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想着一件事，灵魂会出窍。这天突然来了灵感，曹雪芹不是卖画为生很多年吗？那么多画总会留下几张吧！万一在门头村搜罗到一张两张，那就了不得了。想到这里我特别兴奋，站起来在房间走了几个来回，恨不得马上出发。房门后面有张镜子，据说还是冯教授的开门弟子周一凡留下来的。我每次走到镜子前，就对着它扮出一个聪明的鬼脸。郁明那么聪明的人，又在圈子里混，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凑在窗前看看天色已晚，还飘着大雪。我看着雪花飘啊飘的，闭了眼觉得不是飘着白色的雪花，而是漫天的红色钞票，飘啊飘飘飘啊都向我飘了过来。
寒假之前我整天想着的一件事就是钱，钱，钱。没有办法不想。一个男人，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过年。房子买了快一年，还空在那里没有装修。自己家里、平平家里，过年总要有个交代，今年本来还打算要孩子，不得不推迟了。上次那四万元的稿费，已经被平平存了定期，声明了是装修的钱，过年不能动。我此时的心情，跟农民工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过年回家要有个交代。以前觉得他们很遥远，现在觉得很近，很理解他们。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想着万一找到一张两张曹雪芹的字画，那可不是齐白石可相比的！忽又想到曹雪芹将《红楼梦》增删五次，脂砚斋也清抄评阅五次。最后一次评阅是“己卯冬夜”，离曹雪芹壬午除夕逝世有三年。前面八十回增删五次，已有定本，后面几十回却没有写完，那怎么可能？一定有大量的手稿散失了。万一运气照应，被我找到一张，那就伟大了，这伟大那就不是钱可以丈量的了。
那几天我惘然若失，哗啦啦的红票票像闪电一样在自己眼前一晃，却飞到别人口袋里去了，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郁明这话让我有很强的挫折感。有什么意义？自己不愿意做，这是意义，也是理由，心灵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别的理由？没有。这算个理由吗？我把自己问住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起来了，第一次感到天亮竟是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的太阳怎么像只蜗牛？我等了一会，希望有个晴天，可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我想着是不是等天晴了再去，可心里实在等不得，就戴好帽子、手套、口罩，骑单车出了校门。
回到宿舍郁明正在打电脑。我把开题报告塞进被子里，说：“早就想问你，总是忘了，孟老板那事后来找到人没有？”他转过头来说：“后悔了吧！怎么会找不到人？别说找人写个东西，要找个推磨的鬼也找得到呢。”我说：“还是你推荐的？”他说：“后悔了吧！哗啦啦的红票票飞到别人存折上去了。这就是这事唯一不同的结果。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想不通呢？得开窍呢！”又说：“肯定还是我推荐的吧，我得把这个关系维持住。那个人你不认识。我下次再给你介绍生意，一定优先你！”
刚出门单车蹭在冰棱上，摔了一跤。爬起来还想骑，感觉天太冷了，可能已经到了零下十几度，就把单车送回去，打算搭车去。我回宿舍在地图上查好路线，乘地铁来到西直门，转乘360路公交车，路上折腾一两个小时，到了门头村。下了车我找不到印象中的门头村，以为下错站了，看看站牌的确没错，问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他说：“这就是的。”我说：“村子呢？”他往右边一指：“往里面。”我一看是一条柏油马路。我买个烤红薯，就往里面走。
元旦过了我想着下个学期论文开题的事，记起了张维师兄上个学期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题目是《明清之际士大夫风骨及其思想渊源》，对自己有点启发，想去复印一份看看。推开他的宿舍门，没有人，我就坐在桌前等。桌上电脑开着，我随意一瞥，竟是写孟老板的，刚开了头，题目是《从一个家族看一个民族的崛起之路》。我吃了一惊，马上掩了门出去。在楼下正碰见张维，躲避不及，就迎上去说：“这么冷你还往外面跑，死劲敲门宿舍里也没人。”他说：“打印论文去了，下期开学就答辩了。”我说：“就搞完了？快枪手。”他推开门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脑关了。我停在门边说：“你出去没锁门的？早知道我也进来暖和一下，害我在外面冻了半天。有贼呢，电脑什么的一拎就走了，太大意了。”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细想。人干吗活那么累？到最后反正是一场空，时间之中‘张维’两个字都留不下来。我是不是心态有点老了？”我说：“没觉得你心态老，你心态跟你的脸一样，小伙子一样的，哪看得出是三十出头的人？有什么保养诀窍？交代！”他高兴地笑了说：“诀窍就是万事不上心，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话把人生写死火了。想通了心里就轻松了。”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俗，陷到名利场里不可自拔，境界上不去。向你学习，向你学习！”借了开题报告就出来了。
