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当初都是知青，恢复高考之际，考上大学回了城。父亲上的是哲学系，具体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母亲则是中文系。他们当时还是相当风光的，据说那时候，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进这两个专业。相对于孤独沉默的青年时期，陈星对童年的记忆却是吵闹的——充满了聒噪。别人的父母常常带着孩子到公园去，但陈星的父亲却不，他迷恋于在家里高谈阔论。年仅两三岁的陈星流着哈喇子，满眼芝麻糊，坐在一堆破旧的书籍上，仰视正在挥斥方遒的父亲。除了他之外，别的听众也不少，不是刚入校的大学生，就是工厂里的年轻工人，那些人的情绪就亢奋得多了。
然而在陈星的记忆中，他的父母并非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否则，他们又哪儿来的热情把他生下来呢？
在那个年代，父亲一度被视为一个“思想启蒙者”。当然，跟后来窜到海外的那些家伙比不了，不过怎么着也是几条胡同里知识青年的偶像。他们在一起讨论“人性解放”、“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以及弗洛伊德。据说这个习惯还被当地的治安联防部门“注意过”，但这又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待遇啊！那年头，几乎所有诗人都被定性成潜在流氓犯呢！
后来，一度成为地下艺术家的小北这样评价陈星的父母：“他们早就把颓废贯彻到骨子里了。”
据说当初父亲分配工作的时候，市商务局还上赶着要他。然而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拒绝了，去了图书馆。
而父母与陈星的关系，也早早地变得非常单纯了。这个家庭里的空气，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僵滞的，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传递物品、指派任务和条件反射式的惩罚。如果没有对陈星的文斗、武斗，那么这一家人可能会彻底丧失集体活动。
只不过随着陈星越长越大，父亲就越来越像今天这副模样了。他们那个松散的思想启蒙小团体迅速土崩瓦解，即使再见面，兴趣点也不在“启蒙”或“河殇”上了，而是变成了“到广东上点儿货”。有些人真的成了最早下海的人，到西单劝业场摆摊儿去了。当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抓住机会时，父亲本人却在慷慨大方地错失机会。他错过了提拔，错过了调动，错过了改行，唯一没错过的是任何一次对上级说风凉话的机会。错错错，错成了今天这位腰肌劳损的图书馆员。
当夜色渐深，母亲开门回来，父亲便自觉地关上了电视。两个人也不说话，轮流到卫生间去洗漱。一个人先进去了，另一个人则端着塑料脚盆在门外等候。好像他们还生活在集体宿舍。当墙壁里的水管停止轰鸣，他们的一天也就结束了。
在所有挫折之中，最让父亲愤愤不平的，恐怕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年他认为，庸俗的人一定愚蠢，但现在看来，人家的庸俗反而是因为聪明。那么多他当初看不上的人，或者变成了“民营企业家”，或者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甚至还有成为知名学者的。这个事实恐怕让父亲怎么也想不通，越想不通也就越沉默了。一直沉默到了今天。
因此母亲出去接外活的时候，陈星就要到外面打两碗面条，或者买一袋速冻饺子。他独自吃完，父亲才接过手来，一边看新闻，一边吃剩下的那一部分。看电视的中年男人，胃口似乎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如果陈星只剩下半碗面汤，父亲也会毫无怨言地、缓慢地喝掉它；而有时候陈星的饺子买多了，父亲也可以默不作声地吃下整整两斤。
而现在，父亲的精神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陈星也尝试着琢磨过这个问题。刚开始，他认为父亲的内心充满了厌恶——厌恶一切。但厌恶久了，连厌恶的力气也没了，就只剩下了漠然——生活在别处，对什么事情都毫不关心了。他的心态当然也会影响到母亲。
也可以想象，在被忽略的同时，父亲也在忽略着别人。他甚至可以做到忽略吃、忽略喝、忽略生活中的一切需要。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认为从食堂往家带吃的是庸俗的。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像一个偏执狂一样，也忽略了食堂有馒头这个事实。
或许，假如父亲的心态再平和点，那么他会认为，生活就应该是互相陪伴着，沉默地看着时间流逝。也许他和母亲正是这样抓住了生活的本质，并活得安之若素。个中滋味，甚至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诗意。
父亲却鄙夷地看了一眼胖大婶手里的馒头，木然地转过身去走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又说了一句话：“什么人才会往家里带食堂的馒头？就是这种人。”
但是这都让陈星感到孤独。
父子两人疑惑地看着她。胖大婶尴尬地笑了，她拍着自己胸部偏上一点的位置，晃悠着从食堂打回来的一塑料袋馒头说：“我好像多少年没听见你的声音了，突然一听还真吓一跳。”