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星期我没有去找学生。有几个学生试探着发信息来询问我是否很忙，我就回信息问他们有什么事。这让我有点愧疚，有点不安，一瞬间也就过去了。别的班导师曾对我说，评补助这么一点工作量，自己怎么能投入那么多？以前我觉得一个老师不应该这么想，现在感到这么想也能理解。这是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做什么事都要算一算投入和产出，算一算性价比。我理解了别人，就解放了自己。
过几天有个男生写了读这篇文章的心得给我看，这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很想他们能跟自己一样，对司马迁这样的人有一种崇拜，不但把他当作学业导师，也当作精神导师。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如果这点崇拜都没有，那他这一生都不可能有最起码的信念。可有时我又非常怀疑这种努力，如果连我自己都要被市场裹挟着走，又怎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呢？
我眼前几件要做的事情，一是赵平平的编制问题，二是怎么筹起三万块钱，三是发表论文为评副教授做准备。还有其他一大堆的事。赵平平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催促我去找关系。她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要脑袋爆炸。我拖延说：“等你笔试过了线再去找吧，万一没过线，我不白找了？”说真的她如果笔试没过线，我心里虽然会很懊恼，可也会轻松一点。她说：“你不想找你就别找，我前面都考过四次了，第五次会考不过吗？”我说：“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她说：“万一我考过了，就来不及了。找人那不得拐几个弯？笔试到面试一个多月，成绩出来就只有十几天了，你又不是大人物，大人物咳嗽一声就搞定了，你怎么来得及？”
这样想着我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学生宿舍我原来每个星期都会去的，没事也去，跟学生说说话，有时到食堂楼上的餐厅小聚一下。我的想法，自己影响几个人还是可能的。我希望他们对专业有一种信念，对公正也有起码的信念。如果一个文科大学生都没有这点信念，那又还能指望谁能有这点信念？我跟他们提及最多的人就是司马迁，有时背诵《报任安书》中的几段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的，却是我的精心安排。有一次我说到司马迁虽遭腐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纵使如此而不移其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个学生听了都很动容，说：“聂老师，想不到几千年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人。”我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因为他是人。”
她说得太有道理，我根本就无处退缩，在生存的底线面前，实在是退无可退。我说：“以后我们的崽生在厅长家里就好了。”她说：“那还是你的崽不呢？”我说：“那也是的啊，看来我得去谋个厅长干干。”她说：“就别说厅长吧，那不是你这号人能想的事。一个小学老师的编制搞不定，当厅长？”我空洞地说：“那不见得，那不见得，我这号人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号人。”她说：“你是哪号人我们就不讨论了，怎么讨论也不能把这号人变成那号人。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去找人。”
也许我真的应该用赵平平那样的眼光去看世界，那没有什么不对。可我不能。这一点都不是矫情，也不是虚伪，一个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矫情和虚伪。但是我一点展开的空间都没有，而现实生活对我却是步步紧逼。三万块钱还没着落，还有太多的事要钱去打发，这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犹豫了几天我决定暂时向生活妥协，也只能妥协。自我生存这么现实，现实到像阳台的棱角，坚硬、冰冷、粗糙，我没有办法设想它的温和柔软。我就生活在这里，在当下，而不是别处。我把这种妥协当作潜伏，关云长在曹营还隐忍潜伏了那么久呢。有朝一日我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样想着，我又怀疑自己是在欺骗自己，给自己的自尊心找台阶。有朝一日，我真的不敢说，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又是最痛苦的事情。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又怎么搭上关系，再怎么让他帮自己说话，对我来说，这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过湘江，过大渡河，四渡赤水，再过雪山草地。赵平平说：“书上有个‘六人定律’，你想要认识任何一个人，最多搭桥六次，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说：“那我们搭桥去认识徐省长。找谁搭桥呢？你在学校系统有这么多年了，你应该认识他们。”她说：“徐省长、刘市长我认识，电视里看到过，陈区长我也认识，听过他的报告，这三个人讲的话甩在墙上能打个洞。可他们怎么会为我甩出这句话呢？”我说：“你们区教育局的万局长不是来你们学校视察过吗？你不认识？你认识了我就跟你去她家拜个码头。”她说：“她说起来只是个科级哦，到我们学校来我边都拢不上，只能远远看一眼。凭着这一眼的关系她会给你一个编制？你以为编制是什么东西！”
