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真糟，”她对萝拉说。
嘉莉在沃尔多夫旅社舒适的房间里，当时正在阅读《高老头》，这是艾姆斯介绍她看的。故事很有力量，一经艾姆斯的推荐就激起了她的兴趣，使她几乎完全领会了故事中的动人的含义。她第一次觉得她过去所读的都是些无聊而毫无价值的东西。可是，她看得倦了，就打了一个呵欠，走到窗边，望着窗外五马路上老是蜿蜒不绝地驶过的车马。
“糟得很，”那个小女人说，也跑到窗边来。“我希望雪落得多些，可以去滑雪橇。”
几天以后，他在思想上作出了一个明确的决定，那是在一个严寒的傍晚。四点钟时，空中已一片夜色朦胧。大雪纷飞——扑打在脸上的雪花被疾风吹成一条条长长的细线。街上积满了雪，好像铺上了六英寸厚的冰冷、柔软的地毯，被车碾、人踏，搞成了褐黑色。百老汇路上的行人都穿着长外套，擎着雨伞，在战战兢兢地走路。在波威里街，大家都翻起了衣领，把帽子拉到耳朵边，懒洋洋地走着。在百老汇路上，商人和旅客都赶到舒适的旅馆里去。在波威里街上，被寒气所逼的人群，踉跄地踱过幽暗的店铺，店堂深处已闪着微弱的灯光。缆车上也老早开了灯，因为车轮上黏满了雪浆，降低了平常的轧轧车声。整个城市被这迅速堆积起来的雪包裹了起来。
“天啊，”嘉莉说，她还没有忘记高老头的苦痛。“你就只想这些。你就不可怜可怜今天晚上无衣无食的人吗？”
他失望地转身又踏上百老汇路，踩着雪水朝前走，沿路求乞，哭泣，迷失了思路，想起这个就忘记了那个，这是脑力衰退、思想不连贯的人所常有的现象。
“我当然可怜他们，”萝拉说，“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无所有。”
“她应该给我吃，”他说，“她应该养我。”
嘉莉笑了。
这时，他心里涌起了对嘉莉的强烈的恶感——只是一阵暴怒，一会儿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即使有，你也不会关心的，”她回答。
“该死的狗！”他说。“他妈的老狗。”从他不值钱的上衣上拂去雪水。“我——我曾经使唤过像你这样的人。”
“我也会关心的，”萝拉说，“但是在我穷困的时候，人们从未帮助过我。”
这个人最后又推了他一把，关上了门。他这么一推，使赫斯渥失足一滑，跌倒在雪地上。这使他伤心，恢复了一些过去那模糊的羞耻之感。他哭开了，还愚蠢地咒骂着。
“这不是很可怕吗？”嘉莉说，注意着漫天的风雪。
“我要见马登达小姐，”他还想作解释，虽然他正在被人驱逐出去。“我是好人。我——”
“瞧那边的那个男人，”萝拉笑着说，她看见一个人倒了下去。“人在倒下去的时候是多么胆怯啊，是不？”
赫斯渥没有力气抵抗。
“今天晚上我们不得不坐马车了，”嘉莉心不在焉地回答。
“你要见她，嘿！”那人说，看到这模样几乎要笑出来。“滚出去，”他说着又推他出去。
查尔斯·杜洛埃先生刚来到皇家旅社的休息室里，在拂去他漂亮的长外套上的雪。天气不好，把他早早地赶回旅社来，而且使他想要寻找那种能把大雪和人生的愁苦关在门外的乐趣。他只想吃一顿好夜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作陪，看一场夜戏。
“我要见马登达小姐，”他说。
“喂，哈里，”他对一个闲散地坐在休息室里舒适的椅子上的人说。“你好呀？”
“喂，”看门人说，瞪眼望着他。看他站住了，就走过去把他推出去。“滚出去，”他说。
“啊，马马虎虎，”另一个说。
他走到这个门口，走了进去。
“天气真糟，是吗？”
他就朝边门走去。跟着，他忘记了是做什么去的，就站住了，把手在口袋里伸得更进些，使手腕暖些。突然又想起来了。后台门！就是这儿啊。
“哦，可以这么说，”另一个回答，“我正坐在这里考虑今天晚上到哪里去玩呢。”
“她有钱，”他不知所云地说，心里想着金钱，“让她给我一些。”
“跟我去吧，”杜洛埃说，“我可以带你去看极其漂亮的女人。”
他踯躅着，想好好地想一想。但是已经不行了。
