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芳来参加会，看到写会标的焦裕禄，吃了一惊：“呀，老焦！”
县委治理沙害座谈会就要开会了，会前，焦裕禄在会议室门口铺开红纸写会标。围着看他写字的人夸赞：“焦书记真是一笔好字，拿出去一张一百。”焦裕禄笑了：“那我天天写字卖，咱就用不着治什么沙了，卖字就行了。”
人们笑了。焦裕禄也伸过手来：“噢，张小芳。”张希孟问：“你们咋会认识？”张小芳说：“我们一起坐火车到兰考来的嘛。一会儿给我们讲林业一会儿讲马列，我当时一猜就是宣传部的。看，字也写得蛮精神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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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孟说：“宣传部的？哈哈，他是咱们县委的焦书记。”张小芳大惊：“县委书记？”她一急冒出一句上海话：“阿拉勿晓得啦。”
外边刮起了大风。大风夹着沙子扑打着窗户，发出沙沙声。一阵风过去，每个人碗里都浮了一层细细的沙土。张小芳皱着眉头，端了碗要往外走。朱晓问：“哎，你干什么？”张小芳说：“刮了一层土，倒掉好啦。”朱晓把碗接过来：“别，我喝了。”他把两碗粥都喝下去了。
参加治沙座谈会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技术干部，再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成员。焦裕禄让大家议议治理沙丘的办法。一位技术员说：“治沙没别的先进招数，造林固沙是关键。”另一位水利工程师说：“可以挖防风沟，打防风墙。”
二萍问：“这窝头咋样？”朱晓说：“好吃好吃。”吴子明问：“肖大爷，咱们兰考育泡桐，都是用桐根，为什么不用桐籽？”肖长茂说：“桐籽出苗少，出来的苗也不壮实。”吴子明问：“能不能尝试着用桐籽育苗？”肖长茂说：“倒可以试一试。”二萍端上高粱米粥。张小芳喝了一口，问：“这是什么品种的稻米？”朱晓说：“亏你还是学农的，这是高粱米好不好。”张小芳笑了：“我是学土壤的。”吴子明取笑：“至于土壤上长什么作物，阿拉勿晓得。”二萍说：“怕你们南方人吃不习惯，这高粱米是碾掉了皮的。平常俺们吃的都不碾皮，碾了皮就不好认是啥米了。”
焦裕禄说：“这些办法都很好，就是慢了点。看看我们受灾的群众，再想想我们的责任，治沙的事，能不能快点？”张小芳说：“有一个快的办法，不过这是从外国的资料上看的，就是沥青固沙法。在沙漠地区，每亩沙丘上用三十公斤纯沥青，加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水，搅拌成沥青乳剂，用喷雾器喷洒在沙丘上，就能把沙丘封住。”
张小芳拿了一个红薯面窝头，咬了一口，费了半天劲才强咽下去。她把窝头放下了。朱晓觉得这样不礼貌，拿起张小芳放下的窝头吃了。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焦裕禄说：“大家不要笑。张小芳同志是刚刚分配到农林局的大学生，学土壤的。这次主动报名参加了风沙勘察队。她对治理风沙查阅了很多资料，设想了很多方案，很好呀。这个用沥青固沙的办法确实很先进，可是它不适合咱兰考的实际情况。首先咱们没那么多钱去买沥青，咱兰考有三十六万人，只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肖长茂说：“咱这里没啥好饭食，你们别嫌弃。”张小芳拿了一块红薯，连叫：“好吃好吃。上海吃的红薯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也没这里的红薯甜。”肖长茂说：“吃别的咱这没有，红芋倒有的是。咱兰考人说：红芋饼子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尝尝，这窝头就是红芋面的。”
正开着会，外边黄风骤起，飞沙蔽日。会议室的一扇窗户被大风刮开，滚滚沙尘扑进来，落了人们一身尘土。焦裕禄抖抖身上的土：“同志们，老天不让我们高谈阔论啊，把考卷直接送到我们会议室里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这样的天气，正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好机会！”
三个大学生在肖家吃午饭。饭桌上是蒸红薯、二合面窝头、咸菜。
大家愣了一下。张希孟问：“咱们去哪儿？”焦裕禄说：“哪里风沙最大，就到哪儿去！寨子那边不是沙丘最多吗？咱们就去寨子。”