这些想法我都没有跟赵平平说，说了她会笑我自寻烦恼。她体验到的真实和我是不一样的。可我又不能当鸵鸟，把头埋进沙滩。你刚埋进去，银行提醒按揭的信息就来了，你说自己在考虑天下大事，需要缓交，那可能吗？于是赵平平的真实也就是我的真实。我不能骗自己，也没法骗自己。这样想起来，曹雪芹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来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
编制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不言而喻是好东西，那不用想。可这个好东西硬是把一个学校的老师分成了几等，有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在这个小学当个上等人，这是赵平平一辈子最高的理想，但这跟搭天梯摘月亮有同样的难度。我跟赵平平讨论了几天，就是找不到那条去摘月亮的天梯。我鼓足勇气去问院里几个关系好点的老师，你有什么人在白沙区政府和教育局当个什么没有？都说没有。再问，你认识的什么人，他认识的什么人在那里当个什么人物没有？还是没有。开始问的时候是羞愧万分，问多了那羞愧感也就麻木了。既然是求人，那就是求人，不可能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地求。李白当年就是昂首挺胸去求人的，求了一辈子也没求着。
如果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什么意义啊、责任啊、天下千秋啊，都与我无关，盯紧眼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净了就是责任。我把课上好，把工资领回来，既是意义，又是责任。也许我唯一的痛苦，就是要对学生讲更深的意义，更大的责任。如果我不想当个骗子，我得承认这种意义和责任的真实存在，何况我也感到了这种真实存在。这既是意义的渴望，也是内心的真实。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和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
这天在院资料室碰见蒙天舒，他在翻看杂志。我想，是不是也问一问他？心里实在抵触，就取一份报纸坐下来看着，犹豫着，一边又把报纸移开一点窥视他走了没有。过一会他出了门，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放，追上他，把事情说了。说的时候我心里很抗拒，双脚在原地交叉移动。蒙天舒说：“麓城的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总会有我认识的人认识。”我急忙说：“你认识的那个人他认识谁呢？”我希望他说认识陈区长或者万局长。他说：“白沙区教育局的赵局长，副局长啊，我是认识的。”我说：“他是你的铁哥们吧！铁哥们，你的铁哥们。”他说：“他是我老板的师弟。前几年出了本散文，请我老板写序，我老板怎么会干这毛细的事？就叫我写了，以老板的名义发的。”我马上说：“那你们关系还是有这么铁，你请他出来吃个饭？今天晚上，我安排一下。”他说：“现在要请别人出来吃个饭，那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我老板出面，那是灵的，可他怎么会管这毛细的事情？”我有点泄气说：“人家是校长，怎么可能为我出场呢？你直接请请试试吧，说不定你请就请动了。”他说：“那我下午给你一个信。”我希望他马上就打电话，说：“现在打吧，现在，帮个忙吧。”他把手机按了一通说：“没存他的电话号码，还得回家找名片。”
可这一次她这么说，虽然也是随口说出来的，却让我感到了触动。既然对世界是如此无力，我为什么不退守个人的生存空间呢？也许，我跟万古千秋有关系，跟天下国家也有关系，但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关系，如果我当它没有，那就没有。可眼前的日子，你当它没有，那还是有。那一寸一寸的鲜活生动，你想躲也躲不开。生活伸出无数双手向你要钱，交按揭、交水费、交电费、交话费，买小菜、买豆腐、买肉、买衣服、买手纸……你往哪里躲？明年打算要孩子了，赵平平要我准备三万块钱，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呢！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
下午蒙天舒打电话过来说：“赵局长他不肯来吃饭，他说这事情太大了，他搞不定，不敢赴这鸿门宴。”我说：“你再请一请吧，老同学，关键时刻，帮帮忙啦。”我不由自主地捧着手机作了个揖：“帮帮忙。”他说：“除非叫我老板出面。我也不敢为这点事去惊动他，给他出难题的人太多了。你以为坐在那个位置上是件好轻松的事？”如果一定要惊动童校长，我也没信心了，站在大人物面前我都自觉气索，哪还敢惊动他？
赵平平说我傻，这不是第一次了，可以前我都没放在心上想过。女人的话你不能认真，女孩的话就更不能认真。她的心就那么宽，视野也就那么宽，能把鼻子前那点东西看清楚就不错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一览众山小。我体谅她，也就原谅了她。我不可能跟一个出门一定要描眉搽粉的女人去谈什么天下国家的事情，哪怕她也是学历史的。因此，当她说我傻时，我都不想跟她争辩，不屑于。要说傻，从孔子、屈原到曹雪芹，谁不傻呢？也许赵平平觉得把日子过好了就是人生目标，可我觉得这个目标不能成立；如果能成立，岳飞算什么？还不如秦桧呢。
我要蒙天舒把赵局长的手机号码给我。他说：“他会骂我呢。”过一会还是发给我了。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赵平平，她说：“一个电话号码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找不到他的号码。我又白高兴一场了，我的脑细胞禁不起这个折腾呢。”我把心一横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晚上我陪你去赵局长家，一个重点大学本科生，教书都六七年了，要个编制很过分吗？是谁过分！”她说：“我们学校七八年的还有呢，谁要都不过分，就是要不到。哭过的那不止我一个人，前年还有一个扬言要自杀的，结果呢，合同一到期就把她踢出去了。这样的人，哪个单位敢留她？”我说：“你一定不去，那我一个人去，我这一辈子膝关节就软这一回。”她犹豫了一下说：“那我还是陪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