一行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最后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联合国后的工作方针。我记得官邸的会议室是一间全部都是暗红色装饰的舒适的房间。冠华与黄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促膝长谈至深夜。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岁月悠悠，当年的一代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即使还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虽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回想起那燃烧激情的岁月，无限感慨！但每当我想到昔日的英雄乔冠华最后的凄凉结局时，我不禁想，当年乔冠华的无限风光也许恰恰埋下了他后来遭遇的祸根。记得冠华曾对我说，他深知党内论资排辈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头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先后被批判、处分，如果不是周总理惜才，保护了他，就不会有70年代为国增光的乔冠华，他恐怕早已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形势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造就了外交英雄乔冠华。历史证明，他是靠自己的才华、忠诚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世界的赞誉的。然而，却有一些比他资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愤愤不平，所以在后来乔冠华落难时，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过患难的“战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乔冠华晚年最大的悲哀！
第二天，我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赴纽约。大使和部长们以及主要翻译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头等舱内。他们在纽约就开始跟踪乔冠华的行踪，并且神通广大地获知了乔和他的代表团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机赴纽约。于是，克朗卡特赶到巴黎，订购了同一架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当我们最后登机，进入头等舱时，克朗卡特已稳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访的人物的到来。尽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礼貌地征询冠华意见是否能接受他采访，但这是一段横渡大西洋的漫长的飞行，如果拒绝采访，双方在这狭小的空间要共度十个小时，将会比较尴尬。当然，乔冠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使对方非常兴奋。他们拿出录音机，问冠华是否在意他们录音。那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台卡式录音机，其实是最早一代的砖头式的卡式机。采访结束后，克朗卡特取出录音带，诚恳地希望冠华接受他的小小的礼物——这台卡式砖头机。冠华请他干杯，他祝冠华成功。这是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接受的第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我们无不佩服美国新闻媒体的敏感和效率。
我们随行人员对当时的情景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我们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中国被孤立二十年后，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国的使者出席联合国大会，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的代表将从我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此行不仅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艰险和困难。当时台湾虽已撤出联合国，但是他们同美国尚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大使馆”在华盛顿，“领事馆”在纽约。他们不会甘心失败。此外，美国对中国也仍视为敌对国，对于他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企图的失败也是耿耿于怀。
法国航空公司对于中国代表团乘坐他们的班机赴纽约十分高兴。他们也采取了保证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许他们过于谨慎，当我们在大约下午四点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法航的机组竟找不到打开舱门的钥匙。我们足足在飞机上等了约二十分钟，他们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细的钥匙。我们从机舱望出去，那天纽约天气十分阴沉，寒风凛冽，来迎接的人并不很多，大概是以新闻媒体为主。其余就是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随即前往先遣队准备的下榻饭店——罗斯福饭店。先遣队预先已包租了十四楼的半个层面。
冠华加注：“边缘战士指杜勒斯。1950年11月，我与伍修权出席安理会控告美帝，第一次见到他。”
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和熊向晖，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也那样新奇。从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装异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铺橱窗，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难以想象的。我们在旅馆稍事安顿，大家最渴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内没有暖瓶，于是大家找到我问我如何弄点开水。我查遍房中的“服务指南”，认为一定是打电话给那个叫“House Keeping”（管家）的部门。于是电话打到管家部，我说我们是十四楼的中国客人，我们要泡茶，需要热水。接电话的说：“你打开热水龙头就有热水。”我说我们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热的开水。他说那你就多放一会儿，水就会很烫的。我说我们不习惯用洗脸池龙头里的水泡茶。那个人说那你只有打电话到房内送餐部了（Room Service），我打到送餐部，我说我们每个房间都要泡茶的开水。他说没问题，马上送来。十分钟后，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服务员手捧一个精致的银色盘子，上面放一个同样精致的玻璃杯，其中盛着热水！而此时，这也就是温开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说这美国饭店怎么不给暖壶，我说今天就凑合吧！这几杯温开水价格不菲，是当做客房送餐计算的，外加小费！大家说这鬼地方真是资本主义，喝杯开水还算钱！第二天，代表团后勤组的头等大事是上街买电壶及暖瓶，并且腾出一间小房专供大家烧开水之用。