几个人来到草屋前，韩大年介绍说：“这就是肖长茂大叔，二萍是他妮。”朱晓、吴子明和肖长茂握手，肖长茂把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才伸出去。他们进了草屋。草屋只有两米左右高，屋里半截是土炕，另一半是锅台，锅台与炕之间，隔着一道短墙。地上放一张白木小方桌，桌上是一只竹壳暖瓶。朱晓、吴子明觉得很新鲜，都说：“真的很不错。”肖长茂说：“咱们这里的草坯房子，冬暖夏凉。”朱晓把带来的二胡、长笛等乐器挂在草屋墙上。关局长说：“不愧是大学生，多才多艺呀。”朱晓说：“业余爱好。”关局长说：“将来咱们农林局搞个节目什么的，可有了人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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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朱晓、吴子明蹲在育苗畦边看土壤，关局长说：“这地方是轻沙地，最适合泡桐的生长。”吴子明说：“我们在学校里就学过，兰考的泡桐很出名，叫兰桐。”关局长说：“咱们兰考要重新把兰桐这块金字招牌打出来，可全看你们的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从草屋里出来，招呼韩大年：“大年，两位技术员的床铺收拾好了，来看看行不行？”
一队自行车骑出县委大院，焦裕禄在最前头。
张小芳看了看四周，问：“怎么就这几棵泡桐树？”韩大年说：“在大炼钢铁以前这一片全是泡桐树，到了五八年，大炼钢铁，都砍光了。”
上了路，他们迎着风沙走，车子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走。有时前行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涉过一个又一个沙丘，张小芳走得趔趔趄趄直跌脚，焦裕禄伸手把她拉住。张小芳叫了声：“焦书记……”焦裕禄说：“咱们不早就说好了嘛，你就喊我老焦。”焦裕禄的帽子被风吹掉了，随行的同志们捡起来。他干脆不戴了，把帽子揣在兜里。
林场在黄河滩上，只有一间草屋，十几棵泡桐树，还有几方育苗畦。张小芳问：“这里是林场呀？”韩大年指着一片开阔的黄河滩：“看这一大片都是林场的地面。”朱晓说：“多壮观啊，我们的林场就在黄河滩上！太有诗情画意啦！”他大声唱起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一行人上了黄河大堤。堤上有一个高高的测量架，焦裕禄看了看，就要往上爬。张希孟连忙拦住：“焦书记，你别爬这个架子，风大，太危险了。”焦裕禄说：“我上去看看风口。”张希孟说：“不行，风太大了。要上我上。”同志们都过来拦他。焦裕禄说：“老张呀，你上去我还是没看见。我比你身子轻，没事！”
朱晓说：“支书，我们还是先到林场去看看吧。”韩大年说：“好好好，我这就带你们去林场。”
他迎着风沙登上了架子。同志们在下面喊：“焦书记，你当心。”张小芳喊：“老焦，站稳了！”焦裕禄爬到了摇摇晃晃的测量架顶上。李林也跟着爬上去。大片的沙丘在太阳下白晃晃闪着亮光，好似银色丘陵。丘陵前方是大片的麦地，沙尘飞起来，黄烟翻卷，冰雹、乱箭一般击打着弱苗。
一群姑娘正挤在窗户那儿往里瞧，人堆里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应声：“来哩！来哩！”韩大年说：“这妮儿，来了你不进屋，扒窗户做甚。进来进来。”二萍进来了。韩大年指着张小芳说：“二萍，这位是张技术员，就住你家了。”又对张小芳说：“她叫二萍，她爹是全县的模范饲养员，叫肖长茂。二萍，张技术员可是大城市来的，住到你家，可不能出差错。”二萍说：“大年叔，你放心。张技术员的房子早就收拾好了。”
焦裕禄转着身子四面打量。李林说：“焦书记，风太大了，你还是下去吧！”焦裕禄说：“李林，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三股黄烟，就是三个风口。”他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草图，标明了位置。一阵大风吹来，他不由打了个趔趄，差点摔下去。李林赶忙把他扶住：“焦书记，你快下去吧。”焦裕禄说：“我没事。现在是风沙欺负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它压到地底下去。”
韩大年说：“那是理所当然。”他推开门喊一声：“哎，二萍来了没？”
从测量架上下来，他们靠着背风的土坡休息、吃干粮。张希孟说：“焦书记，毛主席两次到兰考来视察黄河，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就是在这里呀。”焦裕禄说：“解放前黄河决口几百次，这十几年来，一次也没决过堤。可是我们却没有把黄河留给兰考的‘三害’治住，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兰考人民啊。”张希孟说：“焦书记，给你讲个笑话，但这个笑话是个真事。一个村子张家岗在村南种了片棉花，刚播下种，起了场风，连土带棉籽全刮跑了。刮到另一个村李家窑村北一块地里，风过了又下了场雨，李家窑没种棉花的地里长出了棉苗，到秋后收了一地好棉花。”
关局长说：“老韩，小朱和小吴是林场的技术员，小张是农林局土壤科的技术员，搞泡桐繁育离不开土壤分析，就让她一起来了。她过几天还要去县委的‘除三害’调查队，在生活方面你们尽量多照顾。”