“是谁？”另一个说。
“是你啊，”他最后对画里的她说，“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对吗？嘿。”
“啊，四十街那边有两个姑娘。我们可以好好乐一下。我正在找你呢。”
赫斯渥呆望了一会儿，吸着鼻子，耸起一只肩膀，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了他一下。可是，他已经衰弱不堪，连头脑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带她们出来吃饭怎么样？”
在百老汇路和三十九街的拐角上，白炽灯闪耀着嘉莉的姓名。上面显示着“嘉莉·马登达和卡西诺剧团”等字样。这片四射的灯光照亮了整片积雪泥泞的人行道。灯光亮得吸住了赫斯渥的注视。他抬头望着，然后望着一块金边的大布告板，上面印着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嘉莉的优美画像。
“当然啦，”杜洛埃说，“等一等，让我上楼去换换衣服。”
“天冷得很，”他说，“冷得可怕。”
“那好，我要上理发室去，”另一个说。“我要修一下面。”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心里的幻想也消失了一半。
“好吧，”杜洛埃说，穿着双好皮鞋，嘎吱嘎吱地朝电梯走去。这只老花蝴蝶飞起来还跟当年一般轻盈。
“吃，”他喃喃地说，“不错，要吃。别人都有得吃。”
冒着这晚上的雪花，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向纽约开来的一节普尔曼卧铺车厢里，还有三个有关的人物。
有一次他漫无目的地、漫不经心地停下来，从一家华丽的大餐厅的窗口望进去，窗前闪耀着电灯招牌，透过大块玻璃窗望得见红色和金色的装潢、棕榈树、白餐巾以及闪光的玻璃器皿，特别是那些优游自得的吃客。尽管他心神衰弱，可是饿得发慌，使他觉得吃的重要。他就呆呆地站住了，磨损的裤管浸在雪水里，只管向窗内痴望着。
“餐车第一次开夜饭，”卧铺车厢的茶房穿着雪白的围裙和短上衣，一边喊，一边匆匆穿过车厢一边的通廊。
人们回头望着他，他那枯槁的形容是这么古怪。几名警察目随着他，以便阻止他向人求乞。
“我不想打下去了，”三人中最年轻的那个黑发俏姑娘（因为交上了好运而变得傲慢异常）说，把一手纸牌推开去。
“有什么用呢？”他想，“我已经全完了。我要了此残生。”
“吃饭去好吗？”她丈夫问，一身高贵的服装使他风度翩翩。
他这么疲惫、饥饿，本来就不应该到这里来的。对比太明显了。连他也不得不触景生情，强烈地回想起过去的好日子来。
“唔，不忙，”她回答，“话虽如此，我不高兴再打牌了。”
等他走到四十二街时，装着电灯的广告牌已照耀得光辉夺目。许多人纷纷赶去进餐。透过各个路角的豪华的餐厅的玻璃窗，都看得见有不少寻欢作乐的男女。街上满是马车和挤满人的缆车。
“杰西卡，”她母亲说，从她身上，人们也可以欣赏到漂亮的服装能如何美化上了年纪的人，“把领带上的别针别牢，快要脱出来了。”
“我要到百老汇路去，”他心里想。
杰西卡听命而行，顺手摸了摸可爱的头发，望了一下镶着宝石的小表。她丈夫凝望着她，因为虽然天冷，从某种观点看来，美貌的女人总是动人的。
仲冬有一天，最冷的日子降临了。第一天，天气阴冷，第二天就下起雪来。厄运跟踪着他，到天黑下来才讨到了一毛钱，他把这钱买了食物。傍晚时分，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大马路和六十七街的交叉路口，最后转身向波威里街走去。因为上午他忽发奇想地游荡了一番，此刻就特别疲劳，懒洋洋地拖着湿透的双脚，把脚底的污水都溅在人行道上。单薄的旧上衣的翻领直拉到冻红的耳朵边——破旧的圆顶礼帽拉得低低的，只露出这两只用来听的器官。双手插在衣袋里。
“哦，只要两星期就可以到罗马，”他说，“不会再是这样的天气了。”
