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我想这些您应该都知情，才在此如实相告。但对我而言，这绝对是个惊人的消息。
“我们是，怎么说好呢，一支独立部队，执行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
上尉又在沙地上画了起来。“这里少一个军营。”他检查作品的时候表示。他又说：“你从没当过一天兵，曾在杂货店度过一个长假，也许你可以画出那个军营……”
他解释说：和他一起来的军人不属于常规军。我记起神父鲁道夫用的词是雇佣兵。他摇摇头，表示反对。
在随后的停顿中，我们可以听见风在叶间穿梭。圣地亚哥却在听别的声音。“在这里，我们如同野兽，”圣地亚哥说，“言语和沉默交替进行。”他打了个信号，另一侧的哨兵平静地交叉双臂，作为回应。我记起我们在萨那贝尼尼的相识，还有比安卡问起马塔是否认识莫西尼奥。我记起那时，伊玛尼对萨那贝尼尼的谈话充满好奇。
“不知道。再说吧。”
“上尉您还记得伊玛尼问您是否见过贡古尼亚内吗？现在我也想问，您认识加扎国王吗？”
“您不和我一起进去？”
圣地亚哥·达·马塔曾拜访过曼雅卡泽加扎国王的王宫。他向我描述了那次会面的细节。那时他护送若泽·德·阿尔梅达参事，参与无穷无尽的外事谈判中的一次。阁下也参与其中。等进入贡古尼亚内的领地，他像每个去到那里的欧洲人一样感到诧异。那里没有雄伟的宫殿，只有几个简单的茅屋；没有奢华的宫廷，只有一个斯巴达式的简朴的庭院：王妃们席地而坐，孩子们光着脚，半裸着身子。加扎国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圣地亚哥说，加扎国王寡言少语，只用单个音节发表意见。虽然他嗜酒如命，却一直在谈判时保持清醒。贡古尼亚内特别擅长装聋作哑，表现得好像对王国官方语言——祖鲁语——以外的语言一窍不通。在接见官员时，他也从不独裁专断，而是任其畅所欲言，从不横加打断。
“我不是你的上尉。等我们明天到了希科莫，我就把你扔在军营门口。你再也不会见到我。”
“管它是非洲还是葡萄牙，官员的角色永远都在谄媚和弑君之间摇摆。”圣地亚哥又说：“让那些人民的代表说话，就是让整个国家闭嘴最有效的办法。”
“国旗很漂亮，我的上尉……”
现在我向您转述圣地亚哥从他所见所闻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个黑人首领和他简朴的生活方式，比我们的君主以及他像在中世纪那般挥霍无度的王朝，更像一个国王。那个穿着便装的男人，比我们那些在阅兵中颐指气使的将军更像一个军人。他闭着眼睛娓娓道来，之后疲惫地叹了口气：
“我不是在写字，我在画画。我在画一个国家。我来教你：首先从国旗开始，看到了吗？这个满是条纹的方块，就是他妈的国旗。”
“让狗屁国王都他妈的去死吧，白的黑的都是狗屁。”
“您在写什么，上尉？”
“我是共和党人，我的上尉。”
葬礼过后，我们冲洗一番，还洗了身上湿漉漉的衣服。所有人都几近半裸，等着太阳晒干衣物。一个白人士兵在高处的岩石上放哨。其他士兵在更靠近河流的地方燃起一小簇篝火，烹煮咖啡。我和上尉留在慷慨的树荫下休息。圣地亚哥拿了根树枝扒拉沙地，打发时间。
“放他妈的狗屁。你以为共和党人获胜后，就不会在国王的王宫里寻欢作乐吗？”
“杀死他的不是野兽。”
