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芽，你今年十几岁了？”
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上的李小芽，虽然现在没有哭，情绪却始终是低沉的，不断在偷偷地叹气。她时刻在想着可怜的爸爸，为自己今后的命运担忧。她也希望彭伯伯能对她说点什么，侧过睑来眼巴巴地望着。
“十七岁不满。”
“彭伯伯，我保证不会哭着鼻子回来。”小炮表示决心说。“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还小啊，还小啊！”彭其长叹一口气说，“你不要过分伤心，少想他一点。家庭出了灾祸，当然不好，但是对你们来讲，也可以变成好事。没有依靠了，自己靠自己，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多半是能力比较强的。我这回出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湘湘就有好处嘛！还是小炮讲得有道理，不管什么样的父母都不能当成自己一世的靠山，自己的前途靠自己去争取。你还在读书吧？学校开课了要继续去把书读好，不要看到人家都不重视文化你也学着不重视，文化是有用的。你要尽量跟你的姨搞好关系，主动一点，你姨如果实在不管你的话，你就住到我们家来，跟湘湘姐姐在一起生活，湘湘姐姐要是分配工作了，你就跟着许妈妈，许妈妈很喜欢你，她像你妈妈一样，你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小炮，你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我们湘湘比你大几岁，她不如你。这一年多我不在家，回来一看，她有了进步，都是学得你的。你现在自己决定下乡去，不简单哪！本来，我们的社会要让青年人都能升学都有工作做才是对的，现在没有办法，只好下乡去，留在城里要成灾呀！被动地让人家赶下去跟主动地要求去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不得已，一个是有志气。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到乡下去，了解一点农民的生活，跟农民同桌吃饭，一起出工，经过一段是有好处的。千万不要看不起农民，我跟你的爸爸都是农民出身，这个天下是农民打出来的呀！没有农民就没有红军，没有那么多农民，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些事。城里孩子到农村去落户，要把城里的先进影响带去才好啊！小炮，你不简单，你很有点头脑，下乡以后，要当一粒种籽，要影响你身边的人。归根结底，是要为尽快改变农民的现状做努力。农民的现状不变，中国还会出皇帝呀！”
“彭伯伯啊！我……我……”李小芽扑在彭其的膝头上，又痛哭起来。
爸爸想了想说：“有！”他首先对陈小炮说：
“不要哭，孩子，不要哭。现在就要在这哭的问题上开始锻炼自己，将来你会什么也不怕的。”
“爸爸，”湘湘依依不舍地说，“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吗？”
彭其要小芽不哭，他自己眼睛已经红润了。年轻的司机听了这些谈话，也颇受感动，车子越开越慢。
一行三辆小轿车，也算够气派的了，拉成一线，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行驶，直赴机场方向。
“还有湘湘，”彭其忍住眼泪说，“你是她们的姐姐，你的情况也有些不同，只有你一个人是算大学毕业了，是好是坏都会给你分配一个工作。你这样的情况最容易变得反而没有用。一切都是现成的嘛！工资不会比别的大学生少。学不学，做不做，你那一份总是少不了的。青年人最好不这样，这样子会把人养出惰性来，我很担心。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如果征求个人意见的话，你就要求到工厂去。我这回在北京碰到赵开发老头，受的教育真不小，那老工人本分、实在，不晓得装模作样。我们现在最不得了的是装模作样、口是心非、闭眼讲瞎话的人太多。你呀，到工厂去，多认识几个工人。不要去争取升官，人一产生了升官的野心，他就变得不正派了，这样的教训多得很啊！那个小赵……走了吗？”
陈政委和江醉章只得坐上自己的车。
“今天下午的火车。”湘湘回答。
“坐满了，坐满了！”彭其不等他们走近便隔着玻璃摆手，催司机立刻开车。
“哦！你去送送他。他也准备到工厂去吧？”
车到司令部门口停下，早有陈政委、江醉章在那里等着，陈政委领着江醉章走过来，准备与彭其同车，好在车上说说话。
“是的，六七六厂。”
“嘻嘻！嘻嘻！……”
“将来你……也可以争取到六七六厂去，那个厂虽然年轻，老工人不少，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有好几万人，当得一个小城市。我过去到那里去过，我们用的飞机都是他们造出来的。”
“你要多批评，少夸奖哩！”
车轮轻声地哼着平淡的歌，不注意听，几乎没有声响。喇叭的鸣叫声是非常和谐的，显示出一种文静的性格，又好像有一颗细腻的心。坐在孩子们中间，启发了慈父的爱，将军的心中很不安宁。不到两年时间，这几个女孩子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她们像是漂在水中的花瓣，卷进了漩涡，又从漩涡里出来。人类在繁衍过程中总是由上一代决定下一代的命运；下一代人被驱使到早己安排好了的命运之中，想改变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历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道路上跑着一代又一代接力赛跑的人。上一代的不尽职会给下一代留下过重的负担；上一代走错了路，下一代还要绕回来。长辈人的身上担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呀！再怎么没有心肝的骗子也只能在同辈人中间行骗，难道可以欺骗儿孙辈吗？自己已经上过当的，就不要再叫儿孙们重受上当之苦了！应该告诉他们，留给他们一份真有价值的遗产。这是一段多么重要的经历呀！在儿孙们前进的路上，从此又多了一块赫然醒目的巨碑。它告诉人们，不要再花费精力做不必要的冒险了，祖辈的探索应是有意义的，应把这重大的意义变成财富才对。近两年来，将军总是喜欢这样默默的沉思，千头万绪，没完没了。有时充满了矛盾，有时又豁然开朗。他从沉思中找到了奋斗的意义，发现了被斗争风浪逼迫得潜藏在心底的爱情。
