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次在死者和生者之间划清界限的事件。”多彦认真地说，“死者在那边，其他人在这边。不管有多了不起，还是多渺小，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在他和其余人类之间画上一道无比坚决的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一样。如果说诞生是‘我也要加入’这种并非出于本意的卑屈的汇合，那么死亡就是‘你们都出去’这种强力的排斥。所以我觉得，比起让一切都持续的出生，让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死亡才更加大公无私，更加崇高。”多彦就像在读书上的文字那样平静地说道，就像一块被夯实的土地，我想。多彦对于死亡的观念经过长期地、反复地咀嚼，已经无法容人置喙，因此反而比老人的观念更可怕，更接近死亡。
“是吗？”我含糊地问。
“死亡让我们变成零碎的渣滓，瞬间成为若干残余。”
多彦用一种成熟的口吻对我说：“在无法挽回的事情面前，觉得困惑也正常。”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海彦。想到瞬间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若干残余的海彦的美，空前绝后到让人怀疑是否真正存在的那种美，我的心轻轻颤了一下。“有的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变成若干残余。比如……”我犹豫了一下，说出那个名字，“我是说，海彦。因为在海彦面前，我们好像微不足道。”
说完这句话，我更加困惑了。我似乎正是以多彦看待图书馆里老人的那种方式看待爸爸的，尽管如此，多彦评论老人的那些话，不知为什么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爸爸也是那样的吗？只是那样的吗？
多彦笑了，就像很久以前在图书馆咖啡厅见到时那样，表情阴郁地扭曲着。
“我至今对此感到困惑。”
“尚熙姐，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我姐姐改名的事。”
“前年春天，因为肝癌。”我简短地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起了贯穿父亲一生的军人精神，也说起了那种狭隘和单纯让我多么窒息。因为父亲，我去了师范大学，当了教师，父亲去世后，我辞去了教师的工作，读了研究生。我还说，自己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恨过父亲，但好像也没有爱过他。
我说没有说过。多彦告诉我，海彦的名字原本是惠恩。“可爸爸……”多彦继续说。我努力想把遨游在天际的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话上，却怎么也做不到。刚才不小心听到多彦打电话的声音还在耳边萦绕。“惠恩呢？妈妈……惠恩呢？妈妈……”当时多彦说出的名字是哪一个呢？惠恩……海彦……妈妈……突然我发现多彦正盯着我，为了表示自己在认真听，我和她对视了一眼并点了点头。
多彦吃惊地问。
“妈妈还是那么相信。直到现在还……”
“姐姐的爸爸去世了吗？”
多彦这样说完，就闭口不再言语。虽然不确定她妈妈还相信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多彦母女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惠恩或海彦。真的有点不寒而栗。
“如果我爸还活着，也会成为那些老人中的一员吧。”
在一楼的休息室里，我们没有谈到骨癌的问题。从休息室出来，我们到储物柜里找到各自的包，一起走出了图书馆。多彦说想抽会儿烟，于是我们朝着吸烟区的长椅走去。我说想请她吃晚饭，问她有没有时间，多彦爽快地回答说好。我又问她喝不喝酒，她笑着说喝。“那喝酒也让我来请吧。”我说。多彦又笑了，似乎在说：“就按姐姐说的办吧，我会一直笑着的。”看到多彦这样，我心里还是感觉很沉重。
那写什么？我用目光追问。多彦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和忏悔录差不多的东西。没等我再问什么，她又回到了老人的话题上。她说他们矍铄的精神和腺病体质、对琐事的执着，说他们的行为就像机器里面的装置一样自动流出的词汇和鸟类的集体舞蹈一样整齐划一。多彦轻咬住嘴唇，说这里不像图书馆，而是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让我想到了“标本”，然后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入殓的遗体。不知不觉中我竟自言自语道：
多彦抽烟时，我一直在思考着惠恩或海彦的存在。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尹泰琳。也许是因为以前在大学图书馆的咖啡厅里，多彦问过我是否能联系到尹泰琳。当时我说在班级同学会上偶尔会碰到。多彦虽然要走了我的手机号码，但后来没有问过我尹泰琳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因为其他事情联系过我。