赫斯渥继续赶路，心里疑惑不安。看到这枚闪闪发光的大角子，使他有些高兴。他想起自己肚子饿着，想起他能够花一毛钱就弄到一个铺位。这么一想，他心里暂时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只有在讨不到钱而光受侮辱的时候，死好像才是值得的。
赫斯渥太太舒适地坐在角落里，微笑着。做一个有钱的年轻人的丈母娘真是福气——她曾经亲自了解过他的经济情况。
“给，”他说，给了他一枚两毛五的角子，想把他打发走。“现在就走吧。”
“倘使天气老是这样，”杰西卡问，“你看船能准时开吗？”
这个绅士打量了他一下，伸手想摸一毛钱。但是袋里只有些两毛五的角子。
“啊，能准时开的，”她的丈夫回答，“天气是不相干的。”
“请你布施一些好吗？”他大胆向这个人求乞道。
通廊里走来一个头发浅黄的银行家的儿子，也是芝加哥人，他对这个傲慢的美人已经注意了好久。即使现在他还是不怕冒昧地望着她，她呢，也觉察到了。她特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把美丽的脸庞完全转了过去。这根本不是出于妇道人家的稳重。这么做使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神态悠闲的绅士，从一家高级理发室修了面出来。
可是这个过去貌合神离的小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却在别处，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站在离波威里街很近的一条支路上的一幢肮脏的四层大楼前，那最初的浅黄色的粉刷，已被烟炱和雨点弄得不成样子了。他混在很触目的一大群人中——早已是一大群，还在逐渐增多。最初只来了两三个，他们逗留在关上的木门外，跺脚取暖。他们戴着褪了色的、满是凹痕的圆顶礼帽。不称身的上衣，被融雪湿透，变得沉甸甸的，衣领翻得高高的。裤子活像是布袋，裤脚已经磨损，在湿透的大鞋子上挥荡着，鞋帮已经撕破，几乎破烂不堪。他们并不急于要进去，只是忧伤地在近边徘徊，两手深深插入口袋里，斜眼望着人群，看路灯逐渐一盏盏地点亮。时间一分分过去，人数就逐渐增加。其中有胡子灰白、眼睛凹陷的老头，也有年纪较轻但病得形销骨立的，还有些中年人。个个都瘦骨嶙峋。在这人堆里有一张脸苍白得像是淌掉了血的小牛肉。另一张脸红得像红砖。有些人瘦削、圆肩；有些装着假腿；还有些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衣裳在他们身上拍击着。还有些长着大耳朵、肿鼻子、厚嘴唇的，特别是充血的红眼睛。这伙人中就没有一张正常、健康的面孔；没有挺得起腰的躯体；也没有坚定、坦率的目光。
“他说得不错，”他说，“我现在是不中用了。我过去是不差的。我有过钱。我非了此残生不可。”因此，他心里怀着寻死的念头，就向波威里街走去。过去也有人开煤气自杀的。他为什么不自杀呢？他想起了一家寄宿处，那里有装着煤气喷嘴的不见天日的小房间，他觉得好像是为了他想干的事而预先安在那儿的，要一毛五分钱一天房金。这时，他想起他连一毛五分钱也没有。
在风雪吹刮中，他们相互挤在一起。露出在上衣或者衣袋外的手腕，冻得发红。还有半露在不成样的帽子下的耳朵，显得僵硬而红肿。他们在雪地里一会儿把身子的重量放在这只脚上，一会儿换到那只脚上，几乎是一齐在摇摆着。
赫斯渥把冻红的手插入衣袋里。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门外的人越发多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喃喃的语声。这不是谈话，而是泛泛地对任何人表示一些意见。其中有咒骂，也有粗话。
“哼，滚开，”这个人说，他恰巧也是一个普通人，在坦慕尼堂管辖下占着一个小职位。“你这不中用的家伙。我什么都不给。”