大家都笑了。焦裕禄又问：“有没有听到过风沙埋人的事？”李林说：“岂止是听到过，这里哪年不发生风沙埋人的事啊。听老人说，这里沙丘下面曾是一个小村庄，因为它在风口上，人们抵挡不住风沙，一户一户都搬走了，最后剩下一个老太太没搬，夜里刮了一场大黄风，那个老太太就被活活埋在沙丘下了。”张希孟接说：“还有一件事是去年发生的，是在仪封公社。一户靠沙梁住的人家晚上睡下，夜里刮风沙子把房屋给埋了。第二天这家人说：咋脑袋都睡扁了天还不亮呢？一推门，推不开了，原来让沙给埋了。幸亏邻居赶来，扒了一整天，才把这家人从沙梁丘下扒出来。还有，寨子村妇女主任刘秀芝的丈夫，就是被沙埋死的。”
大队部里，韩大年拿一只暖瓶给大家倒开水：“同志们哪，咱老韩陵，条件差，跟大城市相比，那是天上地下。”朱晓说：“我们学农林的，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村，条件艰苦不怕，艰苦的环境可以锻炼人嘛，对不对小芳？”张小芳用手绢小心地揩拭碗沿儿，心不在焉地接着朱晓的话回答：“嗯，对对。”韩大年说：“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二位男同志暂时先住苗圃，苗圃就在林场里。女同志住村上。”
焦裕禄一惊：“是吗？”张希孟说：“刘秀芝的丈夫在开封读过农中，一心想治沙，在一次看沙情时因为又累又饿，倒在地上，被沙埋住，再也没爬起来。”焦裕禄说：“这就是风沙的血债！那它这八大罪状就算凑齐了。”张希孟问：“什么八大罪状？”焦裕禄说：“我给这沙丘总结了八大罪状。第一是起坟掘墓，第二是打毁庄稼，第三是填平渠道，第四是封闭水井，第五是压毁房屋，第六是逼人搬迁，第七是埋死活人，第八是堵塞道路。咱们要审判它，和它一一清算。不把它彻底制伏，死不瞑目。”
支书韩大年迎过来：“关局长，来啦。”关局长说：“来啦。”他招呼三个大学生：“到了。我们下车。”并向大学生们介绍：“这是老韩陵的支部书记韩大年。”又向韩大年介绍：“这三位呢，是咱农林局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这位是朱晓，这位是吴子明，他们两个是学林业的。这位是张小芳，专业是土壤改良。他们都是南京农林学院的高才生。县里在老韩陵建泡桐繁育林场，他们是林场的第一批专家。你们呢，得像宝贝一样爱护他们。”韩大年说：“那是那是。关局长，咱们到大队部坐去。”几个年轻人主动把学生们的行李从车上搬了下来。
他又指着这片沙丘：“当然咱希望它戴罪立功，改造它。要是这一片片沙丘上都能长出树来，筑起一道防风墙，这里几千亩庄稼不就保住了吗？还有，大堤南是一片大碱场，要是能把一座座沙丘压到南边的盐碱地上，那就好了，沙压碱，赛金板呀。走吧，咱们再到那边盐碱地上看看。”
“看，人家大学生就是不一样。”“那是当然，大学生，又是大城市里的人，真洋气。”“看那妮儿，多俊俏，看着就跟画上画的一样。”“看那眼睛，简直是一汪水儿。”
一行人又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在一片盐碱地上，一位老大爷正在刮碱土。焦裕禄走过去：“大爷，干啥呢？”老大爷说：“刮碱土，弄回去滤点硝盐，一家子吃的盐，就靠这个呢。”焦裕禄问：“大爷，天这么干燥，为啥这片盐碱地这么潮湿？”老大爷说：“这叫‘万年湿’，天越旱它就越潮湿。这样的地种不成庄稼，种子撒下去就烂了，出来苗也得碱死。种一葫芦搭两瓢。说得重一点，你就是埋下个粮食囤，也出不来苗。”焦裕禄指着另一片盐碱地问：“那片盐碱地为啥就不潮湿？”
一群孩子追着拖拉机喊着：“大学生来喽！大学生来喽！”很多乡亲拥到街上来，穿着入时的张小芳十分引人注目。乡亲们议论着：
老大爷说：“盐碱地呀，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盐碱、白不咸碱、卤碱、马尿碱……多了去啦。”焦裕禄问：“盐碱地上能种啥庄稼？”老大爷说：“只要功夫到，种得巧，这老碱场上也能捉住一些苗。比方说春季可以种高粱，高粱出不齐苗，补谷子。谷子出不来苗，补玉米。玉米苗出不齐，撒萝卜。见苗就留，见空就补。种一茬又一茬，补一次又一次，这样一块地种七八样庄稼，开头种的熟了，最后种的还没出苗。”焦裕禄掏出本子，拿出钢笔，很有兴趣地听，认真做着笔记。最后，他抓起一把碱土放在手心里，看看，闻闻，揉揉，搓搓，抓一点放嘴里品尝着。李林问：“焦书记，你咋吃开碱土了？”焦裕禄说：“我这是科学实验哩。咸的是盐，凉丝丝的就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其他碱呢，就是那个混混沌沌说不出的味道。”
一辆小拖拉机开进老韩陵村。拖拉机上坐着农林局长老关和刚分配到农林局的三个大学生：朱晓、吴子明和张小芳。他们被安排到设立在老韩陵大队的苗圃场来工作，负责培育泡桐树苗。