1971年11月11日
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那一天，当乔冠华到达联合国大会时，大门外已云集了许多记者。冠华由联合国礼宾司长迎接前往大会会场。记者蜂拥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抢占最佳位置。那一时刻，乔冠华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所有人都驻足观看，“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二十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对她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和美国一样，拥有否决权。
前度乔郎今又来！
我常常奇怪，冠华的性格极易激动，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很多随行人员激动得要流泪时，他却十分从容，似乎是去开一个平常的会议。他保持了十分冷静、镇定的神态，坐进了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此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冠华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这联合国大厅内响起的乔冠华的笑声呼应着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声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谁能挡得住这乔冠华的笑声？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
边缘战士知何在？
然而，接下来的联大会议却充满艰巨的斗争。印巴战争在大会期间爆发了！年轻的中国代表团突然之间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自己的驻地，没有自己的保密通讯设备。中央离我们那么遥远，很难随时得到周总理指示，而战争又在快速进展。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至深夜、凌晨。我们与国内的联系一切都是明电明码，全部掌握在美国手中。幸而当时美国的态度与我们基本一致，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联支持的印度当局肢解东巴。在安理会内中美两国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军，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却想尽办法拖延表决。他们想拖到东巴首府达卡陷落，战争自然就结束了，印度就占领东巴了。此时，美国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来后再谈判撤军，但由于通讯的不便乔冠华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可以暂不要求撤军。安理会紧张地僵持着，中国要求停火、撤军，马立克说莫斯科没有指示，而前方战场上形势十分危急。这天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普通长途电话到代表团，批评乔冠华还在坚持撤军要求。周总理说现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战局。只要保住达卡，一切还有谈判余地。一旦达卡失守，东巴就被分离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现在美国人提先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先停火，停下来，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乔冠华连夜召开会议，商议新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但必须立即停火。苏联代表仍在拖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终于传来了印军攻克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一场分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以东巴分离出来为结局而告终。此时马立克在安理会发言说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当然这已毫无意义。停火已经实现，只是以巴基斯坦军队交出东巴投降印度为停火的代价。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都很失望。安理会通过了一张废纸的要求停火决议，巴方代表夏希愤起把决议撕碎，并率领全体巴代表团退出安理会。当时的气氛十分悲壮。
艾萧未尽兰花开。
虽然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代表团匆促上阵，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一个安理会大国应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于这场初来联合国就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幸而有乔冠华才能在安理会上舌战马立克。但乔冠华自己却因这场斗争而疲惫不堪，身心的劳累使他焦躁、低沉；责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体能的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工作。
百亩园中半是苔，
12月18日，乔冠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纽约回国。在从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冠华回顾一个月来在联大的斗争，心潮起伏，写下以下题为“心事”的诗句：
