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林姆没有亲吻一直坐在院子门口的妻子。夫妻俩清楚：不该在公共场合表露爱意。除此之外，传教士连日来在曼德拉卡齐和洛伦索·马贵斯之间的腹地赶路，累得筋疲力尽。伯莎·里夫匆忙藏起相册，把散落的照片塞进围裙宽大的口袋里。接着，她冲逆光中丈夫疲惫的身影坦然一笑。远处还有一头母骡和一名年轻的向导，他们也是使团的成员。
我们透过窗户，看到瑞士医生带着他的一个随从回来了。他和我们听到的描述分毫不差：身量不高，额头宽大，有着清澈而明亮的眼睛。
乔治·林姆刚刚经历了一项艰难的任务，王室特派员安东尼奥·埃内斯召他前去。葡萄牙人希望瑞士人能说动贡古尼亚内，交出齐沙沙和马哈祖——两个在洛伦索·马贵斯反叛的首领。伯莎了解丈夫，知道他对原则的坚守：那场会面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的丈夫也肯定了这点：
也许混血伊丽莎白说得对。我应该放飞自我，不再把自己打扮得四季如一。我不需要除了热尔马诺眼睛之外的镜子。葡萄牙人没来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瞎女人一样对自己身体的美丽知之甚少。现在，那个男人每次看向我，身上都会燃起一束光亮。毕竟，热尔马诺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们没有故乡。他们永远从女人中诞生。
“他们恨我们，伯莎。”医生叹了口气，松开了肩上的背带。“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把我们驱逐出境。他们要找一只替罪羊。一只白色的替罪羊。”
混血女人走了，但她离开时我们依然能听见她的笑声。屋子宽敞透气。角落里的一篮子布料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在线团、纽扣和针之间翻找。我的手指在一个黑人女孩模样的布偶上流连。我轻抚着这个蓬松的小人，似乎在回顾自己成为女孩所缺失的东西。衣柜里满是过冬的衣物，死气沉沉地挂在衣架上。面对父亲的不满，我拿过皮草披在肩上。我甚至找到几卷用细绳捆住的纸张。那是伯莎写给她丈夫的信。父亲制止了我的窥探，责备我不该搅和白人的东西。这是他的原话：“白人的东西。”
“他们不能赶我们走。所有人不是都有在非洲工作的权利吗。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不是签署了欧洲条约吗？”
“之后让医生给你拍照吧。他会喜欢的。喜欢得不得了。”
“条约护不了我们周全。葡萄牙会狡辩说我们没有安分守己地传播福音。他们会指控我们给黑人分发武器，鼓动他们造反。”
藏起头发，隐去我的身份——这就是她的建议。一个永远有着另一个种族的女人。她从隐藏的秘密中获得权力。“变得神秘。”混血女人总结说。她又说：
然而，在会面中，安东尼奥·埃内斯却摆出一副真诚而正直的做派。这位王室特派员个子很高，骨瘦如柴，脸颊消瘦，眼下还有很深的眼圈。瑞士人没想到的是，当他不愿服从葡萄牙政府自行离境时，埃内斯却赞许了他的决定。埃内斯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伊丽莎白问，“你该戴上头巾。”
“我不能阻止你煽动反叛。但我希望你不要背叛葡萄牙。”传教士应该回曼雅卡泽，因为国王一定会听从他的谏言。这样就能避免一场恶战。谈话最后，埃内斯的语气接近威胁：如果真的发生武装冲突，葡萄牙人会对非洲暴民和瑞士叛徒一视同仁。这就是在洛伦索·马贵斯发生的事。
她靠在门框上，打量着我的身姿。
“事态真的这么严重吗，乔治？”娇弱的妻子问。
“在门口脱鞋。”女主人吩咐说。
“收拾东西吧。你和孩子们赶快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父亲并不理会我们的对话，他出神地跟在美丽的伊丽莎白身后。卡蒂尼·恩桑贝从来没见过像她一样的女人，有着如此混杂的皮肤和名字。
“别摆着你进门时候的那张脸。我们的孩子需要见到他们自信微笑的父亲。”
我和她一样，都是边界上的产物。那些自以为血统纯正的人对我们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如何，只是因为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伯莎还不知道，医生的忧虑不光是因为王室特派员的威胁。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支几百人的葡萄牙和安哥拉部队，向加扎王国的首都进发。
一路上伊丽莎白都跟我并排走在一起。她把我的鞋和她的凉鞋做比较。有一刻，她问我是不是也是混血。我回答说不，我是乔皮族的黑人。她怀疑地笑了笑：“这是你的想法。你比我还像混血，我的孩子。你还不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们来了，正在包围曼雅卡泽。战争已经开始了，伯莎。”
