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日本人。”我压低声音说。
白天的厦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没有闪烁着夜总会和赌场招牌的霓虹灯。不过，堕落气息和战时气氛仍然十分明显。即使是大白天，从鸦片馆的大门里依然飘出淡黄色的烟雾，中国汉奸跟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商业区，寻找能够狠敲一笔的生意人。我们一路没有看到站在街边的“野花”，可几乎每个街角都贴着邀请路人去烟花柳巷逛逛的海报。“想找乐子吗？这边请。”海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内地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上面毫不隐讳地向嫖客们指示着妓院地址：“第三中日友好俱乐部慰安所，前方500米。”
“嘘。”
“是啊。”婆婆今天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出来走走真好。如果不能偶尔出来一下，哪怕是皇宫，也像在坐牢。”
“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上岸时，一阵大风从海上向我们吹来。我和婆婆都是习惯步行的人，便没有搭电车，也没叫人力车，而是一起朝中山路走去。我握紧婆婆的手。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望着对岸的厦门，与鼓浪屿优雅古朴的建筑和风景如画的小巷相比，厦门不仅面积更大，也更具市井气息。海边一栋栋高大的建筑在晨曦的照耀下，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街道和大海。这里大多是六、七层的高楼。我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想看清楚有厦门明珠之称的鹭江宾馆。鹭江宾馆朝两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个街区，宾馆大门位于转角处，前面环绕着五根巨大的柱子。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家宾馆是我们家的，因为它跟我家的房子一样是红砖楼房，阳台栏杆也同样是蓝色。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
“不要看了。”婆婆说，“我们走吧。”我们匆忙朝汽艇走去，克制住想要回头的冲动，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含混的哭喊和衣服被撕破的声音。我们刚上船，船夫就驾船离了码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小船加速向厦门驶去。
终于，我们看见了千手观音寺。寺庙红蓝相间的飞檐和贴金的彩绘，与周围单调的灰瓦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观音寺的大殿有三层屋檐，层层相叠，最上层的顶部是一只凤凰。看到寺庙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战争没有毁掉观音寺，这里一如往昔——巨大的黑色香炉稳稳地立在三只粗壮的香炉脚上，信众们点燃香烛喃喃祷告，坐在一张破桌子前的代书人正为不识字的人代写情书或票据。算命先生们跟从前一样，坐在寺庙的广场中拨动三弦招揽生意。
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个女人哆哆嗦嗦地摸索着，却连一个扣子也没能从扣眼里解开。扯掉扣子，我站在一旁心里喊道。
其实我更愿意请昌佑寺住持帮我解读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说这次我没有胎梦，即便有，去寺庙的路实在太远太危险。我打量着广场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着稀疏白胡子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在垫子上，一双盲眼盯着对面矮木凳上的年轻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惯有的平淡语气说道，让人听不出他预测之事是吉是凶。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卷过屋顶，朝屋檐里面吹来。“离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门。一阵风把他的胡子朝脸上吹去。听起来这个卦象不错，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过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掺杂的。“他以后的官运不错。”算命先生接着说，毫不理会飘进嘴里的胡须。
我回头看婆婆，她在向近视眼卫兵鞠躬，另一个脸上有疤、皮肤黝黑的日本兵正挥手叫另一女人过来。那个女人把篮子放在地上，却忘了要鞠躬，黑脸警卫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脱掉上衣。”他命令道。
年轻女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一阵风掀起她的裙子，将裙摆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了，对此视若无睹。“这个孩子要小心，不能贪墨啊。”他建议。