另一首是：
离却喧闹地，
冠华后来自己加注如下：“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天高夜寂寥。
1971年11月11日
倦极不能寐，
擒虎子，入虎穴！
心事如波涛。
此去欲何为？
万人争握手，
一望长空尽碧。
一语动群僚。
万里大洋横渡，
帮腔虽有人，
十一月十一，
主犯终难逃。
一九七一，
黄发小儿何足道，
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主要成员，作了指示。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关照，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动身那日，首都机场热闹非凡，彩旗飘扬，上千群众欢送。在京政治局委员全体到场。那一日，乔冠华成为真正的英雄，数千双眼睛注视着他，欢呼声簇拥着他，人们把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都托付给了这位才华出众的中国外交家。乔冠华登机前神情自若，眼中充满了自信。他于次日（11月11日）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途中，心潮澎湃，难以成眠，写下了以下诗句：
徒识挥拳其咆哮！
代表团定于11月10日启程赴纽约，从上海转机，先到巴黎，再转纽约。在此之前，由高梁带领先遣队赴美做准备。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及翻译都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除了乔冠华任团长外，急需决定一位副团长，他将留在纽约任常驻代表。在众多人选中，乔冠华推荐了黄华。黄于半年前刚刚赴任驻加拿大大使，因此周总理问乔如果把黄调去纽约，加方是否会有不满，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仅仅半年就把首任大使调走。冠华力陈派黄华任常驻代表的理由，并说加方由他去做工作。最后，这个建议被接受，决定通知黄华由加拿大直飞巴黎与代表团会合。
苏修胡言固可耻，
于是，形势大变。周总理兴奋不已，亲自主持了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乔冠华联大发言的讨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得出，周恩来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中国应当派代表团去出席。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尤其是身在中央，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提错一个意见，就会招来灾难，轻则批判，重则罢官审查，连共和国的总理也不得不十分谨慎。周恩来始终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毛泽东巨大光辉的阴影中，因此尽管派不派团去联大其实是个国际常识问题，但周恩来宁可扮演一个烘托“正确决定”的配角，由毛泽东来作出去联合国的决定。他把光辉留给伟人，把委屈留给自己。今天的人们评说周恩来时，有人说他活得太累，也有人批评他不坚持原则。但我从那个时代走过来，我不知道周恩来不这样做又能怎样才能保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他自身的生存安全？
美帝软弱亦可笑。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贺电并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后一半二十六届联大。那时从周总理到外交部都没有思想准备。实际上，我们当时也以为这个问题要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秋天二十七届联大时解决。消息传来，刻不容缓，我们需要立即答复吴丹。周总理与外交部商量后由外交部给中央提出了一个意见，大意是虽然联大通过了决议，但目前联合国被两个超级大国把持，成了他们的论坛，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意见被毛泽东否决，他说应当马上去。毛主席还亲自指定了由乔冠华任团长。
独有堂堂中国敢讲话，
我想，对1971年这桩同样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应当从头说起：
一百多个国家同声讨。
布托到达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代表熊向晖等即刻去拜访，共商对策。我是翻译。我们匆匆赶到彼埃尔饭店，那里的看门的及服务员显然已得到通知，十分殷勤地为我们开门引路。但是，等我们拜会完毕出来时，他们的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同去的人中有人说在美国，周到的服务都要给小费，但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小费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谁都没有带钱，到了大门口只好自己开门。
君不见：
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带了我们一行人去机场迎接布托。对于从未到过美国的我们来说，肯尼迪机场的硕大无边使我们完全搞不清东南西北。我们上了一条滚动带，却听到广播说布托所乘的那班飞机已到，是在另一个门。那滚动带很长，望过去不知哪里是尽头。我们决定半道跳出来。于是一群穿着单调颜色的“毛制服”的红色中国男女外交官开始冒险在滚动着的传送带上爬栏杆往外跳，惹得众多美国旅客目瞪口呆，也气得机场警卫大声斥责，要把我们带走。我们出示了外交官护照，告诉他们我们来接一个国家首脑，走错门了。警卫无可奈何，只得放过我们。
四海翻腾云水怒，
每当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即使不去联合国大厦，那点点滴滴的往日回忆也会涌现在眼前。我曾多次走过第五大道上那白色镶金色的彼埃尔饭店。它让我想起1971年那次，冠华初到联合国就遭遇了印巴战争这一区域性战争。当时的印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境内长驱直入，要一举拿下东巴。苏联当时支持印度，中美两国支持巴基斯坦，安理会内辩论十分激烈。巴基斯坦的大使夏希是个资深外交家，他后来曾任驻华大使。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巴方决定临时任命布托为总理兼外长，并立即派他来纽约参加安理会辩论。布托下榻的就是第五大道的彼埃尔饭店。
犁庭扫穴看明朝。
前年，我在纽约遇到一位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朋友，谈起旧事，她居然认识爱丽斯，说她已退休，终身未嫁，现在独居在纽约。她还说爱丽斯曾多次打听乔冠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胜感慨，不知她是否是为了冠华终身不嫁？！我有种冲动，想把乔冠华后来的故事告诉她，但又想一个美国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呢？还是让当年征服联合国的那个乔冠华留在她的心上吧！
