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住在山上的宾馆。晚饭后汪寅和罗天渺几个人在山间小道上散步，蒙天舒和几个人左右陪着。早上的那个中年人跟在后面，几次想找机会插进去，都没成功。后来蒙天舒恼火了，并不回头，就知道那中年人紧跟在后面了，一边侧了脸跟罗天渺说话，一边在身后一下一下挥动着胳膊，示意那中年人离远一点，那胳膊似乎在一声一声地说：“滚开！滚开！”那个中年人站住了，望着蒙天舒的背影，横眉冷对。我走过去说：“罗主编呢？我想跟他说说论文的事呢。”他往前面一指，怒气冲冲说：“你狠一些，你去说，看你去说！”我故作惊异地望着他，他连忙说：“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你……你去说也说不上。什么人啊！”手往前面一指，“说他们呢，什么人啊！”
车门口已经有个年轻人等着，等罗天渺上了车，身子一侧，把蒙天舒挡住了。蒙天舒还想挤过去，那年轻人双臂张开，把他挡住，上了车就顺势坐在罗天渺旁边。上车还有这么激烈的竞争，不仔细观察，真的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上车看见蒙天舒坐在后面，阴沉着脸。我笑嘻嘻地招呼他，他“嗯”了一声。
很晚了张维到我房间来，进门说：“我们学校花了几十万办个会，这钱有一半是为你们那个蒙老师花的。我们搭了这个平台，在台上跳舞跳得最欢的就是他。我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应该向他学习。君子不言利，那是古代的君子，现在是市场经济，适者生存。我看他很快就会在《历史评论》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发文章了，国家社科项目也快了，正教授也是捏着指头数日子的事了。”我说：“从理论上来说，真的应该向他学习，不学的话，那就看着人家在聚光灯下跳舞，自己可能连在旁边伴奏的机会都没有。事情看都是看得清的，谁傻？就是做不出那个样子啊！”他说：“做不出就替别人伴奏吧，那有点惨，所以做不出也得强迫自己去做。要主动出击，出击！”他右手握拳往前一击，又一击：“出击！像李白那样躲进终南山，想等皇帝公主来发现自己，那是古代的故事。”我说：“怎么强迫啊！不强迫自己吧，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给自己找个理由，说来说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心里它不愿意。除了这个理由，难道还会有人来说你的好？无人见证。”他说：“开个会吧，这是学术活动，开着开着就变味了，‘学术’这两个字变成形容词了，‘活动’才是主语。”我说：“像我这样不会搞学术活动的人，将来恐怕真的只能当个伴奏的人了。”又说：“我想着自己拼命把学问搞好，难道真的就出不了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不然就太没有希望了。不但我没希望，连学术也没有希望了。”他说：“还是理想主义，害怕真实。那除非你真的把自己搞成了冯友兰、郭沫若。”我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这是对学术的一点信念。如果这点希望都没有，那我可能真的就真的没希望了，完全彻底。”他说：“这个完全彻底真的可能是完全彻底呢，可能还要把‘可能’这两个字去掉。”
第二天早饭后在宾馆门口等车，我看见那几个大人物身边都有人占位，就干脆放宽了心，不再做前去亲近的努力。蒙天舒帮罗天渺拉着行李箱过来，另一边还有一个中年人。看着两个男人拖着那个小箱子，我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抿着嘴笑了。车来了，两人帮罗天渺把行李送到车旁，都说：“我来，我来！”每人拉着拉杆的一边，都不松手。两个人抬着行李箱，塞进了旅游车的行李箱。两人放行李时，罗天渺走到车门口，蒙天舒不等行李放好，就追了过去。
两人盯着电视看了一会，他忽然问：“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想说“糟透了”，又想要点面子，就说：“一般。”又补充说：“太一般了。”他说：“想不想赚点钱？”说到赚钱我心里亮了一下，想象着有一堆红票子堆在眼前。又想起早几天赵平平告诉我她又怀孕了，当时她的眼神带着一种询问，让我想到了自己承诺的那三万块钱。我说：“麓城不比广州，没有钱遍地打滚。”他说：“那是想象中的广州。”又说：“有件事本来不想跟你讲的，犹豫这两天还是讲了吧。我今年在省教育厅申请到了一个重点课题，关于广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史，有五万块钱。最近我这个人心态很浮躁，沉不下心来写。能不能就请你帮个忙写了这本书，经费全部归你，五万！书归我去出，要赞助是我的事，稿费也全部归你。我也就挂个名，把课题结了。”又说：“有的是人想接这趟活，我不相信他们，怕写出来不像个东西，把我的名声败坏了。”我笑一笑说：“你就那么信得过我？”他说：“那当然，我们是属于那种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的。”
那两天我都没有机会跟罗天渺和汪寅两位老师说上话，想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那根本不可能，要削尖脑袋去找机会，抢位置似的，我实在也做不出。散会了，第二天会议组组织去罗浮山旅游。先天晚上我想着是不是把那盒茶叶给汪寅送去，这么好的茶叶，也不是我消受得了的。到了他房间门口，侧耳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离开了。如此三次，后面两次有人就守在门口等，我只好装着路过，从楼道走过去。十一点钟再去时，门口已经亮了“请勿打扰”的灯。我在门边叹口气，摇了摇头。
这个建议我本能地非常抵触，用自己的才情去帮别人写书，这让我的自尊心难以接受。可想到赵平平，还有那五万块钱，心里又犹豫了。我实在是太需要这笔钱了。我忽然对“雪中送炭”这个成语产生了有体温的感受，五万块钱，红红的一堆，那是冬天里的一盆炭火啊！我说：“五万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呢，不过广州这个城市我真的很生疏，没有情感体验恐怕写不好。”他说：“材料我那里一大堆，你搞个文化史的构架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我说：“让我想两天吧。”
