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口闪亮的大白牙对着我微笑。这后生黄脸光滑如一只簇新盘子，颧骨高耸，眼睛黑亮。我于是不忍告诉他我不会在阿尤达逗留，而他的确也没给我时间，就叫来搬运夫把我的行李搬下车去。
“一切都好。”
他很尽责。他令我无所遗漏。我们从车站沿着一条罗望子树遮荫的宽街步行，街道两旁是些中国商铺，阳光明媚，途人构成一幅幅迷人的小风景，所以我本想在此逛逛；但我的导游告诉我，这里没什么好看，你得去曼谷逛商店，那儿有你在欧洲可以买到的所有东西；他柔中带着果决，领我去到栈桥。我们上了汽艇。河很宽，水很黄。一路都是卖东西的船屋，泥泞的岸上，桩木支撑的房子坐落在果树之中。我的导游带我去到岸边一个围墙圈住的地方，那里曾是一座皇宫，现在只是废墟，从前可能做过谒见室的房间里，有一张御床和一把御椅，还有一些木雕残片。他让我看数不清的佛陀头像，有铜像，也有石像，它们来自罗富里，或是阿尤达众多寺院的出土之物。我们顺着一条路走了一会儿，一辆小马车和一匹倔强的小马在那里等着我们。安排得真好！我们沿着一条惬意的林荫路驱车两三英里，道路两旁座座农舍，每家门外有个纸糊小塔，塔上插了很多小白旗，目的是让这家人不得霍乱。我们来到一个大公园，有着绿色的空地，是个野餐的好去处，这里是一所宫殿和几个大庙的遗址，有很多废弃的佛塔，其中一座庙内，有尊铜制的巨佛坐像，它舍弃一切，孤单寂寞，却又漠然处之。到处都有孩童在树下玩耍。暹罗小男孩眼睛大，头发鬈，样子调皮，非常可爱。我的导游顺带指给我看开着淡紫色花的一种灌木。他告诉我，当你看到它，就可确信没有老虎。
车到阿尤达。我安于看看火车站来满足自己对这古城的好奇（毕竟，要是一位科学家可以凭借股骨再现一种史前动物，一位作家为什么不能从一个火车站得到他想要的那些感受呢？宾夕法尼亚车站具备纽约所有的神秘，维多利亚车站则有伦敦巨大的阴郁和疲惫），我目光漠然将头伸出车窗。但是，一个后生跳过来迅速打开车门，令我差点摔到月台上。他头戴一顶小小的圆形遮阳帽，身穿白色的斜纹卡其外套，一条黑色的丝绸帕朗弄成马裤的样子，脚上是黑丝袜和漆皮便鞋。他的英语讲得流利。他说他奉命来接我，会带我去看阿尤达要看的一切；栈桥有艘汽艇等着，要带我去河上到处看看；他已安排了一辆马车；而客栈早上已经清扫干净了；他最后说：
“你们英国没老虎。”他笑道，不过，我觉得他并非没有傲气。
我决定直接去那儿，不在途中逗留。火车悠然穿过开阔的乡野，远处青山起伏。铁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但也有很多树木，所以风景颇为宜人。各种长势的稻子都有，从小块田地的青苗，到阳光下变黄的将熟稻穗。到处有人收割，有时候，你看到三四个农民排成一列背着大捆大捆的稻子。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人类主食需要如此劳力，先是栽种，然后又为食用做准备。铁路一旁的河里，成群水牛翻腾不已，看管水牛的是个小男孩，或是一位头顶大帽、肤色古铜的矮个男人。小群的禾雀飞得又白又亮，有时则是脖子细长的苍鹭。铁路一旁的车站总有一堆闲人，他们的帕朗[4]要么鲜黄要么深红要么翠绿，在灰尘与阳光下五彩斑斓。
我语带谦逊反驳道：
我没有给死人穿衣令其还魂的想象力，也没有对同一事物再三感动的能力。我知道有些人每年要读一遍《利己主义者》[3]，还有人去巴黎，从来不会不看一眼马奈的《奥林匹亚》。我一旦从一件艺术品那里得到特有的兴奋，我就与之脱离关系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还可以从《利己主义者》里面读到一本我从未读过的书，从马奈的《奥林匹亚》里面看到罗浮宫刚刚挂出的一幅画。我有一种感觉，阿尤达给我的不会多过罗富里，所以我决定忽略它。而且，我喜欢安逸。我在客栈之间奔波得够久了，渴望一间东方酒店适度的舒适。我有点腻了罐头肠和罐头梨。自从离开东枝，我既没收到一封信也没读过一份报，我愉快地想到，曼谷肯定有个大包裹在等着我。