他从牙缝里吸着气，我看得出他有多不情愿放行。然后，他用日本人的方式低吼了一声，让我出示良民证。他记下证件号码后，发给我一张通行证，我又鞠了一躬，向前走去。没那么糟糕嘛。第二次去厦门比上次容易多了。
石子路对面的水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人们慌张四顾。台风季已然来了。“有名望。有钱。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声音随着飞扬的尘土和枯叶变得越来越大，可是谁会在乎一个孩子是不是“自负，有时略显肤浅”呢。鼓浪屿那些算命先生实在是愚蠢，我用不着他们告诉我，阿豆是个沉静善良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公正无私”的性格能有什么用？
“是的。我们非常幸运。不过，我想去问问孩子的八字。”
那个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叶窗被风吹得格格直响，算命的盲人和年轻女人离得很近，似乎有意避开旁人，我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反正年轻女人只会记住她愿意听的东西。至于我嘛，我记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说的每个字，尤其是那些我不愿听到的话。“山下出泉。”有个算命先生说。“山泽损。”另一个人说，“会渐渐损耗。”天哪，他们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哼。中国人的命非常好。”他皱着眉头说，“现在，中国属于大东亚共荣圈了。”
这时，不知街上出了什么事，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占领区，突然响起的呼喊声和喇叭声也显得非同寻常。女人推开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门立刻变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说，“供养的钱。要给神明供灯油啊。”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我要去算命。”
年轻女人转身刚走，我一把抢过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我说。他举手示意我停下。街上警笛呼啸。他闭上混浊的眼睛，头歪向一边，听着街上“让开，让开”的喊声。然后，他一语不发，开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图往布包里塞。
“你为什么去厦门？”他问。这是个必问的问题。
“先生，怎么……”
我上前一步，向他鞠了90度的大躬。
他把三弦放在垫子上，卷起来固定好。
把守哨卡的是两个日本兵，脸上挂着高人一等的表情，跟他们的粗鄙长相极不协调。“你。出来。”其中一个日本兵说，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我。
“你坐的凳子。”他说。
“不要。”她说，“我们走吧。”
“我特意从鼓浪屿过来，要为我的——”
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和婆婆走出家门。阳光下的厦门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准备去省城的村姑，即便想一想心脏都会猛跳一下。不过，当我看见哨卡时，心里不由得开始打鼓。要是婆婆有什么不测可怎么好？聿明一定会责怪我，骂我满脑子“迷信”思想。我永远无法说服他，我这么做是出于一个母亲的责任。没有关于阿豆未来的满意答案，我绝不放弃。“您最好还是回去吧。”我对婆婆说，“真的。我自己去就行。”
“明天再来吧。”他从我手里接过凳子，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绑到背上。“你没听见吗？”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没关系。”婆婆说，“我没事的。你和安丽都涉险去过占领区，阿桂，你还去了好几次呢。这次该我去了。”
我正要开口埋怨他几句，一卷打开的宣纸突然砸到婆婆肩上。她弯下腰咳嗽起来，代书人朝我们跑来，挥舞着手臂一迭声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后的桌子倒了下来，毛笔、墨锭、镇纸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后背，咳嗽声才停下来。我捡起地上的宣纸卷，跑过去拿给代书人，长长的纸卷像风筝尾巴一样拖在我身后。我又帮代书人收拾好抄写工具和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等收拾停当，寺庙广场上的人已经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捆扎物品的和尚。看来没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回鼓浪屿。
“可是，韩太太，”阿桂将阿州的面碗交给奶妈，“您咳嗽还没好，不能去啊。”