一年多没来，情况已经大变，到处是建房的工地。村头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可是树枝已经颓败。我抬头望着，又用指甲掐一掐树皮，想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没有生命的迹象。我问旁边一个小卖部的女老板：“这棵树怎么了？我上次来还是好好的。”她说：“被人下药了，有人要盖房子，园林局不让砍，就下药了，晚上用开水灌进去的。”我说：“下的什么药？”她说：“毒药，白色的粉末，谁知道什么药？”我说：“谁下的？”她说：“那还不是老板！”我说：“你怎么知道有人用开水烫它？”她说：“那都是夜里做的，谁也没看见。树根那里雪没有了，那能不是开水！它就不该生在那里，挡人家发财了。这还是去年冬天的事，到春天，败了。”我说：“有人说这棵树有点来头，我就是从北京过来看它的。”她说：“来头？没听说，这树来头没有，有年头，我打小就看它立在这。唉，挺可怜的。”我叹息几声，想着赵教授要是知道了，会怎样地心痛啊！
信息发出去了，解释了原因。我坐在床边等她打电话过来批判自己，心里很紧地揪着，仿佛是一只铁麻花拧在那里。虽然我也解释了，可我想她不会听我的解释，她整天想着的是钱，钱，钱。这不怪她，是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到处都需要钱来缓解。过了好久还没动静，我有些失望，批判早晚要来，还不如早点来，我也早点过关。我在头脑中搜索所有的词汇来批评自己，像一个侦察兵搜索在阴暗处潜藏的敌人，“没有用”“意志不坚强”“瞻前顾后”等等。到了中午她的信息来了：“你在哪里？”我想难道她没收到我的信息？就回信说在宿舍。她说：“回来了就好。”这叫我找不着北了，说：“收到我那条信没有？”她说：“收到了。”我说：“那你还不批评我？”她说：“为什么要批评你，你有你的想法，不想做的事就不做呗，何况是这种事。”我心中一下就松弛了。不仅是松弛，还有感动，这个老婆还是找得好，要得。
我走过去抚摸老槐树，继续往前走，走了好远才看见几处老房子。我敲开一张门，一个中年女人把门打开一条缝，打量着我问：“找谁？”我说：“我是美术学院的，想买几张老一点的字画，回去学习一下。”她说：“没有。”把门关了。我又走了几十米，找到一处最破旧的房子，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大爷，很面善的。我高兴地说：“大爷，我从西山下来，冻坏了，能不能讨口热水？”他说：“可以可以。”把我让了进去。我捂着杯子说：“手冻僵了，这么一捂又有知觉了。”他把炭火往我这边推点说：“把身子骨也暖和暖和。”我说：“大爷，您这房子也有点年头了吧？”他说：“可不，我结婚我爹给我盖的，快有五十年了。”我有点失望说：“你们这里最老的房子有几百年的吗？”他说：“那哪有，都盖新房了，政府正征地搞开发呢，盖的新房也要扒掉。我这就是最老的了，我儿子早想盖新房，政府不让盖了，盖了政府赔得多不是？”我看他家衣柜是老式的，说：“这衣柜有几代人了吧！”他说：“可不是，好几代人了，那时毛主席还没进北京城呢。”我说：“你家里有老一点的字画没有？我多花点钱买几张回去学习学习，说不定您家上辈塞在衣柜什么地方，您都不知道！”他说：“有啊，可我不卖！我们不缺钱，你是不是看我家房子破？”我心中一喜，要他把最旧的给我看看，他往墙上一指说：“就那，还是我结婚那年贴上去的，都多少年了！”我一看是张毛主席像。我说：“不错不错！还有更旧一点的吗？小一点也行，没有画，字也行。”他说：“那就没有了，最久的就是这张。”我说：“大爷，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个人？”他说：“行啊，我住这里都多少年了。”我说：“这个人姓曹，叫曹雪芹。”他想了想说：“不认识，我们这一带是正黄旗，姓张的多，姓白的也有，就是没有姓曹的，他爹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爹，那应该也姓曹吧。”
在火车上我就想给赵平平发信息，把事情告诉她。让她空喜一场，特别对不起她。越是这么想就越不敢发，好像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开始不那么急着去报喜表功就好了，还不是想让她高兴一下？又犹豫了一天，想打个电话把事情说得清楚点，按了号码觉得还是发信息好。电话是面对面，报个喜那是非常合适的，不好的事，还是躲在信息里比较好。
告别出来我决定不问了。异想天开，天它偏就不开，天没有错，错的是我，真的是想偏头了。天已经晴朗，阳光明晃晃地照在雪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这时风更大了，在耳边嗡嗡地响。我冷得发抖，把双手袖在羽绒服袖筒里，又把帽子的拉链拉紧，缩了肩在风中行走。我想着这么冷的天，当年曹雪芹是怎么过来的，可有一件棉袄一盆炭火？我想象着他坐在茅草房里，用冻得红肿的手，握着一管毛笔，在描绘从前的繁华。这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有很多道路通向富贵，至少是衣食无忧。他姑姑嫁给了镶红旗王子讷尔苏，他在北京城穷困潦倒之时，也是他动笔写《红楼梦》之时，讷尔苏的儿子——他的亲表兄福彭正当着议政大臣，他为什么不前去拜谒，要求施以援手？他为什么不去考科举以图复兴家族当年的荣华富贵？退一万步，他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才华去当个豪门清客，以保衣食无忧？这些问题，实在比人们讨论了多少年的那些问题更加重要，如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他生于何年又卒于何年？他只要对生活稍做让步，把内心的原则软化一下，就会机会多多。他为什么要对生活说不？为什么？