冠华后来加注：“1971年12月18日，从纽约到巴黎飞机上。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作报告，夜不能寐，起又改一遍。”
爱丽斯的故事一直延续了两三年。她每逢冠华生日都会寄来贺卡，也不知她从哪里查出的。记得有一年她的贺卡是一张通红闪亮的画面，远处半个光芒万丈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近处的沙滩上，一对泳装情侣的侧影手牵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个画面都是红色的，热烈壮丽。爱丽斯会算星辰，她在贺卡中说冠华生日之夜的几点几分，她和他的两颗星辰将相会。我那时真的觉得爱丽斯这样痴情挺让人感动的，不过冠华说这是胡闹。有时，我觉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
乔冠华不负众望，载誉归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联合国，也让国际社会了解了新中国。他在国内民众中的威信也因此而高涨。然而，在这踌躇满志的顶峰，也同时孕育着他日后的灾难。第二年1972年的夏天，外交部酝酿第二十七届联大代表团时，向中央打报告建议由当时的外交部长任团长。冠华是想到急流勇退的。正如毛主席曾引用的诗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啊！但是报告被毛主席驳回，批示说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当时的外交部长心中不快，他在党组会上发牢骚说不相信联合国的事要什么专家。1973年中美决定互建联络处，冠华已深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他无法应对，想出去工作一段，因此正式向周总理、毛主席请命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这次又被毛主席否决，他亲自任命黄镇为首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为此事他召见了有关领导，当场对黄大使说：“联络处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乔老爷，联合国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冠华从主席那里出来，我看得出心里有点沉重，主席的这个决定一定有人不高兴。不知往后的日子是否凶多吉少！
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返美国纽约，多数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儿妞妞。进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国东海岸两次。但是在这十多次的访问中，我尽量避免回到东河之畔的联合国！尽管时光的流逝多少冲淡了心中的痛，但是乔冠华的名字与中国加入联合国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每每见到联合国大厦我的心又会流泪！我难以忘记那河边的玫瑰园，冠华在会议空隙时最爱在那里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见冠华在草地上欣赏那里的雕塑；我更难抹去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安理会辩论的记忆，冠华独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国的力量。还记得在联合国大会的咖啡厅里，只要冠华从会场出来休息，他的周围立即围满了各国代表，常常是两个人合坐一个矮凳，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听他讲话，听他豪迈的笑声。那时冠华还有一位美国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爱丽斯，是一位房地产中介商，专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介绍房产。她有一幅自制的地图，上面标明各国代表团驻地以及她推荐的房产。陈楚同志记不住她的姓名，总叫她“画地图的”。爱丽斯那时大约三十多岁，金发碧眼，称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际活动能力。据说许多代表团都是通过她购买了驻地房产，所以她经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团驻地的招待会。爱丽斯开始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是想推荐她的房地产，但很快，她被团长乔冠华吸引，大家都认为爱丽斯爱上了乔冠华。这成为代表团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因为爱丽斯对冠华一往情深，只要冠华出现在哪里，她就会在哪里。冠华在大会发言，她一定会在听众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饰。冠华在咖啡厅，爱丽斯又追随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国人坦直的方式给冠华发了许多邀请，请他单独约会，到她家里去“喝茶”。遭到婉拒后，爱丽斯也会锲而不舍，跑到代表团驻地要求单独会见乔冠华。晚上不管冠华出席哪个招待会，都会看到爱丽斯的身影。这事后来弄得冠华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不好叫爱丽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的确成了一种干扰。记得有一次，冠华出席一个阿拉伯代表团的招待会。到达后我们四面观察，告诉冠华今晚爱丽斯没有来。谁料，不到半小时，陈楚同志走过来，拉拉冠华的袖子，诡秘地用他的山东话调笑着说：“老乔啊！那个画地图的又来了！”我当时是冠华的翻译，急忙四处环顾，只见爱丽斯在不远处，眼睛正凝望着冠华。我们没有找到她是因为那天晚上她换了装束，一袭金黄色绣花的阿拉伯长袍，长头发散落在肩上，与平时的职业女性形象大不相同。
最终的结局是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出席二十六届联大后名扬天下，却在五年后的1976年趁他出席三十一届联大时被国内种种势力结合起来推向黑暗的深渊，我在《十年风雨情》中讲到了这段历史。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乔冠华为此作出的贡献也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掩埋，而掩埋不去的是乔冠华一颗忠诚火热的心。乔冠华晚年时喜欢抄写刘禹锡的诗句。“淘尽黄沙始到金”，他相信有一天强加于他的如黄沙般的谗言终会淘尽，金子还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