回家的路程一开始还算顺利。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日本兵和中国警察在中山路上来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军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急忙躲进一条小巷，然后沿着偏僻的街巷朝海滩走去。大街上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海军，我猜一定是中国海军在进攻。可是，当我们从最后一条巷子里探头出来张望时，连中国军队的影子也没看到。日伪政府的警察在鹭江宾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日本兵正在街上盘查酒店的客人。狂风从海面上吹来，排队等待盘查的人弯下膝盖，彼此搀扶着稳住身体。维持秩序的警察看起来也很乐意互相挽住手臂。大家都知道十月份台风的威力有多可怕。
婆婆用手帕捂住嘴，清了一下喉咙。“好吧，孩子。”她终于开口道，“既然你坚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我和婆婆靠在一栋建筑物旁，肩膀抵住花岗岩外墙，那种坚硬的感觉让我们安心。有呼啸的风声做掩护，大家开始公然谈论厦门特别市政府议员被谋杀的事。有个自称知道内幕的人说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呸了一声，纷纷咒骂，此人臭名昭著，不仅大发不义之财，对日本主子更是奴颜婢膝。
阿豆扭动身体，一声不吭地用鼻子拱着我的乳房找奶吃。姑且不论算命打卦的结果是吉是凶，也许算不算命对阿豆的确没有任何影响，可我不会就此作罢。“其实算不上冒险。”我说，“只要出示良民证，他们就会放行。很简单的。”
我们在小巷里等了很久，听大家说到刺客及其同伙——一个乔装成皮条客的年轻男子和一个漂亮女孩——很可能昨天夜里逃走了。我们随着人群慢慢移动，今天码头上卫兵的盘问一定是场痛苦的煎熬，而波涛汹涌的海面也会让我们的回程异常惊险。
“我知道，我知道。”我瞟了眼阿桂，她正往阿州的面碗里舀蔬菜汤。
事实的确如此，海上掀起一个个巨浪，我们担心可能要等到台风过后渡船才会开。不过，日本卫兵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今天负责驾驶汽艇的是个中国人。这是一次恐怖的经历。小船剧烈地摇晃着，不断被抛向空中，海浪扑向船头，从船舷灌了进来，我和婆婆紧紧抱在一起，拼命抓住湿滑的扶手和长凳。到岸后，我们顶着风雨向前走，脚下趟着从水沟里不断涌出的积水，我心里充满了歉意。“真的很对不起，婆婆。”我迎风向她喊道。
“算命先生决定不了人的命运，安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
“不值得吗？”我把怀里的阿豆转过来，让婆婆看看他的小脸蛋。“为了这个孩子，您的孙子，难道不值得冒险吗？”凡是涉及阿豆的事，我总是很难保持理性。我把阿豆又转回来，紧紧抱在怀里。“我放不下这件事，婆婆。昨天那个算命老先生几乎什么也没说，就好像他根本看不到阿豆的未来。”我吻了一下阿豆的耳朵。
我和婆婆到家时，阿桂和素莉已经关上木百叶窗，把家具推到靠内侧的墙边。她们卷起了地毯，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饰品，把花瓶、雕像和照片等可能会被暴风雨损坏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素莉终于听见我们重重的敲门声，冒雨跑出来打开门。阿桂胳膊上搭着毛巾在屋里等我们。她用毛巾把我们裹起来，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让我们上床前要喝碗热汤，一边带我们穿过已经面目全非的房间。
婆婆却不这么看。早在厦门沦陷前，她就已经两年多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座“孤岛”了，她并不赞成我的想法。不值得冒这个险，她说。
半夜时分，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我笔直地坐在床上，两手紧紧捂着耳朵，却根本无法挡住外面狂风的怒吼。天哪，刺耳的呜咽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呼呼的风声和百叶窗砰砰的撞击声像是一支幽灵军队在愤怒地厮杀。我眯着眼睛，缩起双肩。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台风，甚至喜欢台风天——风呼啸时令人感到紧张兴奋，大家缩在屋子里面，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台风就会结束，平安无事后我们还可以庆贺一番。但今晚不同，这次的台风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之后几个月我没再去过厦门。到秋天时，我决定要去厦门找个可靠的算命先生。鼓浪屿的算命先生只会胡说八道。岛上所有的算命先生我都看过了，可对阿豆的生辰八字，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令我满意。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阿州出生前，我做的和尚以及三只白老虎的胎梦。我希望阿豆的未来也有这样的好征兆。没有胎梦，至少也要找个够格的算命先生看看阿豆的将来。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厦门找。
最后，我精疲力竭地放下双手，倒在枕头上。如果婆婆因为今天外出染上肺炎，那么，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