“不，我们在那挤迫的小岛过着安宁的生活。我们遭遇的危险，充其量是一个鲁莽的醉酒司机，或是一位被人奚落的泼妇。”
我回到河边。河很窄，很浑，在高高的两岸之间很深，对岸是浓密的竹林，竹林后面红日正在落山。人们在洗晚浴；父母在给孩子洗澡，洗完澡的僧人在漂洗黄色的僧袍。这是令人愉快的景象，这要多谢那些破烂废墟激起的敏感与茫然。
回到河上，我衷心感谢暹罗后生带我看了这么些有趣的东西，并说我现在想去客栈，他一听，闪亮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了，他尖起嗓子告诉我，他要带我看的东西我还没看到一半。我调皮地看着他，嘟哝道：够了就是绰绰有余。他听了大笑，显然带着一种奉承，相信我是刚刚发明了这一隽语，但又看出够了纯是一句客套，令我不知所措。我让他带我去另一个荒寺，一片零乱荒芜的景象，我不耐烦地扫了一眼另一尊巨佛。一尊又是一尊。终于，我们来到一处还有香火的寺庙。我松了口气。这好比离开一间没有家具、一团空寂的招租房，来到闹热的街上。栈桥那里有乘着舢板的女人们售卖金叶、纸品和燃香。往寺庙的道路两旁是些小桌子，摆着同样的器皿、糖果还有糕饼，小贩在忙着生意。庙堂不是很大，一尊佛陀巨像几乎塞满，当你迈上台阶望进门去（阳光依然令你眼花缭乱），隐约辨出幽黯之中耸现的那尊镀金巨像，真是令人生畏。佛陀前面是两位弟子的高像，祭台满是点燃的香火。一张柚木大床放在一个角落，上面坐了两位僧人，在抽粗粗的暹罗香烟，喝茶，嚼槟榔；他们似乎并不留意殿内之人；有些善男信女和小孩为了积功德，正将金叶贴在佛陀所坐的巨形莲花座上。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有张机灵的瘦脸，跪在地上念念有辞，正在用她扔到地上的几颗大木珠算命，而木珠落地是凹面还是平面，她的问题就有解答。有位老人带了五六个家人前来，中年女人刚一算完，他就抓过木珠，行过一番既定仪式，他把木珠扔到地上，全家人焦急地看着。完了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跪着的其他人站了起来，但究竟好命还是坏命，从那些漠然的面孔之上，你根本看不出来。
但是，他建造的大屋只留下一圈高高的砖墙，三四间没有屋顶的房子，坍塌的墙壁，洞开的门窗。它们依稀还有路易十四朝代建筑的高贵。这是一处难看的废墟，只令你想起一组草草建成并毁于大火的别墅。
现在，我的导游终于带我去到为我清扫干净的客栈。那是一个船屋，有条面对河流的窄廊，一间深色木头的长客厅，一个卧房，两侧是浴室。我很喜欢这里的样子。暹罗后生请我饭后去他家，说是要叫他的朋友来，但我告诉他我累了，说了很多客气话，他走了。快黄昏了，我终于一个人，坐在走廊观望河上的交通。小贩们轻松地划着舢板而行，船上坛坛罐罐，有卖的蔬菜或用小炉煮的食物。农民们载着一船大米经过，或是一位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的老妇，漫不经心划着一叶独木小舟，仿佛她在沿街步行。客栈位于一个河湾，它停泊的河岸在此急转；岸上满是芒果树、棕榈树和槟榔树。太阳落山了，红红的天空衬出树木的轮廓：有着蓬乱树冠的槟榔树看似一柄破掸帚，但是到了晚上，在蓝宝石的夜空映衬下，它却有着一幅波斯细密画的特征。伴随最后一抹日光，一群白鹭，像是无端掠过心头的散漫思绪，纷纷飞至宁静的河面。黑夜降临，起初，远在对岸的船屋灯火通明，但是灯火相继熄灭，只有水中零星倒映的微微红光。星星一颗一颗现身，天空一片闪耀。河上的交通停歇了，间或只闻一支船桨的轻溅，那是有人在归家途中悄悄经过。夜里醒来，船屋有些摇晃，我感到一丝微弱的摆动，并且听到一阵汩汩的水声，就像一首东方乐曲的幽魂正在穿越时间而非空间。为了这一美妙的安宁，为了这一醇厚的寂静，那些观光统统值得忍受。