老大爷说：“同志啊，你是农林局的吧？咋对盐碱地知道得这么多？”焦裕禄说：“刚跟人学会的。大爷，治这碱地有绝招没有？”老大爷说：“办法倒是有，可碱地不一样，办法也就不一样。比方说用沙来压碱，咱兰考说‘沙压碱，赛金板’。还有用挖沟排碱的。一犁远拉一条小沟，水压下来，碱往上泛，沟底是好土。这样的土反倒容易发苗，像歪嘴和尚吹笙——有股子邪劲。一般苗都很壮。这些法在俺们这里不好使。大跃进那年，深翻土地，咱这村也搞过试验，在深翻压碱的地里种的麦子，能长一人多高，一亩地收三四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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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兴奋起来：“真的？”老大爷说：“可不是嘛。不过这是个笨办法。”焦裕禄笑了：“笨办法能解决大问题呀。”老大爷说：“我身子骨好的时候，一天翻过一分地。现在不要说一人一天翻一分啦，就算是四个人一天翻一分地，俺队八十个劳动力，一天就能翻二亩，一年抽出三四个月翻地，三百多亩碱地，两年工夫就全翻完了。”
刘北连说：“中！中！”豹子说：“焦书记，您中午回俺村吃饭吧？”焦裕禄说：“还要去张君墓呢。你们把赵大叔照顾好就中。”说完，焦裕禄又和李林骑车上路了。
焦裕禄兴奋地对大家说：“这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活用呀。记住，深翻压碱，这个办法好，值得推广！如果全县的碱地都深翻一遍，大片的碱荒就一定能治住。”
豹子乐了：“真的？”刘北也破涕为笑：“这可救命了。”焦裕禄说：“赵大叔本事再强，一个人能抓多少地鼠？我在路上和赵大叔说妥了，让他把祖辈传下的秘技绝活贡献出来，不要保守。就在村上办个培训班，教给大家抓老鼠的技巧。全村社员都变成了‘赛狸猫’，事情就好办了。”刘北说：“对呀！”焦裕禄说：“你们定个制度，调动社员抓地老鼠的积极性，抓一只奖励两分钱，凭老鼠尾巴来领，或折合成粮食。”
告别老人，走在路上，焦裕禄还在兴奋中。他说：“同志们，任何时候，办法总会比困难多，就看你找到找不到。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就会找到。记住：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去调查研究。”
焦裕禄、李林带着“赛狸猫”老汉来了。焦裕禄说：“豹子，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灭鼠专家——赛狸猫赵大叔，有绝活，赤手空拳抓耗子。”
到了寨子后，焦裕禄同刘秀芝又聊起了治沙的事。
寨子村大田里，支书刘北和豹子正蹲在地头上发愁。豹子说：“刘支书，你看这块地出苗本来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连百分之三十都不到。播下的种粮全让地老鼠给糟蹋了。”刘北犯了难：“这个咋办？咱咋跟焦书记交代？”他又抹起眼泪来。豹子说：“一到事上就哭，这不想办法吗？”
他问：“秀芝同志，听张副县长说，你爱人是因为调查风口沙路，被埋在沙丘下的？”刘秀芝点点头：“这事过了差不多快两年了，想起来，心上像扎了一把刀啊。焦书记，我爱人叫王福强，是开封农校毕业的，毕业后回了村。他发下誓愿要治这兰考的风沙，每年这个季节，他差不多天天在风口上跑。”
老汉说：“今年这东西出奇地多。俺抓了半辈子地老鼠了，没见这东西有这么多。前天半天就抓了一百多只。”焦裕禄问：“你贵姓？”老汉说：“姓赵，名赵大水。提我名字没人知道，要提我外号，那可是无人不晓，我外号就叫‘赛狸猫’。”焦裕禄兴奋起来：“好呀大叔，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老汉问：“你是谁，帮啥忙？”李林说：“这是县委焦书记。”焦裕禄说：“我正为寨子灭鼠的事大伤脑筋呢，你老人家到那里看看，帮我想个办法。”老汉说：“中！中！”焦裕禄把自己自行车上的铺盖卷解下来，摽在李林的自行车上，驮着灭鼠专家赵大爷，转道去寨子。
她两手按在心口上，好半天，接下去说：“福强这人，话不多，认上一个道理，九头牛也拽不回来。这些年光折腾治沙了，他的心思从来没往别的地方用过。人家劝他：这治沙是国家的事，你一个平头百姓，何苦来？他一笑，从不跟谁去争论什么。连我婆婆都说他中邪魔了。后来他每次出去我都跟上。一是让他这精神把我感化了，二是有我在身边，遇上什么事也有个人做伴。这一来连我娘家爹娘都说我也中了邪魔。”
焦裕禄就和李林走过去。焦裕禄问：“这么大个的地老鼠啊，拿啥东西抓的？”老汉伸出手晃了晃：“用不着别的东西，有两只手，足够了！”焦裕禄称赞道：“赤手空拳抓老鼠，你了不起！”老汉把篓子拿过来让他们看，装老鼠的篓子快满了。焦裕禄惊叹：“这么多！”
刘秀芝起身给焦裕禄倒了杯水，也是为了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她的述说伴随着哽咽：“直到我怀了俺儿子，他说啥也不让我跟去了。出事那天，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出了门，他又折回来说：‘秀芝，我和咱娘说一声。’我说：‘咱娘睡着哩。’他说：‘那我到咱娘那屋看一下。’给老人掖了掖被角，出来，大婵趴在门口磨台上写作业，他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把我拉到屋里，把头贴到我肚子上说：‘我得和儿子说句话：傻小子，以后看你的了。’”