您会明白，阁下，这封信不单描述了非洲大陆上一次微不足道的入侵。因为某一刻，一个黑人士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山崖上放哨的士兵睡着了。白人士兵的懒散引来我们一阵哄笑。我们管那个士兵叫小托尼奥。只有圣地亚哥怀疑瞌睡的背后另有隐情。他的怀疑是对的。小托尼奥死了。血顺着他的脖子流下来。上尉毫不怀疑：和安哥拉人身上如出一辙的两个圆孔，同样的死因，同一个凶手。他下令四处搜查，谁知道凶手会不会还在附近逗留。但我们一无所获。
但您不用担心：我不会再劳烦我们的差役送信。这些信使只会服务于军事活动。信使带走两封信才过去一天。一封是圣地亚哥的简报，另一封是我过于冗长的私信，必定让阁下连读到第二段的耐心都没有。但是，若您读到最后，就会知道我们往回走是为了安葬我们的一位士兵。我们在伊尼扬巴内河畔埋葬了那个不幸的安哥拉人，或者说，他所剩不多的残骸。鳄鱼给他剩了一副躯干和一颗头颅。我没有勇气直视那副惨况，圣地亚哥也离得远远的。但在下葬前，他下令让一个黑人士兵去查验尸体。士兵仔细地检查了尸体，突然在倒霉蛋的左侧脖子上发现两个小孔。
本来去埋一个，到头来却埋了俩。没有任何言语为逝者的灵魂祷告。我们合上坟墓，在上面留下两个临时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听见河流和其中一个士兵的啜泣声。
阁下，我能向您倾诉我对伊玛尼的思念吗？中尉有耐心承载我无尽的悲伤吗？阁下可能会问我有没有给那个女人写信。我的答案是没有。当我试图将真情流泻笔尖，有东西在我心中破碎，像是完成了已知的结局。
圣地亚哥对这些悲痛的流程冷眼旁观。他熄灭篝火，命令我们重新踏上返回希科莫军营的旅程。他用靴子抹平沙地，消灭了在那一小片土地上凭空出现，又转瞬即逝的国度。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尔内斯中尉先生：
“如果你想要遇见一名真正的军人，”上尉对我说，“就该去军队外面找。因为我，我亲爱的士兵……我已经忘了你的名字……”
前往希科莫的路上，1895年10月29日
“我叫热尔马诺。”
（神父鲁道夫·费尔南德斯）
“对，亲爱的热尔马诺，我得承认：如果有一天我正式参军，也只是为了放逐的乐趣。”
他的记忆将长存于那些不懂书写之人的梦，或是那些失去梦想之人的书。
阁下不必动怒，我只是转述了那个疯子上尉的想法。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您了解您的下属，认清能否依赖他的忠诚。等我们再次出发，圣地亚哥咒骂了那些希望靠打仗提早退休的人。他聊完这个，之后在剩下的旅途中一言不发。我突然想让上尉看看我老母亲的来信。我不光将它带在身上，还留在了记忆里。我希望上尉能理解我为何会投身于奇特的命运：变成孤儿让我第一次成为儿子。所幸我没有鲁莽地顺从这种冲动，和中尉分享这些自作多情的奇怪思考。我只愿意和您，我的中尉，分享这类性质的事情。
贡古尼亚内是我认识的最世界化的男人：他会说多国语言，和不同的国家谈判。他身穿亚洲的服饰，佩戴中东的珠宝，身边簇拥的大臣有白人也有黑人。他左手抱着非洲的妻子，右手抱着欧洲的情妇；白天喝着当地的白酒，晚上啜饮波尔图的红酒。
您知道路上发生了什么吗？我惊奇地意识到那封信并非家母所写。因为那个女人在我幼时就抛弃了家庭，抛弃了那个她从未成功逃离的家。我其实是被领养的。被我的亲生母亲领养。您能理解吗，阁下？生我的女人叫作“母亲”。但之后，她又变成“妻子”。是后一个女人在照顾我。用谨慎的爱、过剩的柔情和轻柔的低语。我是半个儿子，又怎么能成为完整的男人？或许这样更好，我只有一半存在。这样一来我对爱人的思念也就少了几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