上午是开幕式，主持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编汪寅。这名字我非常熟悉，早两年通过冯教授的推荐在他那发过一篇论文。以后又直接寄过两次稿子给他，就没有消息了。我盯着台上，心里盘算着散会时在门口等着他，跟紧，一直陪他去自助餐厅。台上的主题报告我都没认真听，心里想着中午跟汪寅说几句什么话，才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来想去竟想不出这几句话。“学界泰斗”“如雷贯耳”，这样的话说不出口；“久仰大名”“非常敬佩”，这样的话没有分量。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才情枯涩，没有出息那是理所当然。又恨自己事先怎么没做充分准备，把他们最近的文章找来看看，作为一个话题、一个切入口。散会时汪寅走到门口，已经有好几个人拥簇着他了。他们在说话，我也不能那么横插进去，只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丛中，在门边叹口气，摇了摇头。
那两天我在山上没心情看风景，也不再去想怎么与那些名刊主编接近。我把张维的建议在心中反复思考。为了几万块钱写本书，这事我以前也做过，这一次却特别地别扭。如果是一个老板请我写传记，那我挑明了奔钱去的，一场交易两相情愿，自尊心并不感到难堪。可这次要以学问的名义，学问也能拿来交易，这让我很难接受，觉得辱没了学问，也辱没了自己的职业。
一会罗天渺进来了，我端着碟子起身想等他取了早点，就坐到他身边去，看见蒙天舒跟他打招呼，又挨着他身后拿早点。我忽然发现罗天渺前面那小伙子也在跟他说话，我想：应该是偶然站在那里的吧？罗天渺取早点时，蒙天舒和那小伙子一前一后夹着他，他拿水果他们就拿水果，他拿豆浆他们就拿豆浆。等罗天渺向桌边走去，我就朝他走去，那小伙子身子朝我这边一站，把我和罗天渺隔开，顺势在罗天渺身边坐下，另一边就是蒙天舒。我只好装着是来找蒙天舒说话的，问他住哪个房间，就离开了。心想：这两个人把罗天渺挟持了似的，也不知他自己意识到了没有。
有人告诉我，张维最近搞到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为哪个市的市长写传记，有三十万。看来他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奔大头去了。这让我心里更堵得难受。可是，钱啊，钱啊，诱人又逼人的钱啊！有了这笔钱，生孩子前前后后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你说这钱是个老鼠屁，老鼠屁都不值，那是不行的。我没有这种豪迈，真的有，那也是矫情。可是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不接这一趟活儿，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抗拒，不愿意。这不是理由，可又是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也许我得做好准备，接受那样的命运，不但没有在聚光灯下跳舞的可能，连伴奏的机会都没有。
快天亮时我才睡着，不一会就被手机闹钟惊醒了。我想着早点去餐厅等着，找个机会坐在罗天渺旁边吃早餐。还有别的几个名刊编辑，我连脸都不熟，打算上午开会时好好记住那几张脸。到了餐厅，还没几个人，服务员问我要用餐券，我就退了回来，到外面走走。过一会再去餐厅，人已经多了起来。我眼光扫了一圈，发现罗天渺还没有来，就放了心，拿了油条豆浆，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边坐下，眼睛瞟着门口。我看见蒙天舒进来了，却在那里晃着，就指着早点示意了一下，他点点头，还是那么晃着。
第二天就要下山了。下午张维问我想好没有。我说：“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他说：“好的，好的。”气氛有点尴尬，他就叫着别人的名字，跑到前面去了。
可是现在，这种信念发生了危机。同样一篇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上是发，发表在一般刊物上也是发，论文还是那篇论文，发表的地方不同，它的分量相差那就太大了。我总是想着好论文肯定会发表在好刊物上，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这里，关系是那么重要，太重要，比论文的质量更重要。总之眼神已经不是那种眼神，标准也不是那个标准，一切都失范了。没有关系，论文就难上权威刊物，也获不了奖，争不到项目，评不上职称，涨不了工资，也就没有学术的尊严。我总不能对别人说，自己发表在那些不起眼的刊物上的论文是多么有水平吧。对学术水平的鉴定已经完全交给了编辑，我跟他连一面之交都没有，那论文投过去扫一眼都来不及，就湮没到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去了。这样想着，我决定这几天还是要接触一下那几个名刊的编辑，至少跟他们混个脸熟，以后投稿也有个说话的台阶，至少把我的稿子扫那么一眼。
我独自在山路上走着，忽然发现小溪对面的悬崖上有一朵耀眼的花，红硕地开着，孤独地开着。我跨过小溪，抬起头看那朵花。这是一株无名的花，矮矮的，生长在岩石的缝隙之中，只有一朵花，在这深山独自绽放。它就是它自己，它为自己绽放，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欣赏。它开得这么饱满，这么鲜活，内敛孤傲，却无意向世界宣示。我踮着脚，轻轻摸了摸花瓣。
我躺在床上，想起张维说的“边缘化”的话，胸口被插了一刀似的痛。做学问也可能被边缘化，我以前也模糊地想过这个问题，现在陡然清晰了，感到了形势严峻。一篇论文、一部著作，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圈子里的人都看得出，这眼神谁都有。那杆秤在人们心里，一分一毫都是清清楚楚的。认真做学问，写出了好文章，别人想挡住我前进的道路，让我边缘化，那怎么可能？这是多年来支撑着我努力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