刚走出县城不远，他们看见路边地里有个老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感到很好奇，就停下看，一会儿见那老汉一跃而起，在枯草里抓出一只大个的地老鼠。
焦裕禄给刘秀芝倒了碗水，端给她。“他走了，我怎么想怎么害怕。他这样的举动，以前从没有过。风一起他就走了，风一停他就回来了。可这场风刮得邪性，从上午刮到天快黑了还不停。我心里发瘆、发慌，就去找他了。一直找到天黑，找不到福强，我的力气也耗尽了，被风刮倒在沙丘上爬不起来，沙子很快就把我埋住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豹子也来找我和福强。他看见沙包上有一小片红颜色，那是我埋住半截的纱巾。豹子扒开沙丘，把我救了。”刘秀芝泣不成声：“我是半夜才醒过来的。豹子又带着全村几十个男人打着火把去找福强，找了一夜没找到。风停了三天，才在一个沙丘下把他扒了出来。”刘秀芝从躺柜里拿出一个油布包，里面包着的是几个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她交给焦裕禄：“焦书记，福强这几年查风口沙道记下的东西全在这里了。”焦裕禄小心地接了过去。焦裕禄说：“秀芝同志，我想带‘除三害’工作队的同志去福强的坟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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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嘱咐医生：“这是农民的后代，你们要尽最大努力把他治好。”医生直说：“焦书记，你放心。”李林说：“焦书记，回家好好睡一觉吧。孩子脱离了危险，你也就放心了。”焦裕禄说：“张君墓那边还有很多没处理完的事呢，干脆再跑一趟吧。”
焦裕禄带领全体“除三害”调查队队员在王福强墓前肃立默哀，他们献上了用“三春柳”编的花环。
医生说：“焦书记，孩子没有危险了。幸亏送来得早。”孩子父亲说：“要不是遇到焦书记，孩子就没救了。穷人家孩子，穷家贱命，病得不行了只有拿筐篓背出去扔了。自古以来都说：穷娃穷病，干草包腚。筐篓一背，村外一横。孩子这条命，是焦书记给捡回来的啊。”
默哀毕，焦裕禄沉痛地说：“同志们，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为治沙而死的英雄，是一个壮士。他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查清风口沙路，治理这为患多年的风沙。他一生没有喊出一句口号，却用行动证明了兰考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这座坟墓，应该立一块碑，成为我们教育干部的一个生动教材，‘三害’不除，我们怎么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英雄，怎么对得起兰考三十六万人民？”
第二天一早，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下乡回来的焦裕禄进了病房，他看见一个护士正拿着小皮球逗孩子，孩子笑了，焦裕禄十分高兴。
离开时，张希孟拉了一下焦裕禄：“焦书记，你看，这个墓不是用沙土堆的，而是用胶泥封固的。”
夫妇俩赶到县医院大门口时，医生护士迎过来。医生问：“请问你们是不是从葡萄架来的？”男人说：“是。”医生问：“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叫张徐州？”女人说：“是。”医生说：“快把孩子抱进来，焦书记早给医院打过电话了。”
焦裕禄眼睛顿时一亮：“对。是红胶泥。秀芝同志，这坟是怎么堆的？”刘秀芝说：“开始也是用沙土堆的，可刚堆了不到半个月，就差点被一场大风刮平了。咱们这里用沙土堆的坟头，有时一场风就给搬走了。我怕风把福强的坟搬走，就想了个办法，把沙底下的胶泥翻到上面来，培了一尺多厚。刮一场风我就来看一回，无论刮多大风，都没动过。不像那些沙丘，北风来了往南滚，南风来了往北移。”
男人犹豫了一下。焦裕禄说：“我到前边公社里就打电话过去，我是县委焦书记，县医院会给你们帮助的。”孩子父母跪下来：“恩人哪……”焦裕禄忙扶起来：“你们快走，争取时间！我回来也去县医院。”他们让女人裹上雨衣，抱着孩子，坐在车后座上。
焦裕禄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刘秀芝说：“记得福强跟我说过，他在沙地上做的一些标记，有时一场风以后就找不到了。后来他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培到标记牌上，就刮不走了。”焦裕禄问：“咱兰考的沙丘底下是不是全是这样的胶泥？”豹子说：“全是胶泥，不过有的深些，有的浅些。”焦裕禄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昨天晚上我还在琢磨，深翻既然可以压碱，如果把沙底下的淤泥翻上来，能不能压沙？这座坟给了咱们太大的启发。”