“不是的，姐。不是写诗。我都不会写诗了。”
多彦抽完一根烟，又点燃了一根。现在对吸烟场所的限制很严格，很多人都会这样一次抽好几根。话说多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她现在还想知道尹泰琳的联系方式吗？我也很久没见过泰琳了。泰琳和申政俊结婚前来同学会发过请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同学会。大家猜测说，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生气了。
多彦摇摇头。
多彦仍在专心抽着烟。几年后我在同学会上听说尹泰琳年幼的女儿被拐走了。那不是传闻，而是事实。据说保姆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出了一趟门，到家后发现婴儿车里的孩子不见了。推着婴儿车会不知道里面没有孩子吗？保姆说她真的不知道。她说，婴儿车的帘子是拉下去的，下面一格里又装着各种婴儿用品，而且车把手上还挂着从有机农产品卖场买来的牛奶、水果和果汁什么的，所以没觉出重量有异常。警方调查了保姆的行动轨迹，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场所是有机农产品卖场。当时保姆把婴儿车推到柜台后方的角落里，与卖场人员发生过短暂的争执。“也就是说，”一位同学一边用手指在桌子上画出一条长线，一边说，“这里是柜台，这边是卖场。”然后指着那条线对面的一个角落说：“婴儿车大概放在这里。”监控对准的是卖场里面的柜台，所以后面那一带是监控死角。同学说，可能那时有人把孩子从婴儿车里弄走了。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海彦死后，同学们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各种图形和数字，对凶手是申政俊还是韩万宇展开各种推理，这些画面在我的眼前重叠。现在想起泰琳，也是因为那种既视感和重叠感吗？
“写什么？诗吗？”
多彦把第二根烟在烟灰缸里按灭，问我：
“不是学习……只是写点东西。”
“姐，你信神吗？”
“是来学习吗？”
“神？”我说，“好像不信。你呢？”
这样一想，多彦和我好像每次见面都是在文艺部教室或图书馆，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空间里。
“我目前也不信。”
“算是经常来吧。”
我问她是否有可能相信，她说没有。
“看来你经常来这里啊。”我转移了话题。
“我想相信，可是……我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发生着我死都无法接受的事情，还怎么去相信神呢？”
听到多彦这样说，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散落的沙发上坐着的大部分都是男性老年人，休息室里充满着用急促的声音进行的对话，以及类似石灰味的干涩味道、淡淡的男性护肤品味和条装速溶咖啡的香味。老人们身上都有一种文雅而衰弱的气质。多彦跟我讲了几件和他们相关的事，比如穿戴文雅的老人在餐厅为了抢自己喜欢的菜比较多的餐盘，故意装作没站稳，猛推一下前排的年轻人，趁机加塞的精明；比如老人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争论中，各自提出的荒唐的诡辩；比如漫长无谓的争论在某一秒被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论调快速缝合，让人哑然……不知为什么，这些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多彦就像在图书馆休息室谈论老人时那样，用极快的语速说了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比如，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出生了。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经常挨饿、挨打、翻垃圾堆，结果患上疾病，眼睛失明。十二岁时，她遭到轮奸后被乱刀捅死，最后被扔弃在垃圾场，那个她生前一直在那里寻找食物的垃圾场。即使这样也能相信神吗？
“在这里坐久了，感觉有点奇怪呢。”
一开始我不理解多彦为什么要说这些，但这些话越来越吸引我。吸引我的不是她说的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多彦的态度。从多彦的话中，我感到极度的凄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多彦看起来孤独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多彦被孤立了，无论她有意无意，都处于一种与人隔离的状态。
她微笑着。我说幸亏遇见你，已经都弄好了，然后把借阅证还给了她。