“真见鬼，他们该赶紧些嘛。”
“布施一些吧，先生？”他对最后一个人说，“看上帝的面上，布施一些。我快要饿死了。”
“天呀。”
最后，他承认自己要收场了。这是在他多次向路人求乞，一再被拒绝，谁都匆匆避开他之后。
“看那个警察在瞧着。”
他开始觉得，因为他衣衫褴褛，身体瘦弱，人们已经把他当作老牌游民和乞丐看待了。警察驱赶他，饭店和寄宿处的掌柜一等他吃过饭、住过宿，就急忙下逐客令，路人也挥手要他走开。他觉得要向什么人讨些布施是越来越难了。
“好像天还不够冷似的。”
到一月里，他几乎认定自己一切都完了。生命本来始终像是一种珍贵的东西，但是现在，老是没得吃，体力也衰弱了，已使人世的美景大为减色，难以觉察了。有几次，命运逼得他实在走投无路了，他想就此了结残生，但是只消天气一变，或者讨到了两毛五或者一毛钱，他的心情就会改变，愿意等等看再说。他每天要找些扔在地上的旧报纸，看看是否有关于嘉莉的什么消息，但是整个夏季和冬季都没找到。然后他觉得眼睛发起痛来，这毛病迅速恶化，使他不敢再在他常去过夜的寄宿处的昏暗的卧室里看报。营养不良、饮食失常，使他身体的官能都衰弱起来。惟一的消遣，就是在他有钱找到一个铺位时，在那里打打瞌睡。
“但愿我在星星监狱[2]里。”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在等午夜布施的面包，等得很耐心。这一天他很不幸，但是现在他对自己的命运已有了一些达观的看法。倘使他弄不到夜饭吃，或者深夜肚子饿起来，他就可以到这里来。十二点不到几分钟，推出一大箱面包来，十二点整，一个大腹便便的圆脸德国人站在箱子旁边，高呼一声“准备”。整个队伍立即向前移动，每人挨次拿了面包，就分道散去。这一回，这位前任经理边走边吃，默默地顺着夜色中的街道踱去睡觉。
这时，刮来了一阵更尖厉的风，他们就挨得更拢一些。这是一个徐徐移动、倒换着双脚站立的你推我挤的人群。他们并不发怒，也不哀求，更不进行恫吓。只是愁眉不展地熬着，没有机智的打趣话或者友谊交流来减轻这种苦难。
大门终于打开了，那个慈祥的女修士探出头来。她只用眼色来示意。队伍就缓缓地朝前移动，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去，直到数到了第三十个。于是，她伸出粗壮的手臂拦住了后面的人，队伍就停了步，这时阶沿上站着六个人。前任经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这么等着，有的在谈话，有的在情不自禁地叹苦，有的也像赫斯渥一般在沉思。最后他被放进去了，吃了饭就走，因为等吃这顿饭费了不少心，几乎使他冒起火来。
一辆马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内斜倚着一个人。有一个最靠近门口的人看见了。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做声，形容憔悴的人们挪动着双脚，眺望着，拍打着他们的手臂。
“瞧那个家伙，在兜风哪。”
“这个单一税[1]才是好办法，”另一个说，“不这么办是建立不起秩序来的。”
“他可不觉得这么冷！”
“哼！”赫斯渥忍不住叫了一声，他是被他们硬挤出来的。
“呃！呃！呃！”另一个叫起来，这时马车已经远去，听不见了。
“问题倒不在你排得怎么前，只要在头上的二十五个人之内就行，”在头上二十五个人中的一个说，“大家都是一起进去的。”
夜色渐浓。在人行道上，有一群下班的工人在赶回家去。工人和女店员匆匆走过。横穿市区的电车开始拥挤起来。煤气路灯闪着光，每一扇玻璃窗都被灯光照得通红。这一群人还在门口不散，绝不动摇。
队伍在迅速扩大。已经有了五十多人，排在头上的人们由他们的行动明白表示庆幸可以比排在末尾的人少等些时间。大家常常伸出头来，望望后面的队伍。
“他们难道永远不开门了吗？”一个粗哑的声音提醒大家，这样问道。
“倘使发生战争，对这个国家会好得多。”