孩子的父母惊喜地围上去。焦裕禄说：“你们看，这孩子还有口气呢。”男人说：“大哥呀，这孩子是俺老张家一棵独苗啊，是去年逃荒生在徐州大野地里的，就叫张徐州。回到家就得了这场病，俺这一家魂都没了。”焦裕禄说：“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要把孩子救活。”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给男人：“马上把孩子送县医院！”男人推着：“大哥你……”焦裕禄说：“都啥时候了。你会骑车子吗？”男人说：“在徐州帮人家用车子驮过菜。”焦裕禄说：“那就行了，你们把这辆自行车推上，过了这一段就是沙碱道，能骑了。马上把孩子往县医院送。”
张希孟问：“秀芝同志，封固这座坟，你用了几个工日？”刘秀芝说：“没多少工日，一个早晨工夫吧。”焦裕禄兴奋起来：“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封固一座坟，我们全县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干上一年、两年、三年，凡是近处有淤土胶泥的沙丘，都用淤土、胶泥封住，栽上树，种上草，咱兰考该有多美。你们回去把秀芝同志用胶泥固沙的办法仔仔细细研究，向全县推广。”
焦裕禄和李林立即赶过去，问：“怎么回事？”夫妻二人仍在相拥大哭。李林说：“大哥，你别哭，出什么事了？”男人说：“孩子病得不行了。”焦裕禄问：“孩子几岁了？啥病？”女人说：“刚一周岁。说不清是啥病，病四五天了，刚得病时一会儿烧得像火炭，一会儿又冷，烧了几天又抽风，现时有出气没进气了。”焦裕禄问：“你们这是看病去？”男人说：“孩子不行了，只好到外头扔了。”焦裕禄吃了一惊：“扔了？”李林早脱下雨衣，苫住了篓筐。焦裕禄急忙拨开筐里的干草，用手在孩子口鼻那触摸。突然，他大声说：“不要扔呀，这孩子还有口气。”
这时，大婵哭着跑来找妈妈：“妈，小春跑丢了。”
男人拉起媳妇，二人抱着哭成一团。
焦裕禄、豹子等同刘秀芝一起赶回家里。家里乱成了一团，刘秀芝问婆婆：“妈，小春到哪儿去了？”刘秀芝的婆婆指着秀芝鼻子问：“你问我，我还问你呢？孩子睡着，你干啥去了？”刘秀芝说：“我有工作上的事。”刘秀芝的婆婆嘴一撇：“谁知道你干的是啥？告诉你，我儿福强就留了这一条根，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这命也不要了。”
他们在雨中骑行，到一个村口，见一对夫妇抱着一个篓筐，一边哭一边往村外走。女人扯住男人袖子：“他爹，咱别走了。”男人不答话。女人抢夺着篓筐：“他爹，让我再看一眼娃儿吧。”男人说：“别看了。他命里不是咱儿子。”女人央求着：“咱回去吧。”男人不说话，女人抓住篓筐，死命护住：“我不要你扔！我不要你扔！回去！”男人说：“回去他爷爷奶奶看着更难受。”女人把身子扑在篓筐上：“你要扔把我也一起扔了，我也不活了！儿子没了，我活着干什么呀。”
豹子劝着：“大娘，别急，咱们快去找孩子吧。”刘秀芝的婆婆翻了豹子一眼：“豹子，以后俺家的事你少掺和。”豹子说：“大娘，您这是说哪里话？我咋啦？”焦裕禄说：“别说了，快想想孩子能去哪儿？现在最着急的是找孩子。孩子不见多长时间了？”
不一会儿，雨更大了，李林说：“这可真是大雨了！”焦裕禄哈哈大笑：“傻小子，我都淋透了，穿它又有啥用？你穿着吧，下回再傻也不会让你穿了。”李林自知上当，也只好依了。
刘秀芝的婆婆说：“我醒了找他就不见了。以为跟他娘出去了，过了半天问大婵，才知他妈是自己出去的，绕院子找，找不到。”刘秀芝问：“村里找了吗？”乡亲们说：“都找遍了，没有。”“会跑哪儿去了呢？这是荒年，也没拐带孩子的人。”有人说：“到坑里井里捞捞看。”
焦裕禄说：“谁叫咱俩就一件雨衣呢。这样吧，小雨你穿，下大了你可得还给我。”李林只好穿上了雨衣。走着走着，雨下大了，李林下车要脱雨衣。焦裕禄说：“你怎么不理解我说的意思，我说是大雨我穿，现在是中雨嘛。”李林说：“这么大的雨，还中雨呢。这就是大雨！”焦裕禄说：“明明是中雨嘛！”李林说：“绝对是大雨，要不咱打个赌，问问气象台，这雨是‘中’还是‘大’？”
刘秀芝婆婆一听这话，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老天呀！你要绝我王家的根呀！儿子死了，只这么一个孙子你也不给俺留啊！俺上辈子造了啥孽呀！”
走到半路下起雨来。焦裕禄把带的一件雨衣递给李林：“李林，快把雨衣穿上！”李林推让说：“焦书记，我年轻力壮，淋点雨没关系。”