“她有什么不好！又勤快，又聪明，对人和和气气，跟她妈妈一样啊！”
不知不觉，车已开进了机场。
“我们是邻居呀！当然要互相关心嘛！我女儿要有什么不对的，你就在我面前告她的状好吗？”彭其又说。
陈小炮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哪里哪里！你女儿真好啊！有什么好吃的都不忘记我们。”
“彭伯伯，您到北京能见到周总理吗？”
“老大嫂啊，我女儿讲，你帮了我们家不少忙呢！要感谢你呀！”
“不晓得，也有可能吧？因为是总理叫我去的。”
朱大娘锁了门回来，彭其隔着一个位子找她说话。
“您要是能见到周总理，请您带一句话去好吗？”
“快去关门吧！我们等你。”彭其又对司机说，“你停停，她没有坐过小车的，难得有一回机会。”
“什么话呢？”
轿车开动了，在临时公路上颠簸得厉害。朱大娘被抛得跳了起来，头碰在车顶上，她本来担心可能会碰起一个包来，不料车顶是软的，这一碰，使她想起了大事，家里还没有关门呢！
“您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朱大娘真的就坐进了轿车，挤在彭湘湘的身边，尽量把腿夹紧一点，以免占去过多的地方。
“对！”湘湘赞同。
“嘻嘻！嘻嘻……！”
“我也是。”小芽也投票。
“送我爸爸上飞机去，您也去吧！”
车子停下了。陈政委和江主任的车也相继停下。彭其下了车，只顾跟孩子们说话，把陈镜泉和江醉章扔到一边不管。陈镜泉也请彭其代他问周总理好，彭其点一点头，表示应承了，再没有多说一句话。
“去哪里？”
江醉章自动站在老远的地方，既不与人说话，也不看停机坪上飞机的调动，扭头望着机场外那一片幽深莫测的荔枝林，心里痛苦地反复纠缠着两个字：“隐患……隐患……隐患……”
“去吧！”
专机从机窝里出来，缓慢地移向起飞线，地勤人员将梯子推过去，搭在机舱门口，门开了。
“我？嘻嘻！我……”
孩子们和朱大娘拿着彭其的行李送上飞机去，陈镜泉和江醉章走拢来与彭其告别，彭其举手招了一下，转身向飞机走去。他在机舱门口，与孩子们和朱大娘一一握手，情绪激动，忍不住热泪盈眶。
“朱大娘，您也去吗？”
浑身抖索的陈镜泉政委，这时候眼睛一花，天旋地转，倒在草坪上……
彭湘湘推开车门露出头来说：
飞机起飞了，陈政委也已送进医院去了，机场安静下来。有一架歼六型战斗机被卡车牵引着，从滑行道上开来。它抖动两翅缓慢地爬行，就像刚钻出蜂巢的一只幼小的工蜂。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无用的空机壳。它所以暂时需要用卡车牵引，只是为了节省油料。等它来到起飞线上，炽热的火焰和天崩地塌的响声就要从它肚子里喷射出来。也如同看待工蜂，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着箭。
姓彭的老头子领着他戴眼镜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上车了，朱大娘笑了笑，以表示她的祝愿，远远退开，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写于文家市
“对嘛！”陈小炮说，“谁反对我们去送彭伯伯？重要人物们，上车！”她抬手一挥，帮着彭湘湘将她爸爸的简单行李提上车去。邻居朱大娘对轿车很有兴趣。她虽然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大轿车、中轿车和小轿车在街上跑，却从来没有开到她家门口来过。轿车停在门口，虽然不是来接她的，而她已感到十二分高兴了，那高兴的程度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她发现车身光滑得可以照出人影来，她不知车屁股后面的红玻璃灯是做什么用的，她想象这样的车子可能要十万元才能买到一辆，她怀疑真要比赛时这小车不一定跑得过大卡车——尽管经常看见小车从大车旁边冲过去。她想摸，不敢摸，她想问，不好意思问。
一九七九年九月改订于北京
“对！”彭其立表赞成说，“不管他们，我们这里也有几个重要人物。”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这时候又亲热起来了。”小炮不平地说，“叫他们坐自己的车去。”
文／莫应丰
“车子顶多只能坐五个人，那里还有两个。”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什么怎么办？”小炮反问。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你们看怎么办呢？”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写“走资派”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彭其叫司机坐下，他与女孩子们商量道：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早餐过后，那辆为大家所熟悉的黑色轿车从坑坑坎坎的临时公路上爬来，一直开到门前晒坪上停下。仍是原来的司机，走上台阶向彭其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陈政委和江主任在司令部门口等着，同车送您到机场去，专机八点三十分起飞。”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早晨，以湘湘为主，以小炮为副，做了一顿不错的早餐。葱卷饼、稀饭、凉菜，后来又补煎了八个溏心鸡蛋，算是湘湘为爸爸和小炮饯行，对小芽表示慰问。“吃！还能吃一顿好的，明天就在乡下了。”陈小炮是不讲客气的，湘湘把自己的一份鸡蛋也让给她吃了。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后来，他把那张躺椅搬出门，放在台阶上，静静地躺在那里抽烟。朱大娘家里的鸡不断地在笼子里骚动，水田里的青蛙咕哇咕哇地叫个不停。这情景不由得又使他想起了参加红军以前，在乡下，在山村里，在那达官贵人的轿子从来不去的地方……那时候的彭其能有这么好的房子住么？能叼着纸烟躺在睡椅上么？够啦！能在台阶上搭一个棚子煮饭就不错啦！不是经常教育战士们忆苦思甜吗？当将军的也应该忆忆苦，思思甜啊！独院小楼，前呼后拥，似乎是一种幸福！可那幸福也太容易丧失了！讲了几句不该讲的话就一落九千丈，难怪一般人都是很谨慎的。还有人为了获得独院小楼，不惜把灵魂卖了。那种人颇为想得通，因为他知道，灵魂是痛苦的根源，肉体可以体会到人的和畜生的种种快活。他想着想着，不觉天已亮了，直到这时，他还一点睡意也没有。