多彦似乎想冷静一下，深呼吸后继续说。比如，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男孩出生了。他是只有侏儒妈妈和妹妹的穷苦人家的长子，因为没钱买新鞋，所以走路时总趿拉着鞋走。十二岁开始，他靠自己打工赚到的微薄收入上学，十九岁被扣上杀人的罪名，被警察拷打，被邻居指指点点，还被赶出了学校。去当兵后他被查出骨癌，不得已腿被截肢——这是我第一次从多彦那里听到骨癌这个词——然后因病退伍，再后来拖着残疾的身体到洗衣厂工作，忍受着高温熨烫衣服。最后骨癌转移到肺部，三十岁他便死去了。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神的旨意吗？
“打印好了吗，姐？”
我感觉到，多彦长久以来都想向他人倾诉一些什么，只是有一些东西无法说出口，只能一直徘徊在遥远的边际。
抱着复印好的资料出来时，多彦正站在休息室的窗边打电话。这时我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如果当时我没听到该有多好。我听到多彦用充满喜悦的声音问：“惠恩呢？妈妈。”听起来就像是在问：“海彦呢？”惠恩，海彦，两个名字太像了。“啊，真的吗？”多彦大声笑起来。我赶紧向后退。虽然我没打算偷听，但也不能让她发现我听到了那个名字。一种模糊但又鲜明的恐惧油然而生。多彦打完电话回过头时，我从适当的距离向她走了过去。
“姐，这都是神的旨意，即使瞭望塔着火、船只沉没，这都是神的旨意，能这样自信地说出来才能说自己相信神，不是吗？可我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这不是天理，而是无知！这都是神的无知，应该这么说才对！应该说不懂万物的是神，这么讲才对……”
于是我拿着多彦的借阅证进了图书馆。
这时多彦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号码，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很明显她在顾忌我。她走到一边，和我保持一段足够避免我听清的距离，然后背对着我接起电话。我知道多彦刚才说的那些话不仅仅是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它们指向一个模糊闪烁着的、某种意义上的靶子。十九岁被扣上杀人的罪名……难道……在想起他的名字之前，我先想到了那首以“恨满——呜——世上”开头的歌。对，韩万宇，是韩万宇吗？患了骨癌而死的男人是韩万宇？难道和我同岁的他在三十岁就死了吗？
“我去一楼休息室。姐不用急。”
“怎么办呢，姐？”接完电话回来的多彦对我说。
“那我马上复印好就出来，你找个舒服的地方待着等我吧。”
“我很想和姐一起吃晚餐，但我得走了。我有点事情。”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出入图书馆时，只要在条形码识别器上刷一下借阅证，不需要确认是本人。对我来说这自然是个诱人的提议，只是对多彦有些不好意思。多彦说不用不好意思，然后把自己的图书馆借阅证递给了我。
大概不是什么坏事，多彦的表情看起来并不沉重。“那么，姐，”多彦带着调皮的微笑说，“就算不信神，那诗呢？你相信诗吧？”
“那姐用我的借阅证进去复印吧。”
“我相信诗。”
“但是，找资料有点麻烦呢。”
我也笑了。突然想起了妈妈的话，我很想把它告诉多彦。爸爸去世后，妈妈总是习惯性地说：“如果油不漂上来，你爸就会死得更早。”一边从排骨汤或酱牛肉锅中把浮在表面的白色油脂撇出来(1)。
“要不我来帮你复印？”
“‘如果油不漂上来’是指……”
“其实我需要复印一些资料。”
多彦问。
“进去有什么事吗？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如果大海是陆地(2)，类似这个意思吧。”
“啊，这样啊。”多彦笑了，笑声清亮爽朗，我又吃了一惊。
听到我的话，多彦像自行车的铃声一样丁零零地笑了。
我又说不是，办理一次性借阅证需要身份证，可身份证也在钱包里。
“妈妈们真的很了不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朴素的哀悼了。”
“那办个一次性借阅证就行了，当场就可以办好的。”
“对自己一辈子撇出浮油、精心照料之人的哀悼？”
多彦的语气非常自然，仿佛我们经常见面。我说自己好像忘带钱包了，她说只要不是丢了就好。她以为我要用钱，掏出了自己的钱包。我说不是，因为钱包里有图书馆借阅证。
“没错。天啊，撇出浮油、精心照料？尚熙姐简直是诗人啊。”
“找什么呢？”
我们这样说笑着，然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长椅上站起来，挥手告别，像明天还会见面的人们那样。我什么都没问多彦，包括住址、联系方式，就算问了可能她也不会说的。
那天我去国立图书馆找一些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复印。把包放进储物柜，正想从入口进去，发现自己没带钱包。回到储物柜翻了几遍包，还是没有找到钱包，看来是落在家里了。我着急地翻着大衣口袋，这时有人叫了声“尚熙姐”。