豹子带了几个小伙子找孩子去了。焦裕禄把老太太扶起来：“大妈您别急，想想看，小春还是个不到两周岁的孩子，能跑到哪儿去？我觉得，这孩子没出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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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焦书记说得有理。”大婵说：“小春怕狗，不大敢到外边去。”焦裕禄说：“这是个重要线索，大家别都耽搁着，快在院里找。”大家分头在院里各个角落寻找，柴火屋里没有，墙旮旯里没有，磨道里也没有……
骑车走在路上，焦裕禄心事重重地问李林：“咱们这一带用啥办法治地老鼠？”李林说：“植保站是投药，老百姓是下夹子、挖鼠洞。这些年投药多，开头还管用，后来地老鼠学乖了，下药不管用，绕着药走。下夹子、挖洞，对付少量的地老鼠还是个办法，多了就不中。”焦裕禄说：“必须尽快想出个好办法，要不然不管你费了多大劲，也收不了粮食。”
刘秀芝突然想起了什么，冲向外屋。很快传出她尖厉的哭叫声：“小春！小春！小春啊！”
到了寨子，又听到一片耧铃响动，新任队长豹子正领着几十张耧在耩地。焦裕禄到了地里，从耧斗里捧出一把金灿灿的春玉米种子。豹子说：“焦书记，种子是农林局从山东和东北调来的。大家特别感谢您啊，要不然，今年就会颗粒无收了。”焦裕禄问：“前两天播的出苗了没？”豹子说：“焦书记，咱又遇到烦心事了。”焦裕禄问：“啥烦心事？”豹子拉他到旁边地块：“焦书记，你看这块地。”那块地里，稀稀拉拉只出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苗。焦裕禄问：“咋苗出得这么少？”豹子说：“苗出得不少，可都让地老鼠给祸害了。闹不好，种下去全白瞎了。”焦裕禄心里焦灼起来：“这可咋办？”豹子说：“咱这地方一大害，就是地老鼠。多得大白天成群结队，连人都不怕。咱用夹子夹、下毒药，都不顶事。”焦裕禄说：“咱必须要尽快消灭这东西，要不然千里迢迢调来的种子全白瞎了，这灾害更严重。”
她托着水淋淋的儿子从屋里走出来：“孩子掉水缸里啦！”
焦裕禄说：“县委就这么一辆破车，咱们饶了它吧。省它些力气，好为年老有病的同志服务。再说，它也不是个好东西。因为隔块玻璃，群众跟你说话，光听见张嘴听不见声音，双方干着急。还因为它跑得快，步行的群众跟不上，给咱们拉大了距离，脱离了关系。车一跑还扬尘土，路旁的东西看不清，连走马观花也难，咱还是骑自行车，舒舒服服地逛一逛吧。顺路再到寨子去一趟，看看他们地里出苗了没有。”
刘秀芝的婆婆昏死过去了。
李林说：“焦书记，车备好了。咱们今天去张君墓公社，离县城八十多里地呢，什么时候到啊？”
焦裕禄三天后回到家里，心情沉重，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徐俊雅问了几遍，他才讲了刘秀芝家发生的事：“因为秀芝工作忙，她婆婆眼神不好，又有个嗜睡的毛病，孩子经常被放在一口没水的水缸里，怕他出来乱跑，所以孩子记忆里那只水缸就是他玩的地方。在出事的前两天那口水缸盛了水，孩子一个人爬上去玩，掉里边了。”
焦裕禄又要下乡了，他照旧推出那辆破旧自行车，往上头摽行李。
徐俊雅也伤心起来：“你说这一家就这么个男孩子，这一下不塌天了。”焦裕禄说：“可不是。刘秀芝的婆婆一天到晚哭了睡，睡醒了哭，天天拿着绳子要上吊。刘秀芝这个同志太坚强了，她心里那么难过，还硬下心劝婆婆，村上的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人家都说我最会做思想工作，可对刘秀芝，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要不你去寨子一趟，陪她两天？”徐俊雅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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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焦裕禄对李林说：“小李，你联系一下县委宣传部，王福强为治理沙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是个好典型，让他们组织采写一篇通讯，在《河南日报》刊登一下。另外，程县长也说了，给刘秀芝同志一辆架子车，算是对王福强治沙业绩的奖励。让公社给她领回去。”李林说：“好吧。民政局来电话，说给王福强申报革命烈士的材料，已经报到省民政厅了。他们还说要给王福强立块碑，请示这碑上写什么字。”焦裕禄说：“就写‘治沙英雄王福强同志之墓’。激励全县人民同风沙做斗争。”