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干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文化革命”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四人帮”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爸爸回来了！他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带来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的言笑，带来与困难作斗争的鼓舞力量。他和孩子们在一起促膝长谈，隔壁朱大娘的公鸡叫过两遍了，才催促着女孩子们上床睡觉。而他自己，还在两间房里左看看，右看看，到处摸摸，继续磨了一段时间。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
在一个极不显要的角落里，充满了一种与外界、与本身都不协调的朝气。昨晚，三个将军的女儿睡在一床，她们是陈小炮、彭湘湘和李小芽。开头是劝慰声和哭泣声夹在一起，后来是挽袖子，挥拳头，兴奋的长谈，再后来又出现了意外的欢喜，因为湘湘的爸爸回来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我过去写过剧本，经常失败。我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技巧不熟，经验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过，哪回要是能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不知会怎样。但在写《将军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使人觉得是假的。那是因为受着种种框框的约束，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生活被歪曲了。我从来痛恨“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教条。放开手脚，依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大胆写一回，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发现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习惯，从构思开始，就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左右徘徊。我不断在自己脑子里敲警钟：往意！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写。为达此目的，我力求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具体的模特儿。有许多章节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尽可能照原样写进去。在我读过的小说里，似乎没有见过描写一个领导干部作报告、并把长篇大论的报告内容正面写出来的搞法。谁都知道，作报告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聪明的作者是要尽量避开不写的。而我在生活中，确实听过一个极端生动感人的长篇报告，事过好几年了，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难道不能打破禁忌写一回试试吗？我听说有的高明的国画家，为使自己的作品构图奇特，故意违反常识，先造成险局，然后从险局中解脱出来，一旦成功，令人惊叹。我仗着确有生活依据，也给自己造了一险，正面描写彭其在文工团作报告。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现在，这个有点特色的章节，常常得到一些好评。其实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技巧使我获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来自生活。就整个作品而言，《将军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据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于其他，忠实于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刚从恶梦中惊醒，全身酥软麻木，懒洋洋的，每一个细饱都有共同的感觉。大字报褪色了，久经日晒雨淋、风吹浪打，早已凋落残败，颓废不堪；高音喇叭的吼叫声只剩奄奄一息；每个家庭的书架上都堆满了红色塑料封面的语录本、选读本、老三篇、老五篇、文件汇编、诗词解释等等，都被灰尘覆盖着，一睡不醒；早请示、晚汇报已很少有人再搞，谁也没有明令取消，都是自动荒废的；收集像章的热潮已接近尾声，批斗游街的积极性已消沉下去。只有新学的业余木工们劲头十足，大有掀起更大热潮的趋势。家具的式样在不断翻新，新陈代谢之速，可与文化大革命中风云人物的上台与下台相比。
现在有人说，《将军吟》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文革”动乱时期的一段生活，这个评价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冷静地想，它的真实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无情的时间面前继续经受检验。
一场大雨洗净空气里的灰尘，初冬时节的阳光柔和地抚照着海洋和大陆。海城南隅在晨光下色泽鲜明，安详宁谧，节奏均匀的呼吸声与海涛共振，哗啦！哗啦……！
感谢前人教给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