这一问似乎又提醒大家注意那紧闭着的门户，于是许多人都朝那个方向望着。他们像不会说话的野兽般望着，像狗那样哀鸣着，抓弄或紧盯着门上的球形捏手。他们挪动着双脚，眨着眼睛，喃喃地说话，有时诅咒，有时议论。他们还是等待着，雪花还在飞舞，把刺骨的雪片刮在他们身上。雪花在他们的旧帽子和高耸的肩膀上堆积起来。积成小堆和弯形的条条，谁都不把它拂去。在人群中央，体温和水蒸气把雪融化，雪水就沿着帽檐滴下来，滴到鼻子上，人们也无法去抹。站在边沿上的人的帽檐上的积雪都不消融。挤不进中间去的人，就在大雪中低着头，弯下了身体。
“我看到肉涨价了，”一个人说。
门顶的气窗里透出灯光来。这使门外的人群一阵激动，感到有希望了。掀起了一阵喃喃的反应。终于门内的门闩吱吱地响起来，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倾听着。里面响起了脚步声，人群中又是一阵低语。有人高声说：“喂，后面的慢一点。”然后大门打开了。人群挤上去，混乱了一会儿，大家都阴沉地默不作声，表现出这群人正像野兽一般，然后在屋内散开去，像是漂浮的木头一般，不见踪影了。只见一些湿帽子和湿肩膀，一群寒冷、萎缩、满不高兴的家伙，从荒凉的墙壁之间拥了进去。这时正是六点钟，从每个匆忙的行人脸上都可以看出他们要去吃晚饭了。可是这里却不供应夜饭——除床铺以外别无所有。赫斯渥当然是要想弄到一个床铺啰。
他们焦急地窥望着大门，他们全都要从那里进去的。一个食品铺的店伙车了几篮食物来。这就使大家谈起食品商和一般食物的价格来。
他放下一毛五分钱，拖着疲惫的脚步爬上指定给他的房间里去。这是一间幽暗的房间，木板墙，灰尘满地，铺板很硬。一只小煤气喷嘴给这么可悲的斗室提供了足够的亮光。
“嘿，天气真冷。”
“嘿，”他说，清了一下喉咙，便锁上了门。
“是啊，”另一个说，“我差不多等了一个钟点啦。”
这时，他开始懒洋洋地脱衣服，但是先脱下了上衣，塞住房门下面的那道空隙。他把背心也塞在那里。他把那顶又湿又破的旧帽子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他脱去鞋子，躺在铺上。
“中午该快到了吧，”一个人放胆开口说。
他好像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爬起身来，关掉了煤气灯，静静地站在黑暗之中，谁也看不见他。过了几秒钟，在这几秒钟里他并没有回想什么事，仅仅是疑惑不决而已，他又开了煤气，但是没有用火柴去点灯。当放出来的煤气布满房间时，他还是站在那里，完全躲在仁慈的夜色里。他的鼻孔嗅到了煤气的味儿，他就放弃了这站着的姿势，摸索着上了床。
这时正是严冬，在这两个救济机关，赫斯渥都成为常客。有一天特别寒冷，沿街求乞太难受了，他就等到中午去找给穷人的这种布施。这天上午十一点钟，已经有几个像他那样的人蹒跚地从六马路踱过去，他们单薄的衣衫被风吹得劈啪作响。他们来得很早，想先进去，就靠在第九团军械库围墙外的铁栏杆上，这家军械库的正门是朝着十五街那一段的。因为还得等待一个钟点，他们起初在距离远些的地方徘徊，但是别人也来了，他们就走近一些，以保持他们先到的优先权。赫斯渥从西面七马路走过来加入这个队伍，站在门边，比别人都更接近门口。那些先来的，但是等在远处的人，现在都走了拢来，并不开口说话，却用一种坚决的态度来表明他们来得比他早。发现了别人对他的行动表示反对，他闷闷不乐地望了望队伍，于是就走出来，排在队伍的末尾。秩序恢复以后，兽性的反感也就松弛了下来。
“有什么用呢，”他摊手摊脚地躺下去安息的时候，倦怠地说。
在纽约另一处，有一位经营伙食业的人弗莱施曼，差不多二十五年来，对凡是在午夜到百老汇路和九街转角上他那家饭店后门口要求救济的人，都布施一只面包。二十年来，每天夜里总有约莫三百人排成一队，在指定的时间里走过门口，从放在门外的大箱子里拿取面包，然后又消失在夜色之中。从开始直到现在，这些人的性质和数目始终不大有什么变化。看惯了年年排在这里的小队伍的人，对其中的两三个人看熟了。其中有两个人十五年来差不多没有错过一次。有四十个左右是经常的老客人。队伍中的其余的人则是陌生人。在经济恐慌和特殊困难的时期，也难得超过三百人。在经济繁荣的时期，那时不大听到有失业的事，也不会减少多少。不论是冬是夏，是暴风雨还是无风的日子，不论时势好坏，弗莱施曼的面包箱前总是有这帮悲惨的人在午夜聚在一起。
