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吃惊。我怕自己没听明白。
“我们遇到的人就他们最蠢。”翻译愤愤然道。“我每天都讲同一个笑话，这是头一次没人笑。”
“对不起，请你再说说？”我说。
“我觉得他们不太聪明。”我斗胆说道。
“您为什么要讲那些不一样的话，先生？为了这样无知的人，您太费心思了。我每天都讲一样的话，他们很喜欢。”
我踌躇片刻。
我沉默片刻。
我如期讲了话，当我讲到自己的精彩笑话，翻译咯咯笑了起来，两眼放光。我很高兴。我讲完了坐回椅子上，而他在翻译我的堂皇之辞。围成小半圈的听众转过去，用专注的黑眼睛望着他。我的翻译很会讲话，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善于比画。我一直觉得他把我的话翻译得很好。我从未做过这么风趣的演讲。但令我吃惊的是，似乎没效果。我的妙语没有赢得一个笑容；他们客气地听着，但脸上并无任何表情令人觉得他们感兴趣或者开心。我之前把最好的笑话放到最后，当我估计这个笑话就快出现，我嘴带微笑，身子前倾。翻译讲完了。没有笑声，也没吃吃声。我得承认我很不高兴。我向村长表示仪式结束了，他们弯腰行礼，挣扎着起身，相继离开了平房。
“跟你没关系，我还是背乘法表好了。”我接着说，觉得很是讽刺。
我们到了。村长五十七岁，当了三十年的村长。他带了侄子来，是个开始长胡须的腼腆后生，还有四五位长老和文书，这人坐得稍稍靠边，是个年岁不可估量的人，皮肤皱巴巴，一把稀疏的灰白胡子，这么老的一个人，似乎不像个人了。他看似一尊坍塌的佛塔，进犯的丛林很快就会扑向它，它将不复存在。
翻译开心一笑，对我亮出满口白牙。
不过，我现在了解我的听众了，我虽然无意粗鄙，但这个笑话只是稍稍涉及不雅，就像一只蚊子碰了一下你的脸，当你一巴掌拍去，它却嗡嗡飞走了。这笑话让我很开心，我骑马前行，想着我要见到的那位村长和那些长老，他们跪在我面前的地上，笑得发抖，左摇右晃。
“就是，先生，这会省您不少麻烦。”他说。“您背乘法表，然后我讲我的。”
然而，就鸡蛋、香蕉和米饭说上四十遍不同的话却难了，我很快就凭经验发觉，鸡蛋根本不新鲜。但是，想到我要是每天说同样的话，我的翻译会看轻我，所以早晨骑行的时候，我绞尽脑汁，就我得到的欢迎和礼物想些新的答谢用语。一天又一天，我编了三十来套不同的话，而当我坐下来，翻译翻着我的话，我看到村长和长老们明白了某个要点或是听懂了某个笑话时，他们对我微微点头或摇晃身体，我很是满意。后来有天早晨，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笑话。这笑话很棒，刹那之间，我知道自己该如何把它用在讲话里。因为色情胜过简洁成了风趣之魂，英美很多幽默家很直接，可听众的古板（或许还有装模作样）逼他四处寻找笑料，而非在最易发现的地方寻觅。但是，正如相对于有自由空间的无韵诗，囿于品达体颂歌[2]复杂格律的诗人，反而可以吟出更为优美的诗句，我们的幽默家所面对的困难，常常使他们发现出人意外的笑料。他们找到大堆笑话，若非因为禁忌，他们决不会去寻找。威胁幽默家的两大隐忧，一是言之无物，一是令人厌恶；遗憾的是，英美幽默家不得不忍受这一事实，即言之无物比令人厌恶更易惹恼观众。
糟糕的是，我不敢肯定我还记得。
平房通常位于村外，当我抵达村口，发现等候我的有村长和他的文书，一位随从，村长的一个儿子或侄子，还有长老们。见我走近，他们弯腰行礼，给我呈上一杯水、几朵万寿菊和一小把米。我满腹疑虑喝了水。但是当我接过盛有八支细蜡烛的一个盘子，他们告诉我，这是对我的最高礼遇，因为这些细蜡烛都是供在佛像前的。我不禁觉得，自己当不起这样的敬意。我在平房安顿下来，然后翻译告诉我，村长和长老们站在外面，想要给我奉上惯常的礼物。他们用几个漆盘把礼物端进来，有鸡蛋、米饭和香蕉。我坐在椅子上，他们在我面前的地上跪成半圆形。村长比来画去，却又镇定自若，给我来了一通长篇大论。透过我的翻译，我想我察觉到有些话似曾相识，我似乎看到某些东西是有关一面旗帜和越过大洋的双手，还有一种请求，即我带回本国的，应该不单是这一遥远国土的问候，还有这些居民希望政府修筑一条碎石路的迫切要求。我感觉这成了我要答复的事情，即使不能说服他们，至少也得长篇大论。我只是一个漫游的陌生人，他们要是凭借自己所收到的为我的旅途提供便利的命令，而误以为我是一位要人，那么至少，我自己可以不这样行事。我并非政客，我耻于道出帝国的陈腔滥调，而以管治帝国为己任的那些人，他们却可脱口而出。或许，我可以告诉我的听众，他们有幸受控于这一强权，它安于放任他们。该地专员每年都要下来一次，调解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分歧，倾听他们的抱怨，任命需要任命的新村长，然后就让他们自行其事。他们依照自己的习俗自治，可以随意种稻、嫁娶、生育、死亡和敬神，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他们见不到军人，也没有监狱。但是，我觉得讲这些并非我能胜任，所以就安于退而求其次，说些令他们开心的事情。我虽不擅演说[1]（我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一只手就可以数完），但为了答谢送给我的鸡蛋、香蕉和米饭，诌几句得体而风趣的话倒也不难。
[1] 毛姆一生苦于口吃。
但是，因为平房建得都一样，你虽然骑了几个小时的马（旅队每小时走两英里多一点），但似乎总是去到同一所房子。它距道路数码之遥，几间房子位于一所院内。有个大客厅，后面有两间带浴室的卧房。客厅中央是张漂亮的柚木桌。有两把带长腿的安乐椅，四把结实简朴的扶手椅摆在桌子周围。有个柜子，上面放了一九一八年的《河滨杂志》，还有菲利普·奥本海姆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小说。墙上有道路剖面图，缅甸运动会规则概要，平房家具和日常用具的清单。院内有仆人房间、马厩和一间厨房。这些当然不够漂亮不太舒适，但坚固实在，派得上用场；而不管哪所平房，我虽然以前从未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但一个早晨的旅行下来，我一看到它，多半会有一丝因为满意而来的兴奋。这好比回家，我一见到它那整洁的屋顶，就用马刺策马，急忙朝着门口飞奔。
[2] 源于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
每日行程不超过十二到十五英里，这是骡子可以轻松应付的距离，也是公共工程处的平房彼此坐落的距离。但因为这是每日例行，你的感觉就像整天乘坐特快列车旅行。当你抵达目的地，虽然只走了几英里，实则远离出发地，仿佛你从巴黎去了马德里。你顺着一条河骑行几天，它似乎长得令人难忘；你问它的名字，却惊奇地发觉它并无名字，直到你停下来思忖，才知道自己跟它走了不超过二十五英里。昨天跨越的山地与今天穿行的丛林给你留下的不同印象，就像两国之间的差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