奥尔良神父对福肯的经历本应讲得更详尽些。他由卑位攀到如此顶峰的变迁，的确值得免于湮没。他自认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位致力于国王利益的正直臣子；但是，奥尔良神父讲到推翻国王与王朝并将这位希腊人交给愤怒的暹罗爱国者之革命，读来却仿佛将史实做了似乎必需的某种安排，以让大王[1]和各位高官免于责难。一层得体的面纱罩在这位倒台的宠臣所受的苦难之上，但他死在刽子手的手下却是大有教益。读来尽管枯燥，你还是感受到一位有权有势、卓越不凡的人物。康斯坦丁·福肯寡廉鲜耻，残酷无情，贪得无厌，背信弃义，野心勃勃；但他了不起。读他的故事，就像读普鲁塔克[2]的一部传记。
[1] 原为法文。
令人满意的是，为这些忠告所鼓舞，为耶稣会神父不断的劝诫所激励，这位遗孀顶住了一切诱惑，不做关在近乎王室后宫里的一位珠光宝气的囚犯，而是从一而终，在一位无甚影响的绅士家里洗盘子。
[2] 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与散文家，代表作为《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但是，我来罗富里主要是为了看看康斯坦丁·福肯留下的大屋，在我看来，此人可谓在东方建功立业的冒险家之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他是瑟法罗尼一位客栈老板的儿子，坐上一艘英国船跑到海上，历经艰险，他到了暹罗，升任国王的首辅。当时，世间盛传他大权在握、显赫富有。耶稣会的奥尔良神父有本小书讲到他，但那是教化之作，对康斯坦丁遗孀经受的苦难着墨太多，即当他死后，面对一位无礼的暹罗王子，她致力守节。她值得赞美的努力，得到她那圣洁的祖母支持，她八十八岁，信仰不失热诚鲜活，不断跟她说起著名的日本殉教者，而她有幸为这些人的后裔。我的孩子。她对她说。做殉教者是多么光荣啊！你在这方面很有利，殉教看来是你家的一个传家宝：你要是有这么多理由想做殉教者，你就应该全力以赴！
[3] 英国作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的小说，无情解剖人类固有的自私自利。
罗富里现在只有一条弯曲窄街，是些中式房子，靠着一条河岸而建；但是，大城遗迹到处都是，朽败的庙堂，坍塌的佛塔，到处一截截华丽雕刻的碎片，庙里有破碎的佛像，院内则是头与四肢的残片。石膏是灰色的，仿佛被伦敦的雾玷污了，它从砖上剥落，让你想起得了恶心疾病的老人。这些废墟并无典雅的线条，门窗上面的装饰破旧而俗丽，镀金与箔片都被时光剥蚀。
[4] 帕朗（panaungs），可能是当地人的裙服。
我距曼谷不超过四十八小时的火车旅程，但去那儿之前，我想看看暹罗的故都罗富里和阿尤达。在这些东方国度，城市兴建起来，臻于大观，然后又被摧毁，在某种意义上，必然要令很多世纪以来习惯了相对稳定的西方旅行者满怀某种疑惑。一位国王，迫于战争危险或只是为了满足一时兴致，就会迁都并兴建一座新城，修筑与装饰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过了几代，当政者又因别的危险或别的兴致而他迁，旧城被离弃，一片荒芜侵占了这么多昙花一现的壮丽。远离人烟的丛林中，你到处可以发现树木丛生的寺庙废墟，还有潮湿的草木间那些破碎的神像与精美的浮雕，作为这里曾是一座繁荣之城的唯一迹象，而你会遇到贫穷的村庄，这就是一个富强王国的首都留下的一切。它令人郁闷思及世事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