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走吧，我能扛得住。”张希孟眼睛一亮：“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书记，你这句话简直就是格言哪。”焦裕禄问：“希孟，你听没听说这样一句话：沙丘一搬家，庄稼没了妈？”张希孟说：“听说过。”焦裕禄又问：“你知道全县有多少个这样的沙丘吗？”张希孟说：“现在还没完全统计出来。”焦裕禄说：“要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分布情况，还是刚才那话，不能只吃别人嚼过的馍，我要亲手掂掂兰考‘三害’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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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孟扶住他：“焦书记，咱别往前走了。”焦裕禄问：“为啥？”张希孟说：“这么大的风沙，你的身体吃不消啊。”焦裕禄说：“没事，顶一顶就过去了。”张希孟说：“要不让李林陪你回去，我带调查队往前走，查完了写个材料让你看。”焦裕禄摇摇头。张希孟见他不放心，又说：“还有水文队的资料，调出来你看看，也能掌握一些基本情况。”
全县治理风沙现场会在王福强墓前召开了。
他们顺着风沙游走的方向穷追不舍，又一阵急骤的风沙扑来，焦裕禄和大家只好把自行车平放在沙地上。察看着地里的庄稼，焦裕禄发出痛心的惊呼：“这一边刮平了，那一片连根都拔了！”他对身边的技术员说：“这儿是个风口。”他在呼啸的黄风沙暴中，定定地看着这个风口。肝病又一次剧烈发作了，他疼得站立不稳，只好蹲在地上。
王福强墓前竖起了一块“治沙英雄王福强同志之墓”的墓碑。焦裕禄站在一个沙丘上讲话：“同志们，我们这位为治理风沙贡献出生命的英雄就长眠在这里。王福强同志的事迹材料，报上登了，也发给大家了。今天把大家叫到寨子来开这个治理风沙的现场会，并不是因为这里沙丘治理得好，而是这里蕴涵着和风沙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这座坟墓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固沙的范例。今天，让所有参加现场会的各公社书记、社长，县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与一下，参与一个治理沙丘的工程，每个人发一把铁锨，我们来做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旁边这个大沙丘。”
考察队登上黄河堤，在黄沙漫漫的黄河故道寻找风口沙路。一阵风沙起来了，沙尘如黄龙在大地上翻滚。焦裕禄用手一指，大声问：“现在起风的是什么地方？”张希孟说：“黄河滩！”焦裕禄问：“哪一个村子？”张希孟说：“朱庵村。”焦裕禄又问：“这风沙会落到哪儿去？”张希孟说：“还不清楚。”焦裕禄手指天空，画了一个大大的弧形：“你们看，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都不乱。这风向沙路的规律，我们必须弄个清楚！”
每个人发了一张铁锨。焦裕禄带头，大家干起活儿来，把从地下挖出的胶泥，抬到沙丘上去。一阵肝痛袭来，他不得不用锨把顶住肝部。李林刚叫了声“焦书记”，就让他摆手制止了。
一个老人说：“咱这一带的村子，是老风口了。‘常庄、徐庄、野庄头，三个沙村一头牛。绳耙犁套全无有，大道也是独车沟。’”
一会儿，整个沙丘被封住了。焦裕禄问张希孟：“老张，你看表没有？封这个沙丘我们用了多长时间？”张希孟说：“两个小时四十七分钟！”
视野中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他们看见路边几个社员在整地，焦裕禄问：“这个村子叫啥？”张希孟说：“叫野庄头，是仪封公社的。”焦裕禄说：“咱们过去看看。”一行人走过去，看见地里盖着一层淤沙。焦裕禄问：“这块地没种麦子吗？”一个社员回答：“种了，去年雨水大，麦苗长得还不赖。谁想到返青了刮了一场风，麦苗全让风沙打死了。”焦裕禄蹲下去，用手拨开厚厚的沙土，看见了枯死的麦苗。他拔下一株，小心地放在手心里，双眉紧锁。
焦裕禄兴奋起来：“同志们，你们听见了没有？封固这么个一亩多大的沙丘，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四十七分钟。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人多力量大，第二，治理沙丘并不是神话，第三，沙丘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么大个沙丘，我们两个小时四十七分钟就让它改变了模样，给它贴上了大膏药。”他点了支烟，吸了两口，指着封好的沙丘说：“大家看一看，这个沙丘现在像个啥？”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像个刚出锅的高粱面馍馍。”有人说：“像块从地里刨上来的大个儿红薯……”焦裕禄说：“照我说，这会儿这座大沙丘，就像天上飘下来的一团红霞。过去它是金黄色的，披上一层红胶泥，它就变成红色的了。这团红霞就是我们兰考大地辉煌明天的象征。”
焦裕禄带领“除三害”调查队骑自行车又出发了。
大家鼓起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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