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册里还有一些城市，无论是马可还是地理学家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建在何处，但作为可能存在的城市的形式又必不可缺：库司科城辐射形式的多扇面布局反映出它完好的贸易秩序，青翠的墨西哥位于蒙特苏马宫俯视的湖畔，诺夫哥洛德到处是球根状圆顶，拉萨的白色屋顶耸立在云雾缭绕的世界屋脊之上。对于这类城市，马可都能叫出一个名字，其实是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并能指出一条去往那里的路线。谁都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名字就会有多少种变化；每个地方都是可以从另外的地方抵达的，可以取道不同的路线或航线，可以骑马、乘车、划船或飞行。
至于其他城市，他只能依靠口头转述的描绘，或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猜测：例如哈里发的彩虹色珍珠是格拉纳达，北方整齐的港口是吕贝克，盛产黑色檀木和白色象牙的是廷巴克图，上百万居民每天带着长面包回家的是巴黎。地图上用彩色微缩画描绘的形式怪异的居住地，那里只有露出树尖的棕榈树，隐藏在沙漠褶皱里的一片绿洲，只能是内夫塔；城堡建在流沙上，牛群在海潮浸过的咸涩草场上放牧的地方，只会让人记起圣米歇尔山；不是楼阁建在城墙里面，而是城市建在楼阁里面的，只能是乌尔比诺。
“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能了解城市。”皇帝一边合上地图册，一边对马可说着。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整个地球全图，每个大陆的分图，以及最遥远国度的边界，船只航海的路线，各大海洋的海岸线，最著名的都市和最富饶的港口的详图。他在马可眼前翻阅，以便考察他的见识。旅行家看到一座城市三面临海，坐落在狭长的海湾上，而且是一个死海，他认出来，那就是君士坦丁堡；他记得耶路撒冷在高低不一相互对峙的两座山间；他毫不迟疑地指出哪里是撒马尔罕和它的花园。
波罗则答道：“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它们彼此调换形态、秩序和距离，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它们的差异：它们千差万别的风格组合，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组合那样各不相同。”
“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来自远处，而我自己是一个浮华且难以居留的现实的囚徒，所有人类共存的形态都已经到了周期的极端处，无法想象他们会取怎样的新的形态。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使城市得以存活的无形理由，也许通过这些理由，它们还会在死亡之后再复活。”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在坚实的基础上筑造城墙的城市，那些城墙坍塌并且被黄沙吞噬掉的城市，那些现在只是野兔出没，但有朝一日将出现的城市。
“我讲啊讲，”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在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作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马可·波罗一页页翻阅，认出了杰里科、吴尔、迦太基，指出了斯卡曼德罗河口，当年阿凯亚人在这里耐心等待了十年，直到尤利西斯制造的木马被拉进城门，围城的士兵才乘船返回。不过，说到特洛伊，人们赋予它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形态，并且预见到穆罕默德会长达数月地围城，还会像狡猾的尤利西斯一样，绕过佩拉和加拉塔，趁夜色把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逆流拉到金角湾。这两座城市混合起来，形成了第三座城市，它可能是旧金山，它轻巧的长桥跨越金门湾，有轨电车从海湾一直穿过所有街道上行，经过三百年的围城，使黄色、黑色和红色人种与幸存的白色人种混合在一起，在一个比可汗的帝国更辽阔的国家里，建成一千年后的太平洋上的大都市。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地图册具有这样一种品质：它能披露尚未形成、尚无名称的城市的形态。这里有一座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朝北的半圆形，一条条呈同心圆状分布的运河，吸引着一些王子、皇帝和豪门绅士；这里有一座城市，样子像约克，建于荒野高地，围有城墙，筑有许多高塔；这里还有一座城市，样子像新阿姆斯特丹又名纽约（新约克），椭圆形岛屿位于两条河之间，密密麻麻挤满玻璃的和钢铁的高楼大厦，除百老汇以外，所有街道都像运河一样笔直。
可汗有一本地图册，上面画了帝国和邻近王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的每一幢屋宇、每一条街道，还有城墙、河流、桥梁、港口与山崖。他知道，从马可·波罗的讲述中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地方的报告，再说那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比如中国的首府大都，三座四方城一座套着一座，每座城都有四座庙宇和四座城门，依照季节轮流打开；爪哇岛上发怒的犀牛如何用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独角攻击，马阿巴尔沿岸的居民怎样下到海底采珍珠。
形式的清单是永无穷尽的：只要每种形式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新的城市就会不断产生。一旦各种形式穷尽了它们的变化，城市的末日就开始了。地图册的最后几页撒满了一些无始无终的网络，像洛杉矶形状的城市，像京都和大阪形状的城市，不成形状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