我在旁边看得咂舌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伸出指头比划。他说：“比搞学问好点，跟当官不能比，那真的不能比。”我说：“那是齐白石的虾吗？”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如果不是，那就是几十年前的高仿品。”我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他说：“你的钱也很好赚，你怎么不赚了！”我说：“一部家族史，工作量太大了，会耽误我写论文的。”他叹息一声说：“没必要吧，你不写也会有人写，还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小许跟你联系了？”他说：“本来就是我找她的老板，拍了胸脯的。”我很歉疚地说：“唉，我害你了。”他说：“孟老板对字画有兴趣，在搞投资，是我们一个顾主，所以我直接介绍给你。没想到你还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唉，有什么意义呢？又没有人发奖状。钱它到底是钱啊！那数字睡在自己存折上跟睡别人存折上，那感觉不是一回事啊。”我说：“是的，我这个人没有用。”他说：“我还得另外找人呢。”我说：“我害你了，我这个人真的没有用。”
曹雪芹太骄傲了，内心也太强大了。他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世俗的眼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从北京城来到西山脚下，远离了朋友和习惯的生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太穷困，在京城再也生活不下去。他有那么多机会，都放弃了，来到西山这寂寥的一隅。他唯一的儿子在贫困中病死，几个月后，他也在贫困悲伤中逝去。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变了世界吗？没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也没有。既然没有，他的选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唉，心灵的理由是不是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呢？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都是如此。我是聂致远，我不是他们。这让我感到惭愧，却也感到幸运。
他们在谈一幅画的真伪，那幅画很小，两个巴掌大，是齐白石画的两只虾。郁明说：“这画肯定是有点年头了，不是这几年的，是不是齐白石他本人的笔迹，不敢说，两只虾，谁画不是画？”那人说：“这么生动，好像要跳出纸面来了，除了白石老人，谁画得出？”郁明说：“谁画得出？我拿两张给你看看？”找出两张画，也是虾子：“这是白石后人画的，他老人家的儿子孙子弟子，还有儿子孙子弟子的儿子孙子弟子，一大堆人都在画，你看这几只虾是不是也要跳出来了？一千块一张，你拿去，你要不要？”那人说：“看这纸的成色，一看就是这几年的货。”郁明说：“所以一千块钱一张。画第一是看作者，第二才是看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原画，十亿你买得到不？现在谁画一幅，也一样生动，十万有人要吗？”那人说：“反正就是齐白石的。”又说：“至少你也不能说不是白石老人的真迹。这样好不好，你在这证书上签个字，鉴定费我增加一倍，两千。”郁明说：“三千，我这是拿自己的名声在赌。如果我确定这是赝品，三万我也不能赌，郁明现在的名声不止三万呢，不是前两年了。”那人说：“您是博士，您是博士，那就三千。”付了三千，郁明签了字。那人小心翼翼地把画夹好，放进提包走了。
我为曹雪芹感到不平和痛心。这么贫窘而寂寞的一生，一个伟大心灵唯一的一生。他的清高和骄傲没有得到任何现世回报，就那样无声无息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消逝了。我忽然想起，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花了几千万英磅，如果当年曹雪芹能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就改变了。还有上个月，山西一个煤老板和那个女明星的婚礼也花了几千万。如果当年曹雪芹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如果曹雪芹能有钱给儿子治病，他儿子就不会死；他儿子不死，他也不会死那么早，还不到五十岁啊……我在寒风中流下了泪水，冰冷的脸上感到了一线温热，马上就被吹冷了，那一线温热就变成了一线刺痛。
回到学校我快冻僵了，人行道上的冰棱被踩得嘎嘎地响。冰棱硌着我的脚，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忽然变成了一种憎恨。我把冰棱用力踩了几脚，根本就踩不碎，倒是自己的脚痛得受不了。我飞起脚把那几块冰棱踢到路边去，嘴里嚷嚷着：“踩你老子踩不动，踢你老子也踢不动呢？”推开宿舍门郁明在房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郁明说：“才回来？”他这一问我知道许小姐把事情告诉他了，他没算到我排队买票和候车用去了近十个小时。他说：“车上挺辛苦的啊！”我说：“也不辛苦，我就躺在那里睡了一觉。”他说：“那我先跟朋友谈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