后来我经常去国立图书馆，甚至决定在那里写硕士论文。每次去我都会寻找多彦，但从未在那里见到过她，她明明说过经常去的。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多彦自见到我那天起便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以后应该也不会去了。她再也不会到图书馆吸烟区的长椅上吸烟了。
话又说回来，当时多彦为什么要对我说骨癌这种病呢？我努力想捋出个头绪，却徒劳无获。我不记得跟她谈论过疾病的问题，但脑海里明明清楚地记得多彦说起骨癌时那种严肃的表情和声音。谁得骨癌了？酒酣之际，饭店里越来越喧闹，已经调得很大的电视音量，也都被嘈杂声淹没了。有人嫌吵，用手机应用程序关掉了电视，但四周还是很嘈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直到会餐结束后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我才记起那次见到多彦的大部分事情。
多彦说：“我很想和姐一起吃晚餐。”那时我因为在想尹泰琳和韩万宇的事，精神开了小差，现在回想起来，她是在表明不再见我的意思。就一次，永远不会再有，是这样的意思。她避开了我。不仅是我，只要是知道很久以前那件事的人她都会避开。她需要这样做，她一定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立和遗忘，所以她才增肥后又戴了眼镜，躲在像一个硕大的茧一样的紫色派克服里，是这样吗？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的目击者？
大概是去年十一月中旬，我在国立图书馆一楼的储物柜前遇到过多彦。多彦先认出了我，叫了一声“尚熙姐”。如果不是多彦先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不会认出她。距离上次在大学图书馆的台阶上偶然相遇已经过去十年的时间了。确实是很久没见面了，可多彦的变化还是让我十分惊讶。短短的烫发，戴着眼镜，比以前胖了很多。她身上穿着紫色派克服和黑色棉布裤，臃肿的上衣就像装了很多茄子一样鼓鼓囊囊的。因为穿着运动鞋，显得个子好像更矮了。乍一看，她似乎比我还要大三四岁，可仔细一看，她连妆都没有化，皮肤看起来白里透红。也许，如果不是那次在大学图书馆前偶然遇到过，我现在反而会更容易认出她。像山区少女一样的女高中生多彦，如今已经变成了山区妇女，如果没有此前像楔子一样植入我脑海的黄色连衣裙的奇特印象，也许我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变化。
从地铁站出来时，我在想这一切可能都是荒唐的误会和妄想。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猜测全部属实，韩日世界杯当年发生的事件至今还没有结束，以后也不会结束，直到多彦的人生画上句号为止，甚至在多彦的人生结束后，它还会持续下去。某种残酷的东西始终在持续，我们却无能为力，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代表着怎样的重量，我无法想象。
骨癌。虽然陌生，但我以前听说过这种病。我是怎么知道的？我陷入了沉思。周围好像突然安静下来，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在看我，坐在对角线方向的指导教授好像问了我一句什么。我看了一眼旁边的讲师，他告诉我：“酒，教授问你喝什么。”原来该喝下一杯了。我端起烧酒杯向指导教授伸出胳膊，待杯子斟满后和教授干杯。看着指导教授，我又记起了硕士论文中期发表即将到来的事实，在那一瞬间，秽恶的记忆像蛇一样悄悄地爬上腹部钻了进来。国立图书馆，还有多彦。
(1)韩国饮食传统崇尚清淡，认为过多摄入油脂不利于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妈妈总是将汤锅里的油脂撇出来。待油脂漂上来，才可以撇去浮油。
对面的壁挂式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我正在搅拌用来蘸肉吃的调味汁，播音员的一句话穿越周围嘈杂的声音，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抬起头，电视屏幕上，一位运动员正在椭圆形的滑冰场上滑行，播音员用些许悲壮的声音报道了该国家队短道速滑运动员因肩部恶性肉瘤而死亡的消息。据说是在治疗肘部伤病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一癌症名叫肉瘤，也叫作骨癌……
(2)一句歌词。出自同名歌曲，描写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如果大海是陆地”和“如果油不漂上来”一样，是对不可能发生之事的假设。
研讨会结束后的晚餐选在附近的一家烤肉店。几张餐桌拼成长长的座席，参加者们一个个走进来坐下。我在中间的位置背靠墙坐了下来。服务员端来小菜和碗碟，大家开始帮忙分发起勺筷、碗和杯子。我边用湿巾擦着手，边看着男研究生把五花肉夹到烧热的石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