[1] 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在《进步与贫困》（1879）一书中所鼓吹的一种学说，主张政府除了对土地及地产收入征税以外，废除其他一切租税。这样，国家可以有大量收入，有力量扩大修筑道路及创办大学等公共事业。
在发放饭食的时间里，有个身材魁梧、面色慈祥的妇女，老是守在门口，计算着按规定放进去的人数。这些人依次严肃地走上前去。他们并不争先，也不表示焦急。几乎像是一队哑巴。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这里也有这么一队人。在刺骨的冷风里，他们大拍其手，跺着双脚。他们的手指和脸上的五官好像都受了严重的冻害。在光天化日之下仔细地看一下这些人，可以发现他们几乎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天气还可以的日子里坐在公园长椅上，在夏天的夜晚就睡在那里。他们常到波威里街以及东区那些街道上的贫民窟里去，在那里褴褛的衣衫和枯槁的形容是不足为奇的。在天气阴暗、寒冷的时候，他们老是坐在寄宿处的起居室里，在东区南部许多街道上，他们蜂拥在六点钟才开门的小客栈门口。粗劣的食物，吃得没有定时，而且狼吞虎咽，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骨骼和肌肉。他们全都面色苍白、皮肤松弛、眼眶凹陷、胸膛平坦、两眼闪烁着光芒，相形之下，嘴唇却红得像发烧一般。他们不大梳头发，耳朵毫无血色，皮鞋都已破旧，前穿后塌。他们是漂泊无依的一类人，每一次涌起人潮就送上一个，活像海浪把浮木冲上风暴袭击的海滩一般。
[2] 纽约州立监狱，在该州纽约市北赫德森河左岸的奥斯宁城。
当时在纽约城里有不少救济事业，性质上和那个上尉搞的差不多，赫斯渥就以同样不幸的方式托庇于这些机关。其中有一个是在十五街的天主教慈惠会的传道所——一排红砖砌的家庭住宅，门前挂着一只普通的木制捐款箱，箱上写明每天中午对来求助的人免费供应午餐的布告。这简单的布告写得极不显眼，实际上却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施舍行为。纽约的慈善团体和救济机关是这么大，这么多，境况比较舒适的人对这类事情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对一个有心于这回事的人，细细考察之下就显得非常重要。要不是特别关心这种事情，一个人可以在中午前后，在六马路和十五街的转角上站上几天，也不会注意到在这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熙来攘往的庞大的人群里每隔几秒钟就会出现一个风尘仆仆、脚步沉重的家伙，形容憔悴，衣衫褴褛。可是这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天气越冷，这种情况就越显得触目。传道所因为地方狭窄，没有专用的厨房，不得不安排分批吃饭，每次只能容许二十五至三十个人就餐，所以不得不在外面排队，而且要按顺序进去。这就使每天都有这么一幕奇景，可是几年来一再是这般模样，人们也就司空见惯，如今已不以为奇了。这些人在严寒的天气里耐性地等待着，像牛马一般，往往要等上几个钟点才能进去。没有人问他们，也没有人招待他们。他们吃了饭就走，有些人每天按时到这里来，整个冬天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