突然，一群吵闹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跑过，消失在乡野的屋舍间。下课了，伊丽莎白过来和我们打招呼。缝纫课老师听从伯莎的指令，把我们带去投宿的茅屋。一路上，我都在观察带路的女人，心想：如果乔治·林姆把这个女人的照片寄到欧洲，必定会让长老会的高层心神荡漾。伊丽莎白是个高傲的混血女人，深知自己的美貌。她打扮得很摩登，穿着短袜和扣带的凉鞋。那里没有一个女人会像她那样走路：踩踏着大地，不说一句抱歉。那个混血女人是非洲安稳秩序中的一个错误。为了安抚清教徒，神义已经惩罚了那种不正当的美丽：伊丽莎白遗传了她爸的梅毒。她手脚上深色的斑点就像印在罪人皮肤上的刺青。
女人祈求上天保佑。这时，她注意到我们在屋子门口观望，偷听夫妻俩的对话。她向丈夫解释了我们在此的原因。医生耸耸肩，让我们等着。他得先休整一下。此外，每天都有几十个病人，带着他们庞大的家族上门。在非洲，疾病不是一个人的事。你还得照顾他们的亲属，他们总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不分彼此。
“我丈夫要不了多久就回来了。你们会知道，他是个圣人。”
“您要休息吗，老公？贡古尼亚内来了。”
后来，医生的妻子挥舞着相机，喊我们过去。我以为她想拍照留念。父亲也这么想，赶忙理了理头发。然而，伯莎只是想谈论她丈夫的业余爱好。乔治忘记带上他形影不离的柯达让她感到宽慰。她从未和丈夫明说，但那些几乎全裸的黑人女性的照片让她十分不快。她翻动着相册，向我们展示那种天真的不知羞耻。知道丈夫每日和那些女人厮混是一回事，怀疑丈夫久久凝视着这些淫邪的肉体是另一回事。正因如此，伯莎严格筛选了在当地和瑞士刊印的照片。这些照片在沃州的长老会总部会经过二次审查。等发回曼德拉卡齐，这些精挑细选的图像将和福音信条严丝合缝。比方说，他们会抹除所有酋长的椅子。伯莎知道原因：椅子象征着罪恶的现代性。这些物件来自欧洲，扭曲了“纯净”初民理念，与他们“自然状态”的时间进程相悖。瑞士的牧师被选中拯救野蛮的初民。他们对那些人拥有神圣的命名权，给他们取名为“聪加人”。他们身负神圣的职责，保护这群人免受新时代邪恶的影响。
“在传教会？”
其中一间茅屋传来欢声笑语：那是伊丽莎白·西法杜梅拉，她在教黑人女孩裁剪的技艺。两个月前，课程刚开始的时候，院子里坐满了女孩，兴致勃勃地想要学习新的手艺。人数很快大幅下降：她们的父母并不看好家务以外的歪门邪道，害怕女孩会忘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
“他在医院等你。昨天夜里到的，你猜他和谁一起来的？菲尔斯夫人。所幸她今天去德兰士瓦看望她的丈夫了。但你知道我对这些事的看法，乔治，我们绝不能在使团里姑息这种不知廉耻的丑事。”
我们礼貌地离开，坐在院子里的老树根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不像萨那贝尼尼那般混乱不堪。
“国王有几百个女人，有什么区别吗？”
“伊丽莎白会安置你们。”瑞士人最后说，“你们坐，一会儿她就来找你们。”
“这不一样，你心里清楚得很。”
里夫女士笑了，斜眼看着我的父亲。他一动不动，双手在胸前抓着一顶旧草帽。
“贡古尼亚内想干什么？”
“他是我的父亲。”我澄清说。
“他说他身体不太舒服。”
女人像是蜡做的，纤细而脆弱。我不由轻声细语，唯恐提高一点音量就会让她支离破碎。她疏离而不失周到。可以，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在她丈夫回来之前，我们可以在医院的储物间过夜。她对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他，她说着指了指我的老父亲，是唯一能和我睡一间房的男人。
“他的感觉是对的。”
等我们走近的时候，父亲只能发出气声，和一句拖长的“抱——歉——”。我主动解释我们的来意。很快，我发现唯一能让我们沟通的语言是尚加纳语。跟一个欧洲人用非洲语言交流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我头一次为一门非洲语的普及感到骄傲。
病的不是国王，而是他行将就木的王国。他的士兵正在大规模地叛逃。他们难饱饥肠，有的逃到矿场，有的回到他们最初被掳走的地方。
伯莎·里夫坐在家门口，打着瞌睡，腿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相册。她在等丈夫乔治·林姆回家。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她醒了过来，平静地接待了我们，好像预料到我们要来。
“国王孤立无援。我们更加无依无靠。”
（AHM—ACM，E区，169箱，506号文件，由赛赛地方官提交给洛伦索·马贵斯总督，1911年11月28日)
当医生朝医院的方向走去时，妻子还在问：
瑞士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博取黑人的好感，对其千依百顺，甚至给了他们缺乏教养的自由，比如说互相握手。使团一带的黑人都很适应这种友好的问候方式。有一次我去到那，使团里的一个黑奴居然径直朝我伸手！这或许是教化原住民最好的办法，却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更别说认同了。对他们好，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变成对自己和社会有用的人——这没问题，先生。但如今要屈尊降贵到向粗野无知的黑人伸手，这绝对不行。
“不用我帮你脱掉靴子吗，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