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陈星再次让小北去问，小北也烦了。他把陈星扯到了张红旗面前：“你再跟他说说，你弟今天怎么样了？”
小北只好又过去，问同样的问题。张红旗还是说：“没你们的事吧？”
张红旗终于对他们叫了起来：“打傻了，行了吧！”
第二天，陈星居然又对小北说：“你再去问问，也许她昨天心情不太好呢。”
这下，前后左右的同学全扭过了头，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三个人。张红旗涨红了脸，很大声地规整书本。陈星和小北倒过意不去了，只好用痞子的办法给她解困。他们指着那些家伙的脸说：“看你妈什么看？”
张红旗梗了梗脖子说：“关你们什么事？”
陈星对小北解释道，他们在派出所欠了张红旗一个人情，应该报答人家。就算她张红旗没什么需要报答的，也应该主动示好，表示友善。
张红旗的脖子僵了一下，但没回头看陈星。她倒是瞥了瞥旁边的两个女同学。大家听说她和那事儿还有瓜葛，未免竖起耳朵。
他说：“我们不是应该讲义气吗？张红旗对我们可是很义气的。”
小北说：“陈星让我问问你弟弟怎么样了。”
在陈星和小北的价值观里，“当流氓”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他们甚至经常用“流氓”来自我标榜。但流氓也有流氓的原则，他们要做的是高尚的流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流氓。本着这个原则，他们应该对张红旗知恩图报，就像鸡鸣狗盗之徒对孟尝君一样。
于是小北就来到张红旗的座位，拍拍桌子。张红旗正在整理课本，抬起头来说：“干嘛？”
小北被这个理由说服了，他们开始为张红旗做力所能及的事。第一件事是收作业。班上有几个后进学生晚上不做作业，早上到校后就要抄好学生的，有的时候第一节课都开始了，那些家伙还没抄完，这就会连累学习委员张红旗被老师批评。但从某一天开始，这个症结就被理顺了。陈星和小北把几个后进生的作业本强行收缴了上来，放在了张红旗的课桌上。如果有人反抗，陈星就给他一个大嘴巴。
陈星说：“你去我去都一样。”
张红旗空前快地收齐了作业，只差陈星和小北的那两本。但那两个人可以享受“爱学不学”的待遇，老师早就放弃他们了。
小北说：“你怎么不去？”
可是张红旗只轻松了两天。那些被威逼的学生不敢惹痞子，却敢惹张红旗。他们风言风语了起来，有人说张红旗仗着家里有钱，收买打手给她做事，还有人说陈星或小北看上张红旗了，正在对她献媚。
但陈星却对小北说：“我们起码应该找她问一问，问问她弟弟怎么样了。”
陈星的好拳脚只能镇压直接的反抗，却不能扼制同学们的舆论和表情——尤其是欲说还休的表情。到头来，被动的只能是张红旗。她一天都铁青着脸。
看来对于派出所之夜的事情，张红旗根本就不再想谈起。她是学习委员，陈星、小北是痞子学生，他们本就是同一个教室里的陌路人。这种关系是无可改变的。
但陈星觉得他们为张红旗做得还不够。受人之恩应该肝脑涂地，现在比肝脑涂地还差得远呢！他们把工作从早上做到了下午，只要轮到张红旗放学后做值日，他们就会抢先把课桌摆好，把黑板擦干净。等张红旗拎着拖把进门的时候，教室已经一尘不染了。
而陈星没去看小北，却在找张红旗。张红旗作了个倍感无聊的表情，第一个转回头，继续听课。陈星便又趴在了桌上。
陈星和小北抹着汗，纯洁又坦荡地看着张红旗。但张红旗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她什么也不说，而是拿起拖把，把他们拖过的地又拖了一遍，擦过的黑板又擦了一遍，摆过的桌椅又摆了一遍。同样做得头上都是汗了，她才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她的话像在派出所里说的一样字正腔圆：“我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事。你们也没必要为我做什么。”
还没说完，“咵嚓”一声，椅子向后翻过去了。小北躺在了书堆里，帐篷却依然翘着。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愕然地看着他。
说完，她就走了。
小北向后仰着，叫陈星，让他看看自己的壮举：“我顶了这么多！”
张红旗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她认为：自己挑明了态度，就可以免去陈星带来的麻烦；她想和陈星重新成为平行线，他们的关系就会像几何一样精确。可她没想到，陈星在“道义”的感召下，同样也不顾及她的感受。
这倒也无所谓，小北还翘起了两条椅子腿，后背靠在墙上，好像坐着一只摇椅。上了课，他便开始看一本名为《淫侠闯天关》的地下出版物。没一会儿，他就勃起了，裤子上支起了一个小帐篷。于是他把语文书和数学书放到了帐篷上面，挺一挺，书动了两动。然后他又依次把物理书、化学书和生物书也放了上去，最后把牛津英汉双解词典都放了上去，可还是没有彻底压垮小帐篷。
所以才有了另一起派出所介入的事件。
回到教室，他们发现座位也换地方了。他们的桌椅被单独拎出来，放在教室最后排的两角。他